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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创造力（Creativity）是一种个体产生新颖的、有效果的想法或产品的能力[1]，也称一般创造力。作为一种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创造力源源不断地为各个领域带来开拓性的贡献。它的出现不仅造福社会，也造福个人。西蒙顿（Simonton）认为，创造力是心理健康和情感幸福的标志[2]。拥有产生新颖且实用观点的创造力，是一个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由于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创造力发展的关键阶段，培养创造力就成为中小学教育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不过，“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既然人能够运用创造性思维产生积极的观念或者产品，那么也能够产生伤害他人的观念和产品。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具有独创性和实用性的积极创造之外，创造力也有阴暗的一面。也就是说，新颖、有创意的想法也可能会带来有害的负面影响。消极创造力（Negative Creativity）就是阴暗面之一，它是指个体用于实现利己目标，但对他人或社会产生了消极结果的创造力，而个体并未有意使用该创造力来伤害他人或社会[3]。描述的是带有“附带损害”的创造力，即对他人造成的意外伤害。例如，在团队任务中，用创造性的方法逃避工作，这无疑会对团队的其他同事造成负面影响，增加同事的负担。另一个阴暗面被称为恶意创造力（Malevolent Creativity），是指个体有意识地以伤害自我或他人为目的，实施的某些具有破坏力的创造性行为活动［4，5］。更确切地说，恶意创造力是追求恶意、暴力和破坏性目标。在世界范围内，恶意创造力体现在具有创造性的恐怖行为、犯罪行动或战争中采用的新策略；而在日常生活中，恶意创造力可能表现为创造性的新型诈骗、欺骗、盗窃、剥夺财产等。相比之下，恶意创造力会给他人带来更为直接的伤害。

不同于一般创造力，恶意创造力的发展极有可能导致个体更容易想出新颖的想法用以伤害他人。因此，探寻恶意创造力的理论机制和影响因素，对合理降低恶意创造力所带来的潜在身心健康威胁具有非常重要的教育指导意义。在青少年时期对学生的创造力进行有建设性的引导，有利于个体树立正确的、积极的创造力动机，从而成为一个运用自身创造力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新青年。

2 恶意创造力的测量方法

由于创造力和恶意创造力的认知和思维模式类似，恶意创造力的测量方法更多地沿用了创造力的测量方法，在保留对思维流畅性和灵活性的衡量指标后，增加与“恶意”有关的指标，从而开发出了多种测量方法及工具。目前常用的测量方法主要有三种。

（1）问题解决任务（Problem-solving Tasks）

要求被试给出一个消极情境任务的解决方案，后采用专家评分法对方案的新颖性、逻辑性、实用性进行评估，给出的方案数量和每个方案的得分为衡量指标。方案越多，专家评分总分越高，则恶意创造力水平越高[6]。

（2）发散思维测验（Divergent Thinking Test）

要求被试尽可能多地说出一个具体物品（铅笔与砖头）的新颖用途，以给出的用途数量和恶意用途在所有用途中的占比为标准来衡量个体的恶意创造力[7]。

（3）恶意创造力任务（malevolent creativity task，MCT）

改编自现实情境任务，要求个体对一个恶意情境问题给出尽可能多且新颖的想法，去帮助主人公。对恶意创造力的评定包括流畅性（有效观点的数量）、新颖性（观点的独特性）和恶意性（观点的伤害性程度）三个方面[8]。

（4）正性与负性答案评价量表（positivity versus negativity solution evaluation，PNSE）

在问题解决任务和发散思维测验的基础上改进而来。采用6点计分，“1”分为非常积极，“6”分为非常消极，以答案的数量、负性和创新性为标准衡量被试的恶意创造力[9]。

（5）恶意创造行为量表（malevolent creativity behavior scale，MCBS）

旨在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来测量个体的恶意创造行为。一共13道题目，分为三个维度：伤害他人、欺骗他人、捉弄他人。5点计分，“1”代表从未出现过，“5” 代表总是，总分即为恶意创造力分数，得分越高表明被试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更多的恶意创造力[10]。

3 影响恶意创造力的因素

1961年，罗兹（Rhodes）提出创造力4P模型，即影响创造力的因素有四种，包括过程（Process）、人（Person）、产品（Product）和环境（Press）[11]。2008年，克罗伯里（D. H. Cropley）基于4P模型扩展出了恶意创造力的6P模型，他们将创造力的人的因素细分为个人特征（Person Properties）、人的动机（Person Motivation）和人的情绪（Person Feelings）[4]。在心理学研究中，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因素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情绪、人格特质、情境因素。

3.1 情绪与恶意创造力

情绪因素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关注，因为个人情绪是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变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都可以促进发散思维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与个体的创造力相关[12]。而消极情绪，尤其是愤怒往往更易诱发出带有恶意的伤害行为。因为愤怒作为高唤醒水平、负效价的情绪，能够迅速激活个体的认知状态，充分调动认知资源参与思维活动，从而唤醒创造性。已有实验研究表明，诱发愤怒情绪能够显著促进个体的恶意创造力[13]，无论是特质愤怒还是状态愤怒都会导致恶意创造力的水平上升[14]。程瑞等人在探索消极情绪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后发现，愤怒能促进个体的恶意创造力表现（伤害、欺骗、捉弄他人），也进一步证明愤怒情绪对个体攻击水平的正向预测[13]。在研究愤怒情绪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时，无可避免会涉及对个体的攻击性。因为，恶意创造力中“有意识地伤害”的外在表现通常就是以外显攻击的形式出现。再者，愤怒在有关敌意和攻击行为的理论模型和实验当中处于关键因素，是一种与“恶意”认知有高相关的刺激性情绪状态。如果个体沉浸在负面情绪中，认知模式会更加倾向于内省，这使得他们能够产生新颖、有效的方法来实现伤害他人或破坏社会的目标[15]。道德情绪与上述的情绪不同，它是个体根据社会规范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和思想进行评价而产生的情感[16]。
实验证明，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道德情绪（感恩和内疚）均能显著抑制大学生的恶意创造力[12]。可能是因为处于感恩状态的个体在经历了更多的积极情绪后，其恶意创造力水平降低。而处于内疚状态的个体即便体验到了更多的消极情绪，但这种消极情绪会使个体更倾向于从事亲社会行为，从而保持较低的恶意创造力水平。

3.2 人格特质与恶意创造力

恶意创造力本身反应个体或群体专注于伤害他人的认知结果，个体消极的认知风格或人格品质在恶意创造力的形成中有重要作用。李（Lee）等人采用发散思维测验证实了人格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联系，其中人格的尽责性和特质性身体攻击对恶意创造力有显著影响[7]。一项元分析表明，道德脱离、攻击性、黑暗三联征（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和精神病态）和敌意都是显著因素，因此是诱发恶意创造力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移情、心理复原力、自觉性和年龄在减轻或消解恶意创造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7]，而情商、开放性、宜人性、外向性、平均学分绩点和语言攻击性与恶意创造性无关[18]。而另一项研究表明，情绪智力可以负向预测恶意创造力，也就是说情绪智力较低的个体拥有较高的恶意创造力。这可能是因为情绪智力较低的个体更容易产生消极想法，在看待问题和事情时更容易进行负面的解释，从而在解决问题时更倾向于富有恶意创造性的方案[19]。研究表明，恶意创造力与特质攻击性呈正相关，与个体自觉性呈负相关。因为自觉性较高的人通常比较循规蹈矩，而自觉性较低的人想法另辟蹊径，因此可能更易想到日常用皮的有害用途。除此之外，男性不出意料的比女性有更高的恶意创造力，因为男性通常比女性有更多身体攻击[7]。当然，不仅是外显攻击与恶意创造力有关，有研究结果表明，内隐攻击性同样对个体的攻击偏好和恶意创造力表现起正向预测作用[20]。调查研究显示，道德水平越低的成年人，恶意创造力越强。较高水平的黑暗人格也表现出了更高的恶意创造力[21]。

3.3 情境与恶意创造力

带有消极刺激的社会情境会让个体表现出更多的恶意创造力。相比于感知公平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学生在实验中表现出了更多的恶意伤害他人的想法，即更高的恶意创造力水平[6]。 研究发现，恐怖组织内部的恶意创造力来源于成员对自身所处的不公平情境不满意，从而爆发出强烈的犯罪欲望，使用恶意创造力危害社会[22]。巴斯（Baas）等人的研究发现，高社会威胁情境通过唤醒高认知需求个体的攻击动机从而诱发恶意创造力[23]。哈里斯（Harris）等人认为，激惹情境是致使个体使用恶意创造力的关键因素。他们发现，在敌意的、愤怒的、不公正的、复仇的情境中，个体会表现出比日常情境更高水平的恶意创造力。根据6P模型，来自社会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很可能共同作用，导致恶意创造力的形成和发展[4]。如社会排斥，长期的社会排斥会潜移默化地阻断个体的社会联结，从而带来心理疼痛，个体为了缓解痛苦，可能会做出带有恶意意图的行为来报复他人[24]。另外，对于年幼的儿童来说，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家庭情境下，也会诱发他们的恶意创造力[15]。儿童忽视作为儿童虐待类型之一，会从根本上阻碍儿童的认知和社会情感的健康发展，这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会持续到青春期甚至成年期[25]，所以童年时期遭受更多忽视的个体在成年后更有可能实施恶意创造行为。

4 干预措施

青春期是提高心理健康行为和幸福感的重要时期。如何有效开展培养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的活动，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水平是心理健康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4.1 情绪调节

程瑞等人在实验室中对诱发愤怒状态下的成年人进行情绪调节，采用了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进行干预。结果表明，上述两种情绪调节策略都能够有效抑制个体萌生恶意创造的想法，显著削弱了愤怒所诱发的恶意创造力[26]。也就是通过弱化个体的愤怒情绪来降低个体恶意创造力中的伤害水平和新颖水平。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可以通过调节愤怒情绪，降低个体攻击性水平和情绪唤醒水平，从而降低个体的恶意创造力[13]。认知重评在1998年由格罗斯（Gross）提出，是指个体通过重新评估和解释引发情绪的事件并以积极的方式看待它以达到减轻影响改变情绪反应目的的一种策略[27]。比如，处于愤怒情绪的中学生可以对诱发自己产生愤怒的事件进行重新解释，思考这件事会给自己带来哪些正面影响。表达抑制则是指个体抑制将要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情绪表达来调节情绪[28]。比如，在面对令人生气的事件时，忍住愤怒情绪不要爆发，表现出平静的情绪状态。这两种策略需要在专业心理老师的引导学生如何正确运用策略调节情绪，所以需要学校配备心理咨询室和心理教师，由专业人员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做评估，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调节情绪状态。在为学生提供所需的心理支持的同时，也鼓励青少年学会从积极层面看待和思考问题，合理表达、宣泄情绪。

4.2 人格培养

黑暗三联征人格特质作为诱发恶意创造力的关键因素，在对恶意创造力进行干预时，我们应该关注那些具有较高的黑暗三合会人格特质的群体，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创造力的积极用途，形成积极的认知风格和思维模式。一项研究调查了270名大学生发现，道德推理水平能够调节创造潜能与恶意创造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个结论启示我们，可以通过对个人道德推理能力的干预计划来阻断个体发挥恶意创造力，实施恶意创造性行为[29]。除此之外，培养青少年合理应对激惹情境的心理韧性也是一种降低恶意创造力水平的方法。心理韧性是能够帮助个体在面对压力情境时仍然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格特质[30]，
通过提高人们的认知模式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调动认知资源减少负性事件带来的干扰，从而抑制个体运用恶意创造力实施破坏性行为，采用积极的应对策略去解决问题。

4.3 教育环境

父母和老师在青少年成长路上承担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和责任，他们为孩子提供的教育环境无不影响着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责任人所营造的教育环境对青少年创造力的发展方向举足轻重。已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童年创伤与恶意创造力呈正相关，这意味着童年时期经历过更多创伤的人在成年后更有可能产生更多的恶意创造行为[17]。那么在教育的过程中，父母要承担起监护人的责任，提供安全、温暖的生活环境，给予孩子充分的关注和回应，鼓励他们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减少童年不利经历，从而避免童年创伤的形成。在学校环境中，老师管理学生做到因材施教、赏罚分明，和学生们共同创造一个良好的和谐校园风气。老师也应当重点关注那些在童年时期有创伤经历的群体，有针对性地引导他们将自己的创造力发挥在积极方面，能够有效阻断日常情境中恶意创造力的萌发。对于社会来说，不道德行为的普遍出现催生了个体的恶意创造力，也能被创造力所增强尤其是人际交往中，如果青少年面对他人的挑衅时接收到恶意人际信号，那么恶意创造力的潜力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激发，甚至转化为实际的恶意行为。因此，营造一个公平、稳定、和谐的教育环境无疑是保持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一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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