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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依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在2023年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中国在全球性别平等指数排名（Global Gender Gap Index Rankings）中位列第107，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国家均排名靠后且落后于上一年的排名。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中国推动性别平等的努力对实现全球性别平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可以反映国家的文明程度及其现代化进程（田艳平、姜奕帆，2021），如有研究发现提高母亲家庭地位对子女健康投资有积极的影响（徐玮、吴充，2023）。因此，提高女性社会地位、鼓励和推动女性参加社会经济活动，不仅能够推动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是培养优秀人才、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尽管我国早已将性别平等作为基本国策（丁娟，2018），但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如“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等依然影响性别平等的推进（许琪，2016）。传统文化中不利于两性平等发展的成分与当前社会追求性别平等的目标发生冲突，使得社会在性别角色重构上左右摇摆（王金玲、姜佳将，2013）。此外，作为两性地位不平等在生命孕育时期的显性标志，中国长期偏高的性别比也对社会稳定提出了严峻挑战（王鹏，2012）。有学者提出，发源于宗族制度的宗族文化在根本层面上培育和加固了人们的性别角色观念（韩风，2012）。实证研究也发现宗族文化与人们对传宗接代的重视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并表现为宗族文化势力越强，性别比失衡越严重，女性与男性的受教育差距越大（张川川、马光荣，2017；丁从明 等，2018）。那么宗族文化是否能够解释性别角色观念的省际差异呢？目前对于该问题探索还缺乏实证研究。

1.1 性别角色观念

性别角色（Gender Role）是社会根据人的性别而规定的一种行为及思维模式（Delamont，1990；Lindsey，2020），包括对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社会态度，以及男性和女性应该具有的人格特征和社会行为模式等。性别角色观念（Gender Role Attitudes）是指有关男女应当遵从怎样的社会规范、社会角色分工、性别关系模式，以及其行为模式等观念（Williams and Best，1990）。关于性别角色的形成，性别图式理论表明，个体会按照社会所期望的与其生理性别相一致的行为方式行事，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形成不同的性别图式。班杜拉等社会学习理论的心理学家则认为，性别角色是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通过观察、模仿等过程而习得的，性别差异则是由社会实践与风俗习惯的不同所造成。以上定义皆反映了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期望规范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与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一个国家，中国各个区域既有文化上的共性，也因不同的发展轨迹有着地域或民族的特性。性别角色观念作为一种社会认知，是以“认知元素”诸如图式、刻板印象、各种思维启发式等形式存在于大脑中，并被我们在社会活动中加以提取和应用。这种认知受到如文化、经济、教育、地理环境、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影响（Markus and Kitayama，2010）。研究表明，中国不同区域的个体受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气候环境、耕种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在社会认知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Talhelm et al.，2014），其他心理指标如人格（Wei et al.，2017）、集体主义（Ren et al.，2021）等也存在省际差异。在与性别相关的研究中也发现，无论是在性别比等客观指标还是生育主观意愿偏好男孩的调查中，都发现显著的地区差异（张川川、马光荣，2017；任孝鹏 等，2024）。此外，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显示，45.1%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同意“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观念，并且在该观念上有显著的地区差异（韩雷、李舜，2022）。因此，本研究认为，在性别角色观念上可能也存在省际差异。

1.2 宗族文化与性别角色观念

文化和性别角色密切相关，个体性别角色的获得和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社会或文化所认可的价值的内化而完成的（蔡华俭 等，2008）。扎根于中国古老的农耕经济体系、依托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而形成的宗族制度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的基石（Freedman，1965）。而发源于宗族制度的宗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成分，它强调父系家族特征，并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来保证宗族文化的约束力。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宗族规范重视和强调传宗接代、绵延子嗣，赋予了男性比女性更高的价值，而女性在家族祭祀、家产继承和父母供养等方面均不受重视，如女性不被录入宗谱、不允许进入宗祠，皆体现出“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性别角色观念。有研究发现宗族文化和人们对传宗接代的重视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宗族文化势力越强的地区，男孩偏好越强，性别比失衡越严重（张川川、马光荣，2017；丁从明 等，2018），而在村庄历史比较短暂、宗族文化薄弱的地区，出生性别比大致保持平衡（龚为纲 等，2013）。任孝鹏等人（2024）通过分析“招娣/弟”这个明确带有“男孩偏好”的名字的分布情况发现，宗族文化可以正向预测“招娣/弟”省际比例的差异，宗族文化越强的省“招娣/弟”比例越高。这种强大的“男孩偏好”本质上反映了长期受以男性为核心和主导的宗族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所影响而形成心理定势，折射了该地域文化中存在的不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刘爽，2018）。

此外，宗族文化所强调的传统性别规范要求女性作为男权的附庸需服从并辅助男性，即言行需符合“三从四德”并从事“相夫教子”的家庭内部工作，限制女性参加社会经济活动（徐杨杰，1992）。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后，多项政治和文化运动的开展打破了宗族对女性的禁锢，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职业上获得了更高的成就，宗族文化对思想观念的束缚依然存在。比如，社会上对“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仍有较高的认可程度（丁娟、李文，2012），女性的价值评价标准依然在于是否扮演好“妻子”“母亲”和“儿媳”的角色（张川川、王靖雯，2020）。实证研究发现，宗族文化越强和宗族多样性越高，越不利于农村女性参与非农就业（杨志海、陈芝芝，2024）；村居层面的宗族文化越强，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越低，并且在控制了环境因素（宗族文化）后，传承因素对于移民的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仍然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程佳朦，2021）。此外，由于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等因素，宗族组织的分布和发育状态整体呈现出南强北弱的态势（刘军、王询，2007），宗族文化对人们心理行为的影响也随宗族的分布和发育情况呈现出地域上的差异（肖唐镖，2011）。

综上，本研究认为，性别角色观念的可能存在省际差异，并且宗族文化可能是影响性别角色观念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区域的宗族文化强度越高，该区域受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可能越大，性别角色观念可能趋于不平等。

1.3 研究目的和假设

本研究旨在探索性别角色观念的省际差异以及宗族文化的影响。本文假设：性别角色观念存在省际差异，宗族文化越强的省，性别角色观念越不平等。研究采用档案资料，并根据2010年CFPS基准调查数据和2014年CFPS的数据计算各省份的宗族文化强度和性别角色观念来检验假设。

2 研究方案

2.1 宗族文化的测量

宗族祠堂和家族族谱是宗族文化盛行重要表征。作为宗族意识形态的主要物化特征和核心载体，宗族祠堂也是父系宗亲文化的标志。而对家族谱系的重视则在更为微观的层面反映了宗族文化也对个人和家庭影响——受宗族文化观念影响较深的家庭会更多地保有家族族谱，并能够做到经常性的“修续谱牒”（张川川、马光荣，2017）。以往对宗族文化的量化研究大都是以宗族族谱和宗族祠堂的数量比例为指标（阮荣平、郑风田，2012；郭云南、姚洋，2013；程佳朦，2021）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宗族文化的强弱。因此，本研究结合2010年CFPS基准调查中的家谱和祠堂比例数据来探究宗族文化的强弱是否具有省际差异。

2010年CFPS基准调查同时收集了受访者家庭家谱数据和家庭所在地的家族祠堂数据，该调查涉及了25个省635个村庄。本研究利用其中A3题“您村/居地界内是否有以下设施”的第七个设施为“家族祠堂”和A301题“您村/居地界内有多少个（A3选项）”计算了25个省的祠堂比例，并根据fc4题“您的家族是否有族谱/家谱”的回答计算了25个省的家谱比例，如表1所示。

2.2 性别角色观念

本研究在SPSS 26统计软件中对2014年CFPS问卷中性别角色观念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共28693名被试，其中男性14029名，女性14664名，共4个项目：（1）QM1101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男女分工）；（2）QM1102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女人婚姻）；（3）QM1103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女人子女）；（4）QM1004为了传宗接代，人应至少生一个儿子（男孩偏好）。被试被要求回答对以上问题的同意程度，“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分值越高表示被试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

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因子抽取确定的方式为特征值大于1，采用正交旋转方法最大方差法初步进行因此分析，KMO取样适切性量数为0.748，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值为22782.737，显著性为0.000，小于0.05，即相关矩阵非一个单位矩阵，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抽取了1个公因子，方差贡献率为54.255%，如表2所示，由于本研究的观测变量数目大于20个，方差贡献率高于40%，因此本批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根据得分系数矩阵计算性别角色观念得分，结果如表3所示。4个项目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1。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不同省际性别角色观念差异显著（χ2（28693，25）=471382.282，p<0.001）。

表 1 各个省的宗族文化强度、性别角色观念和其他变量的值

Table 1 Provincial scores of Chinese clan culture,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other score

注：祠堂比例和家谱比例来自2010年CFPS基线数据；性别比来自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性别角色观念得分来自2014年CFPS数据。

表 2 主成分分析总方差解释

Table 2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表 3 因子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Table 3 Component score coefficient matrix

2.3 控制变量

研究表明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家庭环境、性别等都会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刘爱玉、佟新，2014）。因此，本文用2014年CFPS成人问卷中个体“受教育年限”作为个人的受教育水平的指标，并将城乡分类（0乡村，1城镇）和性别（0女，1男）作为控制变量，将所有变量逐步纳入回归分析，序列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 4 性别角色观念的序列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

注：***p<0.001。

3 研究结果

本研究在表5中报告各变量的相关程度。衡量宗族文化强度的两个指标，祠堂比例和家谱比例呈显著正相关（r=0.477，p=0.05），说明二者的省际差异具有一致性（图1），能够反映宗族文化强度，即家谱比例和祠堂比例越高的省，其宗族文化的强度越高。此外，出生性别比也与祠堂比例（r=0.588，p=0.01）和家谱比例呈显著正相关（r=0.325，p=0.01），说明宗族文化影响越强的省份，人们传宗接代（男孩偏好）的意愿可能越强。

图 1 省际祠堂比例和家谱比例

Figure 1 Provincial ratio of clan hall and family tree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性别角色观念与家族祠堂比例（r=0.497，p=0.05）和家谱比例（r=0.432，p=0.01）呈显著正相关，逐步回归结果显示家谱比例可以正向预测性别角色观念（β=0.434，p=0.001），说明宗族文化越强的省份，其性别角色观念可能越传统，符合本研究假设。

此外，个人的受教育年限和性别角色观念显著负相关（r=-0.357，p=0.01），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可以负向预测性别角色观念（β=-0.116，p=0.001），这说明可能受教育年限越高的个体，性别角色观念可能越趋于平等。性别与个人受教育年限也呈显著正相关（r=0.282，p =0.01），这可能反映出男性的受教育年限长于女性。城乡分类也与性别角色观念呈显著负相关（r=-0.126，p=0.01），说明乡村地区的人们可能持有更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

表 5 性别角色观念与其他变量的相关表

Table 5 Correlations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other variables

注：**p<0.01，*p<0.05。

4 讨论

本研究利用2010年和2014年（CFPS）数据，探索了性别角色观念的省际差异，以及宗族文化能否解释这种省际差异。结果支持了我们的假设，性别角色观念存在省际差异，其中江西、福建和广东的性别角色观念得分偏高，性别角色观念更传统。同时宗族文化的强度能够解释性别角色观念的省际差异，即宗族文化强度越大，人们的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

发源于商周时期的宗族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千年之久，由此衍生而来的宗族文化也经历了上千年的传承与发展，给中国人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文化精神、社会组织等方面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从根本上改变了宗族制度的政治经济基础，但是宗族文化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实体并未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完全消失，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依然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陶勤，2016）。本研究在回归分析中主要使用了家族族谱比例作为宗族文化影响的指标。有学者指出，与宗族祠堂相比，家族族谱在某些方面更适合用于度量宗族文化的强弱（张川川、马光荣，2017），因为与家庭层面相比，社区层面的文化表征更容易受到地方政府和政策的影响。比如，祠堂可能会因为政治或文化运动中的政策执行而被拆除，或者由于政府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而被修缮保存，但是官方对家庭内部存留的族谱采取管控措施则难度更大。本研究在宗族文化影响强弱上的发现与刘军和王询（2007）以及贺雪峰（2017）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宗族聚居之势在南方的江西、两广、福建最盛，因此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广西、江西等）能够发展出以地缘和血缘重合的大规模聚居，宗族文化对该地区对基层观念规范更强（贺雪峰，2017）。然而，在加入了宗族文化变量回归分析中，个人的受教育年限可以负向预测个人的性别角色观念，这可能说明了教育可以改善性别偏见，促进性别平等观念的形成。这与刘爱玉和佟新（2014）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所发现的结果一致，即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可推动性别观念向现代转型。

同时本研究也丰富了中国人文化心理以及宗族文化研究范围。以往宗族文化的研究大都聚焦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如戴治勇等人（2024）发现地区宗族文化越浓厚，企业寻租支出越多；马俊峰和徐子尧（2023）发现迁入地的宗族文化通过社会交往、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三种社会融入途径，减少了移民创业的可能性与意愿；李丹丹和徐子超（2022）发现宗族文化越浓厚的地区，流动人口的迁移范围就越大。但是用宗族文化解释社会心理和行为的研究较为有限，这提示现在解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的地区差异上宗族文化可能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本研究借鉴了人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发现（张川川、马光荣，2017；刘军、王询，2007；任孝鹏 等，2024），探讨了宗族文化这一具有中国人特色的文化心理，利用家谱和宗祠构建可以量化的评估宗族文化程度的指标，发现其可以解释性别角色观念的省际差异。

本研究也有不足。一是本研究只有25个省的家谱和祠堂数据，未来如果能够得到全部的31个省的数据，结果会更有说服力。二是本研究在选取控制变量时主要选用了2014年CFPS中已有数据，然而其他变量如父母受教育水平、个人收入水平、雇佣关系、婚姻关系等都有可能影响性别角色观念，之后的研究可以结合其他数据库的相关内容加入更多的控制变量以提高结果的稳健性。三是本研究没有很好地控制时间跨度。在分析省际差异的时候，本研究没有控制性别角色观念的时间跨度，而研究表明，社会价值取向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存在代际变化，之后的研究可以考虑控制代际影响。四是本研究只使用了档案资料，未来可以考虑结合实验等多种方法，进一步检验性别角色观念和宗族文化的关系。

5 结论

本研究利用2010年和2014年CFPS数据，探究了性别角色观念的省际差异以及宗族文化的影响，发现性别角色观念存在省际差异，宗族文化能够解释性别角色观念的省际差异，宗族文化强度越高的省份，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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