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心理学系,桂林
近年来,有关亲社会行为、亲社会倾向等研究成为心理学所探索的重点,在当今时代下,构建互助和谐、友好平等的社会是人类追求实现“大同”状态的基础。社会中的人类在生存和发展中,强调合作的作用,成为一座孤岛的人无法在社会中生存下去,也没有人可以在社会大环境中独善其身。因此,合作在人际交往中实则是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生存法则中,人类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高级动物,当共同面临生存中的危险时,人类大多都会选择通过合作形成更强大的群体[2]。在《科学》杂志成立125周年之际,该杂志所在的杂志出版了125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其数量与周年纪念杂志的数字相同。在前25个问题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人们的合作行为如何改变的[3]。因此,人们在做出是否进行合作行为的这项决策时,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便成了热议的话题。现阶段,对于个体合作行为的研究大多是通过博弈论的社会困境情境进行探究:道斯(Dawes)是最早提出社会困境概念的研究者,他引导着之后的研究者们通过创设应用游戏或情境来作为影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困境问题的模拟器并通过考察社会困境中人们的合作行为来探究出影响合作行为的机制以及影响合作行为的因素。同时,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现代社会形成了一个默认规范,即一个拥有较高社会责任感的个体能够通过做出更多的亲社会、合作行为在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方面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其中,在强调共同利益的集体主义社会中,对影响社会责任感的因素之一——心理距离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差异序列结构理论是社会学家费肖针对与中国的关系提出的,社会关系越近,越受到特别关注。那么,在与埃尔斯特提出的群体中社会规范论“视个体为平等,给予平等待遇”相悖后,心理距离对于群体合作行为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则需进一步进行研究。
因此,本研究拟探讨个体的特质因素社会责任感及不同维度心理距离情境对其合作行为的影响。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申明,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要以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作为首要基点,当今社会人才所被赋予的较高期望其一便是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26]。蒙塔(Montad)曾在研究中总结到:对于社会责任感,有学者认为责任感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对他人的责任,一方面该个体要对自己的言行和结果负责[23]。社会责任感是当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成功地完成某些任务并承担某些任务时的一种情感体验和一种更积极的行为态度,社会责任不仅是一种自我照顾,也是一种义务,是指个体在内在心理水平和外部知觉水平上造福他人的行为。有研究者认为,社会责任是个体主动承担一定社会责任或愿意帮助他人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18]。有一项研究针对中国社会责任感进行了为期近十年的追踪,最终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社会责任感在政治学视角看来是指个体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产生的一种社会规范与价值标准;第二,社会责任感在社会学层面看来是指一种会在逐渐社会化过程中培养起来的情感,俗称是亲社会情感;第三,社会责任感在心理学视域看来,是多用于履行社会责任或个体对自己履行社会行为结果所产生的一种综合内在心理情感体验、个体的独特价值取向以及其对事物态度倾向的一种心理品质[19]。综上,比对以上学者所提出的社会责任感概念,无不提到对自己、他人的责任态度,因此,本文采用黄四林等人所定义的社会责任感。
从上方综述可得:社会责任感是一种比较积极且保持平稳的心理品质,拥有这种品质的个体常常会主动选择承担社会责任或乐于给予他人帮助。在生活与成长方面,它不仅能够对个体自身的学业水平以及人格的稳定形成产生积极的影响[12],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和谐与进步。当然,主要是借助高社会责任感的个体的利他行为与其较高的奉献意识[6]。有研究表明有较高社会责任感的个体其社会融合感也相较于其他个体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会更加将互惠原则放在重要地位,亲社会行为也会更
多[9]。而社会责任意识通常也会通过人际信任这一前提而建立,因为人际信任本身就是一种确保对方能够履行委托给他的义务或责任的感觉[27]。西尔克·夏洛特(Silke Charlotte)等人[13]得出青少年的移情和社会责任感在多项社会语境体验与青少年公民合作行为中间起中介作用。同时,还有研究者发现,人际信任在囚徒困境中的影响已被证实,信任程度的高低将会影响合作行为[22]。综上可得,个体社会责任感的高低对个体的合作行为有不同的影响。
在爱德华·布洛有关心理距离的定义中,在字面传统意义上,距离二字是指现实空间中的一定距离,但布洛对于它的定义却并非如此,而是将观察者本身所处方位作为原点与那些能够让观察者产生感触的对象或物体之间的一种距离。“心理距离”的理论中描述的心理距离是在别人离自己前或是事物离自己后所形成的一种个人能自身体验到的主观层面感受。于是,心理距离理论就把人们当下确定的直接经验视为初始原位置,以多个角度不断发散和扩展,从而产生出了许多不同角度:社会距离——社会目标与感知者的自我有多大区别(朋友vs陌生人)、时间距离——个体自我感知现状与目标状态有多少时间间隔(过去vs未来),以及空间距离——空间地理位置的当前位置与目标将到达的位置之间的距离。基于层次理论的阐释,由于心理距离的每个维度都以自我为参照点,心理加工过程会与个体的心理距离情境相似,个体的认知和最终行为选择也会呈现出相似的特征[28]。
已有研究表明,处于社会困难下的个人往往比处于社区优越环境下的个人更关注于自身的行为及其在未来时的社会价值。学者们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正处于社会困境中的个人往往具有更高的解释水平倾向,从而也更易于形成社会合作倾向。在关于心理距离维度之一社会距离和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中,使用社会困境中的最后通牒博弈范式作为合作行为测量的实验结果表明个体拒绝来自朋友的不平等需求比陌生人更少[10]。而也有研究表明:当社会距离较近时,个体的合作行为比当社会距离较远时更显著。还有研究者的研究指出,在社会距离近的情境下个体的合作行为要比社会距离远时情境的更多,通过以上结论为基础,研究者们进一步检验出了合作指数对中等水平时的个体社会距离的影响最大[21]。同时,“群体的协作水平在合伙人情景中,会明显超过在陌生人情景中的协作水平”这种结果是在通过序贯公共品试验中得到[28]。由此可得,现有的研究大多可以基于心理距离的单一维度,即社会距离维度来探讨与合作行为的影响关系。因此,心理距离的不同维度可能会对合作行为产生影响。
合作行为广泛且普遍地存在于当今社会,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不可分割。合作行为是个体选择牺牲自我或者将自我放置在一个相对次要的地位从而为另一个个体的利益付出一定代价的行为[8]。合作行为通常发生在大于等于两个人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以实现共同目标为终点,并促进一种对个人和他人都有利的亲社会行为。有研究者指出,进化心理学为合作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平台与支柱,一种名为“亲缘选择”的理论是由汉密尔顿提出来作为对个体间的合作行为的一种理解,即合作行为能够增加社会生活中个体存活和繁衍的机会与概率[25]。还有研究者认为合作行为是基于个体间互惠作用[2]。同时,合作也是一种互惠行为,主要表现在有集体生活的个体与种族中。而亲族血缘关系自古是无法割舍的族群中无法割舍的联结。因此,越是关系相近的族群,他们的合作行为出现越密集。因此,影响合作行为的因素不仅仅只来自单方面,而是多方面的共同作用:首先,个体主观合作意愿的变化受个体自身因素的影响,如身心状态,动机因素等,从而在行为阶段发生变化;其次,个体在做出行为决策或保持一定行为模式时,会受到外界环境因素的变化或存在的影响[15]。
在以往研究中,对于合作行为的测量研究者们通常运用行为实验或问卷调查方法,行为实验范式主要由囚徒困境、最后通牒游戏、信任游戏、共有物困境、反共有物困境,以及“要么给,要么接受”困境[15]。多数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合作行为时通常从社会困境入手。在某种相互冲突的合作行为情境中,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之间如何维持平衡是一个重要的测量方面。两者利益既存在互相冲突又存在互相影响的可能,因为若要想在较短时间的限制中将个人利益实现最大化,就可能需要做出背叛他人、损害他人的利益的行为选择以满足自己的对利益的需求;而倘若想形成双赢或者互利共赢的结果,则就需要选择与别人进行合作的行为[5]。而在众多研究范式中,大多研究者会选择使用公共物品范式来研究人们的合作行为。公共物品困境则是在同一个群体内,成员自愿为了公益性事业向公共池进行捐赠,在先前所设定的捐献量标准被达到后,该范式就会产生群体所有成员都可以免费享受的产品,即公共物品[20]。同时,在实验室实验中,研究人员在研究个体的合作行为时,通常会模拟一些游戏任务或定义一些社会困境。例如,研究合作行为的一些常见范式包括信任博弈、公共困境和囚徒困境[6]。因此,由于本研究立足于实验室实验,综上考虑,决定采用公共物品困境作为合作行为的研究范式。
当人们研究了心理距离和人际信任,发现解释水平是一种间接影响:当心理距离较大时,个体解释事物的水平较低,因此个体具有较高的人际信任度;而研究心理距离在面部吸引和人际信任中的作用发现心理距离与人际信任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心理距离越远,人际信任就越低。同时,人际信任(一种相信对方、对对方所做事物具有依赖感与安全感)作为社会责任感的前提因素,对社会责任感有着正相关关系[27]。因此,心理距离是影响社会责任感的重要因素之一。有研究结果表明,心理距离对社会责任四个维度的影响可以达到显著水平。社会责任侧重于个人对集体和他人的影响,是一种比责任层次抽象程度更高、心理距离更远的心理表征[24]。因此,本文想探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在不同心理距离情境下的合作行为是否会有差异。
假设1:高社会责任感的个体比低社会责任感的个体更愿意做出合作行为;
假设2:心理距离近(朋友、步程10分钟、1周后回馈)的个体比心理距离远(陌生人、步程3小时、1年后回馈)的个体更愿意做出合作行为;
假设3:在远心理距离条件下,高社会责任感个体比低社会责任感个体更愿意做出合作行为。
根据问卷分组结果,最终在福建省内某高校选取身心健康的年龄为18~23周岁在校大学生136人,其中社会责任感高的被试68人(男37,女31),社会责任感低的被试68人(男40,女28)。所有的被试均具有健康的身心条件并且均为右利手,双眼视力正常。待实验结束后,会为参与实验的被试送上小礼物以表达感谢。
实验程序用PsychoPy 3.1.5进行编制,数据处理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 21.0进行分析。
(1)采用牛忠辉改编的他—我融合度量表(IOS量表),在每一对圆中,一个圆代表自己,而其他的圆用另一个圆表示。图中每对圆的重叠面积越大,则“我—他/她”之间的心理距离越近。相反,它更多地代表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心理距离。
图 1 他—我融合度量表(IOS量表)
Figure 1 He-me integration scale (IOS Scale)
(2)本文对社会责任感的测量选择采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量表(MMPI-2)社会责任感分量表(Re),其克隆巴赫α系数=0.79。该量表可以从主观层面让个体进行自我评估报告:自己对自己行为的过程与结果进行负责和履行自身社会义务的意愿程度。若该量表的最终得分越高,则表明该个体更愿意维护社会规范,也更倾向于按照社会规范行事。这个社会责任感量表共由32个项目所组成,每个项目用“是”(对应按键A)或“否”(对应按键B)作答,回答“是”的计1分,回答“否”的则不予以计分。其中的第6、7、11、14、18、21、24、28、30题为反向计分。
(3)对于合作行为的测量:采取公共物品两难游戏范式(public goods game,PGG)。
采用2(社会责任感:高社会责任感、低社会责任感)×2(心理距离:心理距离近、心理距离远)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被试间变量是社会责任感,而被试内变量则是心理距离,因变量测量指标为捐赠金额的选择。
在实验开始前需要和被试说明实验的基本要求,让他们根据指导语的引导一步步认真完成实验,尽量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在途中遇到问题时可以举手示意。实验总共分为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社会责任感量表的填写,被试将统一在psychopy 3.1.5实验程序中进行问卷填写,根据被试的作答时间以及选项的总体分布仔细剔除出无效问卷后根据27%的社会责任量表,被试被分为高社会责任组和低社会责任组作为测量基准:其中,得分较高的正序27%作为高社会责任感组,低社会责任感组则是得分较低的倒序27%。第二部分为合作行为任务阶段,使用psychopy 3.1.5软件编制与控制,并在一台屏幕大小为15.6英寸,清晰度的参数是1280*800的华硕笔记本电脑上运行程序。合作行为任务实验阶段分为练习阶段和正式阶段两部分,设置500ms的注视点时长,练习阶段的设立目的主要是为了帮助参与实验的被试尽快熟悉实验按键操作以及引导语,熟悉后即可进入正式实验。最后,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对参与被试给予小奖品的回馈。整个实验流程如图2所示。
图 2 正式实验流程图
Figure 2 Flow chart of the formal experiment
社会责任感量表拟采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量表(MMPI-2)社会责任感分量表(Re)。这个测量个体社会责任感的量表共由32个项目所组成,根据被试对32个项目的作答情况对其进行“是”“否”对应“0”“1”的计分,最终计算各个被试的总分并进行从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较高的正序27%作为高社会责任感组,低社会责任感组则是得分较低的倒序27%。本研究共有260名被试参与,筛出9名被试,由于作答时间大于400ms或小于100ms的数据为无效数据,故最终有效数据共251份。其中,男生134人,女生117人,年龄介于18~23岁之间。根据27%分组结果,高社会责任感组与低社会责任感组人数各为68人,其中,男女生比率平均接近1.3∶1,分别为77人、59人。
基本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社会责任感高与社会责任感低的个体所得差异显著(t=29.44,p=0.02<0.05,η2=0.57),即相较于较低社会责任感被试,高社会责任感的被试会更愿意做出合作行为。
表 1 社会责任感独立样本t检验
Table 1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M |
SD |
t |
p |
|
社会责任感高 |
25.03 |
3.77 |
29.44* |
0.016 |
社会责任感低 |
13.26 |
5.52 |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通过表2对心理距离的独立样本t检验可知,本研究中的社会距离维度下朋友关系与陌生人关系之间所得差异显著(t=14.85,p=0.03<0.05,η2=0.89),即被试对亲密朋友(IOS均分为5.41,满分为7)的合作行为值(M=14.84,SD=5.21)显著高于对与陌生人的合作行为值(M=6.43,SD=5.62),表明本研究在心理距离的三个维度之一的社会距离的操纵是有效的;在空间距离维度下,步行3小时与步行10分钟差异显著(t=17.74,p=0.04<0.05,η2=0.63),即步行3小时合作行为值(M=5.01,SD=4.89)显著低于步行10分钟(M=10.70,SD=8.57)的合作行为值,表明本研究对空间距离的操纵是有效的;在时间距离维度下,被试在1周后收到回馈与在1年后收到回馈差异不显著(t=15.57,p=0.14>0.05),表明本研究对时间距离的操纵是无效的。
综上,该结果可说明本实验对社会距离与空间距离的操纵有效,对时间距离操纵无效。
表 2 心理距离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for psychological distance
M |
SD |
t |
p |
||
社会距离 |
朋友 |
14.84 |
5.21 |
14.847* |
0.028 |
陌生人 |
6.43 |
5.62 |
|||
空间距离 |
步行3小时 |
5.01 |
4.89 |
17.738* |
0.044 |
步行10分钟 |
10.70 |
8.57 |
|||
时间距离 |
1周后回馈 |
11.40 |
7.63 |
15.572 |
0.138 |
1年后回馈 |
7.96 |
3.51 |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在社会责任分组下,表3显示了个体心理距离的不同维度对其合作行为的影响的描述性统计数据。从表3中可以看出,无论在哪种心理距离维度下,高社会责任感的个体都会更倾向于做出合作行为,即社会责任感高的个体合作行为多于社会责任感低的个体。
表 3 合作行为的描述统计分析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operative behavior
社会距离 |
空间距离 |
时间距离 |
||||
社会责任感 |
M |
SD |
M |
SD |
M |
SD |
社会责任感高 |
27.06 |
3.785 |
23.03 |
3.520 |
24.99 |
4.013 |
社会责任感低 |
15.75 |
3.830 |
8.47 |
6.269 |
15.46 |
6.447 |
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根据球形检验结果表明,主体内效应即心理距离拒绝了球形对称的原假设(p=0.002<0.01),因此,可以用多变量检验来解释方差分析。从多变量检验结果表中可得心理距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有显著意义(p<0.001),社会责任感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有显著意义(p<0.001),心理距离与社会责任感的交互作用对合作行为影响显著(p<0.01)。据表4方差分析表显示:社会责任感主效应显著F(1,134)=53.49,
p<0.001,η2=0.71,高社会责任感的个体合作行为(M=25.03,SD=0.99)高于低社会责任感的合作行为(M=13.22,SD=2.24),表明不同社会责任感的被试合作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心理距离的主效应显著
F(1,134)=163.55,p<0.001,η2=0.68,表明不同心理距离情境下被试合作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心理距离近情境下的合作行为(M=12.31,SD=6.14)高于心理距离远情境下的合作行为(M=6.47,SD=4.67);社会责任感与心理距离交互效应显著F(1,134)=34.57,p=<0.01,η2=0.34。
表 4 社会责任感、心理距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方差分析表
Table 4 ANOVA table for the effec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on cooperative behavior
MS |
F |
η2 |
|
心理距离 |
341.62 |
163.552*** |
0.675 |
社会责任感 |
196.566 |
53.490*** |
0.711 |
心理距离*社会责任感 |
127.032 |
34.568** |
0.342 |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
由于心理距离与社会责任感交互作用显著,因此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如图3显示,低社会责任感的被试在心理距离远和心理距离近的情境下合作水平差异显著F(1,134)=10.74,p=0.02<0.05,η2=0.22,即近心理距离条件下的合作水平高于远心理距离条件下的合作水平,如图3所示。高社会责任感的个体,心理距离近与心理距离远的被试合作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F(1,134)=22.36,p>0.05,即近心理距离下的合作水平与远心理距离条件对被试的合作水平无影响。
图 3 不同社会责任感个体在不同心理距离下的捐赠金额
Figure 3 Amount of donations at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distances for different socially responsible individuals
实验结果显示,心理距离的主效应显著,据此对心理距离进行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社会距离对个体合作行为的影响是显著的,在与朋友为合作对象情况下个体的捐赠金额显著大于与陌生人为合作对象情况下个体的捐赠金额,即个体在社会距离较小的情境下更愿意做出合作行为;这一结果,支持坎帕尼亚(Campanha)等人在最后通牒博弈范式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即相比陌生人,个体更愿意接受朋友提出的建议与要求[10]。在社会距离维度下,被试更愿意与社会距离近的个体作出合作行为;在空间距离维度下,步行3小时情境下的捐赠金额显著小于步行10分钟情境下的捐赠金额,即个体在距离10分钟左右步程的合作水平显著高于距离3小时左右步程的合作水平,个体在空间距离较小的情境下更愿意做出合作行为,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16]。时间距离对个体合作行为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即表明个体在1周后收获收益回馈时和在1年后收获收益回馈时的合作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前人的研究不一致,前人研究在1周后获得收益时的合作水平会显著高于在1年后获得收益时的合作水平[16]。捐赠金额出现结论不一致的原因与选取的实验材料有一定的关系,本研究下时间距离所采用实验材料虽与前人材料一致,但多数被试反映实验情境的设计最终结果都是获得收益只是时间快慢问题,导致被试不将收益回馈的时间纳入考虑,只把握收益结果最终是存在的。这与不同个体对价值衡量标准不同有关,但是在现今利益衡量背景下,大多数个体更加注重结果而忽略过程。
实验结果显示,社会责任感的高低对个体合作行为的影响是显著的,有较高社会责任感的个体捐赠金额显著多于社会责任感较低的个体捐赠金额,这与前人的研究相一致,即随着社会责任感的增加,高社会责任感的个体比低社会责任感的个体更愿意做出合作行为。同时,有研究发现,对所在群体或社会更易主动负责的大多是亲社会者,而且,这一社会责任感解释了两者在合作水平上的差异[4]。在有关社会困境的研究中,社会价值取向是个具有较强影响作用的动机因素,并且该研究支持了一个论点,即社会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对预测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有影响[1]。亲社会者显然会更多地做出有利于社会共同利益的决策,而高社会责任感的个体同属于亲社会者这一大类,故他们也会同样更倾向于做出亲社会行为,使自我与社会、他人构建良好的关系圈。而低社会责任感的个体则与之恰恰相反,他们大多不致力于协同解决问题、较不在意社会凝聚力与共同体问题,并且对他人、社会的事情抱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所以低社会责任感个体的合作行为会显著低于高社会责任感个体的合作行为。
社会责任感是由于个体对群体的认同程度提高而产生的一种情感与品质,这会使个体将集体命运视同自身命运。拥有较高社会责任感的个体的行为表现特点为倾向于将社会或集体利益放置在较自我利益更高的位次。因此,这一类的个体在进行合作行为的抉择时,往往更注重整体的收益,更愿意投入自我,使其不论是在哪个水平的心理距离情境之下,高社会责任感的个体都会比低社会责任感的个体更愿意捐赠更多金额即做出更多的合作行为。
然而,社会责任感低的个体的行为表现特点为倾向于依据心理距离的远近而做出相应的区别对待。这类个体对于心理距离较远的个体会以“以己为先”的态度,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考虑是否能从他人处获益,较少考虑共同与集体的利益总和。因此,在心理距离近的条件下,个体相较心理距离远的条件更愿意做出合作行为。
我们的研究结果还发现,社会责任感和心理距离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当心理距离远的情境中,社会责任感高的个体捐赠金额高于社会责任感低的个体,这说明社会责任感高的个体在心理距离较近条件下更偏向于做出合作行为;当心理距离近的情境中,社会责任感高的个体的捐赠金额与社会责任感低的个体无显著差异,说明个体的社会责任感高低在近心理距离条件下对个体合作行为无影响。这一结论与解释水平理论相契合:在远心理距离时,个体对事物的解释是高水平的抽象解释,倾向于选择不合作;而面对近心理距离时则会采取更具体详细的低水平解释,倾向于选择合作[5]。同时,有研究者也基于解释水平理论,研究者认为心理距离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表征来影响个体合作行为的差异。社会责任感在社会规范理论中被认为是个体主动约束自己且主动维护社会规范的一种价值体系,在心理距离近的条件下,社会责任感高低对合作行为没有影响。从社会文化角度进行分析,这与今天中国典型的“相熟相近”的熟人社会情况基本符合,即无论社会责任感高低,个体都会倾向于与心理距离近的个体做出合作行为或是在近心理距离的情境下做出合作行为。
本研究虽然得到一些有意义的发现,尽管一些局限性的问题其中还是存在,但它们值得在未来被投入探讨。在心理距离下时间距离维度的情境的选择上,本研究选择的情境是相同回馈结果下近时段与远时段的时间距离,对于回馈结果的必然性,时间远近则不被纳入考量。并且,本研究使用的范式是通过以虚拟情景模拟不同被试对虚拟情境的假设与理解会与实际生活有所不同,因此导致本研究在某些维度下的实验结果具有不稳定性。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现场实验法,进一步让个体设身处地参与实验考虑不同心理距离情境下个体合作行为的差异。
基于不同社会责任感个体在不同心理距离下产生的合作行为差异研究实验结果,可得如下结论:
(1)与社会责任感低的个体相比,社会责任感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做出合作行为的选择;(2)近心理距离条件较远心理距离条件,个体更愿意做出合作行为;(3)社会责任高的个体产生的合作行为不会随着心理距离变化而变化,而社会责任低的个体相比于远心理距离情境,在近心理距离情境下更愿意作出合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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