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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人口的稳定增长能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增加劳动力，增强竞争力，改善文化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根据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近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总和生育率跌破1.1。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公布数据显示，我国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2015年为6.1%，2020年已接近10%。为达到优化人口结构，推动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长期协调发展，政府根据国内育龄适龄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现状调整现有政策势在必行。

生育意愿指个体在生育子女方面的愿望和要求，体现个体生育孩子的目的以及对生育孩子的数量、时间、性别、素质等方面的期望（贾志科，2009）。生育意愿是生育行为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指标，其中关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多侧重社会经济、人口特征及相关政策等宏观因素，微观层面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心理层面）仍然非常有限。本研究从家庭层面出发，聚焦父母冲突未能良好解决对家庭系统的改变，从而导致子女生育意愿降低的心理机制。

父母冲突即婚姻冲突，主要指夫妻之间由于意见不一致而引起的言语或身体的攻击与争执，包括冲突发生的频率、强度、内容、风格（公开的/隐蔽的），以及冲突是否得到解决等维度，其中，父母冲突解决从冲突是否得到解决，解决的方式（积极的/消极的）和冲突解决的程度等方面来评定父母冲突的严重程度（池丽萍，2002）。

家庭系统的定义由坎托和莱尔（Kantor and Lehr）提出，像其他所有社会系统一样，家庭系统是一个有组织的、复杂性的、开放的、适应性的，以及信息运作的系统（Kantor and Lehr，1975）。随后鲍温（Bowen，1993）提出的家庭系统理论认为每个家庭成员都是家庭系统的一部分，家庭中的各个子系统之间会彼此影响。其中，亲子关系属于亲子子系统，父母关系属于父母子系统。家庭系统理论中的间接作用观点认为父母冲突通过破坏家庭系统中的父母子系统，导致其他子系统以及亲子关系的破裂，从而使整个系统破裂，最终导致子女的问题行为。父母冲突“外溢”的消极结果对子女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不良的亲子关系会造成子女对婚姻冲突的负面评价，缺乏安全、稳固的亲子关系的子女更容易将婚姻冲突视为对家庭和个人发展的主要威胁（池丽萍，2002）。因此，基于家庭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在研究家庭系统中某一个体的思维特征，情感特征与行为特征时，需将其放在整个家庭系统中来考虑。在探究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时，同样需要考虑家庭系统中父母子系统带来的影响。

已有研究认为作为一个重要的主观变量，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受到个体心理特征和人际间的关系影响（Li Patel et al.，2011）。探索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的内在影响因素特别是青年女性主体生育孩子的动机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由米勒等人创建的TDIB（Traits-Desires-Intentions-Behavior）生育序列模型（Miller，1993），较系统地揭示了生育动机、生育意愿、生育计划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为本研究从家庭层面探究生育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提供理论支撑。因此，本研究引入生育动机作为中介变量，并从家庭出发研究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能为政府制定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提供新角度，为实现人口的稳定增长提供抓手。

按照TDIB模型，从生育意愿到行为遵循“生育动机——生育愿望——生育计划——生育结果”的发生序列。米勒开发的生育调查问卷（child bearing questionnaire，CBQ），对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生育动机进行测量，其中积极生育动机（positive childbearing motivation，PCM）包括五个维度，分别为：孕育婴儿带来的快乐、传统为人父母观、养育孩子带来的满足感、感觉被需要和被联结、孩子的工具性价值。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积极生育动机会促进生育。

综合上述论述，本研究基于米勒的TDIB生育序列模型和家庭系统理论的间接作用观点，进一步探讨父母冲突解决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和积极生育动机在其间的作用，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父母冲突解决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具有预测作用；（2）积极生育动机在父母冲突解决和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如图1所示。

图 1 父母冲突解决与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积极生育动机的研究模型

Figure 1 Parental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young women’s reproductive intentions: a model of positive reproductive motivation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通过方便取样，对18～35岁的育龄青年女性开展调查。采用线上调查问卷的方式，通过社交平台对问卷进行转发，被试自愿作答。共收到问卷465份，排除内容重复、不完整、前后矛盾，以及不符合年龄要求的问卷，最终有效问卷为426份，有效率为91.61%。其中，18～25岁青年女性273人，占64.08%；26～30岁青年女性85人，占19.95%；31～35岁青年女性68人，占15.97%，被试的平均年龄为24.15±5.17岁。家庭结构，普通双亲家庭的青年女性363人，占85.21%；离婚单亲家庭的青年女性26人，占6.10%；再婚家庭的青年女性24人，占5.63%；父母一方过世单亲家庭的青年女性7人，占1.64%；其他家庭的青年女性3人，占0.70%。

2.2 研究工具

2.2.1 生育意愿量表

该量表由郑真真（2014）基于“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和有关生育意愿的国内外调查研究编制，用于测量个体的生育观念，包括对子女的期望等。量表共两个条目，第一条为“考虑到您自身和家庭情况，您这一生希望要几个孩子？”，采用5点计分，1代表“0个”，5代表“4个及以上”；第二条为“再要一个孩子对您来说是否重要”，采用4点计分，1代表“不重要”，4代表“非常重要”。量表采用总均分，分数越高，说明生育意愿越强烈。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2。

2.2.2 生育动机测试量表（CBQ）

该量表由米勒（Miller，1995）编制，用于测量个体的生育动机。在本研究中，选用其中的积极生育动机量表（PCM），量表包括27个条目，分为怀孕、分娩和婴儿期的快乐、传统亲子关系、养育子女的满意度、感觉被需要和联系，以及儿童的工具价值五个维度，采用Likert 4点计分，1代表“不”，4代表“非常”，分数越高，说明积极生育动机越强烈。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7。

2.2.3 儿童感知父母冲突量表（CPIC）

该量表由格里奇（Grych，1990）编制，中文版由池丽萍等（2003）修订。本研究选用其中的冲突解决分维度量表来测量父母冲突现状，由被试对自己感知到的父母冲突解决状况进行评价，包括5个条目，其中正向计分两条，反向计分三条。量表采用Likert 4点计分法，正向计分题目从“完全符合”到“完全不符合”分别是4到1分；反向计分题目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是4分到1分。分数越高，说明孩子对父母冲突解决的评价越消极，反之，说明父母关系和谐。已有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池丽萍 等，2003）。在本研究中，冲突解决分维度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5。

2.3 数据分析

研究使用SPSS 25.0和PROCESS3.5插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使用SPSS 25.0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再运用PROCESS3.5插件对积极生育动机的五个分维度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父母冲突解决与青年女性生育意愿呈显著负相关，与积极生育动机的怀孕、分娩和婴儿期的快乐、传统亲子关系、养育儿女的满意度和感觉被需要和联系五个分维度呈显著负相关，积极生育动机的五个维度均与青年女性生育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如表1所示。可见，父母冲突解决情况越差，青年女性的积极生育动机越弱，生育意愿越低，反之，积极的生育动机能正向预测青年女性生育意愿。

表 1 中介模型各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情况（N=426）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of variables in mediation model (N=426)

注：*p<0.05，**p<0.01，***p<0.001，JOY＝怀孕、分娩和婴儿期的快乐，TP=传统亲子关系，SOCR=养育子女的满意度，FNAC=感觉被需要和联系，IVOC=儿童的工具价值，以下同。

3.2 中介模型检验

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可知，父母冲突解决、积极生育动机与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三者之间相关显著。为探讨父母冲突解决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采用PROCESS3.5的Model 4（简单中介效应模型），探讨积极生育动机在父母冲突解决和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积极生育动机在父母冲突解决和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的作用，如图1所示，并且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怀孕、分娩和婴儿期的快乐（β=0.28，p<0.001）、养育子女的满意度（β=0.22，p<0.01）和儿童的工具价值（β=0.23，p<0.01）均正向预测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传统亲子关系（β=0.06，p>0.05）和感觉被需要和联系（β=-0.03，p>0.05）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预测不显著；冲突解决（β=-0.02，p>0.05）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直接预测效应不显著。

图 2 父母冲突解决、积极生育动机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路径图

Figur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al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positive reproductive motivation on the reproductive intention of young women

中介效应如表2所示，积极生育动机在怀孕、分娩和婴儿期的快乐（β=0.28，p<0.001）和养育子女的满意度（β=0.22，p<0.01）两个维度与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之间起中介效应，两条中介路径95%CI分别为［0.13，0.37］和［0.07，0.31］。积极生育动机在传统亲子关系（β=0.06，p>0.05）、感觉被需要和联系（β=-0.03，p>0.05）和儿童的工具价值（β=0.23，p<0.01）三个维度与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95%CI分别为［-0.08，0.20］、［-0.17，0.011］和［0.10，0.36］。并且积极生育动机在怀孕、分娩和婴儿期的快乐和养育子女的满意度两个维度与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量为100%。

表 2 积极生育动机各维度在冲突解决和生育意愿间的中介效应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positive reproductive motivation on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reproductive intention

4 讨论

以往对于生育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和相关政策等宏观角度，例如性别偏好、孩子的经济成本和社会制度保障等角度进行分析，更多是想要通过改变客观条件来提高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本研究则关注青年女性的内在心理因素，基于米勒的TDIB生育序列模型，并从家庭关系层面探讨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强调家庭中父母冲突解决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从家庭系统的新视角出发，为提高青年女性生育意愿提供新的政策角度，有助于对现有政策进行调整，制定有效的支持政策，从而实现人口的稳定增长，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增加劳动力，增强竞争力，改善文化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

4.1 父母冲突解决与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冲突解决和青年女性生育意愿呈显著负相关，但并没有直接的负向预测作用，而是通过中介变量积极生育动机的怀孕、分娩和婴儿期的快乐和养育子女的满意度两个维度对生育意愿造成影响。这与家庭系统理论中的间接作用理论一致，父母冲突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将破坏父母子系统并进一步破坏整个家庭系统，间接地对子女的思维、情绪和行为造成影响。根据TDIB模型确定的路径，生育动机的形成引起欲望，并进一步决定生育意愿，最终决定生育行为。因此，父母冲突未解决、解决不完全或解决方式不合理都将降低青年女性的积极生育动机，尤其是怀孕、分娩和婴儿期的快乐和养育子女的满意度这两个分维度，从而导致生育意愿的降低。由此可见，“家和万事兴”在生育行为上也同样适用。本研究从社会心理因素的层面出发，为改善和提高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使调控生育动机甚至生育意愿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4.2 积极生育动机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积极生育动机中的怀孕、分娩和婴儿期的快乐和养育子女的满意度在父母冲突解决与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父母冲突解决主要通过这两个维度来影响青年女性的生育动机，而传统亲子关系、感觉被需要和联系和儿童的工具价值在父母冲突解决和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具体而言，父母冲突越消极，可能青年女性对于母亲身份的满足感越低（池丽萍，2002），更不愿花时间与伴侣抚养孩子（Goodman S H，1999），从而导致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降低。

对于家庭系统破裂的青年女性而言，当体验到父母冲突未能解决带来的负面影响后，其个人的情绪、行为和思维特征会改变（张志学，1990），当面临或预想到需要照顾儿女的问题时，自我知觉到无法调动足够的资源来应对子女成长时会更容易产生的心理压力，会出现不安、恐惧、忧虑、焦急和自我丧失感、疲劳感等消极情绪体验和状态，并产生消极的教养思想或行为（郑勤，2013），认为自己无法承担起作为母亲的责任，导致积极生育动机下降，生育意愿降低。

父母冲突解决是影响父母婚姻质量的一大因素，而父母婚姻质量与伴侣共同抚养孩子之间不仅存在同时溢出效应，也存在滞后溢出效应，即父母冲突解决不良带来的消极后果不仅产生即时的影响，也会产生长期的、持久的影响，是个体问题行为形成的主要或间接原因（卢富荣，2019）。对于父母冲突解决不良的个体，根据家庭系统理论的间接作用观点和滞后溢出效应，其个人行为容易受到影响，在面临与伴侣共同抚养孩子的问题时，可能延续父母的问题行为（邓林园，2015），为避免不良后果和较高的心理压力，青年女性主观地回避这一情境，不愿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与伴侣共同孩子，从而导致积极生育动机降低，生育意愿降低。

4.3 不足与展望

第一，研究的样本辐射度较小，大部分被试年龄集中于18～25岁，且均为青年女性，覆盖面不够广，对研究结果的普适性造成影响。未来可以扩大样本辐射度，并考虑地域差异，从性别和地区等不同角度进行重复研究，提高结论的普适性。第二，研究采用横断数据，不具有延展性。未来可以考虑采用追踪研究，收集纵向数据，探究父母冲突解决对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否具有代际传承。

5 结论

（1）父母冲突解决与青年女性生育意愿呈显著负相关，但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2）积极生育动机中怀孕、分娩和婴儿期的快乐和养育子女的满意度在父母冲突解决和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传统亲子关系、感觉被需要和联系和儿童的工具价值在父母冲突解决和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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