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曲阜
“天”是中华文化信仰体系的至高崇拜。古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这种控制百姓福祸、国家兴亡的神秘力量既惩恶又扬善。天道思想由古时的天崇拜演变而来,古人将世间万物的变化归因于天,认为天具有无尽力量,可以洞察一切人类活动,是世间万物的主宰之神,但又可望而不可即。在这种思想下,人们提倡自律自觉,注重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们相信即使是身为最高统治者的君王也会受天的制约,以人为本,以天为则,顺应民意的君王才能受到百姓的爱戴,拥有统治天下的权力。违背民心的君王最终将被百姓抛弃,受到惩罚。因此,天道中的天,也指民心。如今,在为中国现代化确立现代价值理念的过程中,天道思想仍具有重要价值,倡导文化自觉、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需要我们重视天道思想[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对于新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培养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的意义愈发深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也愈发迫切。社会心态是展现社会整体精神面貌的指向标,反映一段时期内人们的利益及需求[2]。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则受到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影响。以往研究基于天道思想的发展及特点探讨其价值观念与意义,本文以社会心态为关注焦点,探讨传统天道思想对新时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影响。
中国自古是农业社会,古代中国以自然经济为主体,农民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由于古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天气对农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庞大的农民群体甚至整个国家只能“看天吃饭”。若风调雨顺,则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否则,将颗粒无收,内忧外患。天对古人的为人做事有很大约束力,古人不能科学地解释自然天气的变化,无法预测自然灾害的发生,更加无法补救自然灾害带来的巨大损失,因此古人敬畏天,从而将世间万物的变化归因于天,认为天具有无尽力量,是世间万物的主宰之神,却又可望而不可即。君王自称天子,寓意天之子,正体现了天子要顺应天的旨意,掌控天下苍生。历代皇帝都要举行神圣庄重的祭天大典,足以见得古人对天的敬畏。
不仅如此,天以至上神圣的形象存在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人们认为天是万物的终极起点,对宇宙万物起决定作用,是世俗政治秩序、人伦道德的最终依据[1]。因此,天被认为是中华文化信仰体系的核心。古人愿意相信天是有意志的,这种控制百姓福祸、国家兴亡的神秘力量往往惩恶又扬善,风调雨顺是上天对善行的恩赐,须怀以感恩;天灾人祸是上天对恶行的惩罚,须加以警醒。对于君臣百姓来说,只有具备高尚的品德,不断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才能实现自身境界的超越,得到上天的认可与帮助。
天道思想由天崇拜的思想演变而来。学者公认最早提及“天道”概念的文献资料是《左传》[1]。在春秋时期,天道是指天体星辰的运动规律。老子认为“道”是客观的自然规律,体现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在古人的观念中,天有人格化的特征,人们认为天是造物主,是一个终极存在,还是万物的终极来源,因此天是政治信仰及国家权力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依据[3]。后期道德元素逐渐融入其中,人格化特征不断弱化,天的道德属性更加凸显。天道是规律、法则,是规范、正义,它高于一切人的意志,不以人的意志转移而制约宇宙万物和人的行为[4]。受到诸如宇宙机械观,彗星科学解释等多方面影响,天道思想的表现形式及功能等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5]。
从孔子的思想中可以看出,真正决定政治兴衰的是那些具有仁义道德的圣贤人物,而不是仅仅掌握了军政大权、发布命令的特权人物,他们与自然万物和普通民众在道德面前都是平等的,为政之道看似是文王、武王之类国君的权力,但是在本质上却受到人道伦理的制约,如果没有仁义伦理的制约,就一定会出现礼坏乐崩的天下大乱[7]。正如《尚书·蔡仲之命》中记载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道中的天,也指民心。以人为本,以天为则,指的便是君王要顺从民意。人们认为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顺应天道者昌,逆反天道者亡,王朝末年的统治者往往伤天害理,无视天道,因而造成“人祸”[4]。在“代天行权”,“为民立教”这一政治信仰的支撑下,圣贤对政治权力的定位并不是君主本位的,而是一种以上天-人民-国家为三层同心圈的权力本位,其可转化为天意-君德-民心为伦理纽带的权力主客关系,维系天、君、民三者关系的是道德伦理,而无论是上天的权力还是君主的权力,均聚焦于人民[3]。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与近代西方提倡的人本主义思想也有紧密联系。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之重点在于人不受外在力量或命运的主宰、人并不是神的奴隶,人是需要靠自身不断的道德品行修养而得到提升的,决定每个中国人命运的根本因素其实是自己的德行,这也就是以“德”为本[8]。国君必须按照一定的法则,即人道之“礼”来治理天下,《礼记·丧服小记》中的“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这句话便印证了这一点。国君只有在行人道时,如《礼记·礼运》中记载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一般“谨于礼”,“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才能使天下人安居乐业,使国泰民安。古人将内化的“诚”或“德”称为“天道”或“天之道”,又将思“诚”与行“善”称为“人道”或“人之道”[9]。由于人道的精神本原是天道,而“天道赏善而罚淫”,因此国君必须以天道为本制定礼法,以之为行人道的保证[1]。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于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建立和谐社会,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天道思想作为民间信仰形式的一种,其历史性研究要多于现实性关注,因而呈现出较明显的“厚古薄今”特征,忽视中国社会中民间信仰的现实实践[11]。由此看来,对传统天道思想等民间文化的现状研究尤为重要。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一旦形成传统,便会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客观环境,进而塑造、影响生活在该环境中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某种文化传统积淀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人们会形成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会时刻影响人们的心态。当文化传统改变时,文化心理结构及社会心态便会发生改变。文化传统不仅影响个人的心态,而且影响生活在特定文化传统下群体的心态。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社会心态的研究是对传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边界的拓展[12]。社会心态一般指在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社会类别中的社会共识、社会情绪和感受,以及社会价值取向[13]。通过人类的社会化过程,文化传统对于社会心态的影响便得以实现,在社会化发生的过程中,各种传统文化因素不断渗透,逐渐融入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中,产生特定的社会心态模式;同时,文化传统的发展变化通过社会心态表现出来,对社会心态产生影响[2]。不同文化传统对社会心态的影响不同,如处于在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受到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其社会心态表现各异。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人的传统天道思想在封建文化中不断发展、巩固,促使中国人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及社会秩序。受到天道思想的影响,人们的心理及行为不断得到制约与规范,逐渐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社会心态。
天道思想这一文化传统对中国人的社会心态表现出积极的影响作用,有利于中国人保持积极进取、理性平和等良好的社会心态。
古时的天崇拜思想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宗法制的产生与延续,而宗法制则是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基石[14],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古代中国人追求社会有序性以及追求高尚的品格,使人们相信提升道德修养是改变命运的关键。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形成清晰的“主权在民”思想,但古人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主张,并借助上天信仰表达上天“立君为公”,君主应“执政为民”,这为古代的政治理想与权力伦理提供了相对合理的思想基础[3]。有德行的人可以得到达官贵人的赏识,从而成为国家栋梁,飞黄腾达。贤能超群的人甚至能够主动取代君王,成为天子,从而掌握无尽的权力。而对于君王来说,只有体察民情、惠及百姓明君才能君临天下,与人民背离、无视百姓利益的君王最终将被贤者取代。究其原因,古人认为君王受之天命,理所应当是天的代表,体现绝对正义,因此君王必是顺应百姓,勤政为民。于是人们相信这样一种因果报应,即天洞察世间一切,施予人们公平的赏罚,只有具备良好的行为修养与高尚的道德品行,历经重重考验的贤士才能成为人民的领导者,领导者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他们只有不断追求卓越使人民满意,才能顺利行使权力领导人民,使国家兴旺富强。换言之,人们认为天是一个无形的善恶有则的裁决者,君王有德,天就授命,君王无德,天就改授。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也是如此,人们相信只有努力奋斗才能有所收获,如2013年一项关于勤奋度的国际调查显示,中国的勤奋度排行位列第一,这正体现了新时代中国人自觉自律,积极进取的心态。
有研究显示,中国成年人持有较高的一般世道正义观,并且(灾区民众)一般世道正义观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中国人依据他人参照或互依视角,更相信现世是合理的,相信这个世界整体上善恶有报,但就个人来说,生活却充满不幸、需要不断改变[15]。2019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在全球27个参与调研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受访者对本国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四类主要机构的信任度均位居榜首,综合指数也位居第一,且对政府信任度已连续三年位居首位。由此可见,相比于西方人来说,中国人更相信由天主宰的现实社会是合理与公正的,上天“立君为公”,君主“执政为民”,在面对困难、压力或是逆境时,人们更有希望与动力做出改变,等待转机。此时,他人参照的正义动机或一般世道正义观起到了有效的压力缓冲和生活激励作用,这使得中国人感到更加平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种心理矛盾。并且,由于相信现实社会是公正的,中国人则更加注重自我修养的提升,更愿意行善人善事,寻求善报。贤人志士在未得赏识、身处逆境时,更要独善其身,坚持自己的远大志向,反思自身的问题,及时察觉改正。研究显示,“上帝”的情感表征高于“天”,对“上帝”和“人”概念的相似性理解使人们对“上帝”有更多正向情感上的反应,“上帝”比“天”的概念更人性化。由此观之,天道思想相对于上帝信仰而言更为理性。这种福祸相依、天道酬勤的动态价值系统既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对现实世界的接纳,又提供了人们动力改变命运,让人们更相信世界是合理公正的,使人们更开放包容,怀有更多信任,体验更多的主动感与获得感,从而保持平和的心态。
然而,天道思想也会对中国人的社会心态产生一些负面影响。随社会的发展,不良社会心态如紧张焦虑、心浮气躁、麻木冷漠等的加剧与蔓延会对社会进步起到阻碍作用,影响人们的健康发展,人们应当对这些不良社会心态加以警惕。
受天道思想的影响,人们注重道德修养,相信只有贤人志士才能掌握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这自然而然滋生了中国人的“恋权情结”,恋权情结表现为人们对于权力的趋从,在中国古代,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都费尽心力求取权力[21]。即使是今天,人们也深受这种“恋权”传统的影响,“学而优则仕”思想的根深蒂固便是最好的例证。不仅如此,中国每年都有庞大数目的毕业生报名各类公务员考试,在社会各行各业充满了机遇与挑战的今天,很多应聘者仍受官本位思想影响,认为官越大则权力越大、好处越多,宁愿“挤破头”也只愿为官从政,这种现象在很多西方国家是罕见的。由此观之,天道思想一定程度上给助长了中国人崇拜权力的浮躁心态,面对这种不良心态,人们更应该树立远大目标,脚踏实地,提升自身的思想认识与道德修养。
有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压力最大的国家。雷格斯全球企业调查显示,超七成中国内地的职场人士与超半数中国香港的职场人士认为,自己感到压力比上一年更大。另有多家权威网站公布的“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超八成受访者常用“烦躁”“郁闷”“压力山大”等词语描述自己的负面情绪,超六成受访者自称长期处于负面情绪状态之中,焦虑程度逐渐加深[22]。可见,焦虑心态已在中国人心理蔓延。
“佛系”或者“丧文化”等是近年来流行于中国青年群体当中消极遁世的文化。佛系其实是处于巨大社会竞争力与挫折之中的青年群体自我效能感降低,从而体现出的消极避世的生活态度,它带有丧文化的情绪,无欲无求的背后透露出一种难以言传的失落感和挫败感,甚至是自我放弃的情绪和心态[23]。丧文化更是反映出当前青年的精神特质和集体焦虑。处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中,焦虑不仅表现与青年群体,它更是整个社会所共有的社会心态。不良心态的蔓延一定程度上受到天道思想的影响,人们相信只有不懈奋斗才能收获美好未来,并期望能通过自己的实际努力取得进步,通过不断积极进取来获得理想的生活,人们更是希望付出就会有收获,但由于生活压力的增加,很多人在现实中历尽千辛万苦却仍然四处碰壁。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机会不均、就业门槛、贫困世袭、财富垄断、优质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社会分层凝固、社会流动缓慢等一系列社会不公现象,使人们产生了相对剥夺感。面对激烈的竞争,人们内心的失落感、孤独感、无助感和无力感加重,短时间内“现实自我”无法满足“理想自我”,便采用“防御性悲观”的态度作为自我保护策略,即大幅降低期望值,从而避免自我怀疑或自我否定,否则在经历过多次失败之后,人们会认为是自己的能力不足,长此以往,人们会产生习得性无助,对挫折感到麻木,失去奋斗的动力。然而面对焦虑,人们更应该对自己有正确合理的认识,不断反思,总结经验,主动应对问题,迎接挑战。
社会心态存在于社会成员整体之中,它影响着其中的每一位社会成员,并通过不同方式在社会成员中得以体现。不同文化对社会心态产生不同的影响,天道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成分,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天道思想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及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因此,从传统天道思想的角度研究中国人社会心态对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促进作用,也有助于深入了解和把握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发现解决问题的关键点、寻找问题的突破口。系统探讨社会心态问题有利于化解当前社会中的不良社会心态,促进培育更为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健康社会心态[2]。在天道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更注重道德品行修养,更重视人民的意愿,更积极进取,开放包容,拥有更为平和的心态,但同时,人们崇拜权力以及焦虑的心态也更多地显现出来。因此,在新时代下,天道思想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应得到更多科学的分析与解释,这有助于人们认同并发扬传统文化之精髓,并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蕴藏的丰厚心理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从而为培育更为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提供动力。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ZJ001)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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