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心理健康研究所,重庆
音乐偏好从20世纪初开始便受到了国外研究者的高度注意,其与人格特征的关系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为音乐治疗、唱片生产销售、人际交往与病态人格预测等提供了切实的指导。使用病患偏好的音乐类型对病患进行音乐刺激有利于音乐治疗的效果;对聆听者音乐偏好的预测可以实现唱片灌制与销售的利益最大化;对一个人的音乐偏好的了解可以一定程度上使我们掌握其个性特征。[4]
近些年来,随着音乐心理学与音乐治疗的蓬勃发展,对于音乐偏好的进一步研究必不可缺。因此,本文从音乐偏好的实际应用出发,考察音乐偏好的与个性的关联,尤其是亲社会人群的音乐偏好,进一步明确了亲社会人格群体的音乐偏好,细化其与各类影响因素的关系,力图构建亲社会人格群体的音乐偏好模型。为社会和谐度的提高、民众幸福感知度和社会参与度做出正向的敦促。
音乐偏好这个专有名词最初是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研究的话题,但随着音乐治疗学的不断发展,音乐偏好也受到音乐学、神经学等以外其他学科专家的关注。[1]
偏向心理学角度的法恩斯沃思(Farnsworth)教授在研究音乐偏好时,认为人们在聆听音乐时会无意识选择自己偏爱的,这是个体心理的无意识选择结果。Abeles和Chung学者认为音乐偏好是一种心理研究范畴,是人们在听到音乐心理状态变化进而引起情绪改变的一种反应。随后勒布朗(Leblanc)学者将音乐偏好进行补充,并定义为因不同的文化环境,人们对音乐这类刺激信号做出的反应,进而呈现出喜欢的程度。Elvira教授认为音乐偏好是一种可以操控的行为动作,在音调旋律的刺激之下,会有相应的动作和反映状态且能够维持一定的时间。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等专家认为这种对音乐有自身倾向性选择的动作能够反映自己当时所处的状态。谢弗(Schafer)学者认为音乐偏好是人们主观态度的表现。Radocy教授研究了音乐偏好行为发生的心理发展过程。
而一些从音乐学科角度出发的学者则更关注不同类型音乐偏好选择,例如,Price认为音乐偏好是个体对一组风格不同音乐做出的选择。翡纳斯(Finnass)认为音乐偏好与音乐的学习密切相关,教师可以借助学生的音乐偏好来更好地进行音乐教学。同样,米兰达(Miranda)同样认为音乐偏好是对自己持续喜好做出的决定。刘沛教授认为对聆听不同音乐曲目对象进行偏好选择后,听者能感受到愉悦感。徐冰学者解释了音乐趣味和音乐偏好两者的不同,音乐趣味表现出的是一种较稳定和长时间的音乐爱好,而音乐偏好则持续时间较短且不稳定。上述众多专家学者从心理学角度涉及的感知、行为、状态,以及音乐本体要素、听众的自身偏好等角度对音乐偏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讨论了其影响因素。
结合以往研究,本文将音乐偏好定义为聆听者依据以往经验,在特定环境下对音乐作品做出的一种较为稳定的选择判断。
国外关于音乐偏好维度的研究较多集中在音乐偏好与人格、社会等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研究中。梳理现有文献可见,这些研究多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使用李克特量表(以5点或7点评分居多)测量,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众多音乐类型加以提取、概括、综合,最终确定音乐偏好维度。这些维度的数量从两个到九个不等,音乐偏好维度的名称也被冠以不同的称谓。
(1)二到三个维度
North等人使用10点等级评分将最终确定的7种音乐分为问题音乐和非问题音乐这两个维度;凯利(Kelly)等人使用5点等级评分,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把7种音乐分为重音乐、轻音乐和折中音乐三个维度等。[9]
(2)三到五个维度
伦特福罗(Rentfrow)等人使用7点等级评分,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将14种音乐分为深思类、反叛类、传统类和节奏类四个维度;德尔(Delsing)等人使用7点等级评分将11种音乐分为摇滚类、精英类、城市类和流行舞曲类四个维度[12];亚历山德拉(Alexandra)等人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将15种音乐分为深思类、反叛类、传统类和节奏类四个维度等[13]。伦特福罗等人使用9点等级评分,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将26种音乐分为甜美性、朴素性、复杂性、强力性和现代性五个维度[12];马雷克(Marek)等人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将15种音乐分为传统古典类、熟虑复杂类、紧张反叛类、乐观传统类和能量节奏类五个维度;泽亨哈夫特(Zweigenhaft)运用因子分析技术将21种音乐分为熟虑复杂类、紧张反叛类、乐观传统类、能量节奏类和说唱音乐/嘻哈音乐等维度等[16]。
(3)六到八个维度
珀金斯(Perkins)用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最大方差旋转法得到六个维度:安慰乐观类、理智复杂类、重金属/摇滚类、流行类、紧张节奏类和宗教类;谢弗等人将25种音乐分为复杂类、电子类、摇滚类、说唱类、流行类和打击乐/民间音乐/乡村音乐六个维度;Dunn将14种音乐分为节奏布鲁斯、硬摇滚、重低音、乡村音乐、软摇滚和古典音乐维度等[17]。乔迪(Jodi)等人用主成分分析法从13种音乐中得出七个维度:民间音乐和爵士乐、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灵魂音乐和教堂音乐、乡村音乐、摇滚音乐和影视音乐等。[18]
(4)九个维度
乔治(George)等人将30种音乐分为反叛类、古典类、节奏类、轻音乐类、边缘类、现代基督类、爵士/布鲁斯类和传统基督维度等。
音乐偏好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两类:音乐本身特性的影响以及个人因素的影响。
音乐本身的特性包括音乐的旋律、节奏、调性、节拍、音高、音强,以及音乐的复杂性等;个人因素包括聆听者的年龄、性别、群族、是否接受过音乐训练、文化与社会因素以及人格因素。
就音乐特征对音乐偏好的影响而言,在速度方面,几乎所有年龄段的学生对快节奏的音乐都具有较高的偏好。节奏方面,清晰、规律、平稳的音乐片段通常受偏好度较高,此外,中等复杂度的节奏也较被喜爱;旋律方面,清楚的、可辨别的、可预测的和符合音阶架构的旋律偏好度较高;音色方面,古典音乐和非西方古典音乐的器乐音色较受偏好,但在流行音乐中,人声反而较受偏好;在和声方面,和谐音程较受偏好。
国外音乐偏好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20世纪30年代陷入低谷,再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除了采用实证的方法和手段对影响音乐偏好的因素进行分析外,研究者还致力于对影响音乐偏好的所有因素作更为清晰的梳理。根据美国北爱荷华大学音乐学院的德罗(Kevin Daroe)和德国开姆尼茨工业大学(Chemnitz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心理学系谢弗的归纳,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模式。
从1980年起,美国音乐学者勒布朗就音乐偏好问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并相继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包括1980年发表的关于音乐品味变量模式的研究,1981年发表的关于音乐风格、节奏和表现媒介对儿童音乐偏好的影响,以及1982年发表的关于音乐偏好的交互动理论等。勒布朗对影响音乐偏好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人们为何喜欢某种特定的音乐。他归纳出影响音乐偏好的变项中可能的来源,包括:音乐本身的特质、聆听者的文化与教育背景及聆听者本身的个性等。在此基础上,勒布朗勾勒出反映输入的音乐信息与聆听者个人之间复杂交互作用的音乐偏好模式架构,因此,他的理论也被称为“音乐偏好的互动理论”(Interactive Theory of Music Prefer-ence),如图1所示。
图 1 勒布朗层级图
Figure 1 Leblanc hierarchy diagram
从图1中可以看出,勒布朗的音乐偏好模式图为层级式模式,建立在影响音乐偏好或音乐品味变量层次结构基础之上,共分八个层级,各层级的顺序是由下而上,变项间之箭头代表许多可能的交互作用。
第八个层级是关于音乐环境,包含九个输入因素(Input Variables)。其中音乐的物理性、音乐的复杂度、音乐的指涉性及演奏质量是关于音乐媒介本身的,而在刺激(音乐)输入时,同僚团体、家庭、教师及权威者和附带的心理反应也会影响刺激输入的结果。
依次向上的是三个具过滤性质的区别层级,分别是当下的情感状态(层级五)、基本注意力(层级六),以及聆听者当下的生理状态(层级七)。
层级四中,加入了聆听者本身的个别特征之影响。聆听者本身的个别特征包括所受的音乐训练、人格特征、性别、家庭环境、音乐能力,等等。
层级三是该模式中聆听者行为阶段的开始。聆听者透过大脑思考所输入的刺激,积极地聆听音乐,对音乐风格、速度、节奏、作曲者、年代等做出主观的认定,并可能同时思考到音乐所隐射或蕴含的意义,此其为对音乐刺激本身以外的意识联想。层级二是聆听者偏好决定的酝酿期。聆听者会做出对音乐刺激喜好的判断,当下做出喜好的判断则继续至层级一,若是聆听者选择想要更进一步探索,又将回到层级八中。
层级一是选择拒绝或接受。在聆听者重复聆听且获得足够的信息后,便会做出对音乐刺激喜好的判断。拒绝则整个音乐刺激过程结束;接受则会产生重复刺激的渴望且提高对音乐刺激的注意力。
沃尔克(Edward L Walker)的音乐偏好理论模式关注的是音乐的复杂性与音乐偏好之间的复杂关系。早在1957年,美国心理学者登伯(W N Dember)和厄尔(Robert W Earl)就指出,对于任何一种心智活动而言,适度的新奇和挑战都是适宜的,而太多或太快的改变则通常是令人难受的,人们寻求经历的事件最好是介于混乱和无聊之间的状态。1980年,沃尔克将此论点延伸,提出了所谓的“刺猬行为理论”(Hedgehog Theory of Behavior)。该理论对复杂性(Complexity)与偏好之间的关系做了非常形象的阐释,用一个原理解释了所有的行为,即客体复杂程度决定偏好。沃尔克将个人忽视刺激(包括声音、视觉或触觉)的行为与刺猬相联系,当刺猬受到过度刺激,它们通常会蜷缩并避开刺激源。每个个体都具备一种导致最佳偏好的最佳复杂性水平,偶尔刺激和频繁的刺激会导致低偏好,复杂性过高或过低则会导致听者停止尝试接受刺激。沃尔克将此与音乐审美相联系。他指出:“接近最佳复杂性的心理事件受到人们的偏好。”当音乐刺激的复杂程度达到最佳水平时,聆听的偏好就会得到有效提高,聆听者就会试图去接受更多的音乐刺激。音乐刺激越是接近最佳复杂程度,音乐偏好就越接近最佳水平,过多的音乐刺激或过少的音乐刺激都会阻止聆听者停止或排斥对音乐信息进行处理,因此,要鼓励最佳复杂程度的音乐刺激。假如刺激过于复杂,重复刺激可以降低偏好,假如刺激已经低于最佳复杂程度,重复刺激可以提高偏好。由此可见,沃尔克的理论模式强调的是音乐活动中刺激的最佳复杂度(Opti-mum Level of Complexity),如图2所示。
图 2 沃尔克的理论模式
Figure 2 Volcker’s theoretical model
2005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哈格里夫斯等人合写的《音乐交流》(Musical Communication)一书出版。书中他们在对人类如何通过音乐进行交流的基础上,提出了“相互反应模式”(Reciprocal Response Model),如图3所示。该模式采纳了勒布朗的模式中的许多影响因素,就对音乐的反应过程中音乐、聆听者和情境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描述。与勒布朗的层级状模式不同的是,该模式是循环式的(Recursive),即对音乐的反应可以影响聆听者身上的变量、聆听的情境,以及对音乐的感知。由于音乐偏好可能是对音乐片段的情感反应的一个部分,也是聆听者的立即(短期)或中等(长期)偏好模式,因此,音乐、聆听者,以及对音乐的反应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解释音乐偏好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此外,音乐的应用在聆听者和聆听情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得到了体现,这样就回答了人们为什么聆听音乐的问题。
图 3 相互反应模式图
Figure 3 Interaction model diagram
尽管该模式特别关注音乐的使用以及音乐聆听的理由,但由于其重点是在于对“在特定时间点对具体音乐刺激做出即时反应的各种变量”进行说明,其不足之处在于,从该模式中人们很难把握不同的变量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也无从知晓具体的因果过程体现在何处。因此,谢弗认为,该模式较为模糊,还无法解释各个具体因素在音乐偏好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研究指出,相较于人的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背景,个体的人格特质在更大程度上影响自身的音乐偏好与品位。的确,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已经将音乐偏好视为明确人格特质的表现,反之亦然。
关于音乐偏好与人格特质二者关系的探讨,伦特福罗和罗林斯(Gosling S D)在2003年为该方面的研究带来了两方面的贡献[12]。首先,关于音乐偏好,他们从呈现给1704个来自德克萨斯州大学本科生的14种歌曲中,分析出音乐偏好的4个基本构面,包含反思复杂类(Reflective and Complex)(古典、爵士、民间、布鲁斯流派)、强烈叛逆类(Intense and Rebellious)(摇滚乐、重金属音乐、另类音乐)、乐观传统类(Upbeat and Conventional)(乡村音乐、流行音乐、电影配乐、宗教音乐)、能量节奏类(Energetic and Rhythmic)(嘻哈音乐、放克、电子音乐),并构成一个音乐偏好小测试(the short test of musical preferences,STOMP),而这也是该研究领域首次探讨“音乐偏好的基本构面(Dimensions of Music Preferences)”。其次,他们采用大五量表、自我观量表(Self-views Scale),以及温德利智力测验(Wonderlic IQ Test)来测评受试者的人格特质,同时将上述音乐偏好构面与人格特质的研究结果进行关系的探讨。研究结果显示:其一,反思复杂类与新经验的开放性(Openness to New Experiences)呈正相关。喜欢听反思复杂性音乐的个人往往具有创造性,有活跃的想象力,重视审美体验,认为自己聪明,宽容他人,拒绝保守。其二,强烈叛逆类与新经验的开放性呈正相关。喜欢强烈叛逆的音乐的个人往往对不同的事物感到好奇,喜欢冒险和运动,并认为自己是聪明的人。其三,乐观传统类表现出与外向、随和、尽责的正相关关系。喜欢听乐观传统音乐的人是开朗的,社交外向的,可靠的,喜欢帮助他人,认为自己具有吸引力,并且往往是相对传统的。其四,能量节奏类与外向性、随和性呈正相关。喜欢能量有节奏类音乐的人往往健谈,精力充沛,宽容,认为自己具有吸引力,并倾向于回避保守的观点。
德尔辛等人以2334个年龄在12到19岁之间的荷兰青少年为研究对象,以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方法,从他们偏好的11种音乐中分析出与伦特福罗和罗林斯完全不同的4个偏好构面,包含摇滚类(Rock)(摇滚乐、重金属、朋克乐、哥特音乐)、精英类(Elite)(古典乐、爵士乐、福音音乐)、城市类(Urban)(嘻哈乐/说唱音乐,灵魂乐/R&B)、流行类(Pop)(迷幻舞曲/数位音乐,排行榜音乐),并组成了一个音乐偏好问卷(musical preference questionnaire,MPQ)[13]。而其针对青少年人格特质的研究则使用格瑞斯(Gerris)等人1998年改编的荷兰版本的大五量表(A Dutch Adaptation Big Five Inventory)来测量。针对二者关系的探讨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其一,享受摇滚乐的青少年在责任心方面相对较低,在体验开放性方面相对较高;其二,享受精英类音乐的青少年在亲和力、尽责性和经验开放性方面相对较高,而在情绪稳定方面则相对较低;其三,享受城市类音乐的青少年往往有相对较高的外向性和亲和力,喜欢流行音乐/舞蹈类音乐的青少年也是如此;其四,在音乐偏好上发现了性别差异,男孩更喜欢摇滚音乐,女孩更喜欢精英音乐和城市音乐;其五,喜欢精英类音乐的人中存在着年龄差异,也就是年龄较小的人群的尽责程度与其呈正相关,而年龄较大的人群的外向性与其呈正相关。对精英类音乐的偏爱可能在年轻的青少年中具有内向和谨慎的天性,而在青春期后期,它可能具有更多外向的性格。
施瓦兹(Schwartz K D)和福茨(Fouts G T)以164个年龄范围在12到19岁之间的加拿大学生为研究对象(72个男生,92个女生),并使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的方法把音乐类型分为三个构面,包含重音乐(硬摇滚、古典摇滚、重金属音乐、说唱音乐)、轻音乐(流行音乐、少儿流行乐、舞曲音乐)、折中音乐(Eclectic music)(根据当时的情绪、情境和特殊需要,灵活地听音乐)。同时,他们用米伦青少年人格量表来测评参与者的人格特质。针对二者关系的探讨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其一,与偏爱轻音乐或折中音乐相比,偏爱重音乐的青少年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更具强硬和过分自信的态度——强迫等级(Forceful Scale),而对他人的感受和反应也较为漠不关心——社会宽容量表(Social Tolerance scale)。同时,他们明显更喜怒无常、悲观、过于敏感和不满——敏感性量表(Sensitivity Scale),更有可能冲动地采取行动,而无视他人表达自己的权利——冲动控制量表(Impulse Control Scale)。此外,喜欢重音乐的青少年也明显更不自在,在家庭中遇到更多的问题——家庭关系量表(Family Rapport Scale),并且明显更不尊重他人和社会规则——社会整合量表(Societal Conformity Scale)。最后,他们对自己能否在学术努力取得成功有更多的怀疑——学术信心量表(Academic Confidence Scale)。其二,与偏爱重音乐或折中音乐相比,偏爱轻音乐的青少年明显过于负责,有规则意识,并且与他人的关系保持顺从——尊重量表(Respectful Scale)。此外,他们还对自己的性发展做了更多的努力,并且对性关系感到更不自在——性接纳量表(Sexual Acceptance Scale)。最后,他们更关心的是被同龄人接受,或与同龄人相处——同龄人安全量表(Peer Security Scale)。其三,关于偏好折中音乐的群体,他们遇到的与其个性或发展有关的问题较少。
茨维根哈夫特以83个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学院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并在STOMP基础上把音乐风格增加至21种,包含兰草音乐(Bluegrass)、朋克(Punk)、福音音乐(Gospel)、国际音乐(International)、老歌(Oldies)、歌剧(Opera)、放克(Funk)等,同时使用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得出4个音乐偏好构面,包含反思复杂类(蓝调、古典音乐、老歌、歌剧、兰草音乐、爵士乐、民族音乐)、强烈叛逆类(另类音乐、重金属、摇滚乐、朋克)、乐观传统类(乡村音乐、流行乐、宗教音乐、电影配乐、福音音乐)、能量节奏类(电子音乐、说唱音乐/嘻哈音乐、灵魂乐、放
克)[16]。此外,茨维根哈夫特认为,相较于大五量表,NEO人格量表更能全面地测量参与者的人格特质。针对二者关系的探讨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的研究结果与伦特福罗和罗林斯在2003年的研究结果相同,但是比他们更进一步,对于特定的音乐风格,即使有相同音乐偏好构面的人,其人格特质也有所不同。例如,喜欢古典音乐的人的某些人格特质与喜欢民族音乐的人不同。此外,他们还发现了与伦特福罗和罗林斯不同的研究结果:伦特福罗和罗林斯发现能量节奏类与外向性(Extraversion)和宜人性(Agreeableness)呈显著正相关,而茨维根哈夫特发现能量节奏类与开放性(Openness)呈显著正相关,与宜人性(Agreeableness)呈显著负相关。
科帕茨(Kopacz M)以波兰大学145名没受过专业音乐教育的年龄范围在19到26岁之间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并让他们列出自己最喜爱的一首古典音乐,包含曲名、表演者及创作者,然后将其汇整,用音乐分析的方法得到9个基本的音乐元素,包含速度(Tempo)、速度变化(Changes in Tempo)、节奏(Rhythminrelation Tometricalbasis)、旋律性主题的数量(Number of Melodic Themes)、声音容积度(Sound Voluminosity)(指使用乐器种类的多少)、拍子(Meter)、音响力度(Sound Dynamics)、旋律(Melodies)、主要的乐器音色(Leading Instrument Timber)。[19]同时,科帕茨用波兰版本的16种人格因素问卷来评量参与者的人格特质。研究结果显示,支持“某种人格特征影响某些基本音乐元素的偏好”,例如,人格特质活泼、敢为性,警惕、开放、外向会影响个体对音乐要素的偏好,尤其是音乐中具有刺激性元素(Stimulative Elements),包括速度、韵律中的节奏、旋律性主题的数量、声音容积度、拍子。
邓恩(Dunn P G)等人以395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年龄范围在22岁到60岁的人为研究对象。关于音乐偏好的研究,其采用伦特福罗和罗林斯的STOMP,参与者对14种音乐风格进行偏好的评量,并通过分析发现了6个音乐偏好构面,包含节奏布鲁斯(Rhythm’n’Blues)(爵士乐、蓝调、灵魂乐)、硬摇滚(Hardrock)(摇滚乐、重金属、另类音乐)、重贝斯(Bassheavy)(说唱音乐、舞曲音乐)、乡村音乐(Country)(乡村音乐、民族音乐)、软摇滚(Softrock)(流行音乐、电影配乐)、古典音乐(Classical)(古典音乐、宗教音乐)。此外,有关人格特质的研究,其采用修订版本的NEO人格量表。针对二者关系的探讨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当考虑到报告的音乐偏好时,有几个显著的相关性,例如,外向性与流行音乐、舞曲音乐和说唱风格之间的正相关;另一方面,聆听行为数据提供了外向性与宗教音乐之间的正相关,以及随和性与电影配乐之间的正相关。
作为当前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人格特质理论模型—“大五因素”结构模型(外倾性、宜人性、严谨性、神经质、开放性)在过去的 60 多年里得到了心理学研究者广泛的研究,并被证明是具有跨语言、跨文化、跨情景、跨种族、跨评定者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同时在五个维度层面上也得到了特质人格心理学家的普遍接受和认同。
已有研究发现,大五人格结构中,宜人性人格是影响人际信任最突出的根源特质。在宜人性个性维度中得到高分的特质有信任、宽容、心软,以及好脾气。易人性人格群体通常有着更高的共情能力以助人性。对社会有着更大的帮助。
关于对亲社会群体音乐偏好的研究,我们沿用伦特福罗和罗林斯(Gosling S D)在2003年提出的音乐偏好的四个维度,包含反思复杂类(Reflective and Complex)(古典、爵士、民间、布鲁斯流派)、强烈叛逆类(Intense and Rebellious)(摇滚乐、重金属音乐、另类音乐)、乐观传统类(Upbeat and Conventional)(乡村音乐、流行音乐、电影配乐、宗教音乐)、能量节奏类(Energetic and Rhythmic)(嘻哈音乐、放克、电子音乐)。
亲社会群体的音乐偏好应该趋于乐观与传统类,乐观传统类表现出与外向、随和、尽责的正相关关系。喜欢听乐观传统音乐的人是开朗的,社交外向的,可靠的,喜欢帮助他人,认为自己具有吸引力,并且往往是相对传统的。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因素分析法来确定音乐偏好的基本维度,再深入剖析其与亲社会人格的关系。
音乐偏好作为音乐心理学的一部分,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众多学者从音乐偏好的维度、音乐偏好的影响因素、音乐偏好与人格的关联对其做了研究。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证的方面。
首先,欧洲对于音乐偏好的分类方式并没有达到准确性和权威性的统一,并且皆是以西方音乐体系为主体对音乐偏好进行划分。中国音乐作为东方音乐乃至世界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被纳入其中。其次,音乐偏好与人格的关联泛化,不够精确。对亲社会人格群体的音乐偏好应的研究当纳入目下的研究进程中去,通过探索其间的关系,取得对社会有益的成果。
总之,对于音乐偏好的进一步研究应更注重实证性与应用性。音乐偏好作为音乐心理学的子研究课题,应当进一步发挥跨学科专业的优势,利用先进的设备记录聆听者的实时感受,以得到更加准确的数据。只有这样,才能探索出音乐偏好与人格特征之间存在的稳定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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