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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景观美学和环境美学领域，“人们喜爱什么样的景观？人们为什么喜欢这样的景观？”是为了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阿普尔顿以心理学知识为框架，基于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等人的生物学基础，于1975年阿普拉顿（Appleton，1975）在其著作《景观的体验》（The experience of landscape）提出了栖息地理论（Habitat Theory）以及瞭望—庇护理论（Prospect-refuge Theory）。这两个理论实现了从心理学、生物学到美学的转化，为景观设计和规划提供了新的思路，有利于设计师可以更好地考虑人类对于环境的需求和感知，从而创造出更符合人类心理和生理需求的景观。此外，这两个理论的跨学科思考和应用也促进了生物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阿普拉顿在书中描述了人类的行为和心理需要，个体需要一个可以让自己在不被看到的情况下而进行观察的场所。阿普拉顿将这种对安全的渴望追溯至 19 世纪后期人类学中，人类对生存本能的信仰等。在此基础上，他还假设在某些条件下，对特定环境的观察可以产生快乐。阿普拉顿的研究认为，瞭望与避难所的正确结合将产生一个对个人空间偏好有明确有益影响的环境，对瞭望和避难所的感知水平是由环境的物理或符号属性决定的："任何直接有利于观察或间接表明有机会扩展视野的特征或情况都属于瞭望范畴；任何提供或象征性地暗示有机会隐藏或获得庇护的人都属于避难所的范畴（Gatersleben and Andrews，2013）。因此，基于阿普拉顿的栖息地理论，人类最喜爱的环境是 savanna（热带稀树草原地形）型的景观（Lohr，2007）（图1），这种地形具有高草丛、草本植物的绝对优势、乔木稀疏散生、温暖的气候、明显的干湿季节变化以及微妙的地形起伏，以及各种小型水体（如河流、湖泊等）。从人类进化史来看，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具有良好视野和保护功能的环境中，该类环境能很好的兼顾瞭望和庇护，为人类的采集和狩猎提供了便利（Dosen and Ostwald，2013a）。根据生物学基础的环境审美理论，人类认为满足其生存和繁衍需要的环境是美的，例如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的环境。这意味着，人类的环境审美偏好基于其生存反应，因此在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人类对这种环境的审美偏好表现出高度一致性。

图 1 类似savanna类型的风景

Figure 1 Savanna-like type scenery

2 瞭望—庇护理论

2.1 理论背景

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以及全球疫情的暴发，近几年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引起了人们对自然状况的关注，以及人类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反思。景观美学是自我对环境的积极参与（Brady and Prior，2020），是人在环境中所感知的，它不仅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周围的环境，而且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内心需求，让原本被束缚的美学得以释放，让它重新回到生活中，让它成为一种公共的享受。现代环境美学强调人地多感官的参与，以及对环境的综合运用，并且研究者找到了人与自然、社会和生态审美关系研究的全新范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景观美学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它不仅仅局限于林学、生态学和风景园林等传统学科，而是涉及环境美景度评估、生态系统、服务文化价值、量化色彩、环境配置与环境设计等多个方面，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陈琪 等，2022）。

在哲学美学领域内，1966 年罗纳德·赫伯恩（Ronald Hepburn）发表了论文《当代美学对自然美的忽视》，第一次提出了“自然美”的问题，批评当时美学界对自然之美的漠视，他强调要寻求一条能够让人们感受到真正自然美感的途径，这标志着景观美学的兴起。此后，自然美理论成为西方现代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2.2 理论基础

2.2.1 哲学基础

20 世纪初叶，约翰·杜威的思想深深影响了阿普拉顿的思想。他在《经验与自然》这一书中，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彻底驳斥了将世界划分为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传统观念这一典型二元论，坚持以“活的生物”为基础，提出了“一元论哲学”。在杜威自然主义经验观看来，任何一种体验都是有生命的生物与其所处环境互动的结果。唯有透过经验，自然才得以显露，经验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离开了经验就无法谈及自然，只有在和自然相互作用中，经验才能变得越来越深刻和丰富。杜威以传统哲学为对象，对其加以改造，建立在 “活生物”之上，经验在此并不只是由感官所知道的事物，而是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将实用主义哲学理论应用于美学领域，在此单元论哲学基础上，构建起了经验论美学的大厦（姜莉丽，2009）。在他看来，人与环境之间不断地相互互动，是美感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他表明审美经验可以从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互动的若干最基本形态中寻根源。阿普拉顿 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刻洞察杜威理论的革命性意义，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他的美学理论，从而也丰富了杜威的美学思想。

2.2.2 生物学基础

近年来，西方地理学、生物学、心理学、风景园林学界的学术界普遍认识到，人们的视觉感受、审美观念及行为习惯的形成，都受到了生物的遗传因素的影响。达尔文认为，通过遗传、变异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生物可以通过竞争来获得优势，而那些无法达成竞争的，将会遭受淘汰，这是自然的选择。动物们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活动来维持它们的种群，动物要想在全新的环境中安全生活，动物们必须学习如何改善它们的行为，而不是仅仅依靠原本的模仿。因此，只有具备良好的适应力的变种，才能够长期维持和繁衍，而不具备良好的适应力的种群则必须被淘汰。因此，动物的栖息地的选择可被视为一种复杂的过程，它既源于生物的遗传，又依赖于外部的刺激，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本能行为，这些行为既可以维持一个种类的持久繁衍，也可以促使它们形成一致的社会结构，从而使它们的后代更加优秀。受到达尔文的启发，阿普拉顿提出，要审视有关生存的适应性，它应成为从生物学角度讨论景观美学一个合理的问题出发点，透过对其原始环境行为与遗传方式之剖析，讨论美感产生之生物学途径，并最终提出栖息地理论与瞭望—庇护理论。

2.3 理论提出

为了探究哪些景观可以满足人类的基本动机和需求，我们必须明确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景观是美的？景观不仅是一种可供欣赏的自然环境，也是人类祖先赖以生存、繁衍的物质环境。人类数百万年间的进化历程，无不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在 1500 万年前，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冰川活动加剧，导致中新世森林景观的大部分地区变得更加开阔，出现了更多的林草景观。在这样的环境下，森林古猿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它们的身体构造较为原始，生活在树上的它们面对陆地上的掠食者也相当脆弱。因此，它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寻找新的栖息地。当踏上了一段新的旅程，他们面对着许多未知的环境和危险。人类要生存下去，不仅要接收并了解大量的视觉信息，也要能够对可能发生的危险信息做出准确地判断，并且快速作出反应，一切生物对于环境的敏感性和适应性都是他们生存的基础。因此，人类对于能够满足自身生存和繁衍所需的环境类型呈现出了鲜明的喜好。

1975 年，阿普拉顿把他的学说引入了关于风景审美的探索，在其著作《景观的体验》（The Experience of Landscape）中提出了栖息地理论（Habitat Theory）和瞭望—庇护理论（Prospect-refuge Theory）的概念。栖息地理论提出了人与景观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和自然界的联系可以归结为一种相互依赖的过程，人类对风景的喜爱源于审美主体生活在满足其生存需要的环境中，即当一个个体处于一个符合自身生存需求的环境时，他/她便会欣赏这个环境。由于生物在审美是趋向于生存的，人们对于环境的审美偏好最终是为了提升生存质量，良好的环境特征可以刺激人的直觉积极反应，如果环境条件被认为有利于生存，我们就会体验到积极的情绪反应，如果条件是不适宜生存的，我们会体验到焦虑或不安的反应。风景特征能够影响到人的心理状态和生理活动，进而决定人的情绪变化。所以，人们可以通过风景特征对人类生存有无促进作用进行评价，从而来判断环境的好坏。比如人们对植物花朵的喜爱就来自于数量众多的花朵所预示的累累硕果，可以满足人类的食物需要。此外，人对文化遗产之美的追求往往来自这些遗产的出现，这证明了这里曾有人生活过，这就意味着环境具有更适合人类生活的特征。栖息地理论拥护者还进一步讨论了人类早期居住地对现代环境偏好的意义，并指出人们对包含水源的环境有特殊偏好，因为水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徐纹艳、赵警卫，2018），它是满足人生存需要的条件之一。

为了更进一步阐明有利环境的特征，阿普拉顿对其栖息地理论进行扩展，并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瞭望—庇护理论，这一理论借助劳伦兹所说谓“能看见而不被看见”的概念缩小了栖息地理论的范围（Appleton，1975），它是通过抓住行为的一个方面，自动地利用围绕在生物身上的潜在优势，从而提供了一种对环境的简短反应。“能看见而不被看见”的环境能够提供一种安全的感受，让人们感到舒适和快乐，帮助保护个人不受伤害。能兼顾瞭望和庇护的环境能得到人的最高美学评价。栖息地理论与瞭望—庇护理论的关系在于是栖息地理论中景观的美来自观赏者对景观环境能满足生物需要的程度，而瞭望—庇护理论则认为，由于看见别人而不被别人看到的能力是人的生物需要得到满足的中间步骤，因而环境确保这种“满足需要”的能力就成为美感愉悦的更直接来源（郁书君，1991）。因此，栖息地理论阐述的是我们对周围环境所产生的一种直观的心理反应，我们相信这些环境能够满足生物需求，并管理我们对威胁的暴露，而瞭望庇护理论定义了构成这种理想环境的空间、视觉和形式元素。

2.4 理论内容

阿普拉顿为了说明人们对某些景观的喜爱原因，提出人类偏爱具有瞭望和庇护特征的自然环境条件。所谓瞭望就是个体能够将视线不被遮掩的扩展至风景中，同时也能让人对周围事物产生观察、理解和控制能力（图2c），瞭望为环境所具有的属性，为个体提供了一个不受阻碍的观看机会，从而具备了对远方资源进行定位的能力，并且具有查明路上可能遭遇的各种危险的能力；所谓庇护就是景观为个体躲避潜在危险物而提供实际的或想象中的躲避机会，主要是很容易逃离危险环境或可得到救助的场所（图2a），包括生物（其他生物）和环境（风暴、悬崖等）。因此，一个能给人以看得见而不被看见的景观能给人以安全感，即在瞭望和庇护之间取得平衡的空间令人获得一种放松感、并伴随愉快感（图2b）。瞭望与庇护初看似乎已经建立了一个对立的二元对立论，这两者表面上看起来是相互矛盾，实际上又是辩证统一的。因为人们总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生活，并受到特定的地理环境所制约。

我们知道，自然界中各种生物都有其各自独特的生活习性，它们之间也会因生存斗争产生冲突甚至战争。人类在栖息地的选择上，虽然与其他动物相比，其摄斗能力不及食肉类，跑步也不及蹄类，攀爬也不及灵长类，此不利地位的人类祖先不得不实现高效狩猎与逃生，这就对景观提出了可辨识性的要求。由于人类的生理优势和生存本能，人类祖先的活动往往以保护自身利益为主，通过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生存空间，人类会仔细考虑栖息地的选择。我们发现，人类祖先常常会采用一种“自我防卫”式的策略经过精心规划，资源被聚焦的环境作为自己的居住环境，这样可以使得人类的祖先不用花费大量的精力就能够获取足够的保护，因此，位于山脉、丘陵、湖泊、峡谷等不同区域的交叉点，水源附近，空间尺寸亦维持在一个特定范围内，视觉上形成整体感景观单元，周围环境不完全密闭，并与周围沟壑保持联系，使其具备更大的开放性，从而获取更多的保护。形成的走廊拥有极佳的视野、探险、捕捉、保卫领土以及进行其他活动的能力，使得它们拥有极强的战略优势。这类环境条件在庇护，探索，狩猎及捍域等人类行为中战略优势显著，有瞭望与庇护之特性，所以较受青睐。

（a）庇护主导环境 （b）瞭望庇护平衡 （c）瞭望主导

图 2 望风和避难环境的类型

Figure 2 Types of lookout and shelter environments

阿普拉顿的著作《景观的体验》写道：一个狩猎生物的人对自己说，如果我想抓住我的猎物，我必须在它能到达而我无法到达的地方之前抓住它，这样的地方可能是一个洞、一个池塘、一个树顶，或者简单地说，如果猎物的速度和耐力比我强，它可以在我接近时逃离到安全的地方，从而令我的抓捕行动失败，我必须在它逃跑之前尽可能地接近。相反，一个正在逃跑的生物对自己说，如果我要成功地逃跑，我必须在猎人能追捕到我之前，我可以到达一个他无法到达的地方。因此，当我从事诸如喂食之类的活动时，这意味着将我的注意力从潜在的追捕者的活动中转移出来，因此，我必须调整好自己的位置，让他看不到我，或者，如果他看到了，我能立刻察觉到，并且还有时间到达安全地带。在风景环境中，人类是杂食性灵长类动物之一，他们的自然生态序列仅在中层，他们既要扮演猎人“猎人”，又要担负起追捕猎物的重任，同时还要时刻提防猎人猛兽及人类的攻击，以及及时发现危险并躲避。因此，他们期望风景环境能够提供有利的地形和开阔的视野，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捕猎及搜寻猎物。作为猎人，他会去寻找并追捕猎物；作为猎物，他要随时提防猎人猛兽及人类的攻击，他必须能及时地发现危险并躲避；个体期望风景环境能够提供有利的环境地形和开阔的视野，有利于捕猎及搜寻猎物。作为“猎物”，瞭望条件越好，能够提供较好的视线以便个体进行观察，这样，个体从周围环境中所获取的各类信息就越多，就能对危险做出准确的判断、找寻猎物的可能性就越大，庇护条件也就越好，也就越可能保护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人们选择居住环境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瞭望与庇护的便利性。

由此可见，那些具有“能看而自身又不会被看到”或“能捕猎而自身又不会被其他动物所猎食”等环境特征和条件的风景能够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利于人类生存，因而易于激起人类的美感。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能看见而不被看见的环境能给人以安全感，使人获得放松的感觉，且伴随着愉悦的感觉，既能有效保护个体免受伤害，又提供观察和遮蔽机会的环境，这往往会受到人们最高的美学评价，例如半开敞空间（Appleton，1975）（图3）。这是因为“能看见而不被看见”的环境是许多生物为生存所必须具备的关键。因此，一个环境能够保证这种功能的实现，就成了直接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一种重要因素。瞭望—庇护理论是出于对生存威胁的预测和防范，认为环境中的每一个因素都非常重要，但是这其中也许有一些是人更直接、更根本的需求，特别是那些关于潜在危险、自我保护的信息对于人的存在具有更大的意义，它强调了人自我保护的本能在风景评价过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自我保护”需要环境具有隐藏、逃避或进攻的条件，人和动物均要求如此（郁书君，1991）。总体来说，阿普拉顿的景观美学理论基于经验、行为和战略关系，而不是形式、秩序或模式（Dosen and Ostwald，2013b）。

图 3 半开敞空间

Figure 3 Semi-open space

2.5 理论实例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这种具有瞭望—庇护特点的现象，即经常以两个或两个以上明显冲突的想法在一个物体中被象征的形式出现（Dosen，2016）。例如，如果云是黑暗的、有威胁性的并伴有雨水，或者它呈现出类似龙的形状，那么它可能象征性地暗示着威胁。另一方面，如果它能遮挡耀眼的阳光，那么它可能是一个避难所。远处的积云从傍晚的阴影中升起，反射落日的光线，这可能是一个瞭望的象征。一个场所同时象征着瞭望和避难所，这样的场所也是并不少见的，例如城墙结构是一典型的兼具瞭望与庇护特征的场所。

瞭望—庇护理论认为，人类的环境偏好与寻找能够在瞭望和庇护之间取得平衡的空间相适应。这一理论的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建筑应用是希尔德布兰德的设计作品，即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建筑（图4），这一建筑的情感力量源于瞭望和庇护模式的独特空间形式（Dawes and Ostwald，2014）。 希尔德布兰德将赖特的纺织砌块屋（Textile-block-style）作为这种瞭望—庇护模式的理想例子，他称之为“赖特空间”。希尔德布兰德根据瞭望庇护理论认为，在环境中移动的体验对塑造一个人的情绪状态至关重要。此外，如果所走的道路在瞭望和庇护之间取得了正确的平衡，那么这种体验在心理上是令人欣慰或振奋的。自从希尔德布兰德的理论发表以来，赖特空间的存在似乎已经被评论家所接受，并成为建筑中瞭望庇护理论的核心，这既是一种分析策略，也是一种环境设计策略。希尔德布兰德认为赖特建筑的某些元素，包括长窗带、凸起的露台、深檐和突出的烟囱，构成了强有力的瞭望和庇护象征。此外，据称这些房屋内部的物理形式具有提供理想的瞭望和庇护平衡的空间。但最重要的是，希尔德布兰德提出，赖特在空间中使用狭窄和扭曲的路径，有助于提高从一个较小的迷宫式通道进入一个更大的开放式房间的体验，这个房间有高高的天花板，可以俯瞰周围地区。希尔德布兰德还认为，穿过赖特家的小路上还存在一些额外的空间特征，包括遮挡设备和柱子的放置，这些设备和柱子阻碍了空间的直视，从而产生了一种神秘感，将游客通过设计吸引到客厅的中心。由于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1991）的工作，越来越多的建筑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使用前景避难所理论的扩展定义，从心理健康角度来证明或分析建筑空间，评价一个环境是否优选，首先，空间必须具有视图或前景，其次，该视图必须至少有部分框架或封闭。第三，一定程度的视觉复杂性会增强安全感，最后，人们更喜欢空间具有神秘感（暗示可发现性或方向性）。

图 4 赖特风格建筑

Figure 4 Wright style architecture

此外，也有研究使用瞭望—庇护理论来研究自然环境的物理结构如何增强或减少个体感知的恢复（Gatersleben and Andrews，2013）。众所周知暴露于自然环境可以改善心情，降低血压和心脏活动，提高人们的注意力集中能力（Hartig et al.，1997；Ohly et al.，2016；Yeom et al.，2020），可以从日常的生活压力和环境压力中得到安慰和庇护，如噪音、过度拥挤和个人空间的侵入。然而，自然环境可能并不总是恢复性的地方，大自然可以包含许多不同来源的压力、危险和威胁，这些压力、危险和威胁可能或不可能引起消极的反应。这包括捕食者、有毒动物和闪电等自然威胁以及社会威胁如被另一个个体攻击的威胁。事实上，封闭、黑暗和茂密的森林地区可能证明是令人恐惧的，而不是治疗性的。盖特斯莱本和安德鲁斯（Gatersleben and Andrews，2013）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在瞭望和可达性较高但避难程度较低的自然环境中散步，比在瞭望和可达性较低的自然环境中散步更具恢复性。 因为它们不需要更多的关注来寻找方法，识别可能的危险或避免绊倒。这样的环境与没有清晰的视线（瞭望）和许多藏身之处（避难所）的稠密环境相比，威胁和恐惧更少。与低前景—高避难环境相比，受访者在高前景—低避难环境中报告了更少的恐惧和恐惧唤醒。在英格兰，郊野公园每年接待约7300万游客。确保这些公园中包含的散步提供了高度的瞭望和移动的便利，但隐藏的地方数量较少，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感知恢复。

3 总结

空间心理学和环境偏好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者对一些空间配置能否引起观察者积极幸福感进行了检验。与此同时，在景观、城市、建筑和室内设计学科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自然、城市或室内环境中，空间特征（包括瞭望、避难所、神秘和复杂性）的平衡是可取的。

鉴于我们生活在医疗保健成本上升、人口心理健康问题增加和环境质量下降的时代，必须充分利用与郊野公园等自然环境接触的好处，把握人在环境审美中的生物本能，进而设计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得作品，创造生态与审美共高的作品。以确保纳入这些环境的公共卫生战略取得成功。因此，环境规划师和设计师在设计和维护郊野公园中的森林地区等自然环境时，尽可能考虑瞭望—避难所类型，采用费舍尔和纳萨尔（Fisher and Nasar，1992）的瞭望—避难所类型学来设计和管理郊野公园可能是最大化接触此类环境的恢复性收益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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