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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活中很多方面，我们都可能会遭遇挫折（Frustration）。心理学家对于挫折有不同的界定，主要有两种，外部引发的情境以及人们面对事件时机体所作出的反应[1]。一方面将其作为一种客体情境，如多拉德（Dollard）等人认为挫折是指指向目标的行为受到了干扰，将挫折看作是一种情境[2]。另一方面则是主体的反应，阿姆泽尔（Amsel）的观点认为挫折是指在本应该有的奖励没有出现或者延迟出现的情境中人们的感受[3]。罗斯巴特（Rothbart）等人将挫折定义为，中断正在进行的工作或者阻碍了目标的实现，而引起人们的负向情绪[4]。期望有积极的结果出现时，实际却出现了消极的结果，人们会感到挫折[5]。简言之，研究者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界定挫折。在本文中，将挫折界定为一种情境，且在这种情境中人们未能实现自己的目的。

20世纪初期，耶鲁大学的人类关系学会发表了关于挫折的专题论文，引起了行为科学领域的轩然大波。以多拉德等人为首的研究者提出了挫折攻击理论，试图使用一些基本的概念解释人类攻击的实质[2]。他们认为挫折是攻击的唯一原因，挫折总会引起攻击，挫折对于人们所期待的，愿望的实现是一种阻碍[2]。在其观点中，挫折是指一种外部情境。而伯科威茨（Berkowitz）认为多拉德等人似乎假定攻击会做出伤害的行为，但并没有对工具性的攻击以及敌意性的攻击做出区分［1］。敌意性的攻击，主要意图是伤害别人；工具性的攻击可能是为了其他原因，人们在不同的时间点攻击别人，可能是由于他们认为这些行为可以带来别的益处，如金钱，社会地位等，而不是因为他们过去受到挫败。

而多拉德等人的理论中只提到了敌意性攻击，鉴于此，伯科威茨提出了对于挫折攻击理论的修正理论，即使用认知新联想模型（Cognitive Neoassociation Model）来解释挫折与攻击的关系［1，6］。挫折可以是一种负性事件，在认知新联结主义模型中，负性事件会产生一个初级的消极反应。人需要主动地应对这个消极反应，应对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叫作争斗（Fight），意指对引起挫折的对象或者是挫折事件本身采取一种带有攻击性的情绪反应或者直接进行攻击行为。第二种应对方式叫作逃逸（Flight），意指对引起挫折的对象或者是挫折事件本身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势。这是认知新联结主义模型所谓的战或逃（Fight or Flight）反应。我们认为，当人面临挫折情境时，如果不能争斗，他一定会面临一个情绪调节或者广义上来说的心理调适过程。这样一个调适过程的目的是使人从负性的状态变得平缓。从负面到中间的状态，必然伴随着认知的改变。认知的改变意味着要将一种认知变成与之所不同的认知，也可能意味着接受一个与现有认知完全不同的认知。迪尔（Dill）等人的研究也进一步验证了伯科威茨的观点[7]。

鲁图拉（Rutuja）等人的研究认为人们经历挫折之后会表现出四种方式：退行（Regression）、停滞（Fixation）、顺从（Resignation），以及攻击（Aggression）[8]。退行是指在发展过程中后退，一个人的行为退回到遵循早期阶段的思维模式，例如行为模式变得幼稚；停滞行为指抵抗改变；顺从指对以前感兴趣的事情参与程度降低的行为；攻击是指对长者态度无礼，易被激怒，感觉到不公平，充满怨恨，易与别人争吵，反对传统等行为。

上述所说的心理调适过程在社会心理学中被称为认知失调[9]。当人没有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矛盾行为时，自己的行为和信念之间便产生了矛盾，此时，人们就需要调和这样两个矛盾的信念。一般来说，因为矛盾的信念及其所对应的行为已经做出，人们倾向于维护自己已做出的东西，所以会改变原有的信念。但是不管人们如何改变，改变信念亦或改变行为，认知失调机制中试图调和两种矛盾信念的过程预示着人们可能在做决定时会变得更加模棱两可。

而若在道德问题上模棱两可，则指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即认为并无绝对的道德规范，所谓道德规范永远依赖于个人与情境。米勒（Miller）认为，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是指有些人能够拥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这种现象［10］。哲学家常用一种简单而且有效的模式，即“是否人们是道德相对主义者”来进行区分。假如某人对某一道德命题做出了正确与否的判断，那么，即使你能找到一个情境使这个命题在某种情况下对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不对，他还是会认为这个道德命题只有确定的对错，而不存在边界条件，那么，进行这样判断的人是道德客观主义者。反之，他则是一个道德相对主义者［11，12］。心理学家更为关注人们在看到道德事件时的想法、所表达的道德信念，以及对于道德情境所做出的反应。[13]。

我们认为，民众心理学水平的道德相对主义有根可循，本研究讨论可循之根，自然，可治之法源于可循之根。首先，根据认知失调理论，我们提出挫折（Frustration）或可为道德相对主义原因之一[9]。在个体层面上，当人面临挫折时，可使用行为应对（如攻击行为）；可在无行为发生之时，重新解释挫折产生的情绪；亦可改变对给予挫折的事件或者行为主体（Agent）的认知。

2 研究1 挫折与道德相对主义的关系——基于问卷的调查

2.1 实验目的

使用问卷调查法探究挫折与道德相对主义的关系。

2.2 实验方法

2.2.1 被试

由于本研究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尚未有研究涉及，因此本研究使用G*Power软件（下同），选择中等效应量d=0.3，a=0.05，Power=0.80作为测算依据，采用单侧检验，计算需要的被试量为64人。本研究实际选取某大学本科生95名，其中男生51人，女生43人。平均年龄为20.19±1.38岁。

2.2.2 材料

挫折采用日常挫折问卷（questionnaire on daily frustrations，QDF）进行测量，由巴斯（Baars）等人编制，包含32个情境，其中16个情境指非人为的原因对人们造成挫折（NH），而另外的16个情境指人为的因素对人们造成挫折（H），这两种原因造成的挫折情境中各自分别包含了两种：失去本来获得的东西与受到惩罚（分为四种POSNH、NEGNH、POSH与NEGH）[14]。每个情境之后包含6道题来测量被试对于挫折情境的反应，这些反应包含三种：沮丧（Depressive）、挑衅（Aggressive）和中性（Neutral）。每种反应各两道题，采用0～10点进行评分。0表示“完全不适合我”，10表示“非常适合我”。先由两名博士生将其翻译为中文，然后由一名精通英文的博士后将其回译为英文。该问卷分量表的内部一致信度（Cronbach’s α）区间为0.50～0.94。

道德相对主义采用Forsyth编制的道德立场问卷（Ethics Position Questionnaire），EPQ问卷共20道题，采用其中的10道题来测量人们的道德相对主义程度[15]。本研究采用Likert 4点量表进行计分，1代表“非常不赞成”，2表示“有点不赞成”，3表示“有点赞成”，4表示“非常赞成”。本研究中，道德相对主义的内部一致信度（Cronbach’s α）为 =0 .85。

2.3 结果

按照问卷的四种分类以及每道题后面的三种回答，将问卷按照12个分量表与道德相对主义进行相关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道德相对主义与挫折分量表相关表

Table 1 Correlation between moral relativism and frustration

注：*** p<0.001；**p<0.01；*p<0.05. R指道德相对主义；POSNH指在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挫折情境中人们被剥夺了本该获得的东西；NEGNH指在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挫折情境中人们获得了惩罚。POSH指指在人为因素造成的挫折情境中人们被剥夺了本该获得的东西；NEGN指在人为因素造成的挫折情境中人们获得了惩罚；_D指沮丧；_A指挑衅；_N指中立。

按照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道德相对主义与挫折量表中一个分量表NEGH_A的相关达到显著性水平，而与其他分量表的相关均不显著。

2.4 讨论

通过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人们在经历人为因素给予的惩罚挫折之后，如果做出的反应是挑衅，可能会更加道德相对主义；而同样的情境中，如果人们做出的反应是沮丧或者中立，都不会变得更加道德相对主义；人为因素剥夺人们获得本该获得的东西从而使人们产生挫折时，无论人们做出的反应是哪种都不会是道德相对主义；面临非为人的挫折情境时，不论是由于剥夺人们本该获得的东西还是给予惩罚，也不论人们做出的反应是沮丧、挑衅还是中立，人们都不会变得更加道德相对主义。研究2进一步通过实验室实验来考察挫折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影响。

3 研究2 挫折启动对道德相对主义判断的影响

3.1 研究目的

采用实验的方法证明挫折会导致道德相对主义。

3.2 研究方法

3.2.1 被试

本研究选择中等效应量d=0.5，a=0.05，Power=0.95作为测算依据，采用单侧检验，计算需要的被试量为34人。本研究实际选取某大学本科生61名，其中男生26人，女生35人。平均年龄为18.61±0.99岁。

3.2.2 材料

采用道德相对主义问卷，同实验1。本实验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信度（Cronbach’s α）为0.81。

3.2.3 程序

被试进入实验室之后，采用抽签的方式，将其随机分为两组。挫折组的被试被要求回忆一件自己经历的挫折事件，并将其写在一张A4纸上，控制组的被试需要回忆昨天发生的任意一件自己经历的事，并将其写在一张A4纸上。

在挫折启动任务进行之后，被试需要填写道德相对主义问卷。最后，分别使用四个问题来进行操作检查：“你现在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挫折？”“你现在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愤怒？”所有问题皆采用Likert 7点量表来作答，从“1”（完全没有）到“7”（非常强烈）。

3.3 研究结果

3.3.1 操作性检查

对两组被试的启动情况进行操作性检查。对两组被试的挫折程度，愤怒程度进行检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操作性检验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operational testing

从描述性统计来看，挫折组自我报告挫折、愤怒的程度均高于控制组。通过t检验进一步对其差异性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对于挫折程度，挫折组显著高于控制组，t（59）=3.37，p<0.01，d=0.87；对于愤怒程度，挫折组与控制组的差异达到边缘显著，t（59）=1.94，p=0.06，d=0.42。从t检验的结果来看，挫折启动是有效的，并且挫折组的被试感受到更多的挫折与愤怒情绪。

3.3.2 挫折与道德相对主义

为了研究挫折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影响，以挫折为自变量，以道德相对主义作为因变量，进行t检验。结果发现，挫折组（M=3.34，SD=0.39）的道德相对主义得分显著高于控制组（M=2.86，SD=0.44），t（59）=4.57，p<0.001，d=1.15。

3.4 讨论

启动挫折体验的被试相对于并未进行启动任务的被试，在道德相对主义问卷上的得分会更高，即更加偏向于道德相对主义。该实验结果说明挫折会影响人们的道德相对主义程度。以往也有研究者使用道德情境来测量被试的道德相对主义程度[15]。在实验3中，采用以往研究者使用的道德相对主义情境对被试的道德相对主义程度进行测量。

4 研究3 挫折启动对道德相对主义情境判断的影响

4.1 研究目的

采用实验的方法揭示挫折与道德相对主义的因果关系。

4.2 研究方法

4.2.1 被试

本研究选择中等效应量d=0.3，a=0.05，Power=0.80作为测算依据，采用单侧检验，计算需要的被试量为64人。本研究实际选区某大学本科生81名，其中男生39人，女生42人。平均年龄为20.00±1.19岁。

4.2.2 材料

依据Nichols的实验情境，编制了适合本研究的道德相对主义情境[16]。

李勇和王明来自不同的文化，他们正在争论。李勇说“就因为你喜欢，你就可以杀掉宠物，这是可以的”，但王明说“就因为你喜欢，你就杀掉宠物，这是不可以的”。李勇接着说：“你错了，我认识的每个人都认同这样做是可以的”。王明回答道：“不，你才是犯错误的人，我认识每个人都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赞同以下哪种说法？

（A）就因为你喜欢，你就可以杀掉宠物，这是可以的，所以李勇是对的，王明是错的；

（B）就因为你喜欢，你就可以杀掉宠物，这是不可以的，所以王明是对的，李勇是错的；

（C）对诸如这样的陈述没有确定答案，不同的文化相信不同的事情，“就因为你喜欢，你就可以杀掉宠物”这没有绝对的对和错。

4.2.3 程序

挫折的启动程序同实验2，启动任务之后需要填写道德相对主义情境题以及操作性检查题，在所有问题之后被试需要写下自己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年龄，性别）。

4.3 研究结果

4.3.1 操作性检查

对实验启动进行操作性检查，对被试最后填写两道题的得分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对于挫折的程度，挫折组（M=4.28，SD=1.49）的得分显著高于控制组（M=3.02，SD=1.28），t（79）=4.07，p<0.001，d=0.91；在愤怒程度上，挫折组（M=3.25，SD=1.46）的得分也显著高于控制组（M=2.34，SD=1.33），t（79）=2.92，p<0.01，d=0.65。从操作性检验的结果来看，挫折组被试的启动是有效的。

4.3.2 挫折与道德相对主义

对两组被试的道德相对主义程度进行分析。被试选择1或者2均记为被试进行了非道德相对主义的选择，若被试选择了选项3则记为被试进行了道德相对主义的选择。被试选择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表 3 被试的选择次数

Table 3 Subject s’ selection frequency

注：1.非道德相对主义的判断；2.道德相对主义的判断。

直观可见，挫折组倾向于选择道德相对主义选项的比例要高于控制组。卡方检验结果发现，挫折启动组（65%）与控制组（41.46%）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χ2=4.50，p<0.05。相对于控制组的被试，挫折组的被试倾向于进行道德相对主义的选择。

5 综合讨论

本研究发现，挫折与道德相对主义存在相关关系，且主要体现在人们挫折之后做出的反应是挑衅时，两者的相关关系较为显著。实验2发现通过回忆挫折事件启动被试的挫折感受，会做出更加道德相对主义的判断。实验3发现启动挫折的被试比并未接受启动任务的被试，在做道德相对主义情境题时更加偏向于道德相对主义。该实验结果说明，挫折会使得人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更加倾向于道德相对主义。本研究采用不同的方法为挫折与道德相对主义的关系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实证支持。道德客观主义者相信存在普遍、客观的道德真理，凡事必有恒定的对错，而且对错的标准也是恒常无变的。道德相对主义者则倾向于认为道德善恶有界限、有边界，无所谓普遍道德真理，不一定非黑即白。挫折会导致人们的判断倾向于道德相对主义，可能是由于人们在遭受挫折之后，其认知发生了变化，在进行道德判断的时候，会倾向于中立，而不是绝对的好坏。

在之后的研究中，还应该关注其他变量在挫折与道德相对主义之间的调节作用。有时候，挫折会被当作一种人格特质，即以人们自身为本体，关注人们对于挫折的容忍性。基本心理需要理论（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theory，BPNT）是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中的一个子理
论[17]。依据基本心理需要理论，人类有三种基本需要，自主、关系和胜任的需要。这些需要的满足对于人类的兴旺是必要的，当然，当这些需要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人则会出现一些失调或者病理方面的问题[18]。Chen等人发现心理需要满足对人类幸福感有预测作用，而心理需要挫折则对不幸福具有预测作用[19]。布恩（Boone）等人的追踪研究发现，自我批评的个体更容易引起需要挫折，进一步引起暴饮暴食的症状[20]。埃夫斯塔西奥斯（Efstathiou）对挫折不容忍性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具有高自我控制的个体有更高的幸福感，在每天的生活中体验到更多积极的情绪以及较少的消极情绪，且情绪更加稳定[21]。当个体运用较少的自我控制时（行为冲动），若个体难以应付情绪的或者身体的压力，即挫折不容忍，那么其体验到的幸福感较低。同时，调查结果也发现较高水平挫折不容忍性的个体更可能使用回避和逃逸的处理策略。之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关注不同挫折的容忍度对人们道德判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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