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心理学系,北京
父母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是2014年公布的心理学术语,指父母教养态度及其行为的集合,具有跨情境的稳定性。它对子女的身心健康与人格发展具有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涉及认知、情感、情绪、行为、社会化等多个方面[1-4]。国内外已有大量相关研究,主要探讨概念界定、理论构架、影响因素、量表编制、教育应用等[5-9]。
目前尚存几点不足:其一,父母教养方式的测量多为自陈量表,易受社会赞许性等因素影响;其二,成年人受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方面相对受忽视;其三,现有的测量研究与临床干预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现象。
有学者基于意象对话心理学(Imagery Communication Psychology)的理论和实践,研发出《意象投射测验》。其中,包括《家庭意象投射测验》,也称《教养方式意象投射测验》[10],它运用原始认知的方式,象征性地呈现原生家庭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特点及其对个体(含成年)的影响,且可集体施测,不仅有效避免自陈量表常见的社会赞许性问题,还突破了传统投射测验的测量范式,在学校、医院、企业和社区的应用中取得良好效果。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拟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检验家庭意象投射测验的信度和效度;二是考察家庭意象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三是围绕家庭意象实施意象对话短程团体干预,验证其有效性。
这三个问题都涉及一个基本概念——“意象”。所谓“意象”,是指表意的象,“意”指意义和意图,“象”是五官可感知的形式,以视觉形象为主。意象对话心理学认为,意象是积聚的潜意识冲动和消极情绪具象化的产物,潜意识世界以意象为符号,运用潜意识逻辑在内心进行推演,从而形成心理叙事[11]。家庭意象是极具代表性的意象之一。
在原生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儿童形成关于父母与家庭环境的意象即家庭意象,这个意象受到对父母形象化记忆的影响,并包含个体的情感附着。从学龄期开始,在个体与外在世界互动的过程中,个体会用内在的意象理解外部世界,以内在目标为能量驱动,试图在外部世界中达到现实化目标。逐渐成年后,在认知外界事物的过程中,会参照他们内心中的这些意象和由意象组成的故事[12],从而影响一生。因此,家庭意象本身承载着心理能量,借助象征意义的深层互动,不仅可以呈现个体的心理现实,还可以帮助改善其心理现实[13]。
由此,本研究提出三个假设:
H1:首次修订后的家庭意象投射测验信效度良好;
H2:家庭意象投射测验呈现的家庭意象特征与现实父母教养方式相关;家庭意象越积极,父母教养方式越健康;
H3:家庭意象短程干预,能一定程度地减弱父母教养方式对成年个体的负面影响,增强积极影响。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在问卷星发放问卷。样本1施测家庭意象投射测验,回收有效样本409份。其中,女性225人(55%),男性184人(45%),年龄18~35岁,平均年龄21.63±2.61岁。采用SPSS 21.0和Mplus8软件,对量表进行项目分析和结构效度检验,初步修订该测验。
样本2施测家庭意象投射测验、中文儿童期不良经历问卷修订版、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回收有效样本387份。其中,女性188人(49%),男性199人(51%),年龄18~50岁,平均年龄22.00±3.35岁。一个月后,随机抽取其中50名被试进行重测。根据所得数据,计算家庭意象投射测验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与效标关联效度。
家庭意象投射测验分为过往经验、人格特质和自我概念三个维度,故选用中文儿童期不良经历问卷修订版、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以及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作为效标量表,分别验证三个维度的校标关联效度。
家庭意象投射测验(Family Imagery Projection Test),由苑媛(2018)研发,共9个条目,涉及过往经验、人格特质和自我概念三个维度。对各条目的计分以专家评定的方式进行,在1~5分之间赋予不同分值,总分越高,表示其父母教养方式的健康程度越高[13]。
中文儿童期不良经历问卷修订版(The Chinese version of Revised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由王艳荣等人(2018)研发,共14个条目,包括个体在18岁之前所遭受的健康、生存、心理、生理方面的实际或潜在的各种损害。采用0~1评分法,得分越高,表示儿童期经历越消极[14]。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6。
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 brief version),由王孟成等人(2011)研发,共40个条目,包括外向性、神经质、严谨性、开放性和宜人性五个维度。采用六点计分(1为“完全不符合”,6为“完全符合”),每个维度得分越高,其对应的人格特质程度就越高[15]。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7。
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Tennessee Self-Concept Scale),由费茨(Fitts,1965)编制,林邦杰(1980)进行翻译与修订,共70个条目,包括自我认同、自我满意、自我行动三个结构维度。采用五点计分(1为“完全不相同”,5为“完全相同”),分数越高,表示其自我概念水平越积极[16,17]。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7。
采用临界比率法,对样本1被试的总得分进行排序,将高于和低于平均分一个标准差的划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各条目上的得分有显著差异(p<0.001),表明该测验能有效区分不同水平的被试。之后,采用皮尔逊相关法,对家庭意象投射测验各条目得分与总分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其关联为0.28~0.59(p<0.001)。测验具有良好的项目区分度。
对第一次施测的409名被试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正交旋转最大方差法提取共同因素,并根据以下标准确定因素数目:(1)条目只能在一个维度上负荷值大;(2)在该维度上,此条目因子载荷须大于0.40;(3)条目只在一个因素上负荷值大。根据以上标准,保留全部9个条目,将条目重新分为四个因素。因素分析矩阵中,四个因子共解释总变异的58%。
在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初步修订量表的基础上,对条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发现,当删除Q1、Q4、Q7后,结构拟合较好(χ2(6)= 9.506,p=0.147,CFI=0.981,TLI=0.953,RMSEA=0.04,SRMR=0.02,各维度系数p<0.001)。故保留过往经验维度(Q2、Q3)、人格特质维度(Q5、Q6),并将第三个维度重新命名为父母概念维度(Q8、Q9),共6个条目。此时,该测验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如图1所示。
图1 家庭意象投射测验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Figure 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family imagery projection test
本研究中,家庭意象投射测验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42。一个月后,50名被试的重测结果表明,重测信度为0.67(p<0.001)。该测验具有较好的跨时间的稳定性。
家庭意象投射测验和中文儿童期不良经历问卷修订版、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的相关性,如表1所示。其中,家庭意象投射测验的过往经验维度与儿童期不良经历的总分、各维度得分均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在-0.21~-0.17(p<0.001),即儿童期不良经历越少,过往经验越积极;人格特质维度与大五人格各维度相关性较差;父母概念维度与田纳西自我概念的总分、各维度得分均显著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在0.14~0.21(p<0.01),即自我概念越积极,父母意象越积极,假设1基本成立。
表1 量表各维度得分及总分与各效标之间的相关分析(n=387)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and the total score of the scale and each criterion (n=387)
过往经验 |
人格特质 |
父母概念 |
总分 |
||
儿童期不良经历 |
总分 |
-0.21*** |
-0.07 |
-0.22*** |
-0.25*** |
儿童期虐待忽视 |
-0.18*** |
-0.04 |
-0.20*** |
-0.21*** |
|
家庭功能不良 |
-0.17*** |
-0.10* |
-0.19*** |
-0.23*** |
|
其他逆境 |
-0.21*** |
0.01 |
-0.16** |
-0.21*** |
|
大五人格 |
外向性 |
-0.04 |
-0.07 |
0.02 |
0.01 |
神经质 |
-0.13* |
-0.01 |
-0.10* |
-0.12* |
|
严谨性 |
0.15** |
-0.05 |
0.06 |
0.08 |
|
开放性 |
0.01 |
-0.25 |
0.02 |
0.44 |
|
宜人性 |
0.11* |
0.23 |
0.05 |
0.09 |
|
自我概念 |
总分 |
0.20*** |
0.04 |
0.18*** |
0.21*** |
自我认同 |
0.17*** |
0.03 |
0.14** |
0.17** |
|
自我满意 |
0.17*** |
-0.003 |
0.14** |
0.16** |
|
自我行动 |
0.21*** |
0.08 |
0.21*** |
0.25*** |
注:*p<0.05,**p<0.01,***p<0.001。
本研究采取方便取样,在问卷星发放问卷,回收有效样本316份。其中,女性172名(54%),男性144名(46%),年龄18~55岁,平均年龄24.84±6.40岁。
家庭意象投射测验,同研究一。
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由帕瑞斯等人(Perris et al.,1980)编制,汪向东等人(1999)翻译修订。该量表包含两个分量表。其中,父亲量表共58个项目,分为六个维度(情感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试;拒绝、否认;过度保护);母亲量表共57个项目,分为五个维度(情感温暖、理解;过干涉、过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偏爱被试)[18,19]。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5。
对被试的家庭意象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家庭意象的描述性统计结果(n=316)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family imagery (n=316)
Min |
Max |
M |
SD |
|
家庭意象 |
10 |
30 |
21.50 |
4.13 |
过往经验 |
2 |
10 |
6.74 |
1.83 |
人格特质 |
2 |
10 |
7.23 |
2.33 |
父母概念 |
2 |
10 |
7.53 |
2.07 |
对家庭意象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各维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家庭意象各维度与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的相关分析(n=316)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each dimension of family imagery and each dimension of parenting style (n=316)
M |
SD |
家庭意象 |
过往经验 |
人格特质 |
父母概念 |
|
父亲—情感温暖、理解 |
52.47 |
10.90 |
0.09 |
0.03 |
-0.10 |
0.26*** |
父亲—惩罚、严厉 |
17.84 |
7.26 |
-0.26*** |
-0.21*** |
-0.11* |
-0.21*** |
父亲—过分干涉 |
20.67 |
4.30 |
-0.07 |
-0.06 |
-0.03 |
-0.06 |
父亲—偏爱被试 |
5.99 |
6.10 |
-0.13* |
-0.16** |
-0.15** |
0.05 |
父亲—拒绝、否认 |
9.19 |
3.61 |
-0.27*** |
-0.20*** |
-0.13* |
-0.22*** |
父亲—过度保护 |
10.27 |
3.00 |
0.01 |
-0.04 |
0.04 |
0.01 |
母亲—情感温暖、理解 |
60.18 |
11.27 |
0.14* |
0.08 |
-0.02 |
0.23*** |
母亲—过干涉、过保护 |
32.45 |
6.63 |
0.01 |
-0.01 |
0.09 |
-0.08 |
母亲—拒绝、否认 |
12.58 |
4.84 |
-0.30*** |
-0.19*** |
-0.15** |
-0.26*** |
母亲—惩罚、严厉 |
13.05 |
5.08 |
-0.32*** |
-0.22*** |
-0.15** |
-0.28*** |
母亲—偏爱被试 |
5.96 |
6.03 |
-0.12* |
-0.16** |
-0.14* |
0.05 |
注:*p<0.05,**p<0.01,***p<0.001。
由表3可知,家庭意象总分与父亲—惩罚、严厉,父亲—偏爱被试,父亲—拒绝、否认,母亲—拒绝、否认,母亲—惩罚、严厉,母亲—偏爱被试呈显著负相关,与母亲—情感温暖、理解呈显著正相关。
随后,以家庭意象总分及其各维度分数为自变量,分别以父母教养方式的各维度分数为因变量,控制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表4 家庭意象各维度与父亲教养方式各维度的回归分析(n=316)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ach dimension of family imagery and each dimension of father’s parenting style (n=316)
变量 |
F1 |
F2 |
F3 |
F4 |
F5 |
F6 |
β |
β |
β |
β |
β |
β |
|
第一步:控制变量 |
||||||
性别 |
0.01 |
-0.21*** |
-0.27 |
-0.08 |
-0.21*** |
-0.21*** |
年龄 |
-0.17** |
-0.08 |
-0.12* |
0.06 |
-0.01 |
-0.09 |
教育水平 |
-0.01 |
-0.17** |
-0.07 |
0.14* |
0.13* |
-0.19*** |
第二步:主效应 |
||||||
过往经验 |
0.02 |
-0.13* |
0.02 |
-0.14* |
-0.11* |
-0.03 |
人格特质 |
-0.13* |
-0.04 |
-0.01 |
-0.12* |
-0.07 |
0.07 |
父母概念 |
0.29*** |
-0.17** |
-0.03 |
-0.08 |
-0.17*** |
0.02 |
R2 |
0.10 |
0.14 |
0.09 |
0.06 |
0.14 |
0.08 |
∆R2 |
0.08 |
0.03 |
0.001 |
0.01 |
0.03 |
0.001 |
F |
7.16*** |
10.35*** |
6.422*** |
4.66*** |
9.847*** |
5.90*** |
注:F1为父亲—情感温暖、理解,F2为父亲—惩罚、严厉,F3为父亲—过分干涉,F4为父亲—偏爱被试,F5为父亲—拒绝、否认,F6为父亲—过度保护。*p<0.05,**p<0.01,***p<0.001。
表5 家庭意象各维度与母亲教养方式各维度的回归分析(n=316)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ach dimension of family imagery and each dimension of mother’s parenting style (n=316)
变量 |
M1 |
M2 |
M3 |
M4 |
M5 |
β |
β |
β |
β |
β |
|
第一步:控制变量 |
|||||
性别 |
-0.003 |
-0.14** |
-0.07 |
-0.08 |
-0.11* |
年龄 |
-0.17** |
-0.18*** |
-0.08 |
-0.02 |
-0.07 |
教育水平 |
0.12 |
-0.08 |
-015** |
-0.17*** |
-0.12* |
第二步:主效应 |
|||||
过往经验 |
0.04 |
0.002 |
-0.11* |
-0.13* |
-0.13* |
人格特质 |
-0.06 |
0.12* |
-0.08 |
-0.08 |
-0.11* |
父母概念 |
0.25*** |
-0.07 |
-0.22*** |
-0.25*** |
0.08 |
R2 |
0.09 |
0.06 |
0.12 |
0.14 |
0.06 |
∆R2 |
0.06 |
0.004 |
0.05 |
0.06 |
0.01 |
F |
6.88*** |
4.59*** |
8.43*** |
10.15*** |
4.72*** |
注:M1为母亲—情感温暖、理解,M2为母亲—过干涉、过保护,M3为母亲—拒绝、否认,M4为母亲—惩罚、严厉,M5为母亲—偏爱被试。*p<0.05,**p<0.01,***p<0.001。
结果表明,父母概念显著正向预测父亲—情感温暖、理解,母亲—情感温暖、理解(p<0.001),负向预测父亲—惩罚、严厉,父亲—拒绝、否认,母亲—拒绝、否认,母亲—惩罚、严厉(p1=0.001,p2=0.025,p3<0.001,p4<0.001);人格特质显著负向预测父亲—情感温暖、理解,父亲—偏爱被试,母亲—偏爱被试(p1=0.017,p2=0.019,p3=0.045),正向预测母亲—过度干涉、过度保护(p1=0.025);过往经验显著负向预测父亲—惩罚、严厉,父亲—偏爱被试,父亲—拒绝、否认,母亲—拒绝、否认,母亲—惩罚、严厉,母亲—偏爱被试(p1=0.017,p2=0.012,p3=0.030,p4=0.043,p5=0.011,p6=0.018)。假设2基本成立。
干预研究在北京市某大学实施,以保证被试的稳定性。起初招募36名学生(均获得知情同意并签订保密协议),入组条件:无严重的生理疾病和心理障碍,不接受其他心理干预。在干预过程中存在被试流失现象,故选取所有干预均参加、填答问卷有效的29名被试作为最终的实验对象。其中,男性4名(14%),女性25名(86%),年龄18~26岁,平均年龄21.71±1.97岁。
本研究采用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同研究二)对父母教养态度和行为进行评价,采用自我接纳问卷、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以及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考察父母教养方式对成年个体的影响。
自我接纳问卷,由丛中和高文凤(1999)编制,共16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分为自我接纳和自我评价两个因子。得分越高,自我接纳水平越高[20]。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
焦虑自评量表,由Zung(1971)编制,王征宇和迟玉芬(1984)翻译,共20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主要评定项目为所定义症状的出现频度。得分越高,焦虑水平越高[21,22]。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
抑郁自评量表,由美国杜克大学威廉庄(Zung,1965)编制,共20个陈述条目,包含对精神性情感症状、躯体性障碍、精神运动性障碍和抑郁的心理障碍这四组症状的评估。采用4级评分,得分越高,抑郁水平越高[23]。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
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郑日昌等人(1999)编制,共28个条目,包括交谈交流、交际交友、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四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人际关系困扰越严重[24]。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解亚宁(1998)结合我国人群特点编制,共20个条目,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采用4级评分[25]。总分为积极应对的分数减去消极应对的分数,总分越高,应对方式越积极[19]。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
在干预实验进行前,先完成基础资料采集,并发放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问卷、自我接纳问卷、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测查未经干预时被试对其父母教养方式的评价,以及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随即,对被试实施一周1次,共计4次的意象对话短程团体干预,每次持续30~50分钟。在最后一次干预结束后,对被试实施后测,再次发放干预前所测问卷,获得被试干预后的数据,检验意象对话短程团体干预效果。
团体干预围绕家庭意象与父母教养方式产生影响的不同方面进行,包括亲子关系建设、消极情绪释放、权威关系建设与自信力提升。
被试在团体干预前后对父母教养方式的评价变化,如表6所示。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对教养方式的各个维度逐一检验。结果表明,父亲—情感温暖、理解得分显著上升(t=-2.09,p=0.045),母亲—拒绝、否认得分显著下降(t=2.48,p=0.019),说明干预使个体更好地理解和接纳父母,更深刻地感受到与父母的情感链接,对父母教养方式的评价与感受更倾向于积极。
表6 干预前后父母教养方式评价的描述性统计(n=29)
Table 6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parenting style evaluation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n=29)
M |
SD |
||
父亲—情感温暖、理解 |
干预前 |
52.17 |
10.47 |
干预后 |
54.00 |
9.97 |
|
父亲—惩罚、严厉 |
干预前 |
13.93 |
3.60 |
干预后 |
14.14 |
3.07 |
|
父亲—过分干涉 |
干预前 |
19.00 |
3.66 |
干预后 |
19.17 |
3.05 |
|
父亲—偏爱被试 |
干预前 |
4.14 |
4.85 |
干预后 |
3.83 |
4.93 |
|
父亲—拒绝、否认 |
干预前 |
7.93 |
2.23 |
干预后 |
7.86 |
2.87 |
|
父亲—过度保护 |
干预前 |
9.62 |
3.02 |
干预后 |
9.14 |
2.54 |
|
母亲—情感温暖、理解 |
干预前 |
63.62 |
11.70 |
干预后 |
63.79 |
11.76 |
|
母亲—过干涉、过保护 |
干预前 |
31.86 |
6.58 |
干预后 |
30.55 |
5.68 |
|
母亲—拒绝、否认 |
干预前 |
10.07 |
2.95 |
干预后 |
8.97 |
1.10 |
|
母亲—惩罚、严厉 |
干预前 |
10.86 |
2.89 |
干预后 |
11.10 |
3.17 |
|
母亲—偏爱被试 |
干预前 |
4.52 |
5.56 |
干预后 |
4.10 |
5.44 |
在接受团体干预的前后,被试的自我接纳水平、抑郁程度、焦虑程度、人际关系困扰,以及应对方式的变化,如表7所示。结果发现,被试的抑郁程度和应对方式无显著变化,自我接纳水平显著提高(t=-3.32,p=0.002),焦虑程度显著降低(t=2.13,p=0.042),人际关系困扰显著减少(t=3.10,p=0.004)。可见,家庭意象短程团体干预后,成年个体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负面影响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积极影响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假设3基本成立。
表7 干预前后被试身心状况变化的描述性统计(n=29)
Table 7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changes in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us of subjec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n=29)
自我接纳 |
抑郁 |
焦虑 |
人际关系困扰 |
应对方式 |
||||||
M |
SD |
M |
SD |
M |
SD |
M |
SD |
M |
SD |
|
干预前 |
43.45 |
7.21 |
44.40 |
8.55 |
42.38 |
8.99 |
9.00 |
4.87 |
14.66 |
6.07 |
干预后 |
46.00 |
7.40 |
43.23 |
8.37 |
39.38 |
8.82 |
7.21 |
5.18 |
15.83 |
3.98 |
家庭意象投射测验经首次修订后,重测信度和校标关联效度更符合测量学标准,但内部一致性信度不够理想。内部一致性是指项目之间的相关性,如果条目之间的相关性高,测量的是相同的特质,则内部一致性高[26,27]。但内部一致性信度会随着条目数量的降低而降低,故而在判断量表信度时,应在一定程度上参考条目数量[28]。首次修订后的家庭意象投射测验,仅有6个条目,3个维度,可能会导致各条目间的关联性不强,较为独立。但其实,这种独立性恰恰是这类投射测验的一大优势,可以使其涉及的维度更全面[10]。
在量表效度检验方面,研究选取了中文儿童期不良经历问卷修订版、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和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这三个校标量表,分别验证家庭意象投射测验中过往经验、人格特质,以及父母概念三个维度的校标关联效度。结果表明,过往经验和父母概念维度有良好的校标关联效度,但人格特质维度与大五人格得分无显著相关。一方面,大五人格测验等人格问卷基于记忆的语义评价,这种评价和真实行为有时并不一致,其测得的结果是被试意识层面的观念而不是真实行为[29]。而家庭意象投射测验考察的是被试潜意识里的心理内容,因此,这两种测量方式得出的结果不一定明确对应。另一方面,基于意象对话心理学的人格特质的分类及计分标准,不能和大五人格各维度存在良好的对应关系,并不是人格特质越健康,其大五人格各维度得分就越积极或消极。例如,题目中的选项“糖果房”意象相比于其他选项具有更高的外倾性,然而这反映出成年被试的心理状态仍然滞留在儿童期,自我保护能力较弱(似糖果易碎易化),健康度并不是选项中最高的;“木房”和“砖房”意象相比于“糖果房”的外倾性和开放性低,则象征被试更有心理边界与自我保护能力,心理健康度更高。
朱建军(2021)研发了一个探索原生家庭及其影响的起始意象,引导个体在想象中走上一条通往儿时的家的路,找到家的时候,发现它已经变成一座电影院。走进电影院,凭感觉找一个位置坐下来,观看正在放映的一个电影片段,体会当下的感受。就象征意义而言,这个起始意象中的“电影院”代表潜意识里的原生家庭,“位置”代表想象者所认同的自己的家庭地位,“电影片段”和“观影感受”代表原生家庭带给自己的影响及其内在感受。临床实践表明,想象者的父母教养方式越健康,家庭意象(电影片段)越积极健康,内在感受(观影感受)越愉悦;反之,若想象者的父母教养方式存在更多冲突、忽视、压制等,电影片段则更多出现战争、荒漠、监狱等意象,从而引发恐惧、悲伤、愤怒等情绪[30]。
这与根据默里·波文的家庭系统理论相符合。该理论认为,家庭是一个复杂而有机的系统,其中各个成员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家庭系统中存在着不同层次和维度的结构和功能,如家庭氛围、沟通模式、决策权力等。这些因素会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质量和满意度,从而影响到子女的心理健康和发展[31]。
荣格认为,通过体验无意识意象,意识就能够将心理能量从无意识的掌握中释放出来,从而使个体的心理问题得到治愈[32],这也正是本次干预发挥效果的基础。大量相关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于子女的亲子关系、权威关系、情绪基调和自信心,能够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在干预研究部分,通过体验意象的方式,有针对性地提升个体的觉察力和感受力,并引导个体带着觉察去释放意象所承载的消极感受和消极情绪,改善潜意识里的亲子关系和权威关系,重塑健康的应对方式[11],从而增强自信心和自我接纳度,削弱不健康的父母教养方式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33-35]。
(1)效标问卷选取问题。本研究中大五人格与家庭意象投射测验中人格特质维度无显著相关,说明该效标选取存在问题。在后续研究中可以重新选取更为合适的效标,并进一步修订家庭意象投射测验,以提升其信效度水平。
(2)取样存在偏差。此次研究中的问卷发放过程并未随机取样,研究样本多为在校大学生,同质性较高,且未对其原生家庭情况、心理健康水平进行筛选;研究三的被试数量偏少且未设立对照组,结果容易随时间或环境影响产生系统性偏差。未来研究应在取样上更全面,纳入不同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群体;对不同原生家庭情况被试分组比较;增加对照组,增加样本数,并控制其他可能干扰因素,使结果更具有推广性。
(3)本研究仅对干预前后各结果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未探讨意象对话团体干预的具体影响机制。并且,没有进行追踪研究,缺乏短程干预的长期效果检验。未来应完善研究设计,讨论意象对话干预提升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具体影响机制。
(1)首次修订的《家庭意象投射测验》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2)家庭意象与父母教养方式有关联,家庭意象能够反映出父母教养方式对个体的深层影响;
(3)家庭意象短程团体干预后,成年个体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负面影响得到削弱,积极影响得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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