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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的准则，是决定人之间能否持续交往的重要因素。“人际信任”是对“信任”的具体描述，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关系，更加值得深入研究。

20世纪50年代Mellinger提出“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研究人际信任在沟通交流过程中的作用[1]；Giffin则提出人际信任的五维度理论[2]；Rotter把“人际信任”的概念引入社会学理论，并编制了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ITS）[3]，使得人际信任真正成为一个专业名词，并成为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国外对人际信任的研究开始得较早，因而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较为成熟。国内的相关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展开，尽管相对较迟，但关于人际信任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非常丰富。1993年，张建新与Michael Harris发表了关于对人际信任探讨研究［4］，并重新定义了人际信任的概念。他们认为人际信任是指向某一具体人物对象的一种预付已有资源的行为意向，并新编制了一个人际信任行为量表（ITBS），使国内研究对人际信任的概念更加清晰。

近年来，国内的许多研究都是针对特定被试群体的人际信任与其他心理和社会状态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不再局限于人际信任领域的相关研究，而是寻求多领域的相互研究。例如，有研究者对大学生的内外控制倾向与人际信任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二者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5]；另外所做的一项用于改善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实验，结果得出四种训练方式都能显著提高两种人际信任水平，这为如何提高人际信任水平提供方法[6]；还有研究者对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和孤独感进行关系性研究，表明人际信任水平总体出现偏低的情况，孤独感水平也呈现偏低[7]；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在21世纪，互联网已经是这个时代不可缺少的物质，由此孙晓军等人便研究了大学生的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的关系及其可能存在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人际信任有正向预测作用，而网络社交效能可以在二者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使人际信任的研究更加具有时代性[8]。并且，关于人际信任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的争议在学术界由来已久，有研究者利用人际信任的横断历史元分析证明了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并无性别差异［9］。在之后的研究中也还是有出现其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和不存在差异的研究，如有学者对某高校462名大学生进行人际信任问卷测试，发现男性的人际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女性的人际信任水平[10]，而大部分学者也还是分析出人际信任水平并不存在性别差异[11]，而本研究综合了近几十年的人际信任的测量分数，仍然得出了人际信任水平并不存在性别差异的结果，且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和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也均不存在。

其次，鉴于信任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其相关研究不能脱离个体所处的文化背景；个体在一般信任水平、信任的建立方式、信任的种类及信任修复的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跨文化差异。跨文化研究是基于跨文化心理学一种研究方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下，人们会有不一样的行为模式[14]。从各种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看，我们总结了跨文化研究的两种不同的呈现方式，一种是以带有不同文化的国家为分界线进行研究对象的比较[15]，另一种是以不同文化性质为分界线进行研究对象的比较[16]。国外的跨文化研究也有不同国家间的比较，如在日本学者Yamagishi信任研究中，进行过人际信任水平的日美对比，以及中日美三国对比。在日美人际信任对比的研究中发现，日本人的人际信任水平较美国更低[17]；而在中日美人际信任对比的研究中发现，中国人的人际信任水平较日、美都更低，并指出中国人虽然具有较高的人性观念，但由于中国社会具有较强的对家庭的依恋，而很难信任陌生人，使得中国人具有较低的人际信任感[18]。Chen等人（2013）对美韩两国的手机使用程度以及手机信息隐私关注度进行跨文化分析[19]；以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跨文化研究的文化因素的相关文献也有很多，如对美国（个人主义文化）和印度（集体主义文化）的工作嵌入度来预测流通量的情况进行跨文化分析[20]；另外对澳大利亚（个人主义文化）和印度（集体主义文化）的情绪智力、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进行跨文化分析，得出在集体主义文化（印度）下，情绪智力和心理健康的分数更高[21]。

再者国内也有一些关于人际信任的跨文化研究，为人际信任跨文化的研究打下基础。有研究在原本日、美人际信任差异研究的基础上，又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人的人际信任进行研究[18]，发现中国人的人际信任度相较于日本、美国更低，而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的人际信任水平比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的高，为人际信任的跨文化研究提供证据；而对中、日、英、德四国的大学生进行的人际信任跨文化研究，则发现四国之间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15]，这也说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跨文化背景下人际信任差异的研究方向具有较大的价值。并且国内的跨文化研究中也有专门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研究，有研究选取中国被试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研究[22]验证了Triandis的垂直理论，即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有其水平和垂直两个维度，并证明了Singelis等人编制的四维度态度问卷在中国实施需要一定修正，这使得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更加本土化；综合已有研究，研究者在目前为止对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跨文化信任尚未系统阐述，所以在跨文化背景下的人际信任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因此，本文将文化背景下的人际信任差异作为研究主题进行横断历史元分析。

横断历史元分析（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是一种特殊的元分析方法，是九十年代末Twenge教授提出的，是把现有的独立的各研究对象按照时间顺序连结起来，观察和分析研究数据的均值随年代变化的趋势或规律，即用于考察年代效应对元分析的影响。在提出这个方法之后，Twenge教授用该方法进行了相应的元分析。在国内，用该方法对国内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进行横断历史元分析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正在逐步下降，且在性别和生源地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9]，但该研究被试仅局限于国内的大学生群体中，而本研究将在横断研究元分析的方法的基础上，加入国外大学生被试的数据，先对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1967年至今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预测人际信任水平的发展趋势，再通过方差分析的方法探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际信任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判断文化因素的作用。最后通过亚组分析判断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际信任水平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此外，有关信任的测量问题中，测量信任的方法有很多：采用测量问卷测量和行为测量结果也可能存在差异。普遍信任水平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异与当前的主流观点[23]有很大出入，这是本研究所依赖的信任测量与已有跨文化研究所基于的测量所存在的不同之处，从而将进一步澄清与已有研究不一致的结果。

2 方法

2.1 文献检索

为了保证同质性，收集到的文献应包含以下条件：

（1）研究对象是在校大学生，被试群体一致；

（2）研究使用相同的测量方法（使用信任量表）；

（3）由于有的文献内数据并未标注年份，因此为了收集自人际信任研究开始起至今的数据，文献年份为1967-2017年。

（4）按照上述标准，在中国期刊网、维普资讯、万方数据库、优秀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和 SDOS/SDOL、JSTOR、Wiley等中外文数据库中，分别以“人际信任”“大学生”“跨文化研究”“横断历史元分析”“interpersonal trust”“college students”“cross-cultural”“ meta-analysis ”等中英文词汇进行匹配组成并列的题名、关键词和中文摘要的主题词搜索文献。

2.2 纳入与排除标准

根据收集到的文献进行筛选，筛选标准如下：

（1）测量人际信任水平的工具均为由美国心理学家Rotter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ITS），量表修订后所呈现的数据报告不予采用；

（2）文献中需包含横断历史研究所需数据，包括：样本量（N）、平均值（M）和标准差（SD），若有缺失，则该文献数据不予采用；

（3）若出现同一批数据重复出现，则以最早发表年份为准；

（4）由于本次研究所针对的是1967年至今的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数据，则若文献中有标注数据收集时间为该时限内，则可直接使用；若无标注数据收集时间，根据横断历史研究方法，则将论文发表年份往前推算两年，即为数据收集时间，再将不符合时限内的文献数据剔除[26]。经过筛选，调查样本为出版年份是1967-2017年的有关人际信任的文献共91篇，其中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文献72篇，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文献19篇。

2.3 研究程序

2.3.1 建立文献库

使用SPSS 16.0和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3.0建立文献数据库，包括中文文献数据库和英文文献数据库，一般文献理想样本量为70篇，并为每篇文献进行编码，每篇文献具有惟一确定的ID号，数据库内容应包括ID号和文献信息，如发表年份、作者姓名、标题等。

2.3.2 文献内容编码及检查

在每篇文献下整理出该文献所需要的数据，包括调查年份、被试类型、研究数据等。该项内容较为繁琐，但却最为重要；查实文献检索是否有遗漏，文献内容编码是否有错误，及时修改。

2.4 数据处理

先对文献情况进行描述性说明，绘制散点图及其可能的拟合曲线，再通过SPSS 16.0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考察人际信任水平与年代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后用方差分析，研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际信任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通过CMA3.0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际信任水平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3 结果

3.1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信任水平随年代的整体变化

3.1.1 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际信任水平随年代的整体变化

本次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元分析，对29140名被试的数据进行处理，通过对样本量的加权，得出加权后的人际信任得分总均值为74.72，标准差为8.76，如表1所示。

表 1 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人际信任水平描述性数据

Table 1 Collectivist Cultural Background - Descriptive Data on Interpersonal Trust Level

注：由于有些文献的标准差缺失，因此标准差数量与平均值数量不符，但以平均值数量为准，且不影响数据准确性。

为了了解集体主义文化下人际信任水平与年代的关系，我们制作了各年份的人际信任均值散点图，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人际信任均值斜率与0接近。

图 1 年代与人际信任均值散点图

Figure 1 Age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Mean Scatter Diagram

为了进一步确认人际信任水平的年代效应，进行了曲线估计，结果如表2，每个方程的p值均大于0.05，即没有方程适合表示年代与人际信任均值的关系，因此，集体主义下人际信任水平的年代效应并不显著。

表 2 年代与人际信任均值曲线估计

Table 2 Age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Mean Curve Estimation

3.1.2 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际信任水平随年代的整体变化

本次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元分析对21369名被试的数据进行处理，通过对样本量的加权，得出加权后的人际信任得分总均值为68.91，标准差为7.94，如表3所示。

表 3 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人际信任水平描述性数据

Table 3 Cultural Background of Individualism - Descriptive Data on Interpersonal Trust Level

注：由于有些文献的标准差缺失，因此标准差数量与平均值数量不符，但以平均值数量为准，且不影响数据准确性。

为了了解个人主义文化下人际信任水平与年代的关系，我们制作了各年份的人际信任均值散点图，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人际信任均值斜率与0接近。

图 2 年代与人际信任均值散点图

Figure 2 Age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Mean Scatter Diagram

为了进一步确认人际信任水平的年代效应，进行了曲线估计，结果如表4，每个方程的p值均大于0.05，即没有方程适合表示年代与人际信任均值的关系，因此，个人主义下人际信任水平的年代效应并不显著。

表 4 年代与人际信任均值曲线估计

Table 4 Age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Mean Curve Estimation

3.2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信任水平差异比较

从表5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人际信任均值高于个人主义文化下的均值，且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人际信任均值较个人主义文化下的更加稳定。

从图1和图2的散点图来看，虽然两种文化的人际信任水平均不存在年代效应，但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人际信任均值呈下降趋势，而个人主义文化下的人际信任均值呈上升趋势，而且个人主义文化下的人际信任均值上升趋势快于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下降趋势。

通过将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际信任分数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如表5所示，集体主义下人际信任均值为74.72，属于中等水平。而个人主义下人际信任均值为68.91，低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际信任均值。如表6独立样本T检验所示，Levene’s方差齐性检验的F值为9.89，所对应的显著性概率为0.002<0.05，因此两组别方差不齐性，选择第二行的t检验结果。t值是3.624，对应的显著性概率为0.001<0.05，因此说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下的人际信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即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际信任水平是显著高于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际信任水平的。

表 5 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人际信任水平组统计量

Table 5 Group Statistic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Level between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表 6 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人际信任水平独立样本T检验

Table 6 The Independent Sample Tes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Level between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3.3 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际信任水平的性别差异比较

经过统计，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72篇文献中，仅有53篇报告了性别子研究的数据，其中男性样本9076，女性样本11470。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19篇文献中，仅有12篇报告了性别子研究的数据，其中男性样本2917，女性样本3086。使用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3.0进行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效应量如表6所示。由于解释量百分比I2≥50，因此选择随机效应加权。如表显示，两种文化背景下的p值均显著，因此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际信任水平均存在男女差异。其中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的效应量在95%置信区间为0.193（<0.2），在个人主义文化下的效应量在95%置信区间为0.162（<0.2），效应量均为小效应量，即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际信任水平的男女存在差异，但差距并不大。

表 7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效应量

Table 7 Effects in Different Cultures

注：N=样本量；k=效应量的数量；Hedges’g（随机效应量）；CI=置信区间；Q=同质性统计量；I2=解释量百分比。

本研究的总平均效应由直观的森林图表示如图3，研究结果点估计值大小代表该研究在元分析中的权重，研究结果线宽表示其95%置信区间，如图展示了各个研究合并后的效应估计。

图 3 72份有效样本元分析表

Figure 3 72 Valid Sample Meta-Analysis Tables

4 讨论

4.1 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际信任水平的年代效应

4.1.1 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人际信任水平的年代效应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来看，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人际信任水平尽管呈现下降趋势，但并无曲线显著拟合，因此不存在年代效应。该结果与研究假设（人际信任发展水平趋于下降趋势）不符。辛自强教授在关于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的横断历史元分析中得出这样的结果：我国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在1998-2009年间显著降低[9]，该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不符，其可能原因如下：第一，样本年份区间不同。尽管本研究的设定样本区间为1967-2017年，但实际符合筛选标准的样本区间为2002-2017年，而辛自强教授的样本区间在1998-2009年间。第二，文献数量差异。辛自强教授选择的是1998-2009的53篇文献，被试数量24233人，而本研究选择的是2002-2017的72篇文献，被试数量29140人。由于被试数量的差异，也有可能带来结果的偏差。

根据该研究结果，其出现的可能原因如下：第一，有研究表明，在信任他人方面，青年人的分数会明显高于中年人和老年人，而在值得他人信任方面，青年人的分数会明显低于中年人和老年人[29]，因此各年龄层次的人际信任水平不同，互相中和，导致各年份的人际信任水平较为平均；第二，本研究所着眼于的人际信任水平主要是宏观上的整体分数，而没有深入至人际交往的各个阶段的信任分数，因此其是基于社会情景而产生的，有研究者总结了关于人际信任研究的社会情景视角，认为社会情景的变化和发展会对人际信任产生促进或造成破坏[30]，而由本研究中人际信任并没有产生明显变化的结果可以推出，社会情景并没有产生非常大的变化，因此这也可以成为出现该结果的原因之一。

4.1.2 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人际信任水平的年代效应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来看，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人际信任水平尽管呈现上升趋势，但并无曲线显著拟合，因此不存在年代效应。该结果与研究假设（人际信任发展水平趋于下降趋势）不符，并且缺乏国内外对于个人主义文化下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元分析研究。

根据该研究结果，其出现的可能原因是，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际信任水平类似，本研究所着眼于的人际信任水平，同样是基于社会情景而产生的[30]，而由本研究中人际信任并没有产生明显变化的结果可以推出，社会情景并没有产生非常大的变化，因此这也可以成为出现该结果的原因之一，只是两种人际信任水平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

4.2 人际信任水平的文化因素

从本研究的数据结果来看，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际信任水平是显著高于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际信任水平的，这也与本研究的研究假设相同。

我们都知道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信任水平会低于以美国为代表的个人主义文化，该结果也与本研究的结果不同，其原因可能如下：第一，使用的测量工具不同。在Yamagishi的研究中使用的测量工具为其自己编制的信任量表，而本研究所使用的是Rotter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第二，数据收集的时间不同。Yamagishi的研究是在20世纪末进行的，同时其在研究中也提到，由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变革和政策的变化，家族纽带关系已逐渐弱化，之后中国的人际信任发展会有新的转折点[18]；而本研究所搜集到的数据主要在21世纪，而且大部分数据来自中国，因此人际信任水平更高是有可能的，这一点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得到印证，研究发现在人际信任水平上，英国>中国≈日本>德国（中日得分无明显差异），分开来看，对于亲友的人际信任水平，其得分为英国>中国≈日本>德国，而对陌生人的人际信任水平，则呈现四国之间无明显差异的结果[15]，这一结果证明了中国的人际信任水平已经提高。

由此可知，得出本研究结果的原因可能如下：第一，由于中国经济的变革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人情和关系的纽带逐渐松动，人际信任水平逐渐提升，而中国是人际信任在集体主义文化下最大的数据来源，因此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人际信任水平会显著更高；第二，由于文献收集有限，集体主义文化下的文献时间均在21世纪的17年间，而个人主义文化下的文献时间大部分在20世纪60-70年代，因为对比时间不对称，而导致这个结果。

4.3 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际信任水平的性别差异

由统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中，或者是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中，信任水平均有显著差异，但差异较小。该结果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际信任水平在性别上均无显著差异的研究假设不相符。

有学者提出，信任水平不存在性别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在集体主义背景下，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渐平等，所处的社会环境、接受的教育水平也都相差无几[31]，而在个人主义背景下，男女的地位更是均等，因此两者的人际信任水平达到趋同。

5 结论

通过筛选1967-2017年的91篇有关人际信任的文献，以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际信任水平进行横断历史元分析表明：

（1）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际信任水平更高，个人主义文化下的人际信任水平较低；

（2）曲线估计结果显示没有方程适合表示年代与人际信任均值的关系，集体主义下人际信任水平的年代效应并不显著，因此两者均无年代效应；

（3）综合近十几年的人际信任的测量分数，得出人际信任水平的性别差异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和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有显著差异，但两者间效应量较小。

6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6.1 研究不足

本研究虽已尽可能地保证过程的规范性与科学性，但也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由于国外文献搜集的局限性，本研究的个人主义背景下的文献数量偏少，未能与集体主义背景下的文献数量持平，可能会导致数据结果有所偏差，但被试数量总体相差并不大；其次，由于收集到的这些文献开始研究的时间不同，并且本研究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文献年份不太均衡，也可能会导致对比文化因素影响的数据结果。最后，由于中国规范的心理学研究开始比较晚，人际信任跨文化问题开始系统研究的时间也比较滞后，因为本研究难以像国外的一些横断历史研究那样更严格的标准筛选出更多规范的文献。并且在Rotter的一般信任量表中关于生熟人的信任分数，本研究中的数据较为极端，无法提供关于特殊信任因子和一般信任因子的分析。

6.2 对未来研究的改进与展望

在本次元分析横断历史研究中，我们发现以下问题可以在未来研究中继续完善：

（1）有效变量的增加。虽然收集文献数量较多，但是可以有效的提取出适合研究的变量过于单薄。为了是今后这方面研究更加丰富，未来研究可以更多地提取出新的变量，比如地域之间人际信任水平差异的分析、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人际信任水平差异的分析等，从而更加丰富研究的内容。

（2）应更多关注大学生群体的研究。我们发现目前针对大学生群体的跨文化差异研究还比较少。然而大学生群体中信任问题并不罕见，如[9]对国内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进行横断历史元分析，但是在跨文化背景的因素下进行深入与详尽的研究还比较少，这个问题值得在未来的研究中给予更多关注。

（3）数据的分析方法，在进行本研究时遇到增加调节变量文献数量过少的情况，今后研究中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一方面，数量过少不能得出足够有效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及制作图表时，可以做高阶统计分析做简单的相关图形；另一方面，可以在研究已有变量的基础上，分析其变量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等效应。

（4）文献的收集。未来研究，应该尽可能地搜集更多的文献，尤其是外文文献，扩大研究数据，增加研究结果的准确度；这需要将来进一步收集和整理研究。

（5）关于人际信任水平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变化的影响因素，还可以针对不同的信任对象的差异进行深入的研究，如对陌生人的人际信任和对熟人的人际信任的元分析，这样可以增加对人际信任维度的元分析，使人类的人际信任更加立体化。

（6）数据的收集。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对有提到特殊信任因子和一般信任因子的文献应更加关注，避免出现极端数据导致可供分析的数据数量太少，可以为研究结论的证实提供更多的依据。

基金项目

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君子和而不同——南北方信任差异的跨文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15BSH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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