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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行为（Problem Behaviors）是指阻碍儿童身心健康、影响其社会适应的异常行为[1]。尽管儿童问题行为是儿童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但是研究发现个体在儿童期的问题行为会对其发展产生长期的消极影响。儿童期出现问题行为的个体，在青少年期和成人期更容易出现各类问题，如学业问题、情绪障碍等［2-4］。因此，考察儿童问题行为的形成及其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家庭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重要环境。家庭风险因素是指在家庭中出现的可能会使儿童发展不良的各种因
素[5]。但家庭中的风险因素往往不是单独出现，而是多个风险因素同时存在。鲁特（Rutter，1987）的研究发现，环境中两个风险因素会使儿童问题行为发生的概率增加4倍[6]。由此可见，多种风险因素会对儿童的发展造成更大的消极影响[7]。在这个基础上，埃文斯（Evans，2013）[7]提出了累积风险模型来构建家庭多种风险因素的综合指标。这一综合指标可以更加客观地反映多种家庭风险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累积家庭风险可显著地预测儿童青少年的焦虑、抑郁等问题行为［8-10］。

本研究将选取与儿童问题行为密切相关的四个风险因素，即父亲抑郁、母亲抑郁、父母冲突和亲子冲突来构建累积家庭风险指数。父母的抑郁情绪不仅能预测儿童的问题行为［1，11-13］，还会增加父母间的冲突[14]，并引发亲子冲突［14，15］。父母冲突是儿童问题行为的另一个风险因素[16]。溢出假说认为父母冲突引发的消极情绪会迁移到亲子关系中，影响亲子关系质量，从而引发子女的问题行为[17]。实证研究也验证了父母抑
郁［1，11-13］、父母冲突水平高[16]、低质量亲子关系（亲子冲突）［18-20］等是儿童问题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因此，本研究选择这四个容易同时出现的风险因素构建累积家庭风险指数，并考察累积家庭风险对儿童问题行为的作用机制，为降低儿童的问题行为提供依据。

自尊是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评判、对自我能力的感知以及对整体自我的接纳[21]。一方面，家庭因素是影响儿童自尊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儿童家庭生态系统的状况、家庭功能等可显著预测儿童的自尊水平［22，23］。另一方面，自尊可显著地预测儿童的问题行为［24，25］。问题行为理论的社会心理模型认为，问题行为会同时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和个体内部因素的影响[26]。自尊是个体自我系统的核心成分之一。家庭因素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可能会通过自尊这一核心成分发挥作用。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自尊在家庭因素和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
用［22，24，25］。基于此，本研究将考察自尊在累积家庭风险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自我控制是指个体对自己的情感、认知和行为等方面进行调节和控制的能力[27]。一方面，戈特弗里德森（Gottfredson）和赫希（Hirschi）认为自我控制形成于个体生活的早期阶段，并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28]。实证研究也发现自我控制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2，29，30］。另一方面，不良行为一般理论认为低水平的自我控制是问题行为产生的根源[31]。同时，实证研究也发现自我控制是个体问题行为的重要预测变量［18，29，31］。根据一般压力理论，压力性事件会降低个体的自我控制水平从而导致个体出现问题行为[32]。同时实证研究发现，家庭因素会通过自我控制对儿童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产生影
响［18，29］。基于此，本研究将考察自我控制在累积家庭风险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依据心理中介模型，外部生态风险会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态度等，进而影响其心理与行为。自尊是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自我调节过程的重要依赖变量，而自我控制是自我调节的基本手段[33]。研究表明自尊和自我控制的关系密切。个体的自尊与自我控制呈显著正相关，自尊可正向地预测自我控制［34，35］。这表明自尊水平高的个体，其自我控制水平也越高；反之，自尊水平低的个体，其自我控制水平也较低[35]。基于此，本研究还将考察儿童自尊、自我控制在累积家庭风险与问题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拟考察累积家庭风险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以及自尊和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进一步探索累积家庭风险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机制，为减少儿童的问题行为提供依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选取数据库中本研究所需变量（包括个人和家庭的数据）都没有缺失的小学生进行分析。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668名小学3～6年级学生。其中男生345人，女生323人；3～6年级的学生人数分别为135人、275人、187人、71人，平均年龄为10.67岁（SD=0.80）。

1.2 研究方法

1.2.1 累积家庭风险问卷

本研究采用二分法从父亲抑郁、母亲抑郁、父母冲突和亲子冲突四个指标来评估儿童的家庭风险指数。当儿童的得分高于或等于第75个百分位数时计1，否则计为0，再将四个指标的得分相加得到累积家庭风险指数。

（1）父亲和母亲的抑郁情绪：采用拉德洛夫（Radloff，1977）编订的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简版）[36]
测量父母亲的抑郁情绪，共包括8个条目。由父母亲根据最近一周内各种症状出现的频率进行评定。每个条目从“几乎没有（不到一天）”到“大多数时候有（5～7天）”分别计0～3分。得分越高，表明父母亲的抑郁情绪程度越严重。该问卷在父母亲样本中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6和0.75。

（2）父母冲突问卷：采用“过去一个月，你父母之间大概争吵了几次？”这一条目进行测量。若没有争吵则计为0，如果有就按实际发生的次数进行计算。

（3）亲子冲突问卷：采用“过去一个月，你和父母之间大概争吵了几次？”这一条目进行测量。若没有争吵则计为0，如果有就按实际发生的次数进行计算。

1.2.2 自尊量表

采用罗森伯格（Rosenberg，1965）编制的自尊量表[37]
来评定儿童的自尊水平。量表共10题。每个条目从“十分不同意”到“十分同意”分别计1～5分。得分越高表示儿童的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2。

1.2.3 自我控制量表

采用自控量表（Self-discipline Scale）测量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该量表共包括12个条目，每个条目从“十分不同意”到“十分同意”分五级评分[38]。本研究中，自我控制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

1.2.4 青少年问题行为量表

采用Achenbach问题行为量表的精简版测量青少年的问题行为。根据课题组的建议，剔除第7题。该量表共包括12个条目，分为内化问题行为和外化问题行为两个维度［39，40］。每个条目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进行五点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是0.80。

1.3 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23.0和PROCESS 3.3插件[41]进行数据管理和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采用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42]，结果表明探索性因子在未转轴的情况下共有12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可解释11.98%的变异，低于临界标准40%。因此，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2.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儿童问题行为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t=2.43，p<0.05），即男生（2.31±0.64）显著高于女生（2.19±0.61）。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儿童问题行为在年龄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F（6，661）=1.30，p>0.05）。

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表明（见表1），累积家庭风险与儿童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14，p<0.001），与自尊（r=-0.13，p<0.01）、自我控制（r=-0.14，p<0.001）呈显著负相关。自尊、自我控制与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r=-0.27，-0.26，p<0.001）。此外，自尊与自我控制呈显著正相关（r=0.32，p<0.001）。

表 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N =668）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N =668)

注：***p<0.001，**p<0.01，*p<0.05，以下同。

2.3 回归分析

以累积家庭风险为自变量，以儿童问题行为为因变量，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回归方程显著（F（1，666）=12.31，
p<0.001），累积家庭风险可显著预测儿童的问题行为（β=0.14，p<0.001）。

2.4 自尊和自我控制在累积家庭风险与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在控制了性别影响后，链式中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图1所示）表明，累积家庭风险可显著预测儿童的自尊（β=-0.13，p<0.001）；自尊（β=0.31，p<0.001）和累积家庭风险（β=-0.09，p<0.05）可显著预测自我控制；自我控制（β=-0.18，p<0.001）、自尊（β=-0.20，p<0.001）和累积家庭风险（β=0.08，p<0.05）均可显著预测儿童的问题行为。

表 2 自尊和自我控制在累积家庭风险与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Table 2 Mediating role analysis of self-esteem and self-control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mulative family risk and problem behaviors

注：模型中的所有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代入方程，性别为控制变量（男为1；女为2）。

图 1 自尊和自我控制在累积家庭风险和问题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Figure 1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and self-control between cumulative family risk and problem behaviors

由表3可知，模型的总效应为0.13，累积家庭风险对问题行为的直接效应为0.08（t=2.16，p<0.05，LLCI=0.007；ULCI=0.15），占总效应量的61.54%（详见表3），总间接效应量为0.05，占总效应的38.46%。

表 3 链式中介效应分解表

Table 3 Decomposition table of chain mediation effects

注：Boot SE、Boot LLCI和Boot ULCI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5000次）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3 讨论

本研究选取了家庭环境中父亲抑郁情绪、母亲抑郁情绪、父母冲突、亲子冲突这四个指标，采用二分法构建累积家庭风险指数。本研究验证了自尊和自我控制在累积家庭风险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3.1 累积家庭风险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累积家庭风险与儿童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同时累积家庭风险可显著预测儿童的问题行为。这与以往研究中累积家庭风险与儿童青少年的焦虑、抑郁等问题行为的结果一致［8-10］。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中的儿童问题行为不仅包括了内化问题行为，还包括外化问题行为。

3.2 自尊在累积家庭风险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自尊在累积家庭风险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累积家庭风险会通过降低儿童的自尊水平来增加儿童的问题行为。这与以往研究中自尊在家庭因素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的结果一致［22，24，25］。累积家庭风险反映了儿童家庭环境中的风险水平，而自尊是影响儿童问题行为的一个重要内在动力因素[43]。这一结果表明，家庭环境中的风险因素会通过儿童的自尊这一内在因素来影响其问题行为，验证了问题行为理论的社会心理模型[26]。这一结果提示我们，家庭和学校应当重视减少家庭中的风险因素，重视儿童自尊水平的提升，这都可以帮助减少儿童的问题行为。

3.3 自我控制在累积家庭风险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自我控制在累积家庭风险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累积家庭风险会通过降低儿童的自我控制水平来增加问题行为。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中自我控制在家庭因素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的结果一致［29，30］。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中的风险因素会通过降低个体的自我控制水平导致个体出现问题行为，为一般压力理论提供了证据。自我控制是个体依据既定目标，适当地调整自己的想法、情绪和行为的能力[27]，是影响问题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内在影响因素。本研究结果也为问题行为理论的社会心理模型和问题行为一般理论和提供了证据［26，32］。

3.4 自尊和自我控制在累积家庭风险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验证了自尊和自我控制在累积家庭风险和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支持心理中介模型。具体而言，累积家庭风险可负向预测自尊，自尊可正向预测自我控制，自我控制再负向预测儿童的问题行为。这进一步明确了累积家庭风险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机制。这也表明自尊水平越高的儿童，其自我控制水平也越高。这与以往有关自尊与自我控制的研究结果一致［34，35，44］。需要注意的是，以往有研究认为自我控制水平可能还存在一个适度的问题，如过度自控的儿童在青春期后可能会更容易出现低自尊等情况[45]。本研究结果提示，提升儿童的自尊，让儿童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能够帮助提升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从而减少累积家庭风险对儿童问题行为的消极影响。

本研究考察了累积家庭风险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机制，对儿童问题行为的预防和干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如横断面研究并不能很好地证明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考虑采用纵向追踪来进一步考察变量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刘丽莎，李燕芳．母亲抑郁和惩罚对儿童早期问题行为的影响及父亲的保护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3，29（5）：533-540．

[2] 刘亚鹏，邓慧华，张光珍，等．父母养育压力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养育方式的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31（3）：319-326．

[3] Fergusson D M，John Horwood L，Ridder E M．Show me the child at seven：The consequences of conduct problems in childhood for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in adulthood［J］．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2005，46（8）：837-849．

[4] Rao U，Weissman M M，Martin J A，et al．Childhood depression and risk of suicide：a preliminary report of a longitudinal study［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1993，32（1）：21-27．

[5] Bronfenbrenner U．Making human beings human：Bioec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uman development［J］．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5，23（1）：143-151．

[6] Rutter M．Psychosocial resilience and protective mechanisms［J］．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1987，57（3）：316-331．

[7] Evans G W，Li D，Whipple S S．Cumulative risk and child development［J］．Psychol Bull，2013，139（6）：1342-1396．

[8] 熊俊梅，海曼，黄飞，等．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心理资本的补偿效应和调节效应［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0，36（1）：94-102．

[9] 徐文明，方烨仪，叶彩霞．家庭早期的累积风险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影响［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2，38（6）：793-803．

[10] 袁言云，王志航，孙庆，等．累积家庭风险与贫困儿童情绪问题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2，38（1）：100-108．

[11] 叶枝，曾柏洁，刘芃佳，等．母亲抑郁情绪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情感虐待和忽视的中介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21（5）：73-80．

[12] 廖友国，连榕，张妍，等．青少年与父母抑郁情绪的关系：交叉滞后分析［J］．心理科学，2022，45（3）：1-6．

[13] Goodman S H，Rouse M H，Connell A M，et al．Maternal depression and child psychopathology：A meta-analytic review［J］．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2011，14（1）：1-27．

[14] Lincoln K，Chae D．Emotional support，negative interaction an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and Caribbean blacks：Findings from the National Survey of American Life［J］．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2012（47）：361-372．

[15] Stover C S，Zhou Y，Kiselica A，et al．Marital Hostility，hostile parenting，and child aggression：associations from toddlerhood to school age［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2016，55（3）：235-242．

[16] 王学思，李静雅，王美芳．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J］．心理科学进展，2021，29（5）：875-884．

[17] 肖雪，刘丽莎，徐良苑，等．父母冲突、亲子关系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独生与非独生的调节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7，33（4）：468-476．

[18] 管健，孙琪．亲子关系对贫困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J］．心理科学，2018，41（5）：1145-1150．

[19] 方晓义，张锦涛，孙莉，等．亲子冲突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J］．应用心理学，2003（4）：14-21．

[20] Conger R D，Wallace L E，Sun Y M，et al．Economic pressure in African American families：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family stress model［J］．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2，38（2）：179-193．

[21] 沙晶莹，张向葵．中国大学生自尊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1993—2013［J］．心理科学进展，2016，24（11）：1712-1722．

[22] 陈锋菊，罗旭芳．家庭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兼论自尊的中介效应［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1）：67-70．

[23] 李晓巍，刘艳，屈智勇．不同类型农村儿童家庭生态系统的状况及其对儿童自尊的影响［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2）：241-243，246．

[24] 李波，安芹，贾晓明．家庭婚姻状况与家庭功能、中学生自尊及行为问题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9（3）：295-296，299．

[25] 宋省成，丁菀，谢瑞波，等．父亲协同教养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父子依恋与自尊的链式中介［J］．心理科学，2022，45（2）：339-346．

[26] Jessor R．Problem-behavior theory，psychosocial development，and adolescent problem drinking［J］．Addiction，1987，82（4）：331-342．

[27] Moffitt T E，Arseneault L，Belsky D，et al．A gradient of childhood self-control predicts health，wealth，and public safety［J］．PNAS，2011，108（7）：2693-2698．

[28] Hope T L，Grasmick H G，Pointon L J．The family in Gottfredson and Hirschi’s General Theory of Crime：Structure，parenting，and self-control［J］．Sociological Focus，2003，36（4）：291-311．

[29] 陈京军，范兴华，程晓荣，等．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与问题行为：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2）：319-323．

[30] 张秀慧，赵宝，王志家，等．父母控制与儿童心理适应的关系：儿童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J］．心理与行为研究，2022，20（2）：197-203．

[31] Gottfredson M R，Hirschi T A．General theory of crime［M］．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32] Bunch J M，Iratzoqui A，Watts S J．Child abuse，self-control，and delinquency：A general strain perspective［J］．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2018（56）：20-28．

[33] 梅松丽，柴晶鑫，郭金花．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自尊及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31（5）：603-609．

[34] 高玲，李爽，李国莲，等．青少年友谊嫉妒对攻击行为的影响：自尊与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2，30（2）：425-428，433．

[35] 李相南，李志勇，张丽．青少年社会支持与攻击的关系：自尊、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7，33（2）：240-248．

[36] Radloff L S．The CES-D scale：A self-report depression scale for researc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J］．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1977，1（3）：385-401．

[37]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

[38] 刘一．父母陪伴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基于CFPS的实证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2．

[39] Achenbach T M，McConaughy S H，Howell C T．Child adolescent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problems：Implications of cross-informant correlations for situational specificity［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7，101（2）：213-232．

[40]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数据库介绍及数据清理报告［EB/OL］．（2020-12-31）［2023-07-20］．http://www.isss.pku.edu.cn/cfps/wdzx/jzbg/index.htm．

[41] Hayes A F．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moderation，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J］．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2013，51（3）：335-337．

[42] 周浩，龙立荣．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心理科学进展，2004，12（6）：942-942．

[43] 张春妹，丁一鸣，陈雪，等．同伴接纳与流动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自尊和物质主义的链式中介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20（1）：65-72．

[44] 辛自强，郭素然，池丽萍．青少年自尊与攻击的关系：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作用［J］．心理学报，2007（5）：845-851．

[45] Hart D，Hofmann V，Edelstein W，et al．The relation of childhood personality types to adolesce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A longitudinal study of Icelandic children［J］．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97（33）：195-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