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桂林
中学生群体正处于青春转折期,处在由依赖走向独立的关键节点,但是处于转折期的他们面对着成长、学业、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压力,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故而他们的情绪状况与生活质量应得到足够重视,更需要家庭的关注与支持。伴随着中学生年纪的增长以及身心的发展,家长与孩子间的互动模式也需要及时做出改变和调整,恰当合理的父母支持对中学生的心理积极发展与幸福感的提高能够产生积极作用,援助中学生适应生活环境的变化,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与充实,有利于中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这一概念是指个体参照自身状况对生活状况做出的整体主观性评价,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研究证明了主观幸福感对个体意义深远。目前许多学者研究表明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处于中上等[1],并且父母支持(Parental Support)常常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2]。中学生获得社会支持最重要的来源就是父母,与他其支持源相比,父母为中学生提供的支持为他们带来最多的情感支持与肯定价值[3],为中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提供极其重要的保护性作用。父母给予中学生子女的支持与帮助、鼓励他们自主决定和自由选择,有助于中学生子女发展更多积极的心理品质,促进自身发展恰当合理的保护性因素,有利于个体提升自我价值感,发展自身潜在资源,预防和减少心理及行为问题,进而提高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埃里克森曾提出,个体处于不同的年龄段有着不同的发展特点与任务。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正值自我价值感形成的关键时期,家庭是个体生活的重要社会环境之一,家庭对于其自我价值感的影响至关重要,当青少年进行自我价值判断时,会受到家庭各种因素的影响。家庭领域的自我价值感权变性是指个体将自我价值感权变于家庭内部不同方面的程度,即个体在进行自我价值评价时受到家庭内部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包括家庭融入、家庭条件、家庭评价、家庭关系四个方面[4]
综上,本文旨在研究中学生父母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探究家庭自我价值感权变性在二者之间所起到的作用,阐明影响中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制,扩宽该领域的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对父母提出教育建议,对提高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发展更多积极的心理品质,提高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作用。
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可以显著预测幸福感的[23],而社会支持可以按类型(即工具性、情感性、陪伴性)、支持来源(即家人、朋友、重要他人)等分类标准进行分类。父母作为中学生的重要他人,是青少年的最主要支持来源,父母给予的支持也可以增加孩子的主观幸福感。宋灵青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可以直接预测初中生的主观幸福感[24],个体感受到的支持越多,幸福感水平越高。有研究表明父母支持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功能最具有显著性和稳定性[25]。通过对被试的持续纵向追踪弗洛兰德(Froiland)发现,父母支持的程度能够显著预测孩子的主观幸福感的高低[26],科斯特纳(Koestner)和鲍尔斯(Powers)[27]等人研究发现父母为子女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和温暖,鼓励子女进行自主决定和选择,能满足他们的关系需要和自主需要,他们将会体验到更多的正性情绪、拥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这与自我决定理论的主张基本一致。艾敏·阿尔廷塔斯(Emin Altıntas)等人研究发现当父母为孩子提供一个充足支持与自主选择的环境时,有助于青少年幸福感的发展[28]。
国内学者田玮宜等人研究结果表明,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有助于父母与孩子形成相互信任的关系,与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29]。另外还有我国学者赵爱珍研究表明家长采用温暖、理解的教导与养育方式能有效地提高处于中学阶段的学生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在这种教育方式下的孩子有着更多的积极情感体验[30]。父母教养方式包括接纳或响应,要求或控制两个维度,而父母支持属于父母教养方式中情感支持与温暖接纳的方面,因此,本文致力于探究温情与接纳的父母教养方式——“父母支持”对于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
徐琴美的研究表明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支持与自我价值感有显著相关[31]。自我价值感水平的高低深受个体所侧重的生活中某一特定领域内事件与人际关系的影响,库珀斯密特(Coopersmit)提出自我价值感包括四个方面:重要他人、能力、品德和力量[15],其中父母作为中学生的重要他人,作为家庭中的主要成员,父母给予的支持可能会对中学生家庭领域的自我价值感权变性产生关键影响。
王磊在研究中发现主观幸福感受到自我价值感权变性的影响[32]。国内外多位学者也已证明,个体主观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我价值感的影响。而中学阶段正是自我价值感发展主要的、关键的阶段,故而当讨论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情绪体验的情况时,中学生的自我价值感以及自我价值感的权变性情况值得研究者深入思考与探究。家庭对于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来说,是影响其身心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源,因此探讨家庭领域的自我价值感领域权变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对于引导中学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被试,使用纸质问卷收集数据,在秦皇岛市开发区一中、临榆实验中学、秦皇岛市第九中学共计发放问卷365份,经过严格筛选,剔除部分无效问卷,得到320份有效数据,有效率为87.67%。
在测量父母支持的研究中应用较广泛的主要是弗曼(Furman)等人编制[33]社会关系网络卷。该中文版问卷由侯志瑾翻译[3],邹泓[34]于1999年进行修订。
本研究采用张文娟等人[3]于2012年以邹泓[34]修订的社会关系网络问卷为基础再次修订的青少年父母社会支持问卷。该问卷保留四个维度分别有情感支持、肯定价值、陪伴支持、工具性支持,共计有17道题目,采用5级记分。
本研究中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29,各个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3、0.834、0.791、0.683,具有较高的信度。
采用中学生幸福感量表,该量表是刘骞[35]在苗元江[36]研究主观幸福感评价指标上编制。该量表采用7级评分,第一部分测量生活满意度,共有5题,所有项目均正向积分。第二部分考察正性、负性情感体验,共12题,其中考察负性情感的1、3、5、7、9、11题目为反向计分;第二部分得分越高意味着消极情绪越少。
本研究中α系数值为0.873,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7、0.796、0.859,问卷信度良好。
采用赵伟鹏编制的中学生家庭自我价值感权变性量表[4],由20个题目组成,分为四个维度,5点计分,计算各项目得分平均分之和,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α系数为0.867,各维度的克隆巴赫α系数值分别为0.880、0.748、0.686、0.713,说明该总量表以及各维度信度良好。
结合以上研究内容,本研究提出假设:
(1)父母支持、家庭自我价值感权变性、主观幸福感三个变量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2)父母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和家庭自我价值感权变性都存在正向预测作用,家庭自我价值感权变性各个维度在父母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剔除无效数据后使用SPSS以及PROCESS插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为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采用因子分析中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法,结果显示,λ>1的因子有12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8.98%,故而本研究中没有共同方法偏差。
表1是各个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以及各变量之间 Pearson 相关分析的结果。结果显示,除父母支持、主观幸福感与家庭评价自我价值感权变性外,其余变量间均存在两两相关。
表 1 各个变量的相关分析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ndividual variables
变量 |
父母支持 |
主观幸福感 |
家庭融入自我价值感权变性 |
家庭条件自我价值感权变性 |
家庭评价自我价值感权变性 |
家庭关系自我价值感权变性 |
父母支持 |
1 |
|||||
主观幸福感 |
0.682** |
1 |
||||
家庭融入自我 |
||||||
价值感权变性 |
0.641** |
0.537** |
1 |
|||
家庭条件自我 |
||||||
价值感权变性 |
0.201** |
0.126* |
0.322** |
1 |
||
家庭评价自我 |
||||||
价值感权变性 |
0.060 |
0.034 |
0.233** |
0.213** |
1 |
|
家庭关系自我 |
||||||
价值感权变性 |
0.509** |
0.369** |
0.685** |
0.367** |
0.453** |
1 |
均值(M) |
3.54 |
4.80 |
3.93 |
3.49 |
3.77 |
3.79 |
标准差(SD) |
0.73 |
0.93 |
0.84 |
0.86 |
0.79 |
0.74 |
注:*p<0.05,**p<0.01,***p<0.001,下同。
本研究对父母支持、家庭自我价值感权变性各个维度进行共线性诊断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条件指数全部小于24,VIF全部小于3,容忍度全部大于0.4。由此可知变量间无共线性,能够进一步回归分析。
表 2 共线性诊断
Table 2 Colinearity diagnosis
变量 |
条件指数 |
VIF |
容忍度 |
父母支持 |
11.236 |
1.790 |
0.559 |
家庭融入自我价值感权变性 |
12.071 |
2.438 |
0.410 |
家庭条件自我价值感权变性 |
16.594 |
1.175 |
0.851 |
家庭评价自我价值感权变性 |
21.793 |
1.329 |
0.753 |
家庭关系自我价值感权变性 |
23.571 |
2.431 |
0.411 |
在逐一控制中学生的年级、性别、独生子女与否,以及父母双方受教育水平5个人口学变量后,结果如表3所示,父母支持对中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690,t=17.193,p<0.01)。
在控制年级、性别、独生子女与否、父母双方文化水平、父母支持后,家庭融入自我价值感权变性对主观幸福感同样也存在着正向预测作用(β=0.165,t=3.335,p<0.01)。
表 3 父母支持、家庭自我价值感权变性各个维度和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ous dimensions of family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parent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变量 |
第一步 |
第二步 |
第三步 |
|||
β |
t |
β |
t |
β |
t |
|
年级 |
-0.180 |
-3.224** |
-0.187 |
-4.661** |
-0.186 |
-4.708** |
性别 |
-0.109 |
-1.878 |
-0.112 |
-2.686** |
-0.113 |
-2.771** |
独生子女 |
-0.025 |
-0.420 |
0.061 |
1.445 |
0.060 |
1.438 |
母亲教育水平 |
0.011 |
0.140 |
0.042 |
0.709 |
0.019 |
0.329 |
父亲教育水平 |
0.031 |
0.378 |
-0.044 |
-0.732 |
-0.023 |
-0.392 |
父母支持 |
0.690 |
17.193** |
0.583 |
11.296** |
||
家庭融入自我价值感权变性 |
0.165 |
3.225** |
||||
R2 |
0.044 |
0.509 |
0.524 |
|||
调整后R2 |
0.029 |
0.499 |
0.514 |
|||
F |
2.924* |
53.989** |
49.152** |
依据以上的分析结果可知,可以进一步探索对家庭自我价值感权变性中家庭融入自我价值感权变性这一维度对父母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中,把父母支持当作自变量,家庭融入自我价值感权变性看作中介变量,因变量为主观幸福感。若因为家庭融入自我价值感权变性这一变量的介入,父母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明显降低,则可以认为家庭融入自我价值感权变性在两变量间起到中介作用,若回归系数完全降至0则为完全的中介作用。利用PROCESS 插件中的 Bootstrap 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采用Model 4,抽样方法选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进行5000 次重复抽样,选择95%中介效应置信区间。
表 4 父母支持、家庭融入自我价值感权变性对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分析
Table 4 A mediating analysis of parental support and family integration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回归方程 |
整体拟合参数 |
标准化回归系数 |
||||
因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调整 R2 |
F |
β |
t |
主观幸福感 |
父母支持 |
0.682 |
0.465 |
276.636 |
0.682 |
16.632** |
家庭融入自我价值感权变性 |
父母支持 |
0.641 |
0.411 |
221.904 |
0.641 |
14.896** |
主观幸福感 |
父母支持 |
0.694 |
0.482 |
147.471 |
0.574 |
10.896** |
家庭融入自我 |
||||||
价值感权变性 |
0.169 |
3.202** |
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后,父母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总效应显著(β=0.682,p<0.01),且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0.574,p<0.01)。父母支持能够正向预测家庭融入自我价值感权变性(β=0.641,p<0.01)。家庭融入自我价值感权变性能够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0.169,p<0.01)。
以上研究表明,家庭融入自我价值感权变性在父母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采用 Bootstrap 程序对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进一步确定其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数据分析结果如表5和图1 所示。
从父母支持到主观幸福感的有路径有两条:一是父母支持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直接效应的效应值为0.7294,占总效应值的84.15%;二是通过家庭融入自我价值感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中介效应值为0.1374,占总效应的15.85%,两条路径均显著,即家庭融入自我价值感权变性在父母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表 5 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5 Mediator effect test
效应值 |
Boot 标准误 |
Boot CI上限 |
Boot CI下限 |
相对中介效应 |
|
总效应 |
0.8668 |
0.0521 |
0.7643 |
0.9694 |
|
直接效应 |
0.7294 |
0.0669 |
0.5977 |
0.8611 |
84.15% |
路径1 |
0.1374 |
0.0408 |
0.0578 |
0.2186 |
15.85% |
图 1 中介效应路径图
Figure 1 Mediation effect pathway
依据相关分析的结果可知,父母支持程度与主观幸福感水平间有着显著正相关。即父母支持的程度越高,孩子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父母是中学生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当父母给予孩子尊重、关爱、帮助、支持与鼓励时,孩子感受到的情感支持、物质帮助更多,他们可以更加有底气地成长,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大胆地向父母提出自己的想法,有利于提升总体的生活满意度,减少负性情绪体验,身心处于积极向上的状态,进而提升主观幸福感。
最终分析结果还显示,家庭融入自我价值感权变性在父母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当父母给予孩子温情性陪伴、帮助鼓励时,还可以促使中学生将自我价值感权变于家庭融入,认为“我”是家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是被家庭接纳的,并且“我”希望为家庭做出贡献、奉献自己的价值,这样同时满足了中学生的接纳关注需要与付出需要,进而增长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家庭评价、家庭条件和家庭关系自我价值感权变性并不在父母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具体原因可能如下。
家庭评价自我价值感权变性是通过观察重要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而形成的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例如家庭中他人对自己评价好,那么“我”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家庭条件自我价值感权变性侧重于个体生活的物质环境,例如当家庭的物质条件较好,较他人相比优渥或可以满足个体的物质需求,则个体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父母口头上的评价以及物质上的支持并不会在实质上提升正处于中学阶段学生们的主观幸福感,反之家庭融入会影响中学生主观幸福感。
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此阶段的个体自我意识高涨,独立意识增强,情绪体验丰富,部分中学生还存在逆反心理,可能父母给予的关怀越多,中学生越想脱离父母的怀抱,越想和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保持距离感,渴望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对父母产生厌烦情感。而家庭融入是指中学生感受到自己真正被家庭接纳,自己也能为家庭做出一定的贡献,个体真心愿意自己成为家庭的一部分,当融入家庭中时,个体会感受因为“我”的存在,家庭更圆满,进而感受到了存在的价值,增强其主观幸福感。
本研究探究了父母支持、家庭自我价值感权变性、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1)父母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
(2)家庭自我价值感权变性的四个维度,除家庭评价自我价值感权变性外其余三个维度都与父母支持、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相关。
(3)家庭融入自我价值感权变性在父母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支持、家庭自我价值感权变性各个维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着显著相关,父母支持、家庭融入自我价值感权变性对处于中学阶段的学生们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预测作用。因此,为了提高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增进积极情绪的体验,进而提升主观幸福感,我们要结合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各种因素进行教育。
(1)中学生告别了童年期进入青春期,自我意识增强,独立意识高涨,在面临着外在学业压力的同时,也承受着内在身心发展不平衡的压力,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父母应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为孩子提供情感支持与陪伴,尤其是情感支持对于他们更为看重,为孩子提供价值肯定等支持的环境,在为子女提供指引的同时也要尽力去尊重他们的自主决定,鼓励子女去独立解决问题,为子女提供安全基地和避风港,增加孩子的心理保护性资源,促进中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高。
(2)家庭作为中学生自我价值感来源的领域之一,是影响中学生发展的重要环境,研究结果表示,中学生更加注重自己与家庭的联结。因此父母在和子女相处时应该把他们看作家庭的一份子,在家庭面临问题时可以征求孩子的意见,给予子女足够的尊重和支持,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被家庭完全接纳的,同时也要让孩子感受到自己对家庭是有存在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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