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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补习，提高的是分数；所有人补习，提高的是分数线。”“让你拼命学习的不是选拔性考试，而是其他拼命学习的人。”近年来，“内卷”已成为社会上广为人知的一个高频词汇。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7期的文章《顶尖高校：绩点考核下的人生突围》，首次将大学生内卷问题置于聚光灯下。文章揭示了清华、北大等名校中无休止的GPA竞争：有的人骑在自行车上看书，有的人把宿舍床上铺满了一摞摞的书，更有清华学子边骑车边端着电脑写论文，被称为“清华卷王”。然而，这只是大学生内卷的一个侧面。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3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高达474万，创下历史新高。从2017年首次突破200万大关起，全国考研报名人数连年攀升：2021年达到377万，2022年达到457万，2023年报考人数再度刷新纪录。短短几年时间，考研报名人数翻了近一番。虽然2024年这一数字降到了438万，看似比2023年减少了36万，但同年考公人数却比上一年飙升了近40万人。看似回落的考研大军，不过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转而选择了考公等其他同样残酷的赛道。

在高校学生群体中，内卷已成为形容大学生盲目激烈竞争的代名词。究其原因，内卷问题是社会残酷竞争的现实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映照，也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关于内卷的形成原因，当前的讨论颇多，此处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在通常所见的社会和经济等原因的背后，其实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的影响。社会文化的浸染和裹挟最终内化为人们的心理，从而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文化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是文化的投射。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强调，文化对于群体就像人格对于个人一样。作为精神文化的心理投射，社会文化心理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和时代观念在社会心理中的反映或积淀。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中出现的文化心理定势，是社会集体意向和成见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某种从众特征，反映到认识活动中则会出现盲目性、依赖性以及某种惯性和惰性，从而影响到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展与发挥。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看，正是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形态推动大学生群体产生了可能内卷的文化心理，而当前大学生内卷现象的形成与这种文化心理密不可分。

1 传统功名观和孝文化的束缚

首要的因素应该是传统功名观和孝文化的束缚。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三家思想为主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杂以释、道、法等诸家思想的思想体系。在社会层面，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秦晖等学者认为，传统思想文化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是宗法共同体的存在：“我们面临的文化困境，我们的依附人格、我们的非理性的集体无意识，我们的‘人性’太少而‘人情’太多……，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也不是因为亿万人都‘活学活用’了孔夫子的教导，而是因为我们处在宗法共同体之中。”[1]从社会土壤来看，旧有的封建集权社会虽已不复存在，但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个人意识中，许多文化积弊并未能彻底消除。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思想启蒙和革新，儒家主要的政治思想，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思想，以及“君为父、民为子”等家天下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而被逐步淘汰了。但在社会层面和家庭层面，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仍是巨大的。对大学生群体而言，由权力崇拜延伸出来的追求功名的思想和传统孝文化中某些保守僵化的观念相结合，对大学生的自由发展形成掣肘甚至禁锢。

社会层面，儒家最为推崇读书和功名。传统儒家认为读书人以考取功名为最高追求，也是社会应该鼓励推崇的“正路”，考取功名不仅是家庭的荣耀，甚至是宗族和乡邻的荣耀。“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依然存在。这种观念一方面将读书和教育置于远离现实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又与世俗的成功学紧密相连。理念的错位造成贵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不愿“入凡尘”做普通工作，而去拼命挤向“高官厚禄”的独木桥，形成了尴尬的现实。这样的社会文化对大学生人才需求的标准必将产生重文凭学历、轻能力素养的过于形式化的消极影响。当前异常火爆的“考公热”“考编热”除了追求职业稳定的成分外，不少人还带有追逐权力的执念。另外，东方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着深深的等级秩序观念，社会职业被分为三六九等。在传统观念推重权力的维度上，当前社会又加上了市场化之后的金钱维度，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往往是要么进入体制内且最好是权力部门，要么进入大公司获取高收入。这种狭隘的职业观念对人才的认定标准无疑具有强大的影响。社会上最需要的大量技术和普通劳动岗位因为受人轻视无人问津。这对大学生的多元化成长极其不利，也对社会的长远健康发展影响深远。

传统文化观念在家庭层面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当代社会宗族制度虽已瓦解，但孝文化和家族观念的影响仍然存在。一方面，家长越俎代庖，包办孩子的重要人生选择；另一方面，长期家长制教育的结果，导致孩子的重要抉择常常忽略内心真实想法而依从父母的决定，为长远的人生道路埋下隐患。香港学者何友晖指出，“传统教育的宗旨是将儿童转化为能完成其角色义务的成人，而非发展儿童的个性。”[2]他进而认为，中国传统家训所强调的内容一是孝悌，二是劝学，而中国的孝道文化缺少限制父权和母权的机制，孝道对个人成长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认知方面故步自封；学习方面缺乏批判精神和创造性；信仰方面相信宿命，以偏概全，遵从权威，依附教条。传统孝文化当然并非一无是处，但家长的年龄和阅历促使他们往往选择更为稳妥也更为保守的人生道路，因而家长们的指引导致大学生的选择会出现惊人的雷同。

客观来说，大学生群体处于生命力和创新力最旺盛的阶段，他们的选择应该更为自由和多元。但在社会规训和家庭训导的双重压力下，很多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选择一条拥挤狭窄的竞争路线。对传统功名观和孝文化中一味强调顺从等思想观念保持清醒的认知，应该说是大学生文化心理觉醒的第一步。

2 物质主义和社会比较心理的影响

另一方面的影响来自物质主义和社会比较心理的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不容回避的是，物质主义和人的欲望也同时得到极大的鼓励和激发。我们在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作伦理和享乐思想的同时，缺乏宗教信仰和个体价值道德体系的约束。传统勤俭的道德观和社会主义集体道德观受到物质主义的巨大冲击，在中国旧有比较主义社会文化的影响之下，成为一种异化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相对西方而言，社会比较理念可能在中国具有更深的文化基础。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在自我意识、自我价值、自我追求及自我评估上无不烙有社会比较的印记。”[3]追求物质条件的改善当然无可厚非，但在社会比较心理的作用下，陷入贪婪和焦虑的处境则是十分荒谬的。

在现代社会语境中，物质主义泛滥的突出特征是消费主义的兴起。从人类现代社会开始，就有“工作伦理”的底层逻辑，它类似于一种戒律：即使你看不到任何收益，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在工业化的早期，工作伦理就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之后则以多种形式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曲折进程中，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和传教士们嘹亮的号角。“工作伦理”的效用是一举多得的：它吸引穷人到正规的工厂工作，消除贫困并保证社会安宁。实际上，它的作用是训练和约束人们，向他们灌输新的工厂制度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服从性。这样，“生产者社会”“工业社会”就形成了。让穷人和“不思进取”的人工作，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道德任务。与之相适应，推动生产的最大动力来自消费。消费既可以促进生产，又可以消耗劳动者的财富，从而让他们更加努力地从事工作。一种宏大的消费叙事应运而生。消费主义最早形成于美国。一般意义上的消费主义是指消费者追求超越基本生存需要之外的体面消费，渴望无节制的物质享受的消费态度。消费主义是当今西方资产阶级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一书中认为，在消费者社会中，曾经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穷人被重铸为“有缺陷的消费者”。 “消费主义”往往会隐藏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利用我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诱导我们进行消费，通常有以下两种表现：一是对情怀和生活品质的追求。比如购物平台上那些说得头头是道的博主，其实质无非就是想让人去消费。而我们也完全感受不到消费陷阱的存在，只会沉浸在“买买买”营造的生活方式、人生品质中，成了被收割的“韭菜”。二是伪造各种原本不存在的文化，并且赋予其一定意义。比如伪装消费文化，打造“双十一”“618”等活动，通过各种优惠和宣传诱导人们消费；或者伪造节日文化，比如“情人节”“520”等，要求男女双方互送礼物，促成情侣的诱导性消费。

当然，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是席卷全球的文化观念，其在中国迅速蔓延成害，很大程度上和国人旧有的社会比较心理密切相关。有学者研究指出，中国人之所以活得累，主要就在于过于看重与他人的比较。“其实，中国人之所以养成一种不完全自觉地置身于生活压力当中的习惯，真正的内在原因（至少是主要的），在于我们过于看重人我关系（即他人与自己的关系），存在一种过度的关系认同。”[4]在社会比较心理的作用下，很多时候的“买买买”并不是因为自身需要，而是陷入攀比和盲从的“乌合之众”的意识洪流，大学生的学习和追求同样如此。一方面，大学生刚开始走向经济独立，消费意识刚刚觉醒，有一定的物质观念；另一方面，他们的对比坐标因为社会文化的影响相对单一，“只有这样”和“唯有如此”泯灭了他们作出多元选择的可能性。

毋庸置疑，满足物质的基本需求和改善是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重要条件，但比较心理的泛滥容易将物质需求凌驾于真正的幸福生活之上，从而导致社会成员生命质量的退化和个人选择的萎缩。当大学生将物质享受作为生命中的最高追求时，也许陷入内卷的劳碌迷茫的一生便无法避免了。

3 现代性语境中自我认知的迷失

内卷从深层次上来说，是来自对未来危机感的焦虑。大学生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作为一个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特殊群体，大学生对危机的感知显然与普通社会青年有所不同。他们对社会的了解更为深入，但对未来的期望也更高，而社会、家庭和学校对他们的要求无疑又强化了这种自我期待。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当代大学生的内卷现象除了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物质主义的影响外，还受到世界范围内现代性危机的深刻影响。生存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而当代大学生的内卷文化心理，是中国长期被高速发展经济所遮蔽的现代性危机的显现。

无可厚非，随着现代性的出现，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进步，那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是人类文明的质的飞跃。然而，现代性并非完美无瑕。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曾以“世界的祛魅”来表达超验秩序的解体，当代著名学者、加拿大哲学家泰勒提醒我们“这些秩序在限制我们的同时，它们也给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在世界祛魅之后，人们不再能够将自己与超验的更大视野相伴相随，于是产生了某种失落：‘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这成为现代文化深刻的困境。”[5]

在前现代世界，人们并没有明确的个体意识。那时，人们不是以孤立的方式理解个体，而是将个体视为各种有序关系的一部分。这包括与他人的关系、与社会群体的关系，或者与自然世界和宇宙整体的关系。现代文明发端以来，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产生，促使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等可以不再受时空的限制，在有限的电脑空间中进行与完成着无限时空的互动。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不再依赖于原来的时间与空间，从原有的地方性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进入新的社会关系中。另一方面，随着现代性的扩张，人们对社会的认识越来越具多元性，知识种类多样化、非定性，知识的普遍解释力下降。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没有统一的标准。伴随现代性而来的是变化的绝对速度、无限空间，在这样的冲击力下，人们日渐处于安全、信任、信仰等被吞噬的风险幔布下，焦虑、惶恐、无所适从等魔爪伸向每一个人，自我认同也面临危机。查尔斯·泰勒认为，“基于个人自主性的现代文化源自一种历史性的深刻转变，人们由此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自我理解，这带来了空前膨胀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这是现代性的重要成就，但同时也造成了严峻的困境，突出体现在现代社会价值标准的混乱、道德规范的失序以及人生意义的迷失”[6]。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当代自由市场理念引发的物质主义具有强大的裹挟力量，造成大学生很多时候的集体无意识行为。但现实情况却更加复杂。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当代青年，现代文化的熏陶使他们的自我觉醒和独立意识增强，但自我认知却又不够清晰。一边是世俗的裹挟，一边是自我追寻的内心挣扎。何去何从，值得社会和每一个大学生深思。中国传统的以等级秩序为核心的生存观念，在现代市场经济观念的冲击下，遭遇了巨大的价值危机。虽然体制内工作更能体现某种身份认同，但向往体制内的热潮只是社会发展的短期应激反应，从长远来看，等级秩序的就业观念终将面临解体和重建。个体与集体观念的冲突、代际差异、城乡身份转换等现实问题，与人生意义、社会道德标准等现代性困惑相互纠缠，引发了更多的价值观念冲突和思考。

4 结语

在大学校园的文化场域之中，传统与现代文化相交织，社会世俗观念与个体独立精神相抵牾，置身其中的大学生群体处于古今、中西、城乡、集体与个体、物质与精神等诸多二元对立之中。在一定意义上，大学生群体在大学生态与大学文化语境中所面临的困境，既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困境的缩影，也是未来社会文化的策源地。现代文明的终极价值之一是追寻人的自由和解放。“今天看来，无论从自由主义还是从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出发，现代化都是人的解放，即从‘人的依附性’走向‘人的独立性’的进程。”[7]如果说内卷的本质是一种非环保式竞争，而竞争又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应该高扬大学生文化主体性，从自身出发积极应对竞争。造成大学生内卷的原因是复杂的，纵然外部社会经济环境无法忽略，但内在因素的影响同样值得重视。不论是社会心理与思想认识的局限，或是历史文化的积习，都需要我们加深认识并合理引导。

诚然，改变大学生内卷的文化心理并非一朝一夕之功。相对于技术和制度层面的变革，文化心理的彻底改变需要更为漫长的时间。“在一个社会文化系统中，技术的变迁速率较快，制度其次，文化心理更次之。”[8]但也应看到，对问题的觉察和认知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内卷是当下社会生产竞争的产物，日后也可能会持续存在。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惟有全社会重视和推动社会文化的转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心理才能得到缓解和解放。对大学生自身来说，大学生处在价值观形塑的重要时期，当代大学生唯有提高自身的认知维度，超越社会短期评价机制的束缚，高扬主体性，坚持理性的精神，创造新知、构建多元的价值实现方式，才能逐步实现对内卷的破局，同时实现自身的救赎，收获个体的幸福和群体的长足进步。

参考文献

[1]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现代社会的再认识［M］．语文出版社，2010： 222．

[2]何友晖，彭泗清，赵志裕．世道人心—对中国人心理的探索［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73．

[3]陈午晴．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之管窥［M］．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112．

[4]陈午晴．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之管窥［M］．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175．

[5]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M］．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12．

[6]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M］．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7．

[7]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M］．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 200．

[8]王琛．“内卷化”及其文化心理机制分析［J］．深圳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182-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