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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自19世纪诞生以来，百余年中，自然科学心理学与人文科学的心理学之间，长相对峙如南北朝。从最初的哲学思辨，到经典精神分析，再到实验研究、定量研究、数理统计、神经科学，发展至人工智能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的介入，乃至开发脑机接口设备，无不是西方心理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稳居霸主之位。

基于心理学服务于人类福祉的本旨、中国文化适应性、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中国人的心理独特性、中国社会的实际适用性，以及西方心理学的显著局限和负性影响等问题的考量，潘菽、高觉敷、张耀翔、陈立等老前辈在积极倡导并努力开创中国心理学的道路上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不仅奠定了中国心理学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留下大量宝贵的学术经验，更为后代学者树立起不卑不亢的精神丰碑。

作为一门科学，心理学已经走到一个不得不变革的历史性时刻，而中国心理学有志向、有责任、有能力承担这一使命。中国心理学是指根植于中国文化，运用“问题中心”的亲证方法论，以直接的主观经验为基础，以理性逻辑思维为工具，试图解决如何把内在经验转化为公共知识，从而全向度解释人心、高概率预测人心、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心理学。

中国心理学回归人的内心，是迈向人心的心理学。中国心理学追求美好，是导向美好的心理学。主要特点如下。

1 中国化范式：亲证方法论

中国化范式（Sinicization Paradigm），即中国化的方法论和标准。人的心理是内在的主观经验，而非外显的客观资料。因此，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范式是亲证方法论（Internal Evidence Methodology）。“亲证”，亦称“内证”“心证”或“体证”（叶浩生、苏佳佳，2023；朱建军，2024）。所谓“亲”，代表观察主体是从直接体验中获得经验，而不是间接地获得经验；所谓“证”，代表凭借这些经验可以获得有一定可靠性的知识（朱建军，2024）。这是与遵循实证方法论（Empirical Methodology）/实证标准的西方心理学最本质、最核心、最重要的差异。

西方心理学的实证范式是以间接经验为基础，依靠人表达自己经验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将研究者“实验化”“程序化”，使研究者变为“实验员”“程序员”；将被研究者“外化”“客体化”，使被研究者回响自我内心的能力变弱。这一范式对心理学学科的确立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不是对心理学起过作用的唯一的方法论（陶宏斌、郭永玉，1997），而且它无法贴合且难以解释或解决根植于中国文化的中国人的心理生活、心理现象和心理学课题。

纵观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西方心理学对内因的探讨向来是比较薄弱的。实证研究并不善于考察一个心理系统的自组织演变过程，却容易错误地将这种演变简单归结为某种外部力量。就内因而言，一个心理系统的当前状态与其先前状态有关，状态的变化是结构演变所致（辛自强，2024）。这种结构演变根本无法脱离文化背景的渗透性和文化心理的独特性。

亲证方法论是中国心理学的特色，更是本色。在遵循中国心理学范式的前提之下，才会涉及模式（Pattern）。模式是指心理活动或行为重复出现的形式或结构，一般用以识别和预测事物的发展倾向或趋势。在模式问题上，中国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也许并无本质差异。

换言之，某项研究是否属于中国心理学，判断标准不取决于人——谁在做？研究谁？而取决于方法——怎么做？中国人做的心理学未必是中国心理学，西方人做的心理学也未必是西方心理学。如果中国人用实证方法做心理学研究，哪怕是关于中国人的心理学研究，做出来的也只能是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如果西方人用亲证方法做心理学研究，做出来的则是中国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2 中国式数据：体验数据

中国心理学发展至今，在数据方面，更为强调的是中国式数据（Sinicism Data）。“中国式数据”的提法，只是为了在数据属性方面，区别于西方心理学。相较于实验数据、测量数据、调查数据、观察数据、档案数据、数据库数据和计算机模拟数据等，我们姑且可以把中国心理学所研究的数据命名为“体验数据”（Internal Experience Data），亦可称为“内在经验数据”。

根据体验数据的次级属性，还可以将其大致分成两种亚型：“内心数据”和“内身数据”。内心数据更侧重于个体内在经验到的心理反应和心理感受。内身数据更侧重于个体内在经验到的躯体反应和躯体感受。由于中国心理学始终关注具身性及其程度，倡导身心合一，反对身心割裂，所以，这二者之间并不对立，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严格地说，数据属性与数据过程，特别是数据收集过程，无法截然分开，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笔者之所以提出“体验数据”这一新概念，只是想突出中国心理学所研究的数据别具特色：

（1）体验数据源于内在体验或内在自省，即数据收集方式与收集过程是亲自体验。

（2）体验或内省出来的数据本身具有显著的体验性质和特征。

（3）体验数据的原始表达方式具有显著的体验性质和特征。例如，我们在做芳香嗅觉意象研究时，曾采用被试内单盲实验设计。被试闭眼闻佛手柑精油，口头报告脑海里出现的嗅觉意象及其内在感受时，作为两类不同数据的嗅觉意象和内在感受，原始表达方式是：“我看到一片松林，郁郁葱葱，感觉很闲适，也很平静”“好像待在一个刚刚刷完油漆的屋子里，光线明亮，四面白墙，窗户半开着，心情舒畅清爽”等（夏孝昆、路晨、苑媛，2022）。

（4）如果对体验数据的原始表达方式进行编码或再编码，可将其转换为数值数据，随后也可运用各种心理统计方法进行运算。诚然，这个过程是否存在数据污染，一定程度地损害原始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或修正。从理论上讲，这个过程似乎也可以成为中国式数据与现有形态的西方心理学数据及其处理方法进行对接的方式之一。但是，显然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诸如，对接的意义是什么？亲证方法与实证方法的对接原则是什么？如何找到这样的对接点？如何衡量中国人独特体验的系统性偏差？等等。

3 “问题中心”原则

中国心理学秉持“问题中心”（Problem-centered）原则——一切研究从问题出发。杜绝无关宏旨、脱离人的实际需要的无意义研究，杜绝不能切实解决经济、社会、教育、健康等现实问题的表面化研究，杜绝简单问题复杂化，杜绝将常识性问题加工为复杂的变量关系分析。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指出，心理学家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应该与其本身的兴趣、动机、追求密切相关，仅仅靠方法和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徐广荣，2006）。即使是创立实验心理学，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冯特，也并不崇拜实证主义，更不把“方法中心”原则作为教条（叶浩生，1998）。冯特认为，实证方法只能用于研究感觉、知觉等低级心理现象，不能用于研究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过程。国内有学者指出，我们“特别缺乏现象学式的实验，缺少能说明问题的、简明单一的论证，缺少构思新颖、巧妙的实验”（刘翔平，1991）。

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心理学，我们要把功夫下在“问题”上。主要体现在：

（1）抓住真正的现实问题；

（2）提出有价值的学术问题；

（3）探寻适合研究内在主观经验的具体路径；

（4）获得经过主观经验所证实的公共知识；

（5）能够带来新发现的问题。

4 符合中国伦理

中国最早出现“伦理”一词，可追溯至西汉《礼记·乐记》，其中写道：“乐者，通伦理者也”。中国“伦理”的最初意思是音乐的条理，后来才扩展到指代事物的条理和秩序。音乐最基本的条理是和谐——和而不同的和谐。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与政治、经济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中国伦理注重内心修养与情感关怀，强调伦理优先和伦理道德一体，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和谐相处。由此，中国心理学需要符合中国伦理，其追求的核心价值是“美好”——和而不同之和谐的美好。结合现今世界，具体体现为：个体内在的美好；人与自然的美好；人与人的美好；人与社会的美好；社会与社会的美好；人与机器的美好。这与西方心理学所追求的“事实”这一核心价值迥然不同。

中国伦理强调“以道御术”。比如，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诚实”的核心在于“诚实之道”，不在于“诚实之术”。只要守住了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道”，就是一个诚实之人。因而，在研究中国人的诚实问题时，必须符合中国伦理。

这里，以两项具有轰动效应的心理学研究为例。2019年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的论文“全球公民诚实度”，在考察不同国家的公民诚实度时，以“前台给丢失钱夹里名片上的邮箱发邮件的比例”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以钱夹里是否有钱作为主要的实验条件和行为分析因素，最后得出结论：全球诚信排行，中国倒数第一。

接下来，在国内引发了一个耗时4年、卷入国内外15所高校、布局500多个实验点的现场研究。该研究团队在复制国外的这个实验时，以中国公民为被试，既考察邮件回复率，也考察钱包找回率。海量的真实体验为世人呈现出喜人的数据结果：在丢失的钱包里，如果有钱，“一周后钱包的被动找回率”为78.6%；如果没钱，“一周后钱包的被动找回率”为77.0%。这意味着，超过3/4的中国公民都是诚实的。2023年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论文“揭秘中国公民诚实度之争：一项在中国进行的扩展性复制实验”。

这项研究不仅表现出中国学者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心理学风韵，证明了中国式诚信和中国人较高的诚实度，还惊喜地收到来自《科学》期刊主编的友善回应。从研究设计到实验条件和具体实施，不但符合中国伦理和中国人的独特心理，在中西两项研究能够对话的那一刻，也绽放了一种美好。

在后面这项研究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伦理在中国心理学研究中举足轻重。在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里，“路不拾遗”方为正道正气——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假如碰巧看见路上有个遗失的钱包，怎么做才叫“诚实”呢？在这一点上，我们与西方伦理相同的部分是，把这个捡到的钱包据为己有，肯定是不诚实的。然而，不同的是，如果看到了，不去捡，不能算是不诚实；捡了，发现钱包里有失主的联系方式，不主动联系失主，不能算是不诚实，相较于主动联系失主，妥善保管更诚实，并且能够有效保护失主的财物；等到失主直接或间接地找到自己时，“完璧归赵”是更为妥善的诚实之举。

5 适应中国文化

“文化适应”概念最早由鲍威尔（J.W.Powell）于1880年提出，被界定为“外文化者对新文化中的行为模仿所导致的心理变化”（F. W. Rudmin，2003）。现在，普遍认为的经典定义来自人类学家德菲尔德（Redfield）、林顿 （Linton）和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在 1936年做出的解释：“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袁嘉怡、卢琛，2024）。

高觉敷先生（1985）曾言：“在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之前，我国是否就没有心理学呢？不错，我们没有心理学，但有心理学的思想。”根据“文化适应”这个概念，我们是否有理由担忧，当中国学者更倾向用西方心理学的标准来解构中国文化中所蕴藏的心理学思想时，可能容易心生纠结。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到底是不是“科学”？当中国学者热衷于采用实证范式探究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心理，并写成八股论文才有可能被当前“主流”所认可，被核心期刊所录用的时候，会不会在内心深处滋生出文化不自信？甚而影响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感、文化归属感和文化幸福感呢？

为了避免诸如此类的担忧成为现实，心理学研究必须考虑历史性、民族性和文化性，考虑拥有不同历史的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因此，中国心理学首先要适应中国文化，并服务于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在进行跨文化研究时，需要在研究的“起点”就考虑上述差异，而不是在得出某些结论之后，仅把“文化因素”当作一种“事后”的解释。

西方心理学一直在“主客二元”的思维框架下，以研究“物”的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心”（叶浩生，1998）。而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自古以来就没有直接研究“物”的哲学传统。所以，在中国的儒道释等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心”的思想（潘菽、高觉敷，1983）。

这里仅以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为例。从西方认知科学的话语体系和评判标准来看，“格物致知”描述的是人与外在环境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体验，缺乏数值数据和统计验算过程，不能算是“科学”。实际上，在中国人“格物致知”的真实体验过程中，“天—地—人”是一个交互作用的动态系统，格物始终不能离“天人”而言“物”。并且，“格物致知”的真正目的是“致良知”。这是一个起于“心”而止于“心”的内在直接体验，也是真正关乎“人心”的探索。在这个意义上，阳明心学已经将“真理”与“道德”“意义”融为一体而感之、释之、冶之。

6 成果形式不拘一格

受西方心理学的长期影响，当代主流心理学的科研成果日渐八股化和刻板化。除了科普文章和灵修小说之外（在主流看来，这些未必算作研究成果），但凡想在国内外的心理学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起码要在形式上呈现“八股”结构：题目、摘要、引言、方法、结果、讨论、结论、参考文献。久而久之，形成了颇具西方文化色彩（追求恒定不变）的刻板印象：没有这“八大块”，就没法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没法讲清一项心理学研究的“来龙去脉”。

但在中国心理学看来，既然心理学研究是在讲述人的心理故事，那么，故事的讲述内容和呈现形式完全可以缤纷多彩、生动多样，不必拘泥于某种固定。譬如，故事内容可以是亲证研究、文献综述、因果命题、理论构建、叙事建构、技术创新、实用创新、术语新创、概念翻新……故事形式可以是学界熟悉的八股论文，也可以是中国人熟悉的中国古文，还可以是言之有物的思辨小文或体验叙文等，不一而足。

总之，中国心理学迈向人心，导向美好，一定能够为世界贡献独特而伟大的智慧与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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