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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其与集体无意识理论一并，是荣格对于弗洛伊德所构建的无意识人格框架的独创性发展。在荣格看来，集体无意识是人类原始性集体经验在心灵中的留存，而其主要内容正是原型。基于原型思想，荣格创建并发展了他的分析心理学理论。在其去世六十余年后的今天，原型的内涵已经超越了分析心理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的范畴，而蔓延至人类学、文化学、宗教学、文艺批评等诸多领域，且其影响依然在不断扩大中。有鉴于此，尝试考察、厘清荣格原型概念形成、发展之源流，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把握分析心理学之理论内涵，促进理论研究发展，指导心理分析、沙盘游戏等临床应用实践；对于其外延性的发展，也有正本清源之作用。

1 荣格原型思想概述

荣格的原型理论是集体无意识的运作部分，他试图以此去界定人类心理的基石。早在在苏黎世伯格霍茨利医院担任医师期间，通过对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幻觉和幻想所进行研究，荣格认识到，除个体无意识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个种系发生层（即“集体无意识”），它包含整个人类的心灵潜能，其中包含的母题和意象也出现在全世界的神化、宗教和童话中。进而他发现，所有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和大脑中必然存在某些共同的结构（普遍结构），而且它存在于所有人类的经验的行为之下[1]。1912年荣格第一次将这些普遍结构称为“原初意象（Primordial Images）”，他指出“这里没有人类经验，也不可能有任何经验，不受任何主观能力的影响……这属于一个先验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我们祖先经验的积淀，但又不是经验本身”。1917年，他将其称为“集体无意识的主导者”，直到1919年，在《本能与无意识》一文中，荣格首次使用“原型”这一术语来描述这一结构：“在（心灵）更深层，我们发现了一个先验的、天生的‘直觉’，即感知和认识的原型，它是所有心灵过程的先验的决定因素……原型迫使其感知和理解方式进入特定的人类模式之中……原型来自集体无意识。”[2]直到发表论文《心理学的精神》（1947；修订后被收录在《荣格全集》第8卷中，名为《心灵的本质》，1954）［3］，荣格才对深层无意识和未知的部分以及不可呈现的原型（archetype-as-such，类似于康德的物自体）和原型意象做出清晰的界定。原型自体（拥有某种经验的倾向（潜势））可以传承，但经验不能。

考原型的词源学含义，则其英文“archetype”出自希腊文“archetypos”，指的是“一个可以复制的原始形式”。其中，“arche”是“最初的、原始的”之意，指的是开始、起源、起因、源头和原则，但同时还表示领导的位置、至高无上的原则和政府（亦即“主导”的意思）；而“typos”指的是击打或击打所留下的东西，即“一种印痕……形式、意象、蓝本、模型、潜在形式、原始形式”（例如，“潜藏在”相似的人、动物以及其他物种之下的形式）[4]。至于汉语翻译之“原型”，则“原”繁体为“厵”，清代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中说：“厵，水泉夲也。”，即“原，是泉水的本源”之意。“原”本身即具有“根本、源头、初始”之意。同版《说文解字》将“型”解释为“型，铸器之法也。”，意为“型，是铸器的模型”。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中对“型”做了进一步的说明，“铸器之灋也。以木爲之曰模，以竹曰笵，以土曰型”，即“用土制作的铸器的模型”。于是，就其词源学含义而言，不论是希腊文“archetypos”，还是汉译版“原型”，其最本质的意义都是“原始形式”。

综合而言，则荣格的原型思想大致包含以下几点内涵：

（1）原型是人类集体经验倾向（潜势）的遗传；

（2）原型通过遗传而传承，是先验的存在——这一点与本能类似；

（3）原型存在于集体无意识中，是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

（4）原型多体现于神话、传说，以及梦中；

（5）原型不可见、不可知，它通过原型意象来表现其自身，对个体产生无意识的影响，个体只能通过原型意象来了解原型。

2 荣格原型思想溯源

任一思想或观念的产生，都不是无中生有，总有其潜伏的脉络可循，对于人文学科而言更是如此。荣格原型思想的提出和完善，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此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荣格自身人格特点、职业经历之影响；亦与其所处时代之思想潮流有关；同时，原型思想也并非荣格个人的凭空独创，在西方哲学与宗教学传统中，已可见其端倪。基于此，可尝试从荣格自身特质与背景、所处时代之思想潮流，以及西方哲学、宗教学传统等三个面向，探析其原型思想产生之渊源。

2.1 荣格个人背景之影响

艾伦伯格在《发现无意识》一书中论及荣格的思想源流时，即开门见山地指出：“荣格的人格、家庭及民族背景是其思想最直接的源流”[5]。个体的人格特质，除天赋之秉性外，无疑亦受所属民族及家庭环境之影响，荣格亦是如此。

艾氏指出，荣格的瑞士背景赋予他务实的倾向，这一点亦可从其自传得知，荣格是一位务实者，其对现实的物质世界适应良好。这一务实倾向也体现在其心理治疗的理念之中，荣格强调患者要回到“觉察”的状态，并着力协助他们尽可能重新适应社会和传统的生活环境。考《荣格词典》“积极想象”条亦可见，荣格将“应用领悟与生活中”作为积极想象技术之最后一步[6]，亦体现出其务实的方面。作为瑞士民族一员的务实态度，是荣格探索无意识心灵，进而提出原型思想并将之应用于理论建构与临床实践的重要方面。

荣格之家庭背景亦对其人格形成和思想发展产生相当的影响。父系一脉，荣格的爷爷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是巴塞尔最热门的医师之一，曾担任巴塞尔大学的校长，也担任过瑞士共济会会长，是风光显赫的社会名流，荣格承袭了其姓名，这无疑会对其产生及极大的影响。至于其父亲一辈，则八个叔叔都担任神职，其父亲保罗·荣格则是位新教牧师。家庭的宗教氛围无疑使得荣格自小对宗教问题极为熟稔，事实上其原型思想的提出，有相当部分的思想基础来自对宗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此部分待后文详述。同时荣格在其自传中也记述到，其对于哲学、考古学之兴趣，亦源于对父亲藏书的阅读。然而父亲并不能够给予他满意的解读，因而之后荣格将探寻之范围扩充之超越传统宗教的领域，如斯诺替教、炼金术等领域。至于其母系一脉，荣格的之母亲艾米丽·普列斯沃克则“具有双重个性。有时候她敏锐度极高，甚至到了具备超能感应的能力，有时候却又平庸如凡夫俗子[7]”。母亲家族之中亦有一表妹名为海莲娜·普列斯沃克，具有通灵能力，荣格之医学学位论文即对其通灵现象进行研究。荣格对于通灵论及超心理学的兴趣，即发源于此。

由是观之，我们可从民族及家庭背景之角度，明了荣格自身人格特征之来源。一方面荣格本人极重视与现实之连接，另一方面，荣格具有内倾人格，极关注内在无意识心灵之运作，此一点可从其自传之首句“我的一生是无意识不断涌现的过程”中得见。毫无疑问，荣格对于哲学、宗教学之兴趣，乃至先选择医学作为大学专业，后则以精神医学为毕生事业，盖来自其家族的父系部分，而其对内在心灵之敏锐性，进而对超心理学之兴趣，以及日后之深入研究之行为，则大概来自其家族之母系部分的影响。

以上性格特征使得荣格自小即表现出对内在心灵的极大关注。其自传中多次提及成长过程中的梦，及其“第二人格”的部分。这以人格特质最终引导其走向对人类心灵的探索。这也揭示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最初具有巨大吸引力之原因。荣格原型思想之最初萌芽，正是其在苏黎世伯格霍茨利医院供职期间，首先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之幻想中发觉到，患者心灵之中存在有比弗洛伊德之无意识更广泛的范畴（即集体无意识），荣格进一步研究发现，人类心灵中存在一种“普遍结构”，其“属于一个先验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我们祖先经验的积淀，但又不是经验本身……［8］”荣格最初将其命名为“原初意象”——此即为原型思想之最初萌芽。之后荣格在哲学、宗教学，乃至人类学、神话等领域之进一步研究，皆源于此时期之发现，于根本处则与其自身人格特质、家庭环境乃至民族性之影响，有莫大关系。

2.2 时代思想潮流之影响

人不能脱离其所处之时代而独立存在。时代思想会不可避免地对个人之思想产生影响。这是理所当然之事，荣格也概莫能外。荣格所处之时代，正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哲学思想彼此斗争的时期。其中，理性主义承认人的推理，认为人的理性是知识的来源。理性主义哲学促进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快速发展；而浪漫主义则重视自然，重视个人体验，强调直觉，重视情感，崇尚自然背后的博大精神和无限生命力，认为自然界的有机统一性在于它被体验为一个美学上的整体。浪漫主义哲学则在文学、音乐、哲学、美术及宗教等多个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向来热爱哲学的荣格身处此一时代，其思想必然受到二者交织之影响。其中对其原型思想有显著影响者，略论之如下。

2.2.1 康德“认知的先验结构”与“自在之物”

康德是德国人，毗邻瑞士，且作为启蒙运动时期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其影响之巨大自不必多言，荣格素爱哲学，则其必然熟悉康德之思想。事实上在荣格之著作中，常可见康德哲学思想之踪迹。在其论述中，荣格曾将康德之“认知的先验结构”等同于原型：“没有被认知的先验结构捕捉到或限制，就没有经验性知识。[9]”在康德看来，在认识世界的时候，存在一个“认知的先验结构”，这一先验结构是我们获得知识的根本，并决定了我们所获得知识的特性。我们不能在理解真实世界的行动中增加或减少什么，我们只能以行动的方式体验世界，这是因为我们的感官以及时间和空间的先验分类决定了我们所有的知觉。这些特定又不可变的因素像有色眼镜一样，我们不可能将之移除，最终我们所做的观察都会加上色彩。由是观之，则康德之“认知的先验结构”与荣格原型思想之特征，其共同之处正在于二者皆为先验之存在，且此一先验存在是认识世界（心灵世界）之基础。

又在其《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康德指出，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只能信仰而不能被认识的本体，他将其命名为“自在之物”，也称作“物自体”或“物自身”。他认为自在之物独立于我们而存在，只是我们不能认识自在之物，而只能认识自在之物显现给我们的样子。“这一自在之物必定在经验的世界当中表达其内在的特征和特性。[10]”康德把统一的世界分为“此岸”的“现象”世界和“彼岸”的“自在之物”世界。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只能认识“自在之物”的“现象”，即感觉表象，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本身。“自在之物”只能为信仰所发现，不能被知性所达到。

在此，则康德所谓“自在之物”更与荣格之原型有相似处。首先，自在之物与原型皆为人的意识不可知者，即康德所谓“只能信仰而不能被认识的本体”；其次，康德对于“自在之物”只能通过其在经验世界之中表达其内在特性与特征——我们只能认识其显现给我们的样子之表述，正与荣格对于原型之表现与认识原型之途径极相似。荣格指出，原型先验存在而不能被直接感知，原型通过意象来表现其自身，我们只能通过原型意象来认识到原型的存在。由此可见，荣格关于原型思想之构建，必然受到康德“认知的先验结构”与“自在之物”思想之影响。

2.2.2 叔本华的“原型（Prototype）”思想

叔本华深受康德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在康德“自在之物”思想的基础上，引入柏拉图的“理念”，来构建其自身的形而上学。叔本华引入柏拉图的“理念论”，以构建其“意志——理念——表象”的形而上学理论结构。他把世界二分为意志世界和表象世界，而理念居于中间，是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意志以理念为中介客体化为表象世界，理念是意志的完美的客体化，表象是意志不完美的客体化[11]。由是观之，则不同于康德的理性主义视角，叔本华的认识方式是一种对于整体的直观，他的知识即是形而上学的知识，又是经验性的知识。叔本华将他的“原型（Prototype）”描述为“一切事物的原始形式”，而且他认为原型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它一直在那里，但从未形成也从未消失。[12]”

将叔本华之“原型（Protype）”与荣格之“原型“archetype”相比较，则不难发现二者之同异处。首先，叔本华和荣格都是从整体直观之视角来审视世界；其次，二者都既是形而上的知识，又是经验性的知识；最后，荣格原型（Archetype）之内涵中，亦有康德原型（Prototype）之“一切事物的原始形式”之意义包含在内。二者所不同之处，在于叔本华更强调哲学的认识论层面，而荣格则重在对内在心灵的描绘。由是观之，则相较于康德，叔本华对荣格产生的影响更大。荣格本人在其著作中亦对此点有所申发：“康德把‘原型’还原为几个有限的知性范畴。叔本华甚至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进化过程，但与此同时却赋予了‘原型’几乎是柏拉图式的意义。［13］”则荣格原型之思想，甚至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哲学如柏拉图之领域，此一点俟后文详论之。

2.2.3 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与谢林自然哲学

荣格原型思想之形成，亦受到当时德国浪漫主义哲学思潮，尤其是谢林（Friedrich Wilhelm von Schelling，1775-1854）所提出的自然哲学之巨大影响。谢林的自然哲学是浪漫主义哲学的旁系发展，他主张：“自然是看得见的心灵，心灵是看不见的自然……人与大自然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系乃是潜意识。我们若虔诚主义潜意识，就能使自己变成‘普世心智（All-Sinn）’的管道，这普世心智会在文学、疯癫状态、神秘狂喜经验、神话、梦境之中显露其本来面目。”史蒂文斯因之在其《私人梦史》中评论道：“后来荣格建构集体潜意识的假设，曾经倚重谢林的哲学观。[14]”容克伯格在其《发现无意识》也持同样的观点。

我们于此不难看到，谢林之所谓“普世心智”，正具有荣格所谓原型之意义，而普世心智所得以体现之“文学、疯癫状态、神秘狂喜经验、神话、梦境”等诸范畴，亦正是荣格所强调的原型意象所存在之范畴。由是观之，则荣格原型思想受谢林自然哲学影响之深，亦可知矣。此外，荣格对原型之最初命名——“原初意象”，来自其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这一点正与谢林所说的“普世心智”存在于“疯癫状态”中相对应。史蒂文斯又进一步指出，荣格之“原初意象”术语，本身即取自浪漫主义哲
学[15]。于此又可见浪漫主义哲学之于荣格原型思想影响之一端。

2.2.4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

谈及时代思想潮流对荣格之影响，不可能绕过弗洛伊德。无意识现象伴随人类之诞生而出现，早在远古时代，已有相关的体验记录，自古希腊哲学以降，历代哲学家都对这一现象有所思考，并逐渐提出了哲学层面的无意识概念及其理论[16]。直到弗洛伊德通过对神经症患者的临床治疗而建立以无意识概念为核心的精神分析学，无意识这一概念才真正脱离哲学的“象牙塔”，走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最终成为普罗大众的常识性认知。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对荣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07年，荣格与弗洛伊德第一次会面，并迅速建立起热烈的友谊。但是，随着自身的临床实践和学术探索，荣格逐渐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之“泛性化”特征产生质疑。1912年荣格出版《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书中对弗洛伊德“力比多”的概念进行了“关键性的改革”，指出力比多不单为一种性驱力，更是一种无意识的生命能量（心理能量）[17]。二人的友谊至此终结。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后，荣格开始了他所谓“与无意识面质”的阶段。通过临床的实践经验和对神话宗教的研究，以及与自身无意识幻象的工作，荣格逐渐发现“所有人类经验行为之下潜藏着某些共同的结构（普遍结构）”，这就意味着，在弗洛伊德所界定的无意识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更深层、更具有普遍性的无意识：这两类无意识中，“一类包括那些显然来源于个人的、可被认识的材料，这些是个人获得的东西，或者是那些构成整体人格本能过程的产物；此外还包括被遗忘、被压抑的内容，以及创造性内容。这些内容并无特异之处，在另外的人那里，这类东西可能是有意识的……另一类内容，它的起源无从知道，或者无论如何不能把它的来源归结为个人获得物。这些内容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神话特征，这些内容似乎并不属于单个心灵或单个人物的模式，而毋宁属于一般人类的模式……它们具有集体的性质。［18］”荣格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定义为“个体无意识”，认为其内容是“情结”；将第二类无意识命名为“集体无意识”，而集体无意识中的内容，正是“原型”。

荣格的原型思想受弗洛伊德本能论之影响甚巨。弗洛伊德非常重视本能在无意识中地位和作用，他在《精神分析引论》中说道，“在心理学中，最迫切的需要莫过于建立一种稳固的本能理论，然后才可能据此进一步先前发展[19]”。可以说，弗洛伊德把本能论看作其无意识理论的基础。立论早期，弗洛伊德主张人主要由两种本能：一是自卫本能，包括解决饥饿、呼吸和排泄等；二是性本能[20]。弗洛伊德用性驱力“力比多”（Libido）来指代性本能之能量，认为它是导致个体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弗洛伊德一直把性本能置于其“本能论”之重要位置，在其理论后期，他将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结合，称为“生本能”，代表潜伏在生命自身内的一种进取性、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动机性内容，生本能具有正向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其中性本能是主要成分；与生本能相对应的，是死亡本能，其是负向的、消极的，破坏性的[21]。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论及生本能与死亡本能时，已经具备了集体的内涵：他认为二者不仅在个体层面发挥作用，也体现在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等集体层面，比如他以这一理论来解读战争与和平、人类之前途等问题。

自原型概念提出伊始，荣格一直完全承认原型与本能的联系。早在1919年的《本能与无意识》一文中，荣格已经开始尝试连接原型与本能，“原初意象（原型）或许适合被描述为本能的知觉本身，就像本能的自我肖像一样[22]”；1928年在《分析心理学和世界观》中，他说道，“原型就是本能呈现的形式……”[23]；1936年的《集体无意识的概念》中，荣格将这一思想表述为：“原型是本能的无意识意象……它们是本能行为的模式”。在1949年为埃斯特·哈丁（Esther Harding）的《女性的秘密》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荣格对原型与本能的关系做出最明确的界定：原型“指的并不是一种传承性的概念，而是一种传承性的心灵功能模式，是一种天生的方式，类似于小鸟建巢、黄蜂能够准确刺入毛毛虫的运动神经节，以及鳗鱼能够找到游回百慕大群岛的路。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行为模式’。原型的纯粹生物性一面正是科学心理学所关注的。[24]”

综合荣格关于原型与本能的关系论述可知，“原型和本能可能拥有一个共同的、不可见的、超越性的来源，而非一者是另一者的来源或某个版本[25]”。原型与本能的这一连接解释了原型被感知为“超自然（Numinous）”的原因——原型具有可怕的力量和能量，因此，荣格称原型“是一个动力系统，它使自己在原型意象中被感觉为超自然和神奇的力量[26]”。由此观之，则荣格之原型思想的提出和发展，可视作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尤其是本能论的继承于进一步开拓。

2.3 传统哲学、宗教学之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荣格并非全盘接受近代哲学中的所有观点。他批评近代哲学仅仅从认识论出发，把“原型”还原为很少几个受逻辑限制的知性范畴，主张恢复“原型”在古代哲学中的形而上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从笛卡尔和马勒伯朗士以来，‘理念’或 ‘原型’的形而上的价值逐渐败坏了。它变成了‘思想’，变成了认识的内在条件……最后，康德把原型还原为几个有限的知性范畴。叔本华甚至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进化过程，但与此同时却赋予了原型几乎是柏拉图式的意义。[27]”由此可知，荣格认为，“原型”这一概念从宗教神学偏向于感性和心理学，到了近代以来越来越偏向于理性和哲学[28]。而荣格之“原型”概念虽然深受近代哲学思想影响，但却“反其道而行之”，回溯到其原初的形而上学本质，将它重新带回心理学范畴，进而来探索并定义人类之深层心灵结构内容。于是，除时代思想潮流之外，远溯至西方传统哲学之范畴如柏拉图者，其思想也对荣格原型思想有所启发。事实上考荣格著作可知，其原型思想自有西方传统哲学与宗教学之成分，可谓源远流长。以下分别就其中显著者分别论述。

2.3.1 苏格拉底的“普遍性定义”

苏格拉底采用“心灵为本源”的原则提出其哲学观点，认为心灵内在存在一个原则，这一原则就是德性（Arete）。他认为具体的德性（勇敢、虔诚、友爱、自制等）因人、因时、因地而不同，因此必须找到某种“共同的、永恒的东西”，这就是德性的本质[29]。而这一“共同的、永恒的东西”，即“普遍性定义”。“普遍性定义”和具体的事物、行为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前者是始终同一的、确定的、永恒不变的，因而是知识的对象；而后者是流变不居的、不确定的，只是感官知觉的对象。“普遍性定义”是具体事物、行为的根据，赋予后者某种性质；而后者只有在前者存在的基础上，才能成为具有某种性质的具体事物或行为[30]。

“普遍性定义”之永恒不变、始终同一的特质，类荣格原型之“原始形式”的思想内涵；至于“普遍性定义”与具体事物之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先验性即二者之关系，则类似荣格关于原型之先验性的表述，及其与原型意象之关系。由此可见，荣格之原型思想中，包含有苏格拉底的古老智慧。

2.3.2 柏拉图“理念论”

作为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继承了他关于心灵内在原则伦理化的思想，并进一步把心灵内在原则、定义外在化 ，从而创立了理念论（Idea）。而“原型”思想也一以贯之地体现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柏拉图把理智对象称为“理念”，意指“心灵的眼睛看到的东西”。“理念”是纯粹的心灵形式，起源于诸神的心理，远在人类生命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它高于客观的现实世界。“理念”在意义上是集体的，因为它体现的是事物一般特质，而非具体特征[31]。柏拉图的“理念”和苏格拉底的“普遍性定义”具有共同的特征。一是唯一性，二者都是与具体事物（行为）相对应的唯一者；二是，它们都是具体事物（行为）之所以具有其性质的原因；三是绝对完善性（无条件性），它们在任何时空、对任何人都是同一的[32]。

至于单一的“理念”与具体的事物（行为）之间的关系呢？柏拉图提出“分有说”和“摹仿说”来回应这一问题。“分有”（Metechis/Participate）的意义来源于“部分”（Meron/Part），表示“具有一部分”的意思[33]。以太阳和大地万物作比，就是万物因为“分有”了阳光，而得以显现出其形体和色彩。“摹仿”（Mimesis/Imitate）则是一种技艺活动，即具体事物是对某一“理念”进行摹仿的结果。比如，木工做床，就是木工对床的“理念”进行摹仿的结果。

关于“原型”与“理念”二者之关系，叶舒宪论述道，“柏拉图用这个概念（‘原型’）来指事物的理念本源。在他看来，现实事物只不过是理念的影子，因而理念乃是客观事物的‘原型’。”“理念”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分有”和“摹仿”关系，也影响了荣格关于“原型”与具体心理现象之关系的论述[34]。叶舒宪此见，可作为对二者关系之描述可谓恰如其分。

除传统哲学之外，荣格原型思想亦受到宗教思想之影响。在《心理学与宗教》一文中，荣格说到，“教义是原初宗教体验的法典化和教条化形式。宗教体验的内容已被神圣化，并且固化于一种僵化的、精心设计的思想结构中。原初经验的反复实践已经成为一种仪式和不可改变的制度。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已变成毫无生命力的化石。恰恰相反，数千年以来，对千百万人来说，它都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宗教体验形式，而没有进行改变的迫切需要。[35]”荣格对于宗教的这种理解，包括对于宗教的来源及其功能的解释，以及认为宗教体验被法典化和教条化为一种形式之后，仍然具有体验效力的看法，与他对原型及其特点、功能的理解是一致的。

在论述“原型”概念的来源时，荣格重点提及了基督教哲学思想对他的影响：“原型一词最早是在犹太人斐洛谈到人身上的‘上帝形象’时使用的。它也曾在伊里奈乌的著作中出现，如：‘世界的创造者并没有按照自身来直接造物，而是按自身以外的原型仿造的’。在《炼金术》大全中把上帝称为原型之光，这个词多次在狄奥尼修法官的著作中出现。例如在《天国等级》第二卷第四章中写到‘非物质原型’以及在《天国等级》第一卷第六章中写到‘原型石’。原型一词虽未见于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中，但其文中有此含义。例如他在《杂说》第八十三条中写道：‘主要观点虽未形成……但却存在于上帝的思想中’”[36]。基督教哲学是荣格“原型”概念的重要思想来源。下文重点就斐洛与奥古斯丁宗教学思想对荣格原型思想之影响进行论述。

2.3.3 斐洛“创世理论”

斐洛·尤迪厄斯（Philo Judeaus，公元前30—公元40年）是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哲学家。斐洛深受柏拉图影响，他使用柏拉图的“理念论”来阐释《希伯来圣经》中的“上帝意象”。斐洛的理论弥合了犹太文化与希腊文化，为基督教在西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因此称斐洛为“基督教真正的父亲”。斐洛把上帝看作是人的原型：“我们起源于人，但第一个人起源于上帝。[37]”斐洛以《圣经》中上帝以自己形象为原型造人的说法进行类推，指出整个可见世界也是上帝根据其思想中的原型而创造出来的。他将这一思想中的原型命名为“逻格斯”：“很明显，原型的模型，即我们用来称呼只能被理智所感觉的那个世界……是理念的理念，是上帝的‘逻各斯’（Logos）。”这样，斐洛就构建完成了他的“创世理论”，即上帝是宇宙的心灵和理念，而“逻格斯”则是上帝创造世界是的模型，是所有事物的原型[38]。

斐洛是荣格所见之首位使用“原型”术语的哲学家。追溯宗教思想史，荣格又在伊里奈乌、狄奥尼修法官和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发现了“原型”思想的痕迹。其中尤以奥古斯丁的“光照说”对其影响最大，荣格自承，他从奥古斯丁那里“借来了“原型”这一思想”[39]。

2.3.4 奥古斯丁的“光照说”

光在西方哲学之视觉中心主义传统中居于重要地位。哲学家们喜欢用“光”来象征他们所参透的真理。从柏拉图到《圣经》，概莫如是。作为中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同样用“光”这一象征来阐述其哲学思想。《新约·约翰福音》中说，“普照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的真光，是恩典和真理”。奥古斯丁将这一教义理论化为“光照说”，其大意是：一切真理都存在于上帝之中，上帝是真理的来源，真理是上帝之光，“光照”（Illuminatio）是人的理性获得真理的途径[40]。

奥古斯丁的“光照说”中已经包含了真理之“先验存在”的内涵。他认为，作为理性规则的真理，是上帝之光通过“光照”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印记，而非来自感性经验。“上帝之光”是一切真理（理性规则）的原型：“规则除了写在我们称作真理之光的书（《圣经》）上还能在哪里呢？一切真理的规则都铭刻在这里，并从这里被转移到正直的人的心灵，但这种转移是无形的，犹如印章的图形被压在蜡上而无损图章自身，这些规则在人的心灵上留下自身的印记。[41]”

从斐洛的“创世理论”到奥古斯丁的“光照说”，都沿袭了柏拉图关于“理念”之先验存在的立场。即“原型”（柏拉图之“理念”、斐洛之“上帝的逻格斯”、奥古斯丁之“上帝之光”）是形而上的先验存在，它高于客观具体事物，后者只是他的表现形式（通过“分有”“摹仿”“创造”“光照”等方式而形成）。荣格的“原型”理论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并与现代心理学发展趋势相结合，将其运用于对人类心灵深层结构的探索和构建之中。

3 后荣格时期之原型思想发展

后荣格时期，分析心理学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三大流派：经典学派、原型学派和发展学派。其中：经典学派以汉德森为代表，十分强调自性化，同时并不忽略原型与意象。即强调心灵的完整性，整合意识与无意识、人格面具与阴影、个体与集体的对立，从而实现心灵的完整性。发展学派以福德汉姆为代表，在理论方面强调自性的概念和原型意象的定义。原型学派在理论方面最强调原型意象的定义，在临床实践方面，则最强调对高度分化的意象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希尔曼，他不仅发展了荣格的原型理论，并且还创建了以灵魂为基础的原型心理学（Archetypal Psychology）［42］。

至于“原型”思想的发展，则主要集中在对其起源，即发生学方面的争论。主要包括以安东尼·史蒂文斯为代表的生物学、进化心理学取向和吉恩·诺克斯提出的“涌现模型（Emergence Mode）”两种。前者重视荣格关于原型本能性、生物性方面的阐述，重在强调原型传承的生物学基础，并在社会文化框架内对原型进行考察；后者则认为，原型并非先验存在，其本质是一种认知功能发展的结果。

3.1 原型之生物学和进化论取向

安东尼·史蒂文斯于1984年出版其著作《原型：自性的自然历史》（Archetypes：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lf），书中提出了原型传承的进化论模型。史蒂文斯重视荣格早期作品中关于原型的生物学来源的阐述，重视从进化心理学角度审视原型，认为原型有其生物学基础，这为其传承性提供了生理基础。史蒂文斯参考生物学研究的新成果，提出基因编码或DNA，可能是原型的秘密所在，同时他还引用了诺姆·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试图在社会文化框架中论证原型的生物学来源和进化性本质[43]。除史蒂文斯之外，迈克尔·福德汉姆等荣格心理学家也持同样的观点。

3.2 原型之涌现模型（Emergence Mode）

不同于史蒂文斯关于原型的生物进化性传承观点，另一些荣格学者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原型是一种认知发展的“发展性成果（Developmental Achievement）”，其代表人物是诺克斯。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诺克斯基于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首次提出原型的发展性涌现模型[44]。2003年，在其《原型、依恋和分析：荣格心理学和涌现思想》（Archetype，Attachment，Analysis：Jungian Psychology and the Emergent Mind）一书中，诺斯克对涌现模型做了进一步说明。他认为，不存在任何先验形式的原型本身（Archetype in Itself）。所谓原型，是个体认知发展所获得的“意象图式（Image Schemas）”，这一图式对于以原型意象形式出现的现象体验（Phenomenal Experiences）具有组织功能[45]。诺克斯以母亲原型举例说明：“控制（Containment）”之意象图式，是具备典型控制特征的母亲原型涌现的基础。

诺克斯的“涌现模型”自提出以来，获得了部分荣格学者的支持，如乔治·霍根森、约翰·钱麦特（John Merchant）、乔·坎布雷（Joe Cambray）等［46-48］。并与史蒂文斯的观点展开了长达20年之久的辩论。然而迄今为止，关于原型，“尚未获得完全令人满意的理论概念”[49]。

4 结论

作为分析心理学理论与应用体系中的基石性存在，原型思想并非荣格“无中生有”或者“闭门造车”的产物。荣格自身的民族背景、家庭环境，及其人格特质和职业经历，以及所处时代的思想潮流，乃至西方传统哲学和宗教学的思想传统，共同对其原型思想的形成产生影响。自荣格以降，原型思想之重点集中在其发生学方面，主要包括以安东尼·史蒂文斯为代表的生物学、进化心理学取向和吉恩·诺克斯提出的“涌现模型（Emergence Mode）”两种。原型思想在分析心理学框架内外都有所发展，其影响日益广泛。正如安东尼·斯蒂文斯（Anthony Stevens）所指出的那样，“原型的理论和应用已经超越了荣格学派的范围，它本应如此，因为荣格本人从未说过他的心理学是确定的或终极的。原型理论的完整意义还远远没有实现”[50]。因之，追溯该思想之起源，厘清其发展脉络，对于深入掌握分析心理学之内涵，并将之应用于今日之心理分析临床实践，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皆具有理论与现实双层面之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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