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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信任是指个体在与他人交往互动中建立起来的，对他人承诺、话语等可信程度的心理预期[1]，是个体与他人、社会进行良好互动的基础。调查显示，青少年的人际关系困扰检出率在35.0%～37.9%之间[2]，表现为在待人接物、异性交往，以及与人交谈等方面存在困难。另外，青少年人际困扰是引起成年后抑郁与自杀行为的高风险因素，其出现高于人际困扰较少的青少年数倍[3]。这与初中生处于人际信任发展的关键期有密切关联[4]，因此，需要重点关注该群体的人际信任问题。依恋理论认为，早期的亲子依恋经验形成了人的“内部工作模式”，即个体在与依恋对象的互动过程中会形成一套“关于自我和他人的认知结构或心理表征”[5]，关于他人的心理表征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消极他人表征的个体对于他人的认知是消极的，认为他人不值得信赖，而积极他人表征的个体则认为他人是可靠的、值得信任的[6]。由此可见，依恋对于初中生的人际信任存在着重要影响。

依恋是指个体与重要他人（父亲、母亲和同伴）进行人际互动而产生的特殊情感联结，并对个体未来人际交往模式持续产生影响。亲子之间的依恋关系是我们一生之中最早经历的人际关系，哈赞（Hazan）和谢佛（Shaver）提出三种依恋关系，即安全型依恋、焦虑型依恋和回避型依恋，后两种为不安全依恋[7]。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往往存在更多的人际交往问题，比如有研究发现，安全依恋的婴儿倾向于对他人展现出更高的信任[8]；青少年的同伴信任水平与其同伴依恋水平息息相关［9］；依恋焦虑、依恋回避者由于与依恋对象的消极互动，导致其人际信任水平较低[10]。据此，本研究假设：不安全依恋能够负向预测初中生人际信任水平。

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是指青少年能顺利完成以自身情绪为操作对象的调节活动，达到情绪适应目标所必备的心理特征[11]。依恋理论认为，“内部工作模型”是个体在其他情境下情绪和反应的基础，并且对个体以后的社会适应和情绪调节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5]。研究表明，不安全依恋个体对于情绪性刺激的反应慢于安全型个体[12]，其情绪调节困难程度更高[13]。同时，也有研究发现，情绪调节能力较高的个体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倾向于采取更积极的情绪策略，形成更加积极的情绪反应，从而改善个体的人际关系，增强其人际信任，因而情绪调节能力可能在依恋与人际信任之间起中介作用。由此，本研究假设：情绪调节能力能够正向预测初中生人际信任。

焦虑是个体在面临压力情境时主观体验到的紧张、忧虑、恐惧等负性情绪[14]。研究表明，不安全依恋水平较高的个体由于缺乏安全感与信任感，更加容易产生焦虑情绪，[15]。另外，根据Bower的连接语义网络模型，个体在编码和提取信息时，情绪影响了其对社会目标的评价，使个体产生与情绪信息相一致的认知判断，即积极情绪体验会使个体更积极地知觉他人与社会事件，增强对他人的信任，消极情绪的作用则相反[16]。焦虑作为典型的负面情绪，是人类心理失调经常出现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大威胁。研究表明，焦虑程度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对不确定性事件做出负面的预期和判断，对他人也存在着更高程度的敌意，所以该类个体退缩性社交行为的发生率也就更加明显[17]。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焦虑情绪负向预测人际信任。

情绪调节能力与焦虑分别在依恋与初中生人际信任之间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相应的关联。情绪调节能力是影响个体焦虑水平的重要因素。元分析表明，焦虑、抑郁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均呈现显著的相关性，持续使用表达抑制策略来控制自身的行为反应会进一步增强自我的消极感，对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18］。同时，实证研究发现，中学生的焦虑水平与情绪调节能力之间确实存在显著负相关，即情绪调节能力越低，状态焦虑水平越高[19]。因此，本研究假设情绪调节能力对焦虑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并且依恋能够通过情绪调节能力和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初中生人际信任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系统考察依恋、情绪调节能力和焦虑对初中生人际信任的影响，以及情绪调节能力和焦虑在依恋与人际信任之间的中介作用，最终揭示依恋是“如何”影响初中生人际信任的。研究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依恋焦虑与初中生人际信任间的假设模型

Figure 1 A hypothesized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anxiety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安徽省合肥市与阜阳市多所中学 ，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问卷当场收回并向被试说明测试的自愿性、匿名性等原则。共发放问卷1650份，回收有效问卷1541份，有效回收率93.39%。其中，男生813人（52.76%），女生728人（47.24%）；七年级680人（44.13%），八年级525人（34.07%），九年级336人（21.80%）。有效被试年龄在11～16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3.38±0.77岁。

1.2 方法

1.2.1 亲密关系体验——关系结构量表

采用由弗雷利（Fraley）等人编制[20]、彭小凡等人修订的中文版亲密关系体验——关系结构量表[21]对初中生依恋水平进行测量。该问卷包括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两个维度，共7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1 = 非常不同意”至“7 =非常同意”），得分越高，其不安全依恋的程度越高。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1.2.2 人际信任量表

采用由罗特（Rotter）编制[22]、赵梓晴等人修订的中文版人际信任量表[23]对初中生人际信任水平进行测量。该问卷包括无关他人信任和特殊他人信任两个维度，共17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
（“1 = 完全同意”至“5 =完全不同意”），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人际信任程度越高。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

1.2.3 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调查问卷

采用嵇家俊编制的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调查问卷[24]对初中生情绪调节能力进行测量。该问卷包括情绪知觉、情绪控制、有效应用情绪策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情绪评价和情绪调节反思六个维度，共25个条目，采用 6 级计分方法（“1 = 完全不符合”至“6 =完全符合”），分数越高的个体其情绪调节能力越强。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1.2.4 抑郁—焦虑—压力量表

采用由拉维邦德（Lovibond）等人编制[25]、泰克（Taouk）等人编译并修订的中文版亲密抑郁—焦虑—压力量表[26]对初中生焦虑水平进行测量。该问卷包括焦虑、抑郁和压力三个维度，共21个条目，采用4点计分（“0= 不符合”至“3=总是符合”）。将分值乘以2即为该维度的得分，分数越高，症状越严重。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

1.3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 27.0 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使用海斯（Hayes） 编制的 PROCESS 中的 Model 6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并采取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法抽样5000次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单因子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共有16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累计解释的总变异量为56.88%，其中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百分比为18.72%（<40%），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27]。

2.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依恋回避、依恋焦虑、情绪调节能力、焦虑和人际信任得分进行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依恋回避与依恋焦虑和焦虑均呈显著正相关，与情绪调节能力和人际信任均呈显著负相关；依恋焦虑同情绪调节能力和人际信任均呈显著负相关，与焦虑呈显著正相关；情绪调节能力同人际信任呈显著正相关，与焦虑呈显著负相关；焦虑与人际信任呈显著负相关。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each variable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3 依恋焦虑与人际信任的关系：链式中介效应

根据本研究假设，以依恋焦虑为自变量，人际信任为因变量，情绪调节能力与焦虑为中介变量，运用海斯开发的SPSS宏程序PROCESS的Model 6，重复抽样 5000 次，在控制了性别、年级等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的人口学变量条件下，对数据进行偏差校对分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28，29］。结果显示，依恋焦虑对人际信任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06，p<0.001）。将依恋焦虑、情绪调节能力和焦虑共同纳入回归方程后，依恋焦虑直接显著负向预测情绪调节能力（β=-0.10，p<0.001）、正向预测焦虑（β=0.16，p<0.001）、负向预测人际信任（β=-0.02，p<0.05）；情绪调节能力显著负向预测焦虑（β=-0.25，p<0.001）和正向预测人际信任（β=0.11，p<0.001）；焦虑显著负向预测人际信任（β=-0.17，p<0.001），如表2、图2所示。

表 2 各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图2 依恋焦虑与初中生人际信任间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构方程模型

Figure 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of the chain-mediated role between attachment anxiety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ootstrap检验结果表明，路径Ind1和Ind2中，情绪调节能力和焦虑在依恋焦虑与人际信任间的单独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11、-0.026，95%置信区间分别为［-0.016，-0.007］、［-0.034，-0.020］，两条中介效应路径均不包括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路径Ind3中，情绪调节能力和焦虑在依恋焦虑与人际信任间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04，95%置信区间为［-0.006，-0.003］，不包括 0，说明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如表3所示。

表 3 情依恋焦虑与人际信任之间的中介效应Bootstrap法检验

Table 3 Bootstrap method tes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emotional attachment anxiety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2.4 依恋信任与人际信任的关系：链式中介效应

根据本研究假设，以依恋回避为自变量，人际信任为因变量，情绪调节能力与焦虑为中介变量，运用海斯开发的SPSS宏程序PROCESS的Model 6，重复抽样 5000 次，在控制了性别、年级等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的人口学变量条件下，对数据进行偏差校对分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结果显示，依恋回避对人际信任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15，p<0.001）。将依恋回避、情绪调节能力和焦虑共同纳入回归方程后，依恋回避直接显著负向预测情绪调节能力（β=-0.34，p<0.001）、正向预测焦虑（β=0.13，p<0.001）、负向预测人际信任（β=-0.16，p<0.001）；情绪调节能力显著负向预测焦虑（β= -0.22，p<0.001）和正向预测人际信任（β= 0.07，p<0.001）；焦虑显著负向预测人际信任
（β= -0.16，p<0.001）。研究假设H1 成立，如表4、图3所示。

表 4 各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图3 依恋回避与初中生人际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构方程模型

Figure 3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of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attachment avoidance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ootstrap检验结果表明，路径Ind1和Ind2中，情绪调节能力和焦虑在依恋回避与人际信任间的单独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22、-0.021，95%置信区间分别为［-0.035，-0.011］、［-0.029，-0.014］，两条中介效应路径均不包括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路径Ind3中，情绪调节能力和焦虑在依恋回避与人际信任间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12，95%置信区间为［-0.016，-0.008］，不包括 0，说明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如表5 所示。

表 5 依恋回避与人际信任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Table 5 Chain-mediated effects between attachment avoidance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3 讨论

3.1 依恋对初中生人际信任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依恋与初中生人际信任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发现依恋焦虑与依恋回避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初中生人际信任水平。这可能是因为高依恋焦虑的个体具有消极自我的内部工作模式[6]，习惯于去对自身价值产生怀疑，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对于他人的行为异常敏感，因此时常伴随着焦虑情绪与安全感的缺失，根据“拓延—建构环”理论[30]，焦虑又会进一步降低个体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进而导致其人际信任水平低，产生更多的人际困扰。而高依恋回避的个体具有消极他人工作模式[6]，在人际交往中往往曾经历过他人的拒绝、否定等。因此，在人际交往中倾向于认为他人不可信或他人会拒绝自己，具有较低的人际信任水平。已有研究表明，通过一些安全依恋的相关刺激，能够暂时提高个体的依恋安全感[31]。因此，可以尝试通过启动个体的状态性安全依恋来增强其人际信任水平。

3.2 情绪调节能力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情绪调节能力可以中介依恋与初中生人际信任间的关系。不安全依恋得分越高的初中生，其情绪调节能力越差，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32]。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安全型依恋个体在面对消极情绪时往往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情绪调节策略；而不安全型依恋个体的消极自我—他人表征则会使其在面临消极情绪时无法采取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来应对，例如回避型依恋个体倾向于抑制自身的消极情绪来减少与他人的冲突[33]，进而降低了个体对他人的信任水平。对于情绪调节能力较低的初中生，可以通过以“情绪”为主题的心理课程或团体辅导，提升其对于情绪的感受、领会、采纳和控制的能力，进而提升其人际信任水平，减少人际冲突的发生。

3.3 焦虑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还揭示了焦虑也可以中介依恋与初中生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依恋风格反映了个体在应对各种情绪信息时所涉及的情感过程[34]，不安全依恋类型的个体在采用消极的方式处理信息时，对于相关人或事物的认知就可能会产生偏差。情绪认知理论认为，焦虑水平高的个体，对于所经历的事件的评定往往从消极的角度出发[35]，进而削弱了个体对他人的信任。以往研究表明，以认知行为疗法为基础的正念干预训练能够有效缓解青少年的焦虑［36］。可以尝试运用适用于青少年群体的干预形式，例如，学校正念项目以及呼吸练习等，对于焦虑水平较高的初中生进行干预，缓解其焦虑状态，进而增强其人际信任水平，减少人际困扰。

3.4 情绪调节能力与焦虑的链式中介效应

本研究还发现，情绪调节能力和焦虑在依恋与青少年人际信任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情绪调节能力的高低与个体的情绪健康息息相关，研究表明，能够根据情境的变化灵活采取不同的情绪调节方式的个体，比倾向于使用单一情绪调节方式的个体的焦虑水平低[37]。早期亲子依恋的质量能够有效预测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38]，情绪调节能力较强的个体在面对拒绝、否定等情境时，能够积极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来改变自身对于该情绪事件的理解，进而降低其产生消极情绪的风险[39]。综上，根据以往研究发现情绪调节能力和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是可行的，即不安全依恋水平较高的个体由于消极自我—他人表征所导致的情绪识别与调节的能力较弱，使其对于消极情绪的处理变得更加困难，焦虑水平较高，倾向于对不确定事件做出负向的预期和判断，削弱了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

3.5 研究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通过链式中介模型探讨了依恋对初中生人际信任的影响，揭示了情绪调节能力与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为进一步了解初中生人际信任的发生机制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并能为提高初中生人际信任水平，增强其人际交往能力提供新的启示。人际关系是影响初中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家长与学校应给予重视。一方面父母应给予孩子充分的尊重与关注，形成良好的亲子信任关系；另一方面，应重视对于初中生情绪调节能力的训练，学会采用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来削弱消极情绪对于自身的影响，进而提升自身人际信任水平，改善人际关系，促进个体身心健康成长。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本研究的样本代表性仅来自安徽省，不能够代表全国的初中生群体，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今后研究可以尽可能扩大样本量和被试地域范围，进一步增强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第二，本研究属于横断设计，无法提供严格的因果验证，今后的研究还应采用纵向追踪设计来探讨依恋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Rotter J B．A new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trust［J］．Journal of personality，1967（35）：651-665．

[2] 张雅文，庞芳芳，安金兵，等．中学生共情与人际困扰的关系及性别差异［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0，34（4）：337-341．

[3] 韩世钰，章新琼，陆静茹，等．大一学生心理弹性在人际困扰与抑郁间的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0，28（12）：1892-1896．

[4] 龚文进，陆绮君，黄时华．青少年人际信任的构成及其发展特点［J］．中国学校卫生，2015，36（10）：1496-1499．

[5] Bowlby J．Attachment and loss：Vol1．Attachment［M］．New York：Basic Books，1969．

[6] Bowlby J．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affectional bonds［M］．London：Tavistock，1979．

[7] Hazan C，Shaver P．Romantic love conceptualized as an attachment proces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7，52（3）：511．

[8] Corriveau K H，Harris P L，Meins E，et al．Young children’s trust in their mother’s claims：Longitudinal links with attachment security in infancy［J］．Child development，2009，80（3）：750-761．

[9] 彭小凡，李妍慧，杜昆筑．高一年级学生同伴依恋同伴信任与孤独感的交互影响［J］．中国学校卫生，2022，43（8）：1198-1201，1206．

[10] 鲍秀琴，唐清婷，陈旭．依恋风格对人际信任的影响［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2，30（2）：449-453，460．

[11] 嵇家俊．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及其与家庭功能的关系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0．

[12] Liu Y，Ding Y，Lu L，et al．Attention bias of avoidant individuals to attachment emotion pictures［J］．Scientific Reports，2017，7（1）：41631．

[13] 陈洁，方晓洪，张凯．依恋焦虑对大学生无手机恐惧的影响：链式中介效应［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3，31（11）：1747-1752．

[14] 赵金霞，李振．儿童焦虑的发展及干预研究进展［J］．中国特殊教育，2016（11）：38-43．

[15] 李志勇，吴明证，陈明．成人依恋与个体真实性的关系：拒绝敏感性与自尊的链式中介效应［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9，27（1）：177-180．

[16] Bower G H．Mood and memory［J］．American psychologist，1981，36（2）：129．

[17] Joormann J，Stanton C H．Examining emotion regulation in depression：A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J］．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2016（86）：35-49．

[18] 刘文，张妮，于增艳，等．情绪调节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系的元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28（5）：1002-1008．

[19] 刘子静，王力俊．初中生情绪调节能力对心理状态、学业成就影响的研究［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9，39（4）：91-95．

[20] Fraley R C，Heffernan M E，Vicary A M，et al．The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Relationship Structures Questionnaire：A method for assessing attachment orientations across relationships［J］．Psychological assessmnt，2011，23（3）：615．

[21] 彭小凡，罗长群，王颖，等．亲密关系体验-关系结构量表（ECR-RS）中文版测评大中学生的效度和信度［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0，34（11）：957-963．

[22] 赵梓晴，雷秀雅．高中生人际信任量表的修订［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5（11）：128-130．

[23] 嵇家俊．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及其与家庭功能的关系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0．

[24] Lovibond S H．Manual for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J］．Sydney psychology foundation，1995：112-118．

[25] Taouk Moussa M，Lovibond P F，Laube R．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21-Item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DASS21）［J］．Sydney，Australia，2001．

[26] 周浩，龙立荣．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心理科学进展，2004，12（6）：942-950．

[27]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745．

[28] Preacher K J，Hayes A F．SPSS and SAS procedures for estimating indirect effects in simple mediation models［J］．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instruments，& computers，2004（36）：717-731．

[29] Mikulincer M，Shaver P R．Attachment，group-related processes，and psychotherap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2007，57（2）：233-245．

[30] 刘戍．社会排斥情境下依恋焦虑个体的人际信任：安全依恋启动的影响［D］．西南大学，2022．

[31] Zimmermann P．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internal working models of attachment and their role for emotion regulation［J］．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1999，1（3）：291-306．

[32] Wei M，Liao K Y H，Ku T Y，et al．Attachment，self‐compassion，empathy，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community adults［J］．Journal of personality，2011，79（1）：191-221．

[33] 辛素飞，王金睿，彭海云，等．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焦虑的影响：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视角［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3，39（5）：710-717．

[34] 张少华，桑标，江凯，等．社交焦虑大学生情绪调节灵活性：情绪内容对策略选择和使用的影响［J］．心理科学，2021，44（3）：633-641．

[35] 郑沁怡，丁雪辰，刘影，等．儿童社交自我知觉与抑郁感的关系：拒绝敏感性的中介作用与情绪调节能力的调节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9，27（5）：894-899．

[36] 钟歆，陈旭，赵乐．依恋回避与对情绪信息的认知加工［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7，25（2）：263-267．

[37] 王玉龙，姚治红，姜金伟．农村留守儿童亲子依恋与情绪调节能力的关系：留守时间的调节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24（3）：550-553．

[38] 王晓霞，冯正直．大学生状态、特质焦虑与刷新功能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18（4）：426-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