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心理学系,桂林
近年来,校园欺凌(Olweus,2013)事件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学生在校学习可能因校园欺凌而受到影响,其身心健康也可能受到危害,因此,老师、家长、学校和社会需要对此高度重视。为预防校园欺凌事件,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并提出相应的要求来整治这一问题,但校园欺凌现象依然存在且难以根除,它会给受欺凌者以及旁观者带来身体或心理上的伤害,引发全社会的担忧。
校园欺凌状况在全球范围内都十分严重,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时常发生此类事件,这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学生经历过校园欺凌事件,其中包括欺凌者、受欺凌者、旁观者和煽风点火者等多种角色(李玲利、刘兴,2019)。挪威、日本等国外学者(Mazzone,Camodeca,and Salmivalli)通过调查发现在校园欺凌中受欺凌者所占比高达6%~21%,而欺凌者的比重也达到了5%~32%。国内有关校园欺凌方面的调查数据显示欺凌现象也很严重(刘思硕、李勇、刘淼,2020),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受欺凌者与欺凌者在校园欺凌角色中所占比重也是不同的,正在上小学和正在上初中的受欺凌者分别为31.2%和23.4%,而欺凌者分别为3.2%和1.4%。从总体上看,卷入校园欺凌事件的学生大致有25%(刘琳、程婕宁,2013)。
校园欺凌不仅对受害者造成身心伤害,也对校园环境和学术氛围产生负面影响。研究显示,欺凌事件中,旁观者的反应常常决定了事件的发展走向。大多数旁观者选择忽视或回避干预,然而也有部分旁观者表现出积极的保护行为,挺身而出帮助受害者。理解这些保护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影响因素,对于设计有效的干预策略至关重要。本文将综述现有研究,探讨校园欺凌中的旁观者保护行为,并提出相应的干预建议。
旁观者的保护行为并非由单一因素引起,而是涉及多个心理机制。心理学研究表明,旁观者的动机通常包括同情心、社会责任感,以及群体压力等多方面因素。以下将详细探讨这些动机。
同情是一种情感反应,指个体对他人痛苦或困境的情感共鸣。Empathy-altruism假设(Batson,1991)指出,同情能够激发个体的无私帮助行为。当旁观者感知到受害者的痛苦时,便可能产生同情情感,从而促使他们采取保护行为。多项研究表明,具有较高同理心的个体在目睹欺凌事件时,往往更倾向于采取干预行动(Caravita et al.,2010)。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儿童和青少年在面对受害者的情感表达时,表现出较强的干预意愿(Wang et al.,2013)。
社会责任感是指个体认为自己有义务采取行动来帮助他人,尤其是当他人处于困境时。研究表明,旁观者的社会责任感与其是否干预欺凌事件存在正相关关系(Graham et al.,2017)。个体对社会道德规范的认同能够促使他们承担责任,采取保护行为。尤其是在教育环境中,学校的文化和价值观可以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其更愿意为维护集体的和谐而采取行动。
群体的影响对旁观者的行为选择有着重要作用。拉塔内和达利(Latané and Darley,1970)提出的旁观者效应理论指出,在集体环境中,个体往往会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群体的规范、价值观,以及对旁观者行为的期望,都会影响个体是否采取保护行动。如果旁观者所在的群体普遍支持保护行为,旁观者更可能表现出积极的干预行为;反之,若群体对保护行为缺乏支持或给予负面评价,旁观者则更倾向于不干预。
旁观者是否采取保护行为并非仅取决于其动机,还受到多种情境和个体因素的共同影响。研究表明,受害者的反应、欺凌事件的严重性,以及旁观者的个体特征等因素在旁观者决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接下来将详细讨论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旁观者的保护行为。
受害者在面对欺凌时的表现直接影响旁观者的反应。根据情境性同情模型(Hoffman,1984),旁观者的干预行为往往受到受害者情绪表达的影响。如果受害者表现出显著的痛苦或无助感,旁观者更可能产生同情,并决定干预。然而,受害者是否表现出求助的行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例如,当受害者表现出显著的恐惧、泪水或无助时,旁观者可能会感受到更强烈的保护欲望,从而导致他们采取保护性行动。研究表明,旁观者往往会根据受害者的情绪表达判断其困境的严重性和帮助的需求(Juvonen et al.,2014)。如果受害者表现出强烈的反抗行为或拒绝帮助,旁观者可能会认为干预无效,或者害怕自己被牵涉进事态中,进而放弃干预(Smith et al.,2012)。
此外,受害者的性格特点也会影响旁观者的反应。研究发现,具有较强自尊和自信的受害者可能会更主动寻求帮助,而较为内向或退缩的受害者则可能不愿寻求帮助,导致旁观者对其困境的察觉和反应不足(Thornberg,2015)。
欺凌事件的严重性是决定旁观者是否干预的一个关键因素。事件的暴力程度、持续时间,以及是否公开发生都会影响旁观者的行为选择。克雷格和佩普勒(Craig and Pepler,2003)在其研究中指出,旁观者更有可能干预那些严重、直接的欺凌事件,例如身体暴力或言语攻击。相较之下,对于轻微的欺凌行为,旁观者可能认为干预不必要,或者担心自己的行为会被视为过度反应。
欺凌事件的暴力程度不仅影响旁观者的情感反应,也会影响他们对干预效果的预期。在一些严重的欺凌事件中,旁观者可能感到无力改变局势,从而选择回避干预。这种“习得性无助” 效应(Seligman,1975)解释了为何旁观者在面对极端暴力时常常选择无视。然而,若旁观者能够感知到自己的干预具有实际效果(例如通过大声呼喊或向教师求助),他们更可能采取积极行动。
群体影响和社会规范在旁观者的保护行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拉塔内和达利(Latané and Darley,1970)提出的旁观者效应理论指出,当有多个旁观者在场时,每个人都可能降低自己的责任感,这种现象被称为“责任分散”。在这种情境下,旁观者会推测其他人会采取行动,从而推迟或放弃干预。这种现象在许多群体情境中都能观察到,特别是在学校等集体环境中。然而,群体的行为规范也可以反向作用,促使旁观者表现出积极的保护行为。例如,如果旁观者所在的群体普遍认为保护受害者是一种正确且受到赞赏的行为,他们更可能采取行动(Paciello et al.,2013)。学校和社会的反欺凌文化可以帮助强化这种行为规范,使得学生在面对欺凌时能够感到自己有责任进行干预。此外,群体的领导者(如教师、班级代表等)的行为也对旁观者有重要影响。如果领导者采取积极行动,旁观者通常会模仿这种行为,认为干预是合适且有效的。相反,如果旁观者看到欺凌事件被忽视或纵容,他们的干预意愿可能会受到抑制(Thornberg,2015)。
除了情境因素外,个体差异也是影响旁观者保护行为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个体的性格特点、性别、年龄等特征会显著影响他们在欺凌事件中的反应。
性别是影响旁观者保护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女性旁观者比男性更倾向于表现出帮助行为(Polanin et al.,2012)。这种差异可能与性别角色和社会化过程相关。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通常被鼓励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和关爱行为,因此,在面对受害者时,她们的保护动机较强。而男性旁观者则可能受到社会对男性坚强、不显露情感的期望影响,表现出较低的干预倾向(Karazsia et al.,2017)。
旁观者的年龄和发展阶段也会影响其是否干预欺凌事件。青少年尤其在群体环境中往往更加注重同伴的评价,因此他们是否采取干预行为受到同龄人意见的强烈影响(Salmivalli,2010)。年龄较小的学生可能缺乏足够的社交经验和应对策略,导致他们在面对欺凌时选择回避。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在面对欺凌时的决策能力逐渐提高,他们的保护行为也更为积极。
除了性别和年龄,个体的性格特征也在旁观者保护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具有较高同理心的个体更可能理解受害者的痛苦,并采取干预行为(Juvonen et al.,2014)。此外,具有较强自信心和社会主导性(社会地位较高)的旁观者通常能够在群体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领导其他人进行干预(Paciello et al.,2013)。相比之下,性格内向或社会适应能力较差的个体可能因缺乏自信或担心负面后果而选择不干预。
为了增强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中的保护行为,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提出了多种干预策略。这些策略不仅旨在提高旁观者的干预意愿,还力图在学校环境中创造一种支持性文化,减少欺凌行为的发生。以下将详细讨论几种主要的干预策略和建议。
同理心是推动旁观者采取保护行为的核心动机之一。情感教育,尤其是同理心的培养,已经被广泛证明可以提高个体的帮助行为。研究表明,同理心能够显著增强旁观者对受害者痛苦的敏感度,从而促使他们采取行动(Karniol et al.,2021)。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增强学生的同理心。
通过开设专门的情感教育课程,学校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他人感受,认识到他人的痛苦和需求。这类课程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方式,让学生体验受害者的处境,进而激发他们的同理心。研究表明,参与情感教育的学生更有可能在面对欺凌时采取干预行为(Choi et al.,2020)。
同理心训练活动,如“小组讨论”和“同理心模拟”,能够帮助学生提高识别他人情感的能力。这些活动不仅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还能增强他们在群体环境中作出积极反应的能力。施密特等人(Schmidt et al.,2022)指出,通过同理心训练,学生能够更清楚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感状态,从而更有效地采取干预行动。
社会责任感是推动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学校可以通过加强道德教育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鼓励学生在面对欺凌事件时感到有责任帮助他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社会责任感在促进旁观者干预行为中的作用(Caravita et al.,2021)。
学校可以定期举办反欺凌活动,强调集体责任感和道德义务,使学生认识到帮助受害者是每个人的责任。这些活动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欺凌问题的关注,还能通过集体活动激发学生之间的团结和相互支持。例如,班级可以组织反欺凌宣传周,邀请专家和受害者分享经验,增强学生对欺凌行为的敏感性(Cook et al.,2021)。
通过开设道德教育课程或专题讨论,学校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这些课程可以涉及诚信、正义和他人关爱等主题,通过思考和讨论让学生认识到他们在面对欺凌时的道德责任。卡拉维塔(Caravita et al.,2021)的研究指出,学校在教授道德规范时,能显著提升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不公正行为的反应和参与度。
提供足够的心理支持和干预训练可以帮助旁观者更有信心采取行动,尤其是在面对暴力欺凌时。学校应当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心理资源,确保他们在遇到困难时有一个可以依赖的支持系统。
学校应当定期组织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帮助学生识别和应对情绪困扰,提升其心理韧性。通过建立心理健康辅导室和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学校可以为旁观者提供情感支持和心理疏导,使他们在干预时感到更加自信和安全。研究表明,接受过心理健康培训的学生在遇到欺凌事件时,更倾向于采取积极干预行为(Espelage et al.,2021)。
除了提供心理支持外,学校还可以定期开展旁观者干预训练。这类训练旨在教授学生如何有效地干预欺凌事件,如如何安全地报告欺凌行为,如何与受害者沟通,以及如何通过小组合作进行集体干预(Ttofi et al.,2020)。这些训练能够增强学生应对欺凌情境的能力,并帮助他们理解不同干预方式的后果和影响。
学校文化对旁观者保护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一个积极、支持性的校园环境能够促使学生更愿意采取干预行动。研究显示,学校如果能够营造出一种团结互助的氛围,旁观者在面对欺凌时将更加倾向于采取积极行动(Lester et al.,2020)。
学校应当制定明确的反欺凌政策,并确保这些政策能够在全校范围内得到有效执行。这些政策应当明确规定欺凌行为的严重后果,并鼓励学生在目睹欺凌事件时积极报告。学校领导应当通过定期会议和活动,强化反欺凌的文化,并确保所有师生都知道他们在其中的责任(Espelage et al.,2021)。
学校可以通过小组活动、合作学习等方式,促进学生间的相互合作和支持。这样一来,当欺凌发生时,学生更可能作为一个集体采取干预行动,而不是孤立无援地选择回避。莱斯特等人(Lester et al.,2020)研究发现,通过加强学生间的互动与合作,学校可以减少旁观者的冷漠态度,并鼓励他们在面对欺凌时共同采取行动。
随着技术的发展,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在校园欺凌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学校可以利用这些平台来增强旁观者的保护行为,并为学生提供更多干预和支持的渠道。
学校可以创建专门的在线平台,供学生匿名报告欺凌事件,或者在需要时寻求帮助。这些平台不仅能提供给旁观者更便捷的干预途径,还能为学校提供实时数据,帮助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例如,利用学生群体中的“网络领导者”推动在线反欺凌运动,有助于激发更多学生参与其中(Snyder et al.,2021)。
通过社交媒体,学校可以传播反欺凌的正能量,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保护行为和经验,激励更多的旁观者采取行动。此外,学校还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开展互动活动,如反欺凌挑战、分享感人故事等,增强学生的集体认同感,并让他们感到自己在整个校园社区中扮演着积极角色(Ttofi et al.,2020)。
促进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干预策略应从多角度出发,结合情感教育、社会责任感培养、心理支持、校园文化建设,以及技术手段等方面。通过加强同理心教育、提供心理支持、建立反欺凌文化和利用现代技术平台,学校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干预策略。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提高旁观者的干预意愿,也能有效地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这些策略的具体效果,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验证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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