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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同胞关系（Sibling Relationships）是指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胞之间从意识到对方存在开始，以物理、语言和非语言形式互动的总和，包括相互分享知识、观念、态度、信仰及关于彼此的感受”，同胞关系通常是个体一生中经历的最长的一段人际关系，并且它往往是生来就存在的一种关系，而不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获得的[1]。

根据鲍尔比的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同胞关系也是一种依恋关系。尽管该理论主要关注婴儿与主要养育者之间的关系，但他认为依恋是贯穿人的一生的。塔克雷迪和弗拉利（Tancredy and Fraley，2006）收集了大约1000对成年同胞的自我报告数据，并向他们询问了关于他们与自己同胞之间关系的问题。他们的调查结果表明，双胞胎兄弟姐妹比非双胞胎兄弟姐妹更有可能将自己的同胞作为依恋对象[2]。同胞之间的互动是同胞关系建立和维持的主要途径，也儿童早期社会化的一部分，在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交往互动的过程中，儿童能通过观察学习和模仿自己同胞的行为以内化形成自己的行为规范，在相处的过程中同胞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分歧、争论和冲突[3]，即儿童与同龄人的相处模式通常是先在同胞互动中习得和应用，随后才迁移到与同伴的交往中。采用行为观察法进行的追踪研究发现，被观察的儿童在4岁时与同胞之间的关系攻击发生率大于与同伴之间的发生率，而在8岁时，二者的发生率十分接近，即从4岁到8岁，儿童与同胞之间的攻击发生率在下降，而与同伴之间的攻击发生率在增高[4]。

因此，如果同胞之间形成的依恋关系是冲突、敌对、不安全的，那么个体看待自我、他人与世界的内部加工机制就是消极的，即认为“我是不好的，他人是不可信的”，进而潜在地导致各种内化和外化问题[5]。

2 同胞关系的结构和测量

与其他人际关系一样，同胞关系中包含积极和消极的成分，在积极成分中包含同胞亲密、共情、接纳、合作等方面；消极成分包括争吵、敌对、冲突等方面。同胞关系的两个重要衡量指标是温暖和冲突[6]。同胞温暖通常被定义为同胞之间的亲近、亲密和陪伴程度，而同胞冲突则包含了同胞之间对抗、争吵和争斗的程度[7]。众多研究者根据这两个维度对同胞关系的类型进行了划分。三种同胞关系类型：第一种是温暖和谐型，表现为高于平均水平的温暖和低于平均水平的冲突；第二种是敌意冲突型，低于平均水平的温暖和高于平均水平的冲突；第三种是情感强烈型，高于平均水平的温暖和高于平均水平的冲突；还有一些以中后期青少年为样本的研究发现了一种疏远或低参与的同胞关系类型，这种关系类型是低于平均水平的温暖和低于平均水平的冲突[7]。

2.1 温暖和谐型

同父同母的同胞（除同卵双胞胎以外）的基因相似性为50%，人际交往的相似性原理说明，个体倾向于与自己相似的人进行社会交往。一般来说，与家庭系统以外的其他同龄人相比，个体与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并有一定相似性的同胞的主观心理距离更近，表现出愿意为对方提供社会支持和利他性的帮助[8]。根据依恋理论，同胞关系也是一种依恋关系，先前的研究表明，拥有温暖和谐的同胞关系的个体有更少的外化问题［9］，并且表现出最好的心理社会适应[10]。当被要求解决反复发生的冲突时，关系积极的兄弟姐妹更有可能达成妥协解决方案[11]。

2.2 敌意冲突型

古往今来，不乏因为利益争端而相互残害的手足，例如封建时期康熙王朝“九子夺嫡”、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现代社会也有许多报道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为了父母的遗产而大打出手的新闻。尽管同胞长期生活在一起，也常会因为利益引发分歧冲突，比如玩具争抢、看谁爱看的电视节目等。同胞之间的冲突如果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会造成敌意冲突型关系的存在。在这样的同胞关系类型中，两个个体相互之间温暖和关心的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发生冲突的水平则高于平均[8]。敌意冲突型同胞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相互攻击，这在低龄同胞间尤其普遍[12]。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是嫉妒，嫉妒是复杂的情绪、认知和行为的组合，往往发生在一个三元关系中，这个三元关系由嫉妒的个人、重要的人或物，以及相互竞争的对手组成。当个体害怕因为竞争对象的出现而失去依恋关系或重要的人关注时，就会发生嫉妒［14］。在多孩家庭中，二胎出现之前，头胎儿童享有父母全部的爱和注意力，但第二个孩子出现，会使头胎儿童有担心父母的关爱被夺走的危机感，进而对自己的同胞产生嫉妒[14]。研究发现，同胞间嫉妒会增加同胞间攻击行为并减少相互帮助行为[8]。敌意冲突的同胞关系不利于个体心理健康，还会显著促进个体焦虑或抑郁情绪的发展[15]。

2.3 温和中等型

在现实生活中，同胞关系并非都是处于温暖或冲突这两个对立面。同胞关系是个体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并且是个体一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人际关系[1]，与同胞的互动过程中既会有相互合作的时候，也会有分歧冲突的时候，因此大多数同胞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温暖和冲突并存的［7］。研究者通过聚类分析发现同胞关系可以分为三类，除了前面提到的典型的温暖和谐型和敌意冲突型关系之外，还有一种便是高水平温暖和高水平冲突共存的“情感强烈型”关系，并且这种类型的同胞关系所占比例最大[7]。

3 同胞关系的影响因素

3.1 个体自身因素

3.1.1 同胞性别组合

同胞性别组合即兄弟组合、姐妹组合、姐弟组合、兄妹组合，不同的性别组合会有不同的结构特征，对个体的成长发展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研究发现，同胞亲密度和同胞冲突的发生在不同性别组合上具有显著差异。同性别组合更容易产生社会比较和嫉妒情绪，总而导致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但同时同性别组合的同胞更能理解彼此的性别独特性[8]。此外，在四种性别组合中，姐妹组合整体上具有更高的亲密度。不同的性别组合，随着年龄增长同胞关系的变化情况也有所不同。在同胞亲密度变化的时间维度上，纵向数据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同性别同胞组合（姐妹、兄弟）的亲密度没有显著变化，但从童年中期到青春期早期，混合性别同胞组合（姐弟、兄妹）的亲密度有所增加［16，17］。可能的解释是，随着青春期的到来，青少年对身边的异性越来越感兴趣，这使得他们向自己的异性同胞寻求建议和帮助，加强了同胞间的交流和亲密度。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在同胞冲突解决的过程中，和弟弟相比，妹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更加积极，更具有建设性，尤其是在姐妹组合中[3]。

3.1.2 同胞年龄与年龄差距

关于年龄阶段对同胞关系各维度影响的研究较少，但由于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和生理特征在各个年龄阶段都具有极大的可变性，年龄与年龄差距对同胞关系的影响不应该被忽视。张晓娟（2018）等人最近的一项研究采取以学习阶段为标准的分组方式，将参与者分为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三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孩子与同胞竞争维度的得分越高[18]。不同年龄差距对同胞关系的作用机制暂时没有定论。有研究表明，年龄差距较小是同胞冲突发生的影响因素之一，年龄差距越小，外化行为问题发生的可能性越大[8]。但另外的研究发现，年龄差距越大，同胞间越容易产生隔阂[38]；与年龄差距在两岁内的同胞组合相比，年龄差距在两岁及以上的同胞报告发生的冲突更多，约一半的参与者报告称，过大的年龄差异使自己与同胞的关系不够亲密，彼此也很难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16]。

除性别组合和年龄差距组合之外，家庭中同胞数量对同胞关系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同胞数量较少的参与者相比，同胞数量较多的参与者在同胞亲密、交流和支持三个指标上得分更低［16］。

3.1.3 气质类型

除了同胞结构特征之外，处于同胞关系中的个体自身的气质是研究最多也被认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气质是个体在情感、活动性和注意领域、反应性和自我控制方面的个体差异，这种个体差异具有一定的生理基础[20]。儿童气质类型会影响自身发展过程，也会进一步影响其与同胞的关系。与容易型和慢热型儿童比起来，脾气较差的困难型儿童在母亲生下年幼同胞后，更容易表现出痛苦和出现外化问题，他们对年幼同胞的到来更难接受和适应[21]。一项在结构化与非结构化家庭环境条件下完成的访谈研究发现，儿童气质与同胞关系质量密切相关，但年长和年幼同胞的相关性有所不同，男孩和女孩的相关性也不同[22]。此外，研究发现若头胎是脾气较差的困难型儿童，那么他们很难与弟弟妹妹友好相处，也更容易与弟弟妹妹发生竞争[23]。

3.1.4 同伴关系

另一个可能影响同胞关系质量的因素是儿童在学校、公共游乐场所等地方的同伴关系。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同伴关系和同胞关系是两个独立却又联系的系统，儿童的同伴关系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某种方式影响其在家庭中的同胞关系。同伴之间的互动质量与同胞间的互动质量显著相关，积极的同伴关系对消极的同胞互动有弥补作用，并且，头胎儿童早期与同伴建立起的友好同伴关系和在其中表现出的积极社会行为水平能够预测之后他们与同胞的关系质量[24]。同伴关系与同胞关系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但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同胞关系对同伴关系的影响这一条路径。

3.2 家庭相关因素

3.2.1 亲子关系

父母作为儿童从出生开始接触到的最多的人，是儿童早期社会化的重要影响者。根据鲍尔比的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亲子关系和同胞关系都属于依恋关系。若儿童在与父母的相处过程中形成的是消极的依恋关系，那么个体看待自我、他人与世界的内部加工机制就是消极的，进而导致消极的同胞关系。研究发现，父母对头胎儿童在亲子关系上表现出的敌意性，会导致头胎儿童与二胎儿童之后建立的同胞关系出现更多的冲突[25]。此外，对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分别进行研究时发现，同胞关系质量与母子关系的积极性呈一致性变化，而与父子关系的消极性呈同步变化；同胞间冲突既与父子冲突有关也与母子冲突有关[17]。我国学者研究发现，亲子关系对同胞亲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同胞隔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19]。国外已有的众多研究表明，亲子关系中高水平的积极性与同胞关系中高水平的积极性和亲社会行为是相关联的；亲子关系中的消极性与同胞关系中的攻击性也是相关联的［22，26，27］。一项追踪研究发现，在二胎出生之前头胎儿童与父母的早期亲子关系经历对其未来的同胞关系质量有着持续影响，同胞之间的冲突和攻击性与母亲和孩子形成的不安全母子依恋都有关系，另一方面同胞之间的亲社会互动行为与父亲在亲子关系中表现的慈爱有关[29]。

3.2.2 教养方式

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对同胞亲密和同胞冲突都有显著影响。对学龄前期儿童的研究发现，父母采取消极的教养方式会使儿童在与同胞相处的过程当中表现出较多的消极情绪，可能产生攻击行为[30]。儿童还可能模仿父母的消极行为举止，并将其用在与同胞的相处中。例如，张晓丽（2021）等人的研究表明，当父母表现出严厉或惩罚的消极行为，辨别力不足的3～4岁幼儿会将观察到的行为用在家庭或其他情境当中，并用类似的消极性的行为方式对待自己的同胞，导致消极的同胞关系[31]。此外，当同胞之间出现问题时，母亲对同胞冲突的处理策略也会直接影响幼儿对待同胞的态度和方式[32]，母亲如何处理同胞冲突，幼儿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冲突[33]。教育意识较强的父母面对同胞间冲突采取温暖民主的处理方式，同胞之间的关系会更亲密；相反，当父母教育意识较弱甚至不对同胞问题进行任何处理，同胞之间的矛盾不能有效得到解决，会导致同胞关系质量较差[34]。

3.2.3 婚姻关系

父母之间的夫妻关系是家庭系统中较为重要的一种关系，关于婚姻关系如何影响同胞关系主要有两种假说。家庭系统理论中的溢出假说认为，个体在家庭中的一种关系中形成的习惯和行为会外溢到另一种关系当中，因此婚姻质量较高的夫妻对孩子的情感需求更为敏感，能够关注到每个孩子的需求，进一步使孩子之间的同胞关系更亲密[36]。除此之外，婚姻质量较高的夫妻为儿童提供了与人交往的榜样，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沟通方式和冲突解决，会给儿童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37]。同样，婚姻关系中的不愉快、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和谐家庭氛围也会导致同胞关系中更少的积极性和更多的消极性［26］。
另一种补偿假说则认为，拥有低质量夫妻关系的父母更有可能建立和维持更好的亲子关系，因为这样的夫妻会对孩子投入更多关注和精力，进而使同胞关系更加亲密[36]。然而，夫妻双方对其婚姻关系质量的看法不总是一致。金（Kim）等人在分别考察父亲和母亲对婚姻关系的评价时发现，总体上夫妻关系中双方互相的接纳-反应程度能够正向预测同胞之间的亲密度，但与母亲对婚姻关系的满意度相比，同胞亲密度更多地与父亲对婚姻关系的满意度相关联，即父亲对婚姻关系评价越高，同胞之间具有更亲密的关系[17]。最近的一项追踪研究也发现，父母的婚姻质量对青少年的同胞关系有明显的预测作用，父母婚姻质量较高，孩子更容易与同胞建立亲密的关系[38]。关于婚姻关系对同胞关系的影响，多数研究支持了溢出假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婚姻关系中良好的沟通、包容和接纳对孩子形成积极的同胞关系有重要影响。

4 同胞关系的作用

4.1 对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作为贯穿个体一生的一种亲密关系，同胞关系对个体发展有重要影响。消极的同胞关系常会使个体有不好的经历和体验，从而使儿童青少年出现内化或外化问题。例如，坎皮内-巴尔（Campione-Barr）等人通过追踪研究发现同胞之间发生的冲突与中学生的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存在显著相关[39]。相反，积极的同胞关系则可以减少儿童青少年的内外化问题。研究发现，亲密的同胞关系与焦虑、抑郁呈负相关，与自尊呈正相关；并且亲密的同胞关系还与个体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和亲社会行为有关[40]。此外，我国许多研究者都证实了同胞间的不良关系对儿童青少年发展的消极影响。内化问题方面，同胞冲突不仅对中学生抑郁状况有直接预测作用，还能够通过影响同伴关系间接作用于青少年抑郁[5]。外化行为方面，初中生群体在与同胞相处过程中的冲突和矛盾越多，其在校园环境中表现出的攻击性就越
多[41]。积极的同胞关系能够促进个体与他人交往时的分享、合作和支持等行为。对青少年的研究发现，温暖的同胞关系能够增加其在同胞互动过程中的自我表露程度，并提高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
力[42]。纵向研究也表明，同胞亲密能够在纵向上直接正向预测青少年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亲社会行
为［43］。积极的同胞关系不仅能够减缓儿童在家庭中面对的父母冲突带来的伤害，对经历了父母离婚这样的压力生活事件的孩子来说，同胞间的相互支持能够有效减少父母离婚带来的创伤[44]。

4.2 对其他人际关系的影响

作为多子女家庭中重要的人际关系，同胞关系不仅影响着儿童青少年自身的发展，也会影响与同胞关系相联系的其他人际关系。发展和家庭系统理论提出，在家庭中学习到的社交动力会反映在家庭以外的社会关系当中。正如前面提到的，同胞关系和同伴关系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但相比之下，同胞关系对同伴关系的影响更大。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儿童会将年长同胞视为生活中的榜样或行为模板，进而学习和模仿年长同胞的行为习惯[45]，他们会将在与同胞相处的过程中习得的行为和经验用于与同伴的相处过程中[46]。已有研究证实，积极的同胞关系可以显著正向影响青少年的亲社会行
为[47]，他们会通过模仿和再现同胞的亲社会行为而形成在同伴关系和其他人际关系中自发的亲社会行为［48］。在一项对青少年同胞连续三年的追踪调查发现，与年长同胞关系更好的二胎孩子，报告了自己与同伴更高的亲密度，即二胎的同胞关系和同伴关系是紧密相关的[49]。以上研究表明，同胞关系的类型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到儿童青少年在同伴关系中的社会行为能力。

实证研究发现，青少年早期的同胞亲密是后期建立恋爱关系能力的积极预测指标，而对女孩来说，同胞冲突还是他们恋爱关系质量的消极预测因子[50]。纵向研究数据进一步证明，在控制了父母与孩子的亲密关系之后，青少年早期与同胞的亲密度越高，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建立恋爱关系的能力就越强；反之，同胞冲突跨时间平均水平越高的参与者，他们的恋爱能力越低，这再一次支持了家庭系统理论中的观点——在同胞关系中习得的社交能力反映在了家庭之外的浪漫关系当中[51]。

5 未来展望

梳理文献可知，目前对同胞关系的研究大多还是基于西方欧美国家的样本，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较少。随着近十年陆续施行了“二孩政策”和“三孩政策”，我国多孩家庭越来越多，家庭中同胞的出现对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都会产生影响，其中的影响机制也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未来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同胞关系研究，可以着重于家庭内同胞温暖、同胞冲突的发生、发展的作用机制的研究，以及在中国社会背景和集体主义文化下同胞关系的发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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