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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各种环境问题对环境可持续性构成严重威胁，包括全球变暖、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噪声污染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其中许多问题都源于人类的活动和行为[1]，因此只要个体能够自觉、自愿地主动做出更多对环境有益的行为，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和解决各种环境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个体亲环境行为展开了大量研究，发现环保态度[2]、情感卷入[3]、行为意向[4]等因素都能够影响个体亲环境行为。然而，环境事业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效果的体现具有时间上的跨度性。大多数当下实施的环保行动并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积极效果，这便导致一种“短期与长期”或“现在与未来”的时间冲突。这种时间冲突使得个体的时间洞察力成为影响亲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时间洞察力能够影响个体的决策和行为，特别是在涉及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权衡的情境中[5]。因此，探讨时间洞察力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不仅有助于理解个体在面对环境问题时的行为选择，还能为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我国学者黄希庭最早将时间洞察力（或时间导向）的概念引入国内，他指出时间洞察力是个体对于时间的认知、体验和行动（或行动倾向）的一种人格特质，同时包括个体对时间的感知、记忆推理、理解、管理与决策等能力特质，以及个体对时间的价值观、情操、自我的监控等动力特质[6]。有研究者将时间洞察力定位为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包含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间取向[7]。具有未来时间导向的个体较之于现在或过去时间导向的个体无疑更加重视未来生活质量的意义，从而更提倡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具有现在时间洞察力的个体时间观念较弱，对自身持消极态度，看重当下生活产生的愉快体验，而亲环境行为需要牺牲个体当下利益以受益未来。他们认为自身的所作所为并不能对事件的过程或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体现出不稳定的外部归因思维方式。因此，在对待环境问题上，现在时间导向的个体环保积极性低，对环境问题往往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纵容环境破坏加剧。有研究者将所有关于时间洞察力和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文献进行元分析后发现，较之于现在或过去时间洞察力，未来时间洞察力与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行为间的关系更加密切[8]。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1：时间洞察力对个体亲环境行为存在正向效应，即具有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个体会做出更多的亲环境行为。

心理距离是指人们对客体或事件距离当下经验（此时、此地、确定的自我）之间远近的主观感知［9，10］。研究者对心理距离的研究主要围绕四个基本维度展开，即概率距离、社会距离、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11，12］。然而，心理距离维度的可互换性假设（Assumption of Interchange Ability of Distance Dimensions）认为，不同维度的心理距离可通过“距离类比”相互影响[9]，例如，低概率事件常被感知为时空距离更远[13]。换句话说，任一维度的改变都会引起心理距离产生的变化。而时间洞察力较强的个体更关注未来目标，将未来的目标视为与自己当前行为密切相关，会缩小对未来事件的时间距离感知，从而对未来事件产生更近的心理距离[5]。此外，心理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个体的风险决策与亲社会倾向。任玉冰和杜秀芳在心理距离对人身安全风险决策的研究中发现，心理距离越近（如为好友决策），个体会因责任感增强而降低风险偏好[14]；反之，心理距离增加则导致风险寻求[15]。例如，感知到气候变化与自身时空距离较近的个体，更可能因危机感而采取环保行动[16]。因此，可预见未来时间洞察力强的个体倾向于缩短对未来环境问题的心理距离，进而通过增强情绪唤起，促发亲环境行为。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时间洞察力会通过心理距离的中介作用对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

环境关心被定义为“一种对改善环境的全球态度”或是“对环境问题的态度或认为这些问题很重要的看法”［17-19］。我国不乏对环境关心的研究，但时间洞察力与环境关心的关系尚未得到实证检验。国外研究为这一路径提供了初步支持：科拉尔（Corral-Verdugo）、弗拉霍（Fraijo-Sing）和皮涅罗（Pinheiro）通过津巴多时间洞察力量表未来分量表测得的未来时间洞察力与环境态度呈显著正相关[20]。基于解释水平理论，未来时间导向的个体倾向于以抽象、全局的方式表征目标，可能将环境问题视为与自身密切相关的长期议题，从而提升环境关心水平[9]。同时，环境关心的形成受个体与自然关系的调节。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个体与自然的相依附倾向有助于生存率的增加。自然联结（Nature Connectedness）通过增强对生态系统的认同感，促使个体分配更多认知资源关注环境问题，增加环境关心的水平，并进一步出现高频率的环保行为[21]。实证研究也表明，个体的环境关心越高，生态环境保护的倾向越强，就会做出更多的亲环境行为[22]。因此，可以推测出具有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个体更加重视未来的生活质量，会以长远发展的目光看待环境问题，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更高，从而做出更多的亲环境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3：时间洞察力会通过环境关心的中介作用对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

心理距离与环境关心之间也存在着密切联系。个体感知到的心理距离越近，对环境威胁的感知程度越严重，越容易产生情感共鸣，从而提升环境关心程度。闫姿伊的研究结果表明，心理距离会对环境态度产生影响，心理距离越近，与生态保护相关的环境态度越高[23]，而目前许多研究者认同环境态度与环境关心概念之间区别并不是非常明显，可以交替使用[24]。因此，可推测个体感知到的心理距离越近，对环境的关心水平越高。据此，提出假设4：时间洞察力通过心理距离与环境关心的链式中介作用对个体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法探究时间洞察力对个体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以及心理距离和环境关心的中介作用，构建出如图1所示的假设模型。

图 1 假设模型图

Figure 1 Proposed conceptual framework

2 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本研究中，截至数据分析前，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617份问卷，其中，男生316名，占比51.2%，女生301名，占比48.8%；年龄区间为18～26岁，研究群体均为大学生，大学本科学历421名，占比68.2%，研究生及以上学历196名，占比31.8%；户籍所在地为城镇的被试有296名，占比48.0%，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的被试有321名，占比52.0%。

2.2 方法

2.2.1 时间洞察力量表

本研究采用王亚等人修订的适合大学生的中文版时间洞察力量表（ZTPI-b）[25]。该量表共有8个题目，分为未来取向和现在享乐两个维度。评分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每个维度的得分为相应题目得分之和。在本研究中，未来取向维度的克朗巴赫α系数为0.800，现在享乐维度的克朗巴赫α系数为0.785，总量表的克朗巴赫α系数为0.788。

2.2.2 心理距离量表

根据心理距离维度的可互换性假设，本研究采用布鲁尔曼—塞内卡尔（Bruehlman-Senecal）等编制的量表[26]，共8道题目，例题为：“我会告诉自己，我对事件的感受是暂时的”，采用7点计分法（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反向题目反转后分数越高代表时间距离思考能力越高，感知到的心理距离越近。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朗巴赫α系数为0.882。

2.2.3 环境关心量表

本研究探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态度，等同于国内外学者普遍使用的环境关心概念。本研究采用“洪大用CNEP量表”加以测量[27]。由于第5、7项为负向问题，故对其进行反向赋值，最终使整个量表10道题的方向保持一致。得分越高代表对环境的关心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朗巴赫α系数为0.911。

2.2.4 亲环境行为量表

本研究采用由龚文娟编制的亲环境行为量表，该量表包括10个题目，分为公领域与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两个维度[28]。其中，私领域亲环境行为包括：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带购物袋等；公领域亲环境行为包括：积极参加政府和学校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等。被试根据过去一年中从事过的行为频率来回答，采用5点计分法，从1分（“从不”）到5分（“总是”），得分越高，代表个体有更多的亲环境行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朗巴赫α系数是0.920。

2.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6.0及Process插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和中介模型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研究采用单因素因子分析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29]。结果显示，5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第一个因子解释了31.052%（<40%）的变异量。因此，本研究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1列出了时间导向（现在享乐与未来取向）、心理距离、环境关心和亲环境行为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结果显示，现在享乐与未来取向、心理距离、环境关心、亲环境行为之间呈显著负相关；未来取向、心理距离、环境关心、亲环境行为之间两两呈显著正相关。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系数矩阵（N=617）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matrix of variables (N=617)

3.3 链式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PROCESS插件中的模型6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30]。使用Bootstrap方法，选择10000次Bootstrap抽样量，在95%置信区间下，以时间导向为自变量，以亲环境行为为因变量，以心理距离和环境关心为链式中介变量，对心理距离和环境关心在时间导向和亲环境行为间的链式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时间导向（β=0.47，p<0.001）对亲环境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1。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时间导向（β=0.48，p<0.001）显著正向预测心理距离；时间导向（β=0.35，p<0.001）和心理距离（β=0.27，p<0.001）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环境关心；当时间导向、心理距离和环境关心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时间导向（β=0.29，p<0.001）、心理距离（β=0.15，p<0.001）和环境关心（β=0.23，p<0.001）均能显著正向预测亲环境行为，如表2所示。

对中介效应直接检验结果显示：时间导向对亲环境行为的直接效应为0.2870（p<0.001），总的中介效应为0.1809，Bootstrap95%CI（0.1215，0.2450），说明心理距离和环境关心在时间导向和个体亲环境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间接作用。具体来看，三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组成了时间导向到亲环境行为的中介效应：通过“时间导向→心理距离→亲环境行为”的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1（0.0731）；通过“时间导向→环境关心→亲环境行为”的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2（0.0783）；通过“时间导向→心理距离→环境关心→亲环境行为”的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3（0.0294）。其中间接效应1、2、3的Bootstrap95%CI均不包括0值，中介效应显著，如表3所示。因此，假设2、3和假设4均得以验证。

综上所述，假设1、假设2、假设3和假设4均得以验证。

表 2 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 relationships

表 3 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3 Mediation effects analysis

图 2 心理距离和环境关心在时间洞察力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模型

Figure 2 The serial mediation model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perspective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时间洞察力与个体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心理距离和环境关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时间洞察力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亲环境行为，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1，也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31]。未来时间导向的个体具有较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们更看重未来生活的好坏，从而使得环境态度有所提高，更倾向于做出亲环境行为。更重要的是，对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显示，时间洞察力对亲环境行为的预测作用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实现：（1）时间洞察力→心理距离→亲环境行为；（2）时间洞察力→环境关心→亲环境行为；（3）时间洞察力→心理距离→环境关心→亲环境行为。

首先，心理距离在时间洞察力和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2。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的个体倾向于以更高的抽象水平（如目标导向）来看待事件，高抽象的构建往往会产生更近的心理距离[9]。与此同时，有研究发现，心理距离强烈影响了对环境威胁严重程度的感知，以及参与环保行为的意愿[32]。心理距离越近，对环境威胁的感知程度越严重，采取环保行为的倾向性越强，从而更可能做出亲环境行为。

其次，环境关心在时间洞察力和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支持了假设3。现有实证研究已表明，环境关心是个体亲环境行为的有效预测变量［22，33］。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时间洞察力与环境关心之间的关系，国内相关实证研究较少。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个体环境关心越高，这可能是因为未来时间导向的个体更可能感知到环境风险（如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的紧迫性和严重性，这种风险感知促使他们更关心环境问题。

最后，本研究还发现，心理距离和环境关心在时间洞察力和个体亲环境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4，也验证了心理距离和环境关心之间的密切关系。基于解释水平理论，未来时间洞察力较强的个体倾向于以抽象、全局的方式表征环境问题，从而缩小心理距离，并通过增强环境关心驱动行为改变，做出更多的亲环境行为。研究发现，当个体感知到环境问题会对后代产生影响时，心理距离的缩小会增强环境关心[34]。具体而言，当个体认为环境恶化在时间或空间上距离较远时，会以抽象的方式理解（如“全球变暖是科学问题”），难以提高对环境的关心；而当心理距离较近时，会以具体的方式表征（如“明年的温度可能会上升到40度”），增强情感共鸣和紧迫感，对环境的关心水平就会越高。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心理距离和环境关心在时间洞察力与个体亲环境行为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研究拓展了亲环境行为研究的解释框架。链式中介效应的发现深化了对“认知—情感—行为”路径的理解，表明时间洞察力不仅直接影响亲环境行为，还可以通过心理距离与环境关心的共同作用实现。在实践层面，本研究主要发现个体的亲环境行为受到时间洞察力和心理距离的影响。因此，可以通过培养大学生的未来时间洞察力，拉近个体对环保议题的心理距离感，从而提高大学生对环境问题的关心程度，促使其做出更多的亲环境行为。具体而言，政府可以采用具体地区具体宣传的方式，将本地涉及的严重环境问题和不良后果，以短视频的形式发给公民。面对视频中熟悉的场景，可以缩短环境问题与人们的心理距离，使个体就更易感受到环境污染的不良后果和自身息息相关，从而提高环境关心，表现出更多的环保行为。

本研究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第一，本研究的被试群体为大学生，大学生普遍具有较高的环境态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对研究变量的探讨存在局限性，不足以代表普遍公众的心理和行为状况。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对包含各社会阶层、年龄层次的公众样本进行研究，进一步加深对变量的了解并使结果更具有说服力。第二，在本研究中，全部采用问卷测量的方式进行横断面研究，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不够明确。未来可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来检验中介路径的时序性，例如，用实验法操纵个体感受到的心理距离，以及在亲环境行为的测量指标中采用量表和具体行为指标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实验效度，同时为多种统计分析提供可能。第三，现有心理距离的测量主要通过社会距离来进行，后续研究可以通过访谈法、实验法等多种方法对心理距离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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