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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尽管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个术语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二者却被等同使用。由于二战时期的法西斯主义带给人类的巨大创伤，这两个被等同使用的概念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污名化，几乎成为一对贬义词（Badie，2000）。因此，为了将这对概念从污名化中解救出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这二者在内涵上的差别（Kosterman and Feshbach，1989；潘亚玲，2006；马得勇，2012）。因此，近些年来，二者间存在的区别也逐渐在学者中达成了共识：民族主义被定义为是一种盲目的国家优越感，它带有对外部群体的蔑视和排外倾向，并具有对外部群体的支配感，而爱国主义是一种健康的、建设性的、宽容的爱国情感，未必会导致排外倾向和支配倾向（Kosterman and Feshbach，1989）。也就是说，相比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更理性的且具有建设性的，对于整个国家和世界而言都是更有益的。尽管存在这样的区别，二者之间仍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科斯特曼与费什巴赫（Kosterman and Feshbach，1989）的研究表明，在个体层面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存在正相关关系。

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指出，人们会根据自己所属的群体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并试图实现积极的个人和集体自我概念（Tajfel，1974，1979；Turner et al.，1979）。因此，个体会将自己视作特定群体内的成员，对自己所在群体进行更高的评价，并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从而获得这种身份认同。这种比较的标准往往也是高度随性化的，个体经常会选择一些对自己所属群体有利的特点来评估，从而维持这种身份认同。因此，人们倾向于表现出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好，而不是属于外部群体的成员。这种现象被称为群体内偏见或群体内偏袒（Brown，2000）。基于这种方式，个人认同并表现出对国家的依恋就不足为奇了。

系统合理信念（System-justifying Beliefs）指的是个体相信社会系统现状合理、正当，并会对其加以拥护、支持的态度与观念（Kay and Jost，2003，2014）。系统合理信念作为一个心理结果变量（杨沈龙，2017），旨在反映个体对于所在社会系统是否公平正义、是否于民有益等问题的感知和评价。基于SIT理论（Tajfel，1974，1979），我们预计爱国主义与个体的系统合理信念水平有关。爱国主义在个体层面表现为个体对于一个国家的依恋。而社会与政治制度对个体来说是所属国家的重要特征，这可能意味着高国家认同的个体同时也会对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产生更积极的认知，即具有更高的系统合理信念（Kende et al.，2019；Vargas Salfate et al.，2018）。

根据乔斯特和巴纳吉（Jost and Banaji，1994）的系统合理化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个体出于维持现状的动机，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国家在全球秩序中处于优越地位，值得拥有目前的地位。因此，系统合理信念很有可能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中起到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尽管在内涵层面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已经得到了广泛论述，但尚未有研究探明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并且根据SIT与系统合理化理论，我们预测系统合理信念将在二者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本文将通过大样本调查探究爱国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影响以及系统合理信念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为减少个体的非理智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21—2023年间，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在天津师范大学进行了两次问卷测量。共回收问卷1862份，作答时间过短、筛选项错填与未完整作答均被视为无效问卷，剔除无效问卷27份，获得有效问卷1835份，有效回收率为98.6%。其中，男生414名，女生1421名，平均年龄为19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爱国主义量表

将费德里科等人编制（Federico et al.，2005）的爱国主义量表（Patriotism Scale，共5题）翻译后作为本研究的调查工具。由于原量表是测量美国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的，故将原量表中所有的“美国”一词皆改为“中国”一词，用于对中国被试的调查。该量表用于测量个体对国家的热爱水平，如“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采用7点计分。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代表被试爱国主义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克伦巴赫系数，即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

2.2.2 系统合理信念量表

采用由凯和乔斯特编制（Kay and Jost，2003），杨沈龙等（2016）修订的中文版系统合理化量表（System Justification Scale）评估大学生系统合理信念水平。该量表共8个题目，该量表用于测量被试对系统是否公平、是否惠民等问题的感知，如“中国社会是公平的”“中国社会需要彻底地重建（反向计分）”，量表共8道题目（2道反向计分），采用 7点计分。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代表被试系统合理信念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克伦巴赫系数为0.79。

2.2.3 民族主义量表

将科斯特曼与费什巴赫（Kosterman and Feshbach，1989）编写的民族主义量表（Nationalism Scale，共8题）翻译后作为本研究的调查工具。鉴于目前学界对于民族主义的测量尚未达成一致指标（Zmigrod et al.，2021；Sidanius et al.，1997），在本研究中，我们选择了目前最为常用的5道题目来测量民族主义水平。且由于原量表是测量美国公民的民族主义情感的，故将原量表中所有的“美国”一词皆改为“中国”一词，用于对中国被试的调查。该量表用于测量个体对国家的优越感与对外部群体的蔑视水平，如“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比其他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先进得多”，采用7点计分。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代表被试民族主义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克伦巴赫系数为0.56。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采用爱国主义量表、系统合理信念量表和民族主义量表对相关的各个变量进行测量。为了避免自我报告所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有 18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33.1%（低于临界值40%），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爱国主义、系统合理信念和民族主义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对爱国主义、系统合理信念，以及民族主义的相关关系进行计算。结果显示主要变量间均呈显著相关，如表1所示，其中爱国主义与系统合理信念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0.562，p<0.001），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0.202，p<0.001）；系统合理信念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0.327，p<0.001）。即民族主义会随着爱国主义和系统合理信念的提高而显著提高；系统合理信念会随着爱国主义的提高而显著提高。

表1 爱国主义、系统合理信念与民族主义的相关分析（r）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atriotism, system-justifying beliefs and nationalism (r)

注：*** p<0.001。

3.3 爱国主义、系统合理信念与民族主义间的回归分析

将爱国主义作为预测变量，系统合理信念作为中介变量，民族主义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爱国主义对民族主义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191，t=7.569，p<0.001）；爱国主义对系统合理信念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555，t=29.019，p<0.001）；当共同考虑爱国主义和系统合理信念时，爱国主义不能显著预测民族主义，而系统合理信念可以显著正向预测（β=0.313，t=12.657，p<0.001）民族主义，如表2所示。即个体的爱国主义水平显著预测其民族主义水平；当共同考虑爱国主义和系统合理信念时，个体的系统合理信念水平显著预测其民族主义水平。

表2 爱国主义、系统合理信念与民族主义间的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between patriotism, system-justifying beliefs and nationalism

注：*** p<0.001。

3.4 系统合理信念的中介效应分析

使用Mplus 8.3来检验系统合理信念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介作用。运用Bootstrap法，重复抽取2500次样本计算95%的置信区间，如果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如表3所示，爱国主义→系统合理信念→民族主义这条路径的效应值为0.261（占总效应的91.26%），95%置信区间为0.217～0.311，不包含0，说明该路径显著。而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一路径中，95%置信区间为-0.057～0.105，包含0，说明该路径不显著。由此可知，该模型为完全中介模型，中介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合理信念的中介模型图

Figure 1 Mediating effect of system-justifying beliefs

表3 系统合理信念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test of system-justifying beliefs

注：*** p<0.001。

4 讨论

4.1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爱国主义水平正向预测民族主义水平，即个体爱国主义水平越高，民族主义的水平也就越高。这与既往研究发现一致（Wang and Kobayashi，2021）。爱国主义培养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积极力量，其产生的适度的民族自豪感可以激励公民为国家做出积极的贡献。然而，当爱国主义变得过度，民族自豪感转变为膨胀的民族优越感时，就会助长对其他国家的偏见。

4.2 系统合理信念的中介作用

中介作用分析表明，系统合理信念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即爱国主义完全通过系统合理信念对民族主义起到影响。这可能因为，由于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个体在增强爱国主义水平的同时也对我们的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产生了更大的认同。同时，在过去40年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经济水平和国际地位发生了质的飞跃，从而使我国国民对于现存社会制度产生了巨大的自信。并且，由于近代以来我国的历史往往与外族侵略、屈辱和抗争相联系，因此，在个体对于我国社会制度合理性的构建中，往往与民族主义情感纠缠在一起，且各种抵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文化作品往往也会放大这种民族主义情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系统合理信念可以显著预测民族主义。有趣的是，既往在其他文化与政治制度背景（主要是西方国家）进行的类似研究得到了一些不一致的结果。范德通恩（Van Der Toorn et al.，2014）的研究表明，在激活了个体的系统合理化动机后，个体会显著增强自己的爱国主义水平。这一结果显示，爱国主义与系统合理信念间的确存在紧密关联。但是，塞尔菲特与阿亚拉（Selfate and Ayala，2020）的研究显示，爱国主义无法显著正向预测系统合理信念，只有民族主义是个体系统合理信念的可靠预测因素。

同时，完全中介也表明了，系统合理信念在个体爱国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控制了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后，爱国主义对民族主义将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系统合理信念而言，爱国主义更偏向是一种个体的情感特征，而非一种认知成分。系统合理信念除了可以作为一个结果变量测量个体对于所在社会系统公平正义的感知，也可以被视作一个动机和认知过程，因此个体产生了对国家的热爱后，很有可能是通过合理化本国的社会制度，从而使自己产生优越感，并产生排外情绪。

综上，本研究揭示了个体爱国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影响及系统合理信念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为进一步深入探索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对我国爱国主义教育的推进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即我们要对借由民族主义助长爱国主义的方式保持警惕和反思。且爱国主义本身就会滋长民族主义情绪，我们也要监控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防止中国民众向外输出的过度民族主义，这可能会负面影响国家决策和损害国家的国际形象。

本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研究的重点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本研究的样本是在校大学生，未来还应扩大样本范围来进一步验证该模型；其次，本研究采用了横断研究设计，缺少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实证依据，在以后的研究中可采用纵向研究设计或实验研究设计进一步验证该研究的结论；最后，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探讨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依据的是学生的自我评价，可能与真实情况存在一定偏差，未来可通过更高级的模型，如结构方程模型来减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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