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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职业成熟度这一概念最早由于舒伯（Super）1955年提出，用来代表个体完成与之职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任务的程度。金（King）则认为职业成熟度是个体基于自身所掌握信息以及认知发展水平，做出符合本年龄阶段水平的职业决策，且在面临机遇与挑战时成功应对的准备状态。虽然对职业成熟度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总结之后，发现有以下共同点：（1）强调职业发展是一个动态、发展、终其一生的过程；（2）职业成熟度是一种准备状态；（3）职业成熟度的定义离不开个体所处年龄阶段[1]。

综上所述，职业成熟度是处于某一年龄阶段的个体完成与其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职业发展任务的准备程度。根据格林豪斯和萨帕的职业生涯发展理论，我国高中生正处于职业发展的准备或探索阶段[2]，其最重要的任务是了解自我和职业世界，并结合两者做出相应的职业决策，与此同时制定匹配的计划以及采取适当的行动为将来从事该领域职业做出准备。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的“高级检索”功能，查找以“职业成熟度”为主题的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对职业成熟度的研究始于1990年，2005年以后大幅增加，2013年达到高峰，之后呈现下降趋势，并基本维持在2011年的水平，可见国内对职业成熟度的研究尚有很大的空间。再结合当下我国中学生在职业生涯方面所受教育相对较少，问题突出。因此，探讨职业成熟度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对中学生的学习与就业，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成熟度

核心自我评价是贾奇（Judge）在1997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个体对自身及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做出的判断，以及对自己能力和价值的基本评价，是一种广泛的、潜在的和核心的人格特质。包含了自尊、自我效能感、控制点和情绪稳定性四种特质[3]。已有研究表明，核心自我评价是工作满意度的重要预测因子，且既可以直接作用于工作满意度，又可以通过认知加工或行为间接影响工作满意度。此外，工作绩效也是核心自我评价的预测目标[4]，核心自我评价高的人对工作态度更加积极，动机更强，工作投入更高，成就也会更高[5]。根据社会认知职业理论［6］，核心自我评价高的个体，自我效能感更高，更能胜任职业决策任务[7]。盛宣平等人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曹中保等人以职业院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成熟度呈显著正相关，且核心自我评价对职业成熟度的预测作用显著[8]。

目前，虽有个别研究证实了核心自我评价能够预测职业成熟度，但两者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此外，国内外研究多以大学生及在职人士为主，以中职生为研究对象的几乎没有。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拟探讨中职生核心自我评价对其职业成熟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1.2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

生命意义感由奥地利心理学家弗兰克尔（Frankl）于1963年提出，这一概念的提出引来了很多学者争相研究，并纷纷提出自己关于生命意义内涵的理解。翻阅以往文献，发现对于生命意义感的定义主要围绕三个视角展开。其一，从目标或目的来定义，默里（Murray）认为人类生来有一种对于自身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并且这个过程会持续一生，如果意义和价值缺失，将会陷入痛苦状态[9]；克伦博（Crumbaugh）认为人类终其一生都在通过实现目标来寻找本体感与价值感，同时寻找本身也是一种目标，这种对目标的寻找与实现就是生命意义
感[10]。其二，从认知维度来定义，白令（Bering）认为生命意义体现为人类对自己社会行为的认知，并从社会经历中发现生命的意义［11］；赫德伦（Hedlund）认为生命意义是个体对自身生命以及自身与环境关系的理解，并赋予意义的过程[12]。最后一个视角综合目标、认知和情感等多个维度，斯特格（Stege）等认为生命意义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寻找生命意义，个体在努力实现目标或使命的过程中发现意义，另一层是拥有生命意义，理解自身的存在，认识自己生命的任务或目的[13]。本研究认为生命意义是个体通过发展自我意识，实现既定目标，并赋予自身及自身与周围世界关系的意义的过程。

中国香港学者曼塔克（Mantak Yuen）等人发现生命意义感正向预测职业关注度、职业控制感、职业好奇心和职业自信心[14]。舒伯的生命周期、生命空间理论强调个体对自身角色的定位以及自身与环境关系的认知在职业决策与适应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5]。在一项对土耳其本科生的研究中发现，生命意义感与职业适应性的关注维度显著正相关，并且体会到更多生命意义感的被试工作意愿更强，更可能在职业决策中发展出自主选择意识［16］。谭亚菲研究发现，大学生自尊对生命意义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即高自尊个体的生命意义感也越高，而自尊是核心自我评价的中心特质[17]。武奥威等人研究发现，心理资本与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获得社会支持的个体，会激活自身积极的内在资源，即心理资本，从而有助于提高个体核心自我评价，而高自我评价的个体其幸福感和生命意义感更强[18]。项明强等人以听力障碍中学生为被试，研究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的关系，发现核心自我评价在家庭支持与生命意义感、其他支持与生命意义感间起完全中介作用[19]。综上，本研究假设生命意义感在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成熟度间起中介作用。

1.3 生命意义感与青少年未来取向的链式中介作用

勒温（Lewin）于1931年最早提出“时间拓展”的概念，讨论了儿童如何在实践和空间维度拓展自己的视野。在此基础上，随后又于1942年提出“未来时间透视”的概念，建立起未来取向研究的雏形。纳丁（Nuttin）等认为未来取向是个体关于未来的设想与规划，是一个复杂的、由多阶段构成的过程[20]。努尔米（Nurmi）认为未来取向是一个人对自己未来的思考与计划［21］。杰斯美（Gjesme）将未来取向定义为卷入未来的程度[22]。本吉欧纳·奥兹卡（BengiOner-Ozka）认为未来取向是一种个体自发思考未来和把未来视为重要的一种倾向，包括在短时间和长时间内思考未来的能力以及考虑问题前因后果的能力。

自尊作为个体对自我进行的整体积极性评价，对青少年未来取向有着直接的影响[23]，未来取向正向预测职业成熟度[24]。此外，未来时间洞察力负向预测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也可以通过职业成熟度的中介作用对职业决策困难产生作用，以降低职业决策困难[25]。个体在规划未来时，与愉快的选择相比，他们更倾向于有意义的选择，即个体对生命意义的追求越强烈，越是关注遥远的未来[26]。因此，拥有生命意义更多与积极变量有关，生命意义体验高的个体拥有更多幸福感和积极情绪[27]。根据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理论，积极情绪可以扩展个体即时的思想—行动储备，有助于积累持久的个人资源，包括身体和智力资源、社会和心理资源[28]。而这些资源作为个体规划未来的积极储备，帮助个体保持稳定的心理状态，即拥有意义感，所产生的积极情绪更多促进个体的未来取向[29]。在一项揭示幸福与意义的多重不同预测因子的研究中发现，高意义体验的个体更喜欢思考过去与未来，这个过程使得个体对自己身份产生认同，并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而高幸福感的个体则更关注于当下需求和欲望的满足［30］。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一个链式中介模型，以考察中职生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成熟度的关系，以及生命意义感和青少年未来取向在其中的作用，并据此提出以下假设：（1）中职生核心自我评价显著正向预测职业成熟度；（2）生命意义感、青少年未来取向在中职生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成熟度间分别起独立中介作用；（3）生命意义感、青少年未来取向在中职生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成熟度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即“核心自我评价→生命意义感→青少年未来取向→职业成熟度”。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在太原市和孝义市两所职业中学随机抽取755名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剔除无效问卷40份，剩余715份，有效率94.70%。其中男生304人（42.52%），女生411人（57.48%）；高一年级363人（50.77%），高二年级352人（49.23%）。

2.2 研究工具

2.2.1 核心自我评价问卷（CSES）

本研究采用杜建政（2012）修订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修订后的量表包括10道题目，单一维度，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χ2 /df=2.20，GFI=0.94，CFI=0.91，NFI=0.86，IFI=0.92，TLI=0.90，RMSEA=0.07，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可接受水平。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78。

2.2.2 生命意义感问卷（MLQ）

采用王鑫强（2013）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修订后的问卷包括10道题目，分为拥有意义感（MLQ-P）和寻求意义感（MLQ-S）两个维度，各包含5道题目。问卷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总分越高表明个体感知到的生命意义感越强。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χ2 /df=7.13，CFI=0.946，NFI=0.938，IFI=0.946，TLI=0.929，RMSEA=0.079，PNFI=0.709，PCFI=0.715，RFI=0.918，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可接受水平。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75。

2.2.3 青少年未来取向问卷

采用黄希庭和刘霞（2011）编制的青少年未来取向问卷。该问卷共31道题目，分为未来认知、未来情感和未来意志行动三个维度，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其中，未来认知分为密度和广度两个因素，共9道题目；未来情感分为思虑性和乐观型两个因素，共10道题目；未来意志行动分为执行性和计划性两个因素，共12道题目。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χ2 /df=3.75，AGFI=0.881，GFI=0.898，NFI=0.807，RMR=0.079，RMSEA=0.052，这些参数均表明该问卷能够较为理想地测量青少年未来取向。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825。

2.2.4 中学生职业成熟度问卷

采用刘慧、张大均等（2004）编制的中学生职业成熟度问卷，该问卷共32道题目，分为职业决策知识和职业决策态度两个维度，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其中职业决策知识包括两个方面：职业世界知识和职业自我知识，共12道题目；职业决策态度包括五个方面：主动性、独立性、自信心、功利性和稳定性，共18道题目，另外还有2道测谎题目。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χ2 /df=3.54，GFI=0.91，AGFI=0.89，NFI=0.85，NNFI=0.87，CFI=0.89，SRMR=0.054，PNFI=0.76，从总体上看，该问卷的构想效度较为理想。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808。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6.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Amos 26.0进行中介模型检验，海耶斯（Hayes，2013）编制的SPSS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测试均来自被试的自我报告，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采用较为常用的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所有题目进行因素分析，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数有18个，第一公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16.604%，远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主要变量间的描述统计分析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平均数和标准差以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间的相关均达到显著水平（p<0.01）。

表 1 各变量间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N=718）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variables (N=718)

注：*p<0.05，**p<0.01，***p<0.001；下同。

3.3 生命意义感与青少年未来取向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Amos 26.0建立链式中介假设模型，并对假设模型及其拟合程度进行检验，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模型拟合度良好：χ2 /df=3.93，RMSEA=0.06，GFI=0.95，AGFI=0.93，NFI=0.91，CFI=0.93，TLI=0.91，IFI=0.93。由分析结果可知，所有直接路径均达到显著水平：核心自我评价显著正向预测职业成熟度（β=0.18，p<0.001）、生命意义感（β=0.52，p<0.001）和青少年未来取向（β=0.30，p<0.001）；生命意义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未来取向（β=0.51，p<0.001）和职业成熟度（β=0.30，p<0.001）；青少年未来取向显著正向预测职业成熟度（β=0.26，p<0.001）。

注：图中数值为β值；p<0.001。

图 1 核心自我评价和职业成熟度的链式中介模型

Figure 1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core self-evaluation and career maturity

表 2 生命意义感与青少年未来取向的链式中介效应

Table 2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future orientation of adolescents

进一步采取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来有效减少Ⅱ类错误，通过重复抽样5000次，计算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代表中介效应显著。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路径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由此判断链式中介效应成立。该模型中，生命意义感和青少年未来取向在核心自我评价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中产生的总间接效应值为0.17，占核心自我评价对职业成熟度总效应的52%，由三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组成：核心自我评价→生命意义感→职业成熟度、核心自我评价→青少年未来取向→职业成熟度、核心自我评价→生命意义感→青少年未来取向→职业成熟度，其效应所占比例分别为9.10%、33.33%和9.10%。

4 讨论

4.1 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成熟度的关系

核心自我评价显著正向预测职业成熟度，证实了研究假设1，同时进一步验证了以往研究结果[31]。兰特（Lent）等人的社会认知职业理论提出三个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的核心变量，即自我效能感、结果预期和个人目标，这三个变量共同促进个体开展更多的职业探索与实现更高的职业成就。高山川等人也认为，自我效能感和结果预期有助于个体形成职业兴趣，并促进个体产生目标，目标又将促成行动[32]。相比核心自我评价四个重要的特质：自尊、自我效能感、控制点和情绪稳定性，高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往往自我效能感更强，预期更高，目标更明确，对于中职生来讲，体现在对职业的探索与准备方面。此外，自尊和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往往拥有更高的成就动机和更强自我控制能力[33]，以往研究已经证明追求成功动机的个体自我定位清晰，目标明确，对职位的认识较为深刻，因而职业成熟度更高[34]。由此可见，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提高中职生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尤为重要。首先，学校、教师及家长应该擅长挖掘青少年个体身上的闪光点，并使其发扬光大，提升自尊水平；其次，扩展青少年中职生评价机制的全面性，增加其对自身内在特质的认可，增强自我效能感；最后，帮助中职生个体掌握更多更系统的专业知识，并形成较为明确的目标，激发其成就动机。三种举措共同促进中职生职业成熟度的提高。

4.2 生命意义感和青少年未来取向的单独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不仅直接正向预测职业成熟度，还通过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职业成熟度。根据恐惧管理理论[35]，追求自尊可以增强意义体验，提升自我价值感，从而减少因死亡恐惧唤起的焦虑。还有研究指出，自尊是一种个人对自己价值的评价与感受，即对自己生命意义感与价值感的体会[36]。在一篇自尊对生命意义感的预测机制的研究中同样指出，自尊可以通过心理控制源与积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37]，而自尊、心理控制源、情绪稳定性，以及自我效能感共同构成核心自我评价。根据弗兰克的存在分析理论，追求意义的意志是人类本能的动机，生命意义感的强弱直接影响个人工作、探索和面对挑战的能力。高生命意义感的个体，其朝向职业目标行为的行动与高自我效能感和积极情绪有关，在追求职业目标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实现一个个预期目标，由此产生的胜任感对职业准备行动自我强化，使职业准备意志行为持续进行下去。因此，拥有更高的职业成熟度。反观本研究中被试整体的生命意义感处于中等水平，结合中职生正处于寻找自我同一性的关键期这一特征，启示我们开展生命教育与生涯教育的重要性，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为中职生下一步职业生涯的探索与发展奠基。

本研究还发现，青少年未来取向也在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成熟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个体受资源保存的驱动，即使在没有受到压力源的情况下，也会通过资源投入来增加资源储备，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资源缺损[38]。哈尔登斯莱本（Halbesleben）等认为所有可以帮助个体实现目标的均可以称为资源，包括物质资源、能量资源、条件资源和个体特征资源（如自尊）四类[39]。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一种个体特征资源，关系到个体对情境的感知与动机内化过程，影响其未来取向动机的产生以及未来取向能量资源的获得。研究表明，个体的人格发展水平会影响到未来取向认知、情感和动机的发展[40]。此外，清晰的未来导向可以帮助个体更全面地认知自己并明确自己当下所处的状态，有助于个体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探索，提高未来工作自我清晰
度[41]。而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正向预测职业规划行为，并且还通过职业乐观的中介作用对职业规划行为产生影响[42]。中职生职业规划行为越多，对职业的了解更深，职业成熟度相应提高。

4.3 生命意义感与青少年未来取向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生命意义感与青少年未来取向在核心自我评价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构成“核心自我评价→生命意义感→青少年未来取向→职业成熟度”这一影响路径。生命意义感作为一种跨时间的整合，可以使个体看问题的角度从当下延伸到未来，更多关注长远的价值和目标，进而促使个体做出有助于未来生活的决策与行动[43]。此外，当个体体会到更强的生命意义感时，会唤醒其积极情绪的体验，并产生更多积极应对的行为，特别是当应对未来压力时，这一机制尤其突出[44]。在一项纵向干预研究中发现，通过实验操作提升个体生命意义感后，个体的未来取向应对显著提升，其中正性情绪起到部分中介作用［45］。

4.4 研究价值与不足

本研究是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时代背景以及学校教育中生命教育、生涯教育相对薄弱的社会背景下，探讨中职生的自我认知与评价对其职业成熟度的影响，以及生命意义感与青少年未来取向在其中的链式中介作用。理论层面，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成熟度的作用机制，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与支撑。实践层面，本研究为在学校教育中帮助青少年提高自我认识、体验生命意义及加强职业探索提供了新视角。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由于高三年级实习，未能参与本次研究，否则可以收集到更多且更全面的数据，调研结果会更可靠；其次，本研究所采用的问卷调查法属于横断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以采取纵向研究或者实验干预进一步探讨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成熟的作用机制；最后，对于中职生群体，自我评价固然重要，但教师与父母等重要他人的评价也会对其成长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可以此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研究。

5 结论

（1）核心自我评价显著正向预测中职生职业成熟度；

（2）生命意义感、青少年未来取向在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成熟度之间起独立中介作用；

（3）生命意义感与青少年未来取向在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成熟度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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