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广东培正学院应用心理学系,广州; 2.广东培正学院应用心理研究中心,广州
择偶复制(Mate Choice Copying)是指个体在择偶过程中,复制同性别他人的选择对象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威利(Wiley,1973)就推测雌性动物可能会受到其他雌性择偶的影响。洛西等人(Losey et al.,1986)在动物研究中提出交配成功率是择偶的信息来源之一,雌性(复制者)会选择与大多数其他雌性(榜样)曾选择过的雄性进行交配。
早期的择偶复制研究集中在动物群体,尤其是雌性动物。杜加特金和阿伦(Dugatkin and Alan,1992)设置了一个水族箱实验。首先将水族箱用透明隔板隔开分成三个部分。在两侧分别放置一条雄性孔雀鱼(AB),中间放置一条雌性孔雀鱼(C),然后取走隔板,观察并记录雌性孔雀鱼的游动方向(A),再将雌性孔雀鱼放回中间。此时将另一条雌性孔雀鱼(榜样D)放置到刚才雌性孔雀鱼(C)未选择的一侧雄孔雀鱼(B)旁。观察一段时间后取走雌性孔雀鱼(榜样D)和隔板,研究者发现雌性孔雀鱼(C)转而游向雄孔雀鱼(B),也就是说,雌性孔雀鱼(C)观察到自己先前不喜欢的雄孔雀鱼被其他雌性(榜样)表现出喜欢后,它的偏好发生了改变,复制了其他雌性的择偶行为。杜加特金(Dugatkin,2007)进一步研究了成长发育环境对择偶复制的影响,结果表明,32只雌性孔雀鱼会模仿体型相同的其他雌性的择偶选择,甚至带着孩子的母亲也会选择其它雌性选择过的雄性。
格蕾丝和大卫·怀特(Grace Freed-Brown and David J. White,2009)用雌性燕八哥做实验,发现通过声音也产生了择偶复制现象。很多研究都显示,动物界如黑松鸡(Hoglund et al,1995)、鹌鹑(White and Galef,1999)、挪威鼠(Galef et al,2008)等物种均存在择偶复制行为,且以雌性择偶复制为主。
与动物不同的是,人类社会目前大多以一对一的恋爱或婚姻关系结成情感纽带,进而诞育后代,繁衍生息。择偶复制现象在人类群体中是否存在,人类的择偶复制是否和动物的择偶复制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20世纪90年代后国外学者们开始了系统的研究。
“郎才女貌”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理想择偶方式,其中外形的吸引力对择偶的影响已在国外许多研究中得到了证实(Signal and Landy,1973)。西格纳尔和兰迪(Signall and Landy,1973)设计了两个实验,探讨榜样女性吸引力(高、低)和榜样目标男性的关系(男女朋友、非男女朋友)这两个变量所构成的四种情况对择偶复制产生的影响。在研究一中,研究者让28位男大学生和28位女大学生对上述4类不同的目标男性的照片进行评价。结果发现,与高榜样吸引力的女性是恋人关系的男性获得了最高的评价,反之与低榜样吸引力的女性是恋人关系的男性评价最低。在研究二中,研究者让40位男大学生预估自己在和上述4种不同类型女性照片同时呈现给评分员时可能获得的评价。预估的结果和研究一一致。说明在恋爱关系情境中,异性吸引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其他人对自身的评价,且不存在性别差异。这也侧面证明了“婚戒效应”,即人们认为戴婚戒的男人更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至少被一个异性(也就是妻子)选择过、认可过,并且他也愿意对一段长久关系作出承诺,反映出这个男性本身具有某些积极的品质,增加了他对其他异性的吸引力。
然而,后续的一些研究在验证“婚戒效应”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Uller and Johansson,2002)。尤乐和约翰逊(Uller and Johansson,2002)采用了现场互动的模式,邀请97名18~30岁的女大学生和
2名男性(分别为24岁和28岁,两人均为研究者的助手,只有其中一人佩戴戒指)进行互动。研究者给男助手们提前准备了一份社交档案(话术),保证男女互动过程中男性的行为和语言的一致性。女被试被要求向每一位男性提出五个问题:您住在哪里?您的职业是什么?您的爱好是什么?您上一个假期做了什么?双方交谈过程中,男助手一直将手放在显眼的位置(展现出是否佩戴戒指)。在与两位男性互动结束后,女被试填写关于年龄、婚姻状况和经济状况等个人信息,并在婚姻状况、身体吸引力、社会经济地位和总体吸引力方面对男性的第一印象和互动后的印象进行评分,最后回答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和该男性共进晚餐、被邀请回家吃饭、与他发生性关系、和他开始一段认真的关系四个问题。研究结果显示,戴不戴戒指对女性如何看待男性没有显著的影响,女被试本身的婚姻状况也不影响女性对男性的评分。研究者认为,重要的不是你是否有伴侣,而是你的伴侣是谁,即男性本身的吸引力可能在其中产生影响。
综合过去的人类择偶复制研究发现,学者们的焦点大多在女性群体身上(Uller and Johansson,2002),较少关注男性的择偶复制行为,其中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相对女性而言,男性较少出现择偶复制行为。根据特里弗斯(Trivers,1972)提出的亲代投资理论,为后代投资更多的一方在择偶时会更挑剔对方,为后代投资较少的一方在择偶时会面临更多的同性竞争。对于人类而言,女性从结婚开始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十月怀胎、抚养教育子女更是要面临一系列身体和心理的考验,显然是投资更多的一方。女性在择偶时需要多方面收集男性是否具备一个“好丈夫”“好爸爸”特质的相关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体现为男性的人品、责任心、智力水平、受教育程度、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等隐性资源,从外表上难以直观判断。因此,采用择偶复制的方式,选择被其他同性评价较高的男性不失为一种便捷的途径,而且一定程度上能提高择偶的正确性。但对于男性群体而言,女性年轻和健康的身体意味着更高的生育价值,这些与外形有关的特质可以直接观察得到,不需要他人的提示和引导。所以造成两性在择偶行为上的差异。
择偶策略的不同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男女在择偶行为的差异。一般认为,人在择偶过程中通常会采用两种形式的择偶策略:想要寻求以结婚为目的稳定的伴侣的策略,叫作长期择偶策略;出于寻求刺激体验和冲动行为,类似“一夜情”、外遇等的短暂关系,叫作短期择偶策略。许多研究都证明人类在长期择偶和短期择偶时所选择的标准不同。在长期择偶条件下,男性更看重女性的外貌,容颜姣好的女性更加受到男性的青睐,而女性则更看重男性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等资源特征(Norman P.Li.2007;Waynforth,2007;Bereczkei,1997)。
近十年,国内的学者们开始对我国适龄青年的择偶复制特点进行了研究。张新慧(2015)通过多个实验分别探讨了择偶策略、耙目标身份状态、被试性别、即时情绪等因素对择偶复制的影响。结果发现以上因素均没有导致择偶复制行为的产生,因此得出结论中国人不容易发生择偶复制。邓艳(2015)以女性为被试,发现择偶复制行为存在,且受女性自身吸引力高低的影响。解佳佳(2021)在行为实验的基础上开展了脑机制研究,通过fMRI技术发现背内侧前额叶皮层参与女性择偶复制的发生。
综上所述,择偶复制的研究经历了从对动物的直接行为观察到人类的多因素实验研究的过程。研究结果显示雌性动物和女性较多使用择偶复制策略,对雄性动物和男性的研究较少。国内关于择偶复制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结果并不统一。因此,本研究将从榜样态度条件(积极态度、消极态度)和择偶策略(短期策略、长期策略)考察我国被试在择偶复制行为上的性别差异。本研究试图验证以下假设:(1)男性和女性均产生择偶复制行为;(2)男性和女性在择偶策略的偏好上存在差异,男性更倾向使用短期策略;(3)男性和女性复制的榜样态度条件不同,男性更容易复制榜样的消极态度。
从网络公开图片库中挑选男性和女性非名人照片进行吸引力评分,筛选后的图片用于后续正式实验。图片要求正面面向镜头、面部无遮挡、表情自然。研究人员初步筛选照片40张,其中男性照片20张,女性照片20张。使用Photoshop软件对所有照片进行统一处理,背景设置为灰色(R=128,G=128,B=128),大小设置为390*260像素(高*宽)。公开招募18至21岁20名男性和20名女性对这些照片中的异性进行9级评分,“1”代表吸引力水平最低,“9”代表吸引力水平最高。计算每张照片的吸引力平均分,其中男性照片的吸引力平均分为4.69,标准差为1.05;女性照片的平均分为5.80,标准差为1.12。将男性和女性的各20张照片随机分配到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条件,每种条件10张。
通过广告招募了60名被试,其中30名男生被试,30名女生被试,均为异性恋,未参加过同类实验。自我报告无任何心理或精神疾病,近期未经历重大负性生活事件,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年龄在18~21岁之间。
男女图片材料均来自预实验,积极评价条件和消极评价条件图片通过网络搜索获得,均为某婚恋节目的嘉宾“留灯人数”视频截图。该节目每期共有24位嘉宾参加,“留灯”代表嘉宾对这个异性有好感,想进一步沟通了解,“留灯人数”越多意味着嘉宾们对该异性的评价越高。其中积极评价条件的图片为20/24(24位嘉宾中有20位嘉宾留灯),消极评价条件图片为4/24(24位嘉宾中有4位嘉宾留灯)。
本实验采用2*2*2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自变量A为被试性别(被试间变量),有男性和女性两种水平;自变量B为评价条件(被试内变量),有积极评价和消极评价两种水平;自变量C为择偶策略(被试内变量),有短期策略和长期策略两种水平。因变量为被试对目标异性前后两次交往意愿分数的差值(后测分数-前测分数),本研究均以9点量表打分。
正式实验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屏幕中央呈现单独的异性照片,请被试对与目标异性短期交往的意愿和长期交往的意愿进行1~9级评分,“1”代表完全没有发展意愿,“9”代表非常强烈的发展意愿。被试的评分越高,表示交往的意愿越强烈。每次呈现一张异性照片,呈现顺序随机。第一部分结束后休息1分钟,随后进行第二部分实验。通过指导语告知被试第一部分照片里的目标异性曾参加过某知名婚恋节目,在场24位嘉宾对他们进行了评估,评估的结果是屏幕左侧的“留灯人数”截图,右侧是目标异性照片。“留灯”代表嘉宾对这个异性有好感,想要进一步沟通了解,“留灯人数”越多意味着嘉宾们对该异性的评价越高。第二部分目标异性照片与第一部分完全相同,每张照片随机匹配一张20/24和4/34的“留灯”截图,每种截图各呈现10次。随后被试再次对与目标异性短期交往的意愿和长期交往的意愿进行1~9级评分。
实验过程中部分被试对所有照片都给予极端分数或相同分数,这部分数据被剔除。最终获得有效数据58份,其中男性28人,女性30人。使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榜样积极评价下,两性择偶意愿前后测差值均为正值,在榜样消极评价下,两性择偶意愿前后测差值大都为负值,如表1所示。可能说明榜样的积极评价能够提高两性的交往意愿,榜样的消极评价能够降低两性的交往意愿,这些影响是否显著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表1 不同评价条件下两性择偶意愿前后测差值的均值和标准差
Table 1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pre- and post-tested differences in willingness to choose a spouse between the two sexes under different evaluation conditions
性别 |
积极评价M(SD) |
消极评价M(SD) |
||
短期意愿 |
长期意愿 |
短期意愿 |
长期意愿 |
|
男性 |
0.30(0.90) |
0.26(1.05) |
-0.50(0.61) |
-1.13(0.77) |
女性 |
0.47(1.02) |
0.56(0.98) |
0.00(0.96) |
-0.09(0.81) |
总计 |
0.43(0.99) |
0.49(1.00) |
-0.11(0.91) |
-0.33(0.91) |
进一步对数据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2,57)=5.88,p<0.05,η2p=0.08),男性和女性的交往意愿水平前后测差值差异显著,男性被试的后测分数比前测分数低,女性被试的后测分数比前测分数高(M=-0.05,SD=0.21);评价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2,57)=28.53,
p<0.01,η2p=0.31),消极评价条件下和积极条件下的交往意愿水平前后测差值差异显著,消极评价条件下的后测分数比前测分数低,积极条件下的后测分数比前测分数高(M=-0.83,SD=0.15);择偶策略的主效应显著(F(2,57)=4.93,p<0.05,η2p=0.07),长期择偶策略和短期择偶策略下的交往意愿水平前后测差值差异显著,短期择偶策略下的后测分数比前测分数高,长期择偶策略下的后测分数比前测分数低(M=-0.17,SD=0.08)。
评价条件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57)=3.02,p>0.05,η2p=0.05),不同评价条件和不同性别的交往意愿水平前后测差值不显著;择偶策略和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2,57)=4.82,p<0.05,η2p=0.07),表明不同性别的被试在不同的择偶策略下的交往意愿水平前后测差值不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长期择偶策略下,男性的交往意愿水平后测分数比前测分数低,女性的交往意愿水平后测分数比前测分数高(M=-0.667,SD=0.202)。评价条件和择偶策略的交互作用显著(F(2,57)=21.84,p<0.01,η2p=0.25),表明不同评价条件和不同的择偶策略下的交往意愿水平前后测差值不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消极评价条件下,长期择偶策略和短期择偶策略下后测分数都比前测分数低,且长期择偶策略后测分数比短期择偶策略后测分数更低(M=0.361,SD=0.088)。
评价条件、择偶策略和性别交互作用显著(F(2,57)=5.78,p<0.05,η2p=0.08),表明不同评价条件和不同的择偶策略下的两性交往意愿水平前后测差值不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消极评价条件下,使用长期择偶策略的后测分数都比前测分数低,且男性被试后测分数比女性被试后测分数更低
(M=-1.035,SD=0.236);在消极评价条件下,男性使用长期择偶策略和短期策略时的后测分数都比前测分数低,且男性使用长期择偶策略的后测分数比短期策略后测分数更低(M=0.627,SD=0.155)。
表2 不同评价条件下两性择偶意愿前后测差值的方差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the pre and post measurement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willingness of both genders to choose a spouse under different evaluation conditions
变异来源 |
F |
p |
η2 |
事后比较 |
性别(男女) |
5.88 |
0.02 |
0.08 |
A1<A2 |
评价条件(消极积极) |
28.53 |
0.00 |
0.31 |
B1<B2 |
择偶策略(短期长期) |
4.93 |
0.03 |
0.07 |
C1>C2 |
评价条件*性别 |
3.02 |
0.09 |
0.05 |
|
择偶策略*性别 |
4.82 |
0.03 |
0.07 |
A1C2<A2C2 |
评价条件*择偶策略 |
21.84 |
0.00 |
0.25 |
B1C1>B1C2 |
评价条件*择偶策略*性别 |
5.78 |
0.02 |
0.08 |
A1B1C2<A2B1C2,A1B1C1>A1B1C2 |
图1 不同评价条件下两性长期择偶策略的差异
Figure 1 Differences in long-term mate-choice strategies between genders under different evaluation conditions
图2 不同评价条件下男性择偶策略的差异
Figure 2 Differences in men’s mate selection strategies under different evaluation conditions
关于两性是否会发生择偶复制,本研究结果显示,被试积极条件下的后测分数比前测分数高
(M=-0.83,SD=0.15),说明男性被试和女性被试都发生了择偶复制。人们在看到同性榜样对目标异性的积极评价时都会提高和对方交往的意愿,反之,在看到同性榜样对目标异性的消极评价时都会降低和对方的交往意愿。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1,与潘思存(2022)的研究结果一致,与张雅静(2019)的研究结果部分一致。张静雅的研究采用2(榜样对目标态度:接受/拒绝)×2(评分次数:一次/二次)×2
(性别:男/女)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发现女性被试发生择偶复制,而男性被试不发生择偶复制。笔者认为男生并未出现明显的择偶复制行为是因为没有有效的启动择偶动机,因此设计了实验二,加入择偶动机启动和非启动材料,考察不同启动情境下,不同性别个体的择偶复制行为是否会发现改变。结果显示,一旦启动择偶动机,男女被试都发生择偶复制,而非启动条件下只有女性发生择偶复制。本研究中,将某知名婚恋节目的互动情境作为背景,能够有效地激活人们的择偶动机,提高被试的参与感,结果发现男女被试均出现了择偶复制。这也证实了择偶复制是一个非独立的决策,两性都会使用择偶决策,该决策过程会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
关于长期择偶策略和短期择偶策略的异同,斯坦尼克(Stanik,2009)指出,人们普遍认为相对于发展短期关系,在考虑长期关系时,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对择偶都有严格的要求。本研究发现,在消极评价条件下,长期择偶策略和短期择偶策略下后测分数都比前测分数低,且长期择偶策略后测分数比短期择偶策略后测分数更低(M=0.361,SD=0.088),部分验证了假设2,两性均更倾向于使用短期策略。短期的关系很容易受到目标对象外形的吸引力影响已经得到了证实(Signall and Landy,1973),在长期关系中,人们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既有个人生理的特点,如年龄、身高、外貌特点,也有个性、智力等内部心理特点,还包含受教育程度、经济条件、工作潜力、家庭背景等资源方面的信息。这些复杂的信息,尤其是负面的信息,人们很难仅仅根据对方的长相,与对方短时间的接触了解清楚。此时,其他同性的评价,尤其是负面的评价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产生更高的消极复制。斯坦尼克(Stanik,2009)的研究发现,在得知目标异性曾被前男友或前女友抛弃后,对该异性的好评会下降,尤其是当目标异性被评估为长期伴侣时,前任消极的态度会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考虑长期关系时,两性的态度均会更谨慎,更加在意他人的消极的评价。
两性在对待消极评价时的态度是否会有不同,本研究发现,在消极评价条件下,使用长期择偶策略的后测分数都比前测分数低,且男性被试后测分数比女性被试后测分数更低(M=-1.035,SD=0.236),说明男性在考虑长期关系时比女性对消极评价更敏感;在消极评价条件下,男性使用长期择偶策略和短期策略时的后测分数都比前测分数低,且男性使用长期择偶策略的后测分数比短期策略后测分数更低(M=0.627,SD=0.155),说明消极评价对男性考虑发展长期关系的影响更大,验证了假设2和假设3。巴斯等人(Buss et al.,1993)对美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在任何情况下,男性需要性伴侣的数量远远大于女性。所以男性会更愿意选择短期的性伴侣,对女性的要求也不会很高,甚至希望在短时间内就发生性关系。据此,巴斯提出了择偶策略理论,他认为在性选择过程中不同性别的人的目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性策略选择。由于男性的生理特点,决定了他们在一段关系中的投资与代价相对女性较少。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男性会更多地启发短期关系策略。反过来说,当他们开始考虑发展长期关系时,对女性的要求就会更高。一旦女性被评价为“不好”或“不那么好”往往意味着女性身上有某些缺点,从而引发了男性被试的消极复制,不再考虑将她作为长期发展的对象,这样的复制模式也保证了男性择偶的准确度。进一步可以推断,在长期关系的初始阶段,男性更注重对女性的消极评价,从而排除了不合适的女性。在建立关系后,长期的相处交流中男性逐渐发现女性身上原来被忽略的优点,获得更多积极的体验,从而不断提高对长期关系的满意度;相对地,女性在考虑长期关系时更理想化,然而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余晓艳、魏樊樊(2023)基于2020年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调查的1,873个样本数据,分析了影响婚姻满意度的因素和性别差异。结果发现,总体而言,女性的婚姻满意度整体比男性低(M女=4.13,
M男=4.45,p=0.000),性别与婚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关系。两性择偶复制的策略差异,可能是影响婚姻这一长期关系满意度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都存在择偶复制现象,在考虑长期关系时都比短期关系更谨慎,男性对负面的评价比女性更敏感。这为我们研究如何建立和维系和谐的婚姻家庭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两性树立正确的择偶观和婚恋观提供了现实参考依据。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考察择偶复制策略与婚恋态度的关系,弥补国内择偶复制相关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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