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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欺凌是一种施加于权力或力量较小的受害者的伤害性或令人痛苦的攻击行为[1]，它并不仅限于传统的面对面欺凌，还包括新兴的网络欺凌。根据对83个国家的统计显示，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平均发生率为30.5%[2]。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欺凌的受害率也从早期的4%[3]，上升到57.5%[4]。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发生率不断攀升的原因之一是二者之间存在着恶性循环模式，网络空间成了传统欺凌的“孵化器”[5]。
欺凌涉及多个角色，包括欺凌者、受害者和旁观者[6]。
欺凌事件中的个人角色不是固定的，存在复杂的角色连续性和角色转换机制。通过对角色连续性和角色转换的理解，可以解释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行为之间的联系以及欺凌形成中的恶性循环，不断发展解释欺凌形成机制的理论，也为青少年欺凌防治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新的方向。

2 基于角色对欺凌形成的解释

2.1 欺凌行为与角色

欺凌作为一种暴力攻击形式，区别于一般的攻击性行为。奥维斯（Olweus）[1]认为欺凌有三个特点：反复性、目的性，以及力量不平衡。根据欺凌表现形式可分为三种不同的亚型：（1）身体欺凌：涉及身体攻击，例如殴打、踹击等；（2）言语欺凌：涉及口头或书面形式的攻击，例如言语侮辱、嘲笑和取外号等；（3）关系欺凌：采用间接心理攻击的形式，其目的是破坏受害者的关系或社会地位，例如排斥、散播谣言、羞辱等[7]。随着网络技术的兴起，欺凌的新形式——网络欺凌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网络欺凌是“个人或团体通过电子或数字媒体进行的一种行为，该行为反复传达旨在对他人造成伤害或不适的敌对或攻击性信息[8]”。尽管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在形式上有所差异，但二者的角色配置是一致的［9］，都可分为欺凌者、受害者和旁观者。旁观者又可分为直接协助欺凌者的协助者、间接协助欺凌者的煽风点火者、帮助受害者的保护者，以及保持中立的局外人［10］。

2.2 角色连续性

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互
动[11]。角色连续性假说[12]认为，欺凌角色会在不同欺凌类型之间存在角色延续，欺凌事件中的不同角色身份在由一种欺凌类型转换为另一种欺凌类型时不会发生改变。具体体现为传统欺凌中的欺凌者往往会成为网络欺凌的欺凌者，而传统欺凌中的受害者也往往会成为网络欺凌的受害者，反之亦然[13]。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在小学还是中学，均发现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的人群之间存在重合［12，14］。“角色连续性”现象产生的原因可以由“共建理论”[15]得到解释，该理论认为青少年会在网络空间中采用与现实世界中相似的交互方式，并构建和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相似的身份认同。

从欺凌者角度而言，传统欺凌的欺凌者在长期的欺凌行为中会形成所谓的“欺凌行为图式”，即关于欺凌行为产生和实施的认知模式。在网络欺凌情境中，传统欺凌者会将该欺凌行为图式迁移到网络空间，因此成为网络欺凌者。同时网络空间的匿名性进一步刺激了新的欺凌可能，使个体在网络上说和做那些他们在现实中不会说和做的事[16]，加剧了网络欺凌的危害。网络欺凌者还会将在网络空间中习得或受到强化的欺凌图式应用在现实世界，这构成了传统欺凌行为与网络欺凌行为的双向预测关系[17]。但交叉滞后研究发现，仅传统欺凌行为对网络欺凌行为有预测作用[18]。原因可能在于研究间的文化差异。在中国，实施网络欺凌的青少年许多表现为胆怯和内向。这些特质可能使他们不敢在面对面的情境中继续欺凌他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如强调“和为贵”，常常教导学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体。因此，这些人通常更倾向于在网上扮演所谓的“键盘侠”角色，而不大可能成为线下的欺凌者。

从受害者角度而言，罗森（Rosen）等人［19］提出的“受害者图式模型”解释了受害者角色在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间的连续性。网络欺凌的受害者容易成为传统欺凌的受害者的原因可能在于“受害者图式”的迁移与激活。“受害者图式模型”认为，受害者内心存在一个易于激活的受害者图式，即一种对自己可能成为受害者的认知模式。拥有该受害者图式的个体更容易对社交互动中的威胁性线索产生过度警惕，从而影响对他人行为的归因方式——更倾向于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为敌意或威胁。受害者图式的激活会唤起个体相应的情绪激活，这种情绪激活会限制儿童在社交信息处理中的灵活性，使其更倾向于采取刻板的“先发制人”的处理方式，而不是更灵活地处理社交信息，这些行为包括采取回避或攻击等方式。因此这可能增加了网络欺凌受害者成为传统欺凌受害者的风险。同时，传统欺凌受害的经历还可能强化已有的“受害者图式”，从而在网络世界中受到欺凌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构成了传统欺凌受害和网络欺凌受害的双向预测关
系[20]。但该种双向预测关系也受到了实证研究的质疑。褚晓伟（Chu）等人[18]的研究仅发现网络欺凌受害对传统欺凌受害的预测作用。原因可能在于网络空间可能一定程度上掩盖欺凌者和受害者的力量或权力不平等，因此遭受现实中委屈的传统欺凌受害者可能会补偿性地在网络上发起对他人的网络欺凌，发生角色转换而非角色连续。

在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内部，欺凌者和受害者的角色通常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18]。传统欺凌中欺凌者和受害者的力量/权利不平衡很难在短时间内打破，因此，受害者往往长期遭受同一欺凌者的欺凌，难以反抗。这种角色稳定性由“角色连续性机制”传递到网络欺凌中，使网络欺凌内部的角色也相对稳定。通过对欺凌者和受害者角色连续性的分析，可以发现二者在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之间均有角色图式的迁移。因此，可以建立一个解释角色连续性机制的“欺凌—受害角色图式迁移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认为，当欺凌类型由传统欺凌转换为网络欺凌时，传统欺凌的欺凌者会将欺凌者图式迁移到网络欺凌情境中，因此容易成为网络欺凌的欺凌者；当网络欺凌转换为传统欺凌时，网络欺凌的受害者会将受害者图式迁移到传统欺凌情境中，因此容易成为传统欺凌的受害者。至于是否发生由网络欺凌到传统欺凌的欺凌者图式的迁移或者由传统欺凌到网络欺凌的受害者图式的迁移，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之间结论不一致，因此还需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

图 1 欺凌—受害角色图式迁移模型

Figure 1 Bullying-victim role schema transfer model

2.3 角色转换

欺凌事件中的角色不仅存在连续性，也可发生角色转化。根据“角色转换假说”[21]，欺凌者可能由于遭受到受害者的报复或与比他权力或力量更强的人发生冲突而转化为另一起欺凌事件的受害者［22］。同样地，欺凌者也为受害者提供了现实的“榜样”，受害者可能由于想要获得和欺凌者一样的同辈地位，因而转化为其他欺凌事件的欺凌者［23］。

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之间同样存在角色转换。根据“一般压力理论”[24]，青少年可能会通过参与网络欺凌行为，从而将在线下欺凌受害所造成的情绪紧张外化，同时网络空间模糊了现实世界欺凌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力量/权利不平衡。因此，在由传统欺凌向网络欺凌过渡的过程中可以发生这样的角色转换，即传统欺凌的受害者成为网络欺凌的欺凌者，而传统欺凌的欺凌者成为网络欺凌的受害者［13，25］。然而，在由网络欺凌向传统欺凌过渡的过程中，网络欺凌行为对传统欺凌受害有正向预测作用，而网络欺凌受害对传统欺凌行为却是负向预测作用[18]。即在网络空间中的网络欺凌者在现实世界易成为传统欺凌的受害者，而网络欺凌的受害者在现实世界不易成为传统欺凌的欺凌者。其中原因可能在于网络欺凌者缺乏同理心、情感脆弱、过度敏感并拥有夸大的自我认知。这些特点可能使他们在同辈群体中不受欢迎，容易引发社会排斥和与他人的冲突，从而成为传统欺凌的受害者。传统欺凌的受害者可以将情绪释放到网络空间，但由于现实世界缺乏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因此网络欺凌的受害者较难选择将情绪以同样的方式释放到现实中，从而由网络欺凌受害者转换为传统欺凌者的可能性较小。加之，相比于传统欺凌，网络欺凌更容易留下长久的欺凌证据，这导致网络欺凌受害者长期感受到作为欺凌受害者角色的情绪并意识到欺凌的危害，从而获得了对欺凌行为的敏感性，因而在线下对他人欺凌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从而不易成为传统欺凌的欺凌者。

综上，角色连续性假说和角色转换假说解释了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之间存在的关联。传统欺凌向网络欺凌的转换可以通过角色连续性和角色转换机制发生，但网络欺凌向传统欺凌的转换则主要是通过角色连续性机制实现。然而，目前这些假说尚未涵盖旁观者角色，这也是目前角色连续性假说和角色转换假说的缺陷。事实上，旁观者角色的重要性也正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有效的反欺凌措施可能既要激发具有欺凌倾向的儿童和青少年关心他人的感受的能力，同时也要让事件中的旁观者成为坚强的换位思考者，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挺身而出［26］。

图 2 欺凌—受害角色转换关系图

Figure 2 Bullying-victim role inversion graph

2.4 欺凌中的三重循环

角色连续性假说和角色转换假说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欺凌形成的某一方面，各有侧重。因此通过将“角色连续性”和“角色转换”两理论整合，可以更全面地描述欺凌者和受害者在不同欺凌情境中的行为模式，即欺凌的三重循环模型如图3所示。第一重循环发生在传统欺凌内部。根据角色转换理论，传统欺凌的欺凌者容易与他人发生冲突，树敌于众，易遭受到报复，即所谓的“冤冤相报”。而遭受到报复的欺凌者为寻求发泄选择继续欺凌受害者，因此构成了欺凌的第一重循环。第二重循环发生在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之间。角色转换理论指出，网络空间模糊了传统欺凌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力量/权利不平衡，传统欺凌的受害者由于自身力量不足，因此借助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对欺凌者展开报复以发泄情绪不满，而欺凌者在遭受网络空间的报复后，正如角色连续性理论中指出的，传统欺凌者依据其在长期欺凌行为中形成的欺凌者图式，选择将在网络空间失去的力量优势在现实中弥补，继续欺凌比他弱小的受害者，从而构成了欺凌的第二重循环。第三重循环发生在受害者自身。欺凌事件对受害者的影响最为直接。欺凌事件中的受害者可能遭受学业水平下降，自我形象和自尊降
低[27]，受此影响的受害者因此又容易进一步被同伴群体孤立，在同辈群体中的地位下降，更容易成为新一轮欺凌的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心理和社交上的恶性循
环［28-30］。受害者逐渐形成角色连续性理论中的受害者图式，因此长期无法脱离受害者身份，构成了欺凌的第三重循环。

欺凌的循环模式具有可传递性。受害者通过模仿学习到的欺凌者的攻击模式，欺凌比他更弱小的受害者，从而导致欺凌事件的传播；而对于欺凌事件中的旁观者而言，也可能会模仿欺凌行为从而成为欺凌者的帮凶，最后甚至发展成为欺凌团体[31]。实际中，欺凌事件的发展并不一定严格遵守三重循环模式，但该模式指出了可能发生在欺凌事件中，尤其是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之间的恶性循环系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期欺凌事件发生率不断升高的原因。三重循环模式的特点在于它将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这为未来的反欺凌实践提供了指导。在反欺凌工作中可以更好地将网络欺凌防控纳入工作内容中，建立起反传统欺凌和反网络欺凌的整合性框架。

图 3 欺凌的三重循环模型

Figure 3 The triadic cycle model of bullying

3 展望

三重循环模式沟通了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说明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关联和转换机制。因此在实践层面，未来欺凌防治措施应着重打破这三重循环。而旁观者干预被认为可能是打破循环的关键，有必要在以后的防治措施中进一步提高旁观者的重要性。传统的防治欺凌的措施在干预网络欺凌方面存在严重不足[32]，根据角色连续性和角色转换理论，网络空间在欺凌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转化和助推作用。传统的欺凌防治措施在网络欺凌防治上的忽视，也许是欺凌防治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未来的欺凌防治工作亟须将网络欺凌的干预也纳入工作中，而这需要各个社会领域共同参与并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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