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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信息化社会，手机作为一种便捷的通信工具和丰富的娱乐平台，已经深深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大学生群体中，手机普及率与使用频率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这种高度普及与频繁使用也引发了人们对大学生手机依赖问题的广泛关注。刘小英对山西省三所高校的404名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研究显示大学生手机依赖得分高于常模值，表明该群体手机依赖程度普遍较高（刘小英，栗文敏，2024）；曹美兰对地方院校大学生手机依赖情况研究发现，大学生手机依赖率为25.39%（曹美兰，2018）；丁洁对河南省三所高校的589名大学生开展调查，结果显示65.5%的大学生存在手机依赖问题（丁洁，2024）；李天赫对吉林省五所高校的902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66.1%的大学生有手机依赖倾向（李天赫，2024）；马显继对云南省内844名大学生开展调查，研究发现35.9%的大学生有手机依赖问题（马显继，2024）。从现实情况不难发现，手机依赖已成为当下中国高校大学生群体中较为普遍的现象。所谓手机依赖，也被称作手机过度使用、手机成瘾等，主要表现为个体过度沉溺于借助手机开展的各类活动，对使用手机有着强烈且持久的渴望与依赖，进而导致个人在社会适应和心理状态等方面出现明显的功能受损（Yen et al.，2009）。基于此，深入探究大学生手机依赖形成的相关风险因素意义重大，这不仅有助于降低大学生的手机依赖程度，还能为提升他们的学习与生活质量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手机如影随形，早已不单单作为通信工具存在，还深度渗透到学习、社交、娱乐等多个领域。大学时光五彩斑斓，社交活动十分活跃。大学生们满怀热情，迫切希望融入集体，与身边的同学建立起真挚的友谊和亲密的关系，在社交互动中收获温暖与成长。然而，在社交互动过程中，部分大学生对拒绝极为敏感。例如，在小组作业分组时被同学婉拒，或是在社团活动中未被积极回应，都可能引发他们内心强烈的情绪波动与不安。这类人或许存在拒绝敏感性这种反应倾向。拒绝敏感性（Rejection Sensitivity），是指个体置身于人际交往场景时，会对遭受拒绝的可能性产生焦虑预判，对潜在的拒绝信号异常警觉，一旦捕捉到相关线索，便会在情绪和行为层面表现出过度反应（张雯 等，2021）。目前，学界针对拒绝敏感性和手机依赖之间关联的探讨还不够充分，其中的内在作用机制也有待深入探索和明确。从社交补偿角度来看，高拒绝敏感性大学生因在现实社交中常遭遇拒绝与挫折，会转向虚拟社交，通过手机寻求情感支持与社交满足，进而导致手机依赖。从情绪调节角度而言，高拒绝敏感性大学生易产生负面情绪，他们借助手机娱乐、游戏等功能转移注意力，缓解负面情绪，久而久之形成手机依赖。学者张耀倩的研究表明，大学生手机依赖与拒绝敏感性呈显著正相关（张耀倩，2021）。郑志怀，陈明，王蒙和严建雯的研究发现拒绝敏感性会影响大学生病理性网络使用（郑志怀 等，2019），手机依赖与病理性网络使用行为均属于成瘾行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可见，拒绝敏感性和手机依赖之间似乎存在某些内在的联系，它们之间具体的影响机制又是怎样的呢？

在大学生的社交场景中，拒绝敏感性较高的个体，往往会对他人的言辞、表情、行为过度解读，将正常的社交互动误解为拒绝信号。这种认知偏差使他们在人际交往中频繁遭受心理打击，陷入自我怀疑与否定，逐渐产生孤独感。例如，李霞在拒绝敏感性的相关性研究中发现，个体拒绝敏感性得分与孤独感存在显著正相关，拒绝敏感性高的个体，孤独感也更强烈（李霞，2007）；郑志怀、陈明等人的研究也表明，拒绝敏感性与孤独感存在显著正相关（郑志怀 等，2019）。孤独感一旦产生，会成为连接拒绝敏感性与手机依赖的桥梁。孤独的大学生渴望获得情感慰藉和社交支持，而手机构建的虚拟世界为他们提供了看似便捷的途径。在虚拟社交中，他们可以相对轻松地与他人建立联系，获得即时回应，这种短暂的满足感让他们对手机产生依赖。已有许多研究证明，孤独感与手机依赖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以及孤独感能有效地预测大学生手机依赖情况，孤独感水平越高，其手机依赖程度越高。孤独感水平越低，手机依赖程度越低。如刘红、王洪礼对贵州高校的研究就证实这一点（刘红，王洪礼，2012），王相英、韦耀阳的研究均有此结论（王相英，2012；韦耀阳，2013）。张建育、朱月晶等人对1145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手机依赖与孤独感呈显著性正相关（张建育 等，2022）。孙冠奇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手机依赖在分维度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低效性上与孤独感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孤独感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低效性，以及总得分（孙冠奇，2023）。因此，拒绝敏感性、孤独感与手机依赖之间存在一定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拒绝敏感性对大学生手机依赖有直接影响，并且孤独感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获取被试知情同意后，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在肇庆某高校开展了样本采集工作，目标群体为该校的在校大学生，共计发放问卷702份。后续对回收问卷进行了严格筛查，剔除掉存在缺失值、极端异常值等问题的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595份，有效回收率达84.76％。在所有参与者中，男生206名（34.6％），女生389名（65.4％）；大一学生361名（60.7％），大二学生76名（12.8％），大三学生117名（19.7％），大四学生为41名（6.9％）；在专业方面，理工类学生为374名（62.9％），文史类学生为211名（37.1％）。

2.2 研究工具

2.2.1 拒绝敏感性问卷

采用赵艳林等人翻译修订的大学生拒绝敏感性问卷（rejection sensitivity questionnaire，RSQ）（赵艳林，李文涛，张林，2012）。该量表共包含16种情境，每种情境分为拒绝焦虑程度和对接纳预期程度两个维度，采用Likert六点计分法。拒绝敏感性得分=拒绝焦虑程度×接纳预期程度的反向得分。得分越高，表明拒绝敏感性的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2.2.2 孤独感量表

采用由拉塞尔（Russell）等人编制的 UCLA 孤独感自评量表对大学生的孤独感程度进行测量（Russell et al.，1980）。这个量表只有一个维度，涵盖20个条目，其中有11个孤独正序条目，9个反序条目。采用Likert四点计分法，将所有条目的得分相加，就能得出量表的总分，即总分越高，说明被测试者的孤独程度就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2.2.3 手机依赖量表

采用梁永炽（Leung）编制的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MPAI）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进行评估（Leung，2008）。此量表共计17个条目，涵盖了手机依赖的四个维度，分别为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采用Likert五点计分法，所有项目得分累加得总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手机依赖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2.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运用SPSS 27.0软件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并借助PROCESS插件检验模型中介效应。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因本研究所得数据均来自被试的自我报告，且所用量表均采用Likert计分方式，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故采用Harman单因子分析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共有14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其中最大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9.39%，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效应。

3.2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筛选情况

依据手机依赖指数量表的界定标准，即17个条目中，若对8个条目给出肯定回答，则判定为存在手机依赖症状。经统计，参与研究的学生中，有322名学生符合这一标准，其中男性113名，女性209名。整体手机依赖检测率为54.1％，具体而言，男性手机依赖率为54.9％，女性为53.7％。本研究中MPAI结果仅用于样本筛选，与临床诊断结果存在差异，不可直接作为临床诊断依据。

3.3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对各变量及其维度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Table 1 The mean valu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each variable

注：***p<0.001，**p<0.01，*p<0.05，下同。

由表1可知，拒绝敏感性、孤独感均与手机依赖及其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p<0.001），适合进一步开展中介效应分析。

3.4 孤独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海耶斯（Hayes）编写的 SPSS 宏中的 Model 4（Model 4是一个简单的中介模型）（Hayes，2017），检验孤独感的中介效应。在控制性别、专业、年级这些人口学变量的条件下，采用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抽样5000次估计95%置信区间，对孤独感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拒绝敏感性可以显著预测孤独感（β=0.557，p<0.001）、手机依赖（β=0.351，p<0.001），孤独感可以显著预测手机依赖（β=0.152，p<0.01）。拒绝敏感性对手机依赖的直接效应为0.266，占总效应量的75.78%，孤独感在拒绝敏感性与手机依赖之间的中介效应量为0.085，占总效应量的24.22%，如表3所示，中介效应模型如图1所示。

表 2 中介模型中各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various variables in the mediating model

表 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

Table 3 Decomposition of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

图 1 孤独感的中介模型

Figure 1 The mediating model of loneliness

4 讨论

4.1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手机依赖检出率为54.1%，说明本次调查中大学生的手机依赖情况比较严重。根据近年来各学者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研究中都适当地选择了不同的测量工具和样本数量，这导致了检出手机依赖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例如，赵燕对南京市大学生的研究调查发现手机依赖检出率为43.4
（赵燕，2019）。

4.2 大学生拒绝敏感性对手机依赖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拒绝敏感性能够正向预测手机依赖，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黄雅喆，2020）。高拒绝敏感性的大学生在社交与自我认知层面存在特殊困境，这直接导致他们对手机产生较高依赖。在现实社交场景中，他们因过度担忧被拒绝，常常陷入退缩、回避的行为模式，使得社交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自我效能感也因多次遭遇拒绝而降低了自我效能感，使其对自身价值产生怀疑。为了弥补这些缺失，手机构建的虚拟社交平台成为他们的“避风港”。

4.3 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孤独感在大学生拒绝敏感性与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拒绝敏感性可以通过孤独感间接影响大学生的手机依赖。高拒绝敏感性的大学生，常常将他人一些并无恶意的中性行为，比如短暂的沉默或者未能及时回复消息，解读为是对自己的排斥，进而产生愤怒、自卑等负面情绪反应，并做出减少社交的回避行为。这种社交回避使得他们对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淡薄。同时，每一次社交上的挫败，都会让他们产生“我不值得被接纳”的自我否定，进一步陷入负面情绪循环，孤独感也随之不断加深。而孤独感作为一种负面情绪，会驱使大学生寻求排解的途径。此时，手机成了他们的选择，通过微信、QQ等社交应用进行即时互动，一定程度上缓解现实社交缺失带来的孤独感。此外，刷短视频、玩游戏等行为也能让他们暂时转移对孤独的注意力。这揭示了大学生心理需求的“代偿性转移”现象。当大学生在现实社交中因拒绝敏感性而受挫时，便会通过虚拟社交，也就是对手机的依赖，来补偿自身的情感需求。这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心理的自我保护，但长期来看可能导致社会功能退化。因此，本研究成果对设计科学有效的心理健康干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引导大学生建立健康的社交模式和手机使用习惯，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4.4 建议

4.4.1 学校方面

（1）构建系统性支持体系，降低大学生拒绝敏感性

营造包容性校园环境，对调节学生在社交过程中产生的认知偏差与情感焦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环境能有效弱化人际信任障碍，缓解因社交拒绝预期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引导学生采用更积极的归因方式，使其更倾向于关注他人言行中的积极面。与此同时，学校还应大力注重心理健康教育。可结合认知行为疗法原理设计专项课程，帮助学生敏锐识别诸如“全或无思维”这类认知扭曲，并通过角色扮演等实践方式，训练他们掌握替代性回应策略。此外，充分发挥同伴支持作用也是降低学生拒绝敏感性的重要路径。学校可以对心理委员进行专业培训，协助拒绝敏感性较高的学生逐步突破社交舒适区，让他们能够更加自信、从容地参与社交活动。

（2）丰富校园活动，降低大学生孤独感

学校可以通过多维度举措来减轻学生的孤独感。一方面，积极开展多元化活动，不仅要组织运动会、文艺晚会这类文体活动，为学生搭建释放活力与展示才艺的舞台，还要举办学术讲座、学科竞赛等学术交流活动，满足学生求知探索的渴望，让他们在兴趣与知识的交融中结识志同道合之人，从而缓解孤独。另一方面，大力扶持社团建设，鼓励学生依据兴趣组建社团，在资金与场地方面提供坚实保障，并且定期策划社团联合活动，打破各社团间的隔阂，拓宽学生的社交版图，助力他们找到心灵相通的挚友。此外，学校也要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开展形式丰富的心理活动，比如举办心理主题班会，营造轻松安全的氛围，引导学生敞开心扉、倾诉内心感受；开展心理健康知识竞赛，以趣味竞赛的形式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心理知识，加深他们对孤独感等情绪的认知；组织户外拓展训练，借助团队协作增强学生彼此间信任，使其收获支持与鼓励。

4.4.2 家长方面

相关研究显示，父母采用积极的教养方式能降低子女拒绝敏感性（高延春，2014）。采用积极教养方式有助于孩子与父母建立安全型依恋关系，使其内心充满安全感，确信无论何时都有父母作为坚实后盾，而且还可以不断提升孩子的自我价值感，让他们打从心底坚信自身的能力与价值，自尊水平也随之水涨船高。高自尊使得孩子在人际交往中充满底气，他们不会过度关注拒绝信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认可并不依赖于他人的接纳与否。面对拒绝时，得益于情感温暖的家庭氛围引导他们积极归因，他们不会盲目自责，而是理性看待。正因如此，在信任鼓励、情感温暖等积极教养方式下成长的个体，拒绝敏感性较低，以平和心态经营人际
关系。

相关研究显示，父母采用积极的教养方式能降低子女孤独感（邓丽芳，徐慊，郑日昌，2006）。首先，积极教养强调情感联结与安全感构建，父母通过温暖、理解和支持性的互动，为子女营造了被接纳和珍视的成长环境。这种情感基础使子女在成年后仍能依赖内在的安全感应对外界压力，即使面临社交挑战，也能通过回忆家庭中的情感支持获得心理慰藉，从而减少孤独感的侵袭。其次，积极教养方式通过培养自尊与自我认同，为个体提供了抵御孤独的认知屏障。父母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和鼓励，使子女形成稳定的自我价值感，这种自我认同不仅增强了他们在社交中的自信，也降低了因自我怀疑而产生的社交退缩行为。最后，积极教养鼓励的情感表达训练，使个体在孤独时能够通过合理途径（如与朋友倾诉、参与兴趣小组）缓解负面情绪，避免陷入消极的自我反思或情绪耗竭状态。

5 结论

本研究的结论如下：

（1）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检测率为54.1％；

（2）大学生拒绝敏感性、孤独感和手机依赖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3）大学生孤独感在拒绝敏感性与手机依赖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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