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Journal Platform

1 引言

民粹主义（populism，narodnichestvo）是将社会分为“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两个对立阵营，并将人民普遍意愿置于一切事物之上的意识形态[1]。民粹运动始于1874年的俄国，大学生在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倡导下，从城市前往农村，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反抗沙皇统治，以彻底变革的方式改变旧社会秩序。

政治学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思潮、一种社会运动、一种政治策略”[2]，作为社会思潮，其突出特征为极端平民化倾向，民粹者认为民众拥有最伟大、最根本的智慧，权力应由全民直接享有，如俄国民粹派“农民才具有对俄国历史承前启后的伟大智慧及最优良的道德”的指导思想，建立“村社制”反对代议制民主；作为政治运动，其表现出团结民众的态势，在依靠群众开展民粹运动的同时批判社会精英，如庇隆在分发资金给穷人的同时向工业家、社会精英施加压力；作为政治策略，其表现为政治家通过发动群众进行公投，或激起对传统政治精英仇视的方式达成政治目的，如休伊·朗通过反对将财富集中于精英手中、反对地位不平等的方式吸引民众支持[3]，乔治·华莱士通过支持种族隔离、反对黑人公民权利获得南方乡村白人选民支持[4]。政治学解释优势在于能够解释大多数民粹运动，但仅能从不同侧面观察民粹主义，将其具体表现形式进行分类，欠缺对民粹主义本质的探索。

特征论认为民粹特征包括：反对代议制政治、利用中心地区辨识敌我；缺乏核心价值、产生于对重大危机的反应、矛盾性与自我局限性、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5]。民粹运动具有不同表现形式，但以特征论界定民粹主义导致理论边界不清，使得许多其他群众运动也被纳入民粹主义范畴，易带来定义滥用等问题，且无法解释现实中新兴民粹运动产生机制。

由于民粹主义没有确定定义和清晰边界，故俄国民粹派以来，美国人民党、拉美民粹政治、加拿大“社会信用党”、欧洲新民粹主义、特朗普总统都被认为是民粹实例；在研究领域方面，涉及网民舆论的网络民粹主义、涉及媒体介入司法审判的司法民粹主义、民族民粹主义等研究都使用民粹主义概念，或对定义避而不谈，且该类研究大多采取历史事件研究或传记学研究方式，通过分析典型表现和案例的方法勾勒民粹主义理论，但由于受时代、文化背景的差异影响，只能构建局限于当前案例的理论，无法对民粹主义核心进行挖掘和研究。

保罗·塔格特认为“每次民粹运动都具有自成一派的信条……它没有具体明确的特征，本质便是易变的、矛盾的”。“民粹研究缺少一个一般理论框架作为支撑”[6]；“新的民粹研究者往往从零开始、没有建立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而有一定研究的学者则局限于舒适地带，没有将自己的研究与其他领域研究结合起来”[7]。可见民粹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对民粹主义矛盾性的分析，解释民粹运动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原因，以及多学科统合建立民粹主义一般理论框架。故本研究分析民粹主义矛盾性，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心理学微观视角，分析个体在民粹运动中的作用，尝试突破民粹案例分析的研究思路。

2 对民粹主义矛盾性的分析

民粹主义没有一个一般理论框架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矛盾性，矛盾性主要包括根本力量、对传统官僚态度、理想与实际政策三方面。

人民（或民众、平民、大众等）是民粹运动依靠的根本力量，精英主义认为人民与精英对立，社会精英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优异才能（道德、悟性等），人民则没有优异才能[8]；勒庞认为只要是加入群体运动的个体，都可被视为人民，不论其阶级、道德、智力水平，只要该个体加入群体运动，他就变得不受理智约束、行事极端[9]。不同民粹运动对人民有不同界定，例如俄国民粹运动中，人民群体以农民为主；而美国人民党将工人作为人民的主体；乔治·华莱士依靠乡村白人群体获得支持。可见，处于民粹主义力量根本地位的人民群体界定不同，农民、工人、白人、网民（网络民粹主义）等都曾担当“人民”的重任，在民粹运动中，似乎除了少数精英之外，其他群体都曾被当作根本力量来团结利用。这便是民粹主义第一个矛盾性：根本力量不确定，不同民粹主义团结不同群体的力量，而泛泛的谈“除精英外一切群体”又会把大多数意识形态变革都囊括在内(a)。

民粹主义提倡全民议政、全民公投，反对传统官僚。民粹者眼中由选拔产生的代表、官僚都是死板的、不能代表民众意愿，所以民粹者不相信官僚；而民粹运动想要快速扩大影响力，则需组成政党或组织，需要官僚进行管理，这便是民粹主义的第二个矛盾之处：其发展需要官僚协助，而自身又反对官僚。对此存在两种方案，其一是领袖对一切事务进行决策，而当领袖无暇对所有问题进行判断时，则由其他民粹者以领袖的意志进行决策；其二是重大决议依靠全民公投，其他事务由传统官僚完成（如现代欧洲民粹主义）。前者更激进和极端，由于领袖及其意志被神化，在民粹者执行中可能忽视理性因素，从而采取极端手段；后者更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国家，在大国中则因传统官僚组织势力无法控制，导致被传统官僚组织同化。该矛盾令民粹运动表现形式存在巨大差异，激进派往往与恐怖活动相关，例如俄国民粹派针对政治精英和沙皇的刺杀活动；保守派则仅要求政府在政策上做出让步。

民粹运动提倡为人民谋福利，“均贫富、生而平等”是民粹者常使用的口号。民粹运动兴起的导火索往往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民粹领袖便可通过抨击现有体制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获得人民支持，而民粹运动打倒现有体制后存在两条道路，其一是继续实现“均贫富”等理想；其二是在现实中为实现初始目标克服阻力。前者表现为民粹运动确立政权后实行高福利方案，通过一系列政策打压精英，把社会财富更多的分给底层人民，例如目前拉美国家受民粹影响的“高福利陷阱”；后者在实践中则表现为民粹组织被同化解散（美国人民党）。均贫富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也使民粹主义难作为独立意识形态存在。

由于其矛盾性，故做出清晰定义困难重重。宏观视角只能从一个角度分析民粹主义，将民粹运动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看待，忽略个体因素对民粹运动的影响，无法深究民粹主义本质，而个体作为民粹运动的基本构成分子，其地位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心理学角度对民粹主义进行解析，聚焦个体对于民粹运动的影响，可以回避民粹运动表现出的矛盾性，从民粹者个体角度入手，研究民粹者在民粹运动中心理过程以及关注卡里斯玛式领袖的方法分析民粹主义，为民粹主义研究提供新思路。

3 民粹主义心理学视角分析

3.1 民粹者个体分析

3.1.1 个体特质

对美国大选的调查研究发现，白人群体、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的选民更支持民粹领袖特朗普[11]；对英德两国竞选过程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发现，民粹倾向较高的个体以男性为主、教育水平较低［12］。由于民粹主义矛盾性，不同民粹运动受不同群体的支持，所以对人口学变量的研究仅停留在描述层面。

个体民粹倾向受遗传、童年性格与人格影响。同卵双胞胎社会政治态度比异卵双胞胎更相似[13]。研究者控制20年内影响人格和政治取向的因素后发现，被老师描述为精力充沛、活跃、冲动的学龄前儿童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而优柔寡断、保守者则更多的表现出保守主义倾向[14]。根据Bem的性别角色理论[15]、利用荷兰社会科学纵向互联网小组对4328名荷兰居民的调查研究发现，男性特征居民更倾向于支持激进右翼民粹运动，而女性特征居民未表现出对该党派的明确支持或反对[16]。研究者普遍认为大五人格理论对于预测个体政治行为具有重要作用［17］，或通过影响个体政治态度间接影响个体政治行为。高开放性个体更能接受多元文化以及移民，不易产生民粹思想；高尽责性个体可能会由于倾向保守主义而对移民持批评态度，表现出右翼民粹思想；外向性与政治态度不存在显著相关，但在对facebook上存在右翼民粹倾向青少年的问卷研究发现，其外向性得分较高；在控制其他人格特质、人口学和意识形态等变量后发现，低宜人性个体对外群体偏见更强、态度更差、倾向于反对现有体制，而这正是民粹态度形成的基本条件；高神经质个体更易愤怒，而后文提及情绪情感因素中愤怒对民粹态度会产生显著预测作用，故高神经质个体更倾向于支持民粹运动。英国和德国选举中同时考察民粹态度较高选民的五维度后发现，德国民粹态度较高的选民宜人性、神经质显著高于普通选民，但其他维度未出现显著差异，且英德两国在五维度和民粹态度关系方面也存在区别。可见，通过大五人格量表对民粹主义进行研究的结论目前存在争议，不同维度对个体民粹态度的影响尚无定论，这可能是因为民粹思维同时存在于政治左翼与政治右翼中，所以人格特质截然相反、不同政治阵营的个体可能同样具有民粹倾向。

3.1.2 情绪情感

各地政治家通过不同情绪诱导方式（重复口号、夸张的身体动作等），将民众情绪与自己的政治目标相联系以获得选民支持，例如将恐惧、愤怒通过暗示与白人、精英、殖民者的形象联系起来，再将自己处于对立面。在对厄瓜多尔民粹政治演讲者采访、政治录音40多次分析研究以及对官员的长期陪同观察研究后发现，官员在竞选演讲过程中通过与其他组织、选民建立情感关系，进而形成政治共同体的方式获得选民和组织的支持，例如将愤怒与白人形象关联，而将自己置于其对立面，以自身代表的爱与白人代表的恨的对立作为建立民众支持的基础[27]。

愤怒、恐惧、羞怯、相对剥夺感等情绪情感因素对民粹态度、民粹运动的产生起到重要作用。民粹态度往往与愤怒相关，民粹运动大多由民众对现实巨大危机的反应而产生，而民众对危机的反应往往表现为愤怒[28]。对西班牙公民连续3年调查发现，人们对经济危机表达的愤怒水平始终与个体、时间上的民粹态度变化一致，而恐惧与民粹态度变化不存在相关[29]。对95名美国共和党全代会示威者研究发现，示威者对愤怒的主观感受度高，且认为自己的愤怒（个体愤怒）可以代表大多数美国人的愤怒（群体愤怒），而愤怒又通过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影响个体民粹态度[30]。

相对剥夺感是指与参照群体相比，个体或群体对自身不利地位的感知[31]。愤怒情绪唤醒在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中起到动机作用[32]，相对剥夺感对个体的创新和反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且影响社会适应方式[33]，反叛使个体思想和行为极化，如通过暴力革命改变现状，或导致群体认同水平与群体归属感的增强[34]。羞怯与偏执可以正向预测相对剥夺感，这是由于个体的羞怯和偏执水平越高，就越倾向于进行社会比较，从而提升相对剥夺感水平[35]。对407名美国选民调查研究发现相对剥夺感显著预测个体对民粹领袖特朗普的支持[36]。

3.1.3 认知特点

民粹者以平民为主，而平民一旦成为民粹者，其认知就会逐渐表现出绝对二元对立思维和极化决策的特征。

主流观点认为民粹思想与摩尼教根本教义——二宗三际论[37]有共通之处，即绝对二元对立思维。该思维将事物区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如善与恶、危险与安全、光明与黑暗，二者对立、非此即彼，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民粹主义者认为政治生活就是善良的人民和邪恶的政治精英之间的敌对，且这种关系没有缓冲，只能通过极端手段改变当前政治体制、打倒政治精英[2]，而该思维与仇恨情感相伴。目前该领域实证研究较少，对其内在机制的研究也较少，故无法通过该角度对民粹主义进行解释。

决策双加工理论认为个体进行决策时同时使用理性推理系统和情感直觉系统处理信息，理性推理加工需意识控制、速度较慢，而情感直觉加工无需意识控制，速度较快［40］。而后续研究发现，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可能还存在第三系统——政党认同系统，该系统使个体以所处政党的角度对问题进行决策，政党认同系统对个体的生活态度、政治决策等具有重要影响[41]，个体理性推理、情感直觉系统在进行政治决策时仅作为一个弱的过滤器使用，而将政治信息过滤后交给政党认同系统处理[42]。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没有民粹思想的个体也会加入民粹阵营的原因：他们身处的组织、政党或社区存在民粹思想，而该个体又认同该组织，在进行决策时便具有该组织的民粹特征，而情绪和理性因素在其中仅作为过滤器存在，对个体决策影响较弱。

从风险决策角度来看，全球化、种族歧视等问题都对原住民产生了威胁。全球化给原住民带来了大量文化、生活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民粹运动是一种反全球化运动，其目的是还原原住民生存环境，规避巨变所带来的风险，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43]。民粹运动采取的极端手段使得开展运动成为一个高风险选择，研究证明风险规避型选民不喜欢民粹主义。在英国脱欧事件中对7003名英国公民调查研究发现，风险偏好者对民粹主义和全球化都持有积极态度。风险偏好对个体影响截然不同的原因是由于民粹主义和全球化都是对生活环境的一种极端的改变，前者完全改变现有制度，后者增加大量陌生人和事物；倾向于风险规避的个体由于不想承担民粹主义所带来的剧烈变化而反对民粹，倾向于风险偏好的个体既愿意看到现有体制的改变，又希望全球化为自己带来新鲜感，故对民粹主义和全球化都持积极态度。

3.2 民粹领袖分析

民粹领袖对民粹运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认为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由魅力所构成的纽带是民粹运动维持的核心[47]。“民粹运动中，人民的力量必须依赖一位超凡魅力领袖的引导”[48]，超凡魅力领袖又称卡里斯玛式领袖。对45名民粹组织领袖的研究发现，不是所有民粹领袖都具有高魅力，这驳斥了魅力型领袖是民粹运动核心要素的说法；但高领袖魅力与民粹运动成功之间存在高相关，民粹领袖魅力水平可以作为民粹运动整体成功最重要的预测指标[49]。对魅力型领袖研究发现，三个民粹党中111名民选代表和普通党员看来，领袖拥有使命，应受追随者无条件拥戴，而这种拥戴建立在领袖的魅力和权威之上。魅力型领袖从民粹党中退出（或死亡）时，该党迅速分崩离析（Bossi的北方联盟党），而权威型领袖（即传统领袖）的退出不会对党派的稳定起到巨大冲击［50］。

75名美国选举专家在大选后通过大五人格和Dirty Dozen量表评估特朗普和希拉里的人格特质及民粹言论程度。结果显示特朗普外向性、神经质显著高于希拉里，尽责性、宜人性显著低于希拉里，开放性为一般水平；特朗普自恋、精神病态和马基雅维利主义水平显著高于希拉里，且均显著高于常模。在民粹言论方面，专家认为特朗普的言论在引导民众的恐惧，表达出强烈负面情绪[51]，由此可见引导民众的恐惧和反精英思想可能是特朗普使用的民粹政治手段之一。特朗普当选可能还由于领导力较低，以往研究认为领袖的领导力是组织命运决定因素，而调查选民对特朗普的态度后发现，选民普遍认为特朗普领导力、能力都不及希拉里，选民为何要选择一位无能领袖？部分研究归因于选民的无知[52]，也有研究认为选民正是被特朗普领导力较低的特质所吸引，认为无能领袖虽带来较少福利，但政治背叛也更少，所以厌恶政治背叛的选民更倾向于选择无能领袖[11]。

3.3 民粹运动理论解释

马库斯情感智能理论从情绪情感角度入手，认为个体有两个情感子系统：性格系统负责处理习惯的事物和曾运用过的策略；监视系统负责识别新环境，处理新信息。个体情绪作用于监视系统，有助于控制其对政治习惯的依赖，或对新政治信息的思考和关注。该理论认为对党内候选人感到焦虑的选民不会盲目地依赖自身的党派偏见，而是会理智地思考候选人的竞选过程及个性等因素后综合决定[53]，故虽然民粹运动不属于传统西方政党政治体系，但仍然会有原本是传统党派的个体支持民粹主义(b)。该理论认为情绪包含热情和焦虑两个维度（或三维度，热情、厌恶和焦虑），愤怒和恐惧等在民粹运动中产生的消极情绪往往同时发生，而愤怒情绪导致个体倾向于参加民粹运动，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在面对危机事件时愤怒、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反应较低，故更不易参与民粹运动，可作为该理论有力证明。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严重经济危机会导致群体失去自尊和心理授权感，使群体采取否认、投射等防御机制来保护自己免受负面情绪伤害[56]，可解释民粹运动动力机制，民粹思想由个体对困境的不适应引起，相似个体团结在一起采取否认（推翻现有体制）或投射（将自己对现状的不满投射到他人身上，进而认为所有人都对现状不满）等防御机制，在有政治目的的政客鼓动下（或仅民众自发）产生民粹运动。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民粹主义的产生是防御机制的过度运用导致的，应采取解决弱势群体情感需求、帮助缺乏社会情感家庭支持个体的方法控制民粹潮流[57]。

以上理论从不同侧面对民粹运动进行解释，但民粹本身的矛盾性使得目前民粹主义理论解释过分关注民粹运动表现的不同侧面，仍未建立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框架。

4 展望

本文以心理学视角综述民粹主义实证研究，通过心理学微观视角观察民粹者与领袖，从人格、情绪、决策等方面对民粹主义进行分析，为后续心理学角度介入民粹研究打下基础。

综上，民粹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存在本质区别，它没有明确目的和理想，常作为其他意识形态的工具使用。民粹运动以民粹主义作为动力学因素、以其他意识形态的目的和理想作为运动目标，往往可以取得运动的成功（即政治目标的实现），民粹运动若不结合其他意识形态（例如环保主义、女权主义等）目的和理想，则会在短时间内以民粹党解散或失去民众支持为表现瓦解；其他意识形态的运动如不以民粹作为动力，则难以扩大影响力，或发展速度不及结合民粹主义迅猛。故本文提出民粹动力观点，即民粹主义并非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作为政治运动的动力学因素存在。政治运动如在一定程度上结合民粹动力，则其发展速度和规模均会提升，而不结合其他意识形态的民粹运动均会在短期内因目的和理想的缺失解散、或寻找其他意识形态进行结合。

部分实证研究表明自恋也可以作为民粹态度的预测因子，自恋显著影响个体民粹倾向[36]，但针对该因素实证研究较少，且未能在结论上达成一致，未来研究应关注自恋在民粹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通过个体心理学角度分析民粹主义与民粹者，且主要探讨个体因素在民粹运动中的作用，未能涉及群体心理学内容，民粹运动作为群体运动的一种，群体心理学更能解释其动力机制，在未来研究中，应通过群体心理学视角审视民粹运动，进一步探索民粹运动产生的本质、动力因素等；本文虽通过心理学视角对民粹主义实证研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民粹动力理论，但该理论证据较少，仍无法解决目前民粹主义定义不清、理论不明的问题，后续研究应借鉴心理学理论的提出路径，构建心理学视角下的民粹主义理论。

基金项目

本研究为2018年度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一般课题“极端主义的群体心理学研究”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8SFB2014;本研究得到“中国政法大学交叉学科培育与建设计划——法证心理学”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Mudde C，Kaltwasser C R．Populism：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https://doi.org/10.1093/actrade/9780190234874.001.0001

[2]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J］．战略与管理，1997（1）：88-96．

[3] Mckenna G．American Populism［M］．［S．l．］：Putnam，1974：182．

[4] Braden W．The Oral Tradition in the South［M］．Baton Rouy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3：105．

[5] 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6] Allcock J B．Populism'：A Brief Biography［J］．Sociology，1971，5：371-387．https://doi.org/10.1177/003803857100500305

[7] Mudde C，Rovira K C．Studying Popu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Reflections on the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J］．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18，51（13）：1667-1693．

https://doi.org/10.1177/0010414018789490

[8]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6．

[9]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吕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10]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2：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和政治心理学研究［M］．王媛，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

[11] Tella R D，Rotemberg J J．Populism and the return of the “Paranoid Style”：Some evidence and a simple model of demand for incompetence as insurance against elite betrayal［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8，46（4）：988-1005．https://doi.org/10.1016/j.jce.2018.03.001

[12] Fatke M．The personality of populists：How the Big Five traits relate to populist attitudes［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9，139：138-151．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8.11.018

[13] Alford J R，Carolyn L F，Hibbing J R．Are Political Orientations Genetically Transmitted［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5，99：153-167．https://doi.org/10.1017/S0003055405051579

[14] Jost J T．The end of the end of ideology［J］．American Psychologist，2006，61（7）：651-670．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61.7.651

[15] Bem S L．The measurement of psychological androgyny［J］．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1974，42：155-162．

https://doi.org/10.1037/h0036215

[16] Coffé H．Gender，gendere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radical right populist voting［J］．Politics，2019，39（2）：170-185．

https://doi.org/10.1177/0263395717745476

[17] Jost J T，Federico C M，Napier J L．Political Ideology：Its Structure，Functions，and Elective Affinities［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9，60：307-337．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60.110707.163600

[18] Gerber A S，Huber G A，Doherty D，et al．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in the Political Arena［J］．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11，14：265-287．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olisci-051010-111659

[19] Mondak J J．Personalit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behavior［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761515

[20] Gallego A，Oberski D．Personal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The mediation hypothesis［J］．Political Behavior，2012，34：425-451．

https://doi.org/10.1007/s11109-011-9168-7

[21] Landwehr C，Steiner N D．Where democrats disagree：citizens' normative conceptions of democracy［J］．Political Studies，2017，65：786-804．

https://doi.org/10.1177/0032321717715398

[22] Gallego A，Pardos-Prado S．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nts［J］．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2014，40：79-99．https://doi.org/10.1080/1369183X.2013.826131

[23] Gerber A S，Huber G A，Doherty D，et al．Personality and political attitudes：Relationships across issue domains and political contexts［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0，104：111-133．

https://doi.org/10.1017/S0003055410000031

[24] Heiss R，Matthes J．Who 'likes' populists Characteristics of adolescents following right-wing populist actors on Facebook［J］．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7，20：1408-1424．

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17.1328524

[25] Bakker B N，Klemmensen R，Norgaard A S，et al．Stay loyal or exit the party? How openness to experience and extroversion explain vote switching［J］．Political Psychology，2016，37：419-429．https://doi.org/10.1111/pops.12257

[26] Rico G，Guinjoan M，Anduiza E．Flank attacks：Populism and left-right radicalism in Western Europe［J］．Party Politics，2017，23：193-204．

https://doi.org/10.1177/1354068815596514

[27] Schurr C．Towards an emotional electoral geography：The performativity of emotions in electoral campaigning in Ecuador［J］．Geoforum，2013，49：114-126．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13.05.008

[28] 维雷娜·卡斯特．怒气与攻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9] Rico G，Guinjoan M，Anduiza E．The Emotional Underpinnings of Populism：How Anger and Fear Affect Populist Attitudes［J］．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7，23（4）：444-461．https://doi.org/10.1111/spsr.12261

[30] Gaffney A M，Hackett J D，Rast D E，et al．The State of American Protest：Shared Anger and Populism［J］．Analyses of Social Issues and Public Policy，2018，18（1）：11-33．https://doi.org/10.1111/asap.12145

[31] 张书维，王二平，周洁．相对剥夺与相对满意：群体性事件的动因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0，7（03）：95-102．

[32] Van Zomeren M，Spears R，Fischer A H，et al．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Explaining collective action tendencies through group-based anger and group efficacy［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4，87：649-664．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7.5.649

[33] 马皑．相对剥夺感与社会适应方式：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J］．心理学报，2012，44（3）：377-387．

[34] B V G，J B T，Snipes J B．Theoretical Criminology［M］．Beijing：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 Science and Law Press，2005：168-180．

[35] 赵锦哲，王莹，李驰宇，等．羞怯对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偏执和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9（3）：591-594．

[36] Marchlewska M，Cichocka A，Panayiotou O，et al．Populism as Identity Politics［J］．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2017，9（2）：151-162．https://doi.org/10.1177/1948550617732393

[37] 夏金华．中古时期三夷教的消亡与外来宗教中国化的路径选择［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1）：117-123．

[38] Mudde C．The Populist Zeitgeist［J］．Govemment & Opposition，2004，39：541-563．https://doi.org/10.1111/j.1477-7053.2004.00135.x

[39] 小拉什·多兹尔．仇恨的本质［M］．王江，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40] Evans J S B T．In two minds：dual-process accounts of reasoning［J］．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2003，7（10）：454-459．

https://doi.org/10.1016/j.tics.2003.08.012

[41] Chen S Y，Urminsky O．The role of causal beliefs in political identity and voting［J］．Cognition，2019，188：27-38．

https://doi.org/10.1016/j.cognition.2019.01.003

[42] Sloman S A，Rabb N．Thought as a determinant of political opinion［J］．Cognition，2019，188：1-7．https://doi.org/10.1016/j.cognition.2019.02.014

[43] Zaslove A．Exclusion，Community，and a Populist Political Economy：The Radical Right as an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J］．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2008，6（2）：169-189．

https://doi.org/10.1057/palgrave.cep.6110126

[44] Mughan A，Bean C，Mcallister I．Economic globalization，job insecurity and the populist reaction［J］．Electoral Studies，2003，22（4）：617-633．

https://doi.org/10.1016/S0261-3794(02)00047-1

[45] Eckles D L，Kam C D，Maestas C L，et al．Risk Attitudes and the Incumbency Advantage［J］．Political Behavior，2014，36（4）：731-749．https://doi.org/10.1007/s11109-013-9258-9

[46] Steenbergen M R，Siczek T．Better the devil you know? Risk-taking，globalization and populism in Great Britain［J］．European Union Politics，2017，18（1）：119-136．https://doi.org/10.1177/1465116516681858

[47] Albertazzi D，Mcdonnell D．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

[48] Meny Y，Surel Y．The Constitutive Ambiguity of Populism［J］．Democracies and the Populist Challenge，2002：1-21．

https://doi.org/10.1057/9781403920072_1

[49] Pappas T S．Are Populist Leaders “Charismatic”? The Evidence from Europe［J］．Constellations，2016，23（3）：378-390．

https://doi.org/10.1111/1467-8675.12233

[50] Mcdonnell D．Populist Leaders and Coterie Charisma［J］．Political Studies，2015，64（3）：719-733．https://doi.org/10.1111/1467-9248.12195

[51] Nai A，Maier J．Perceived personality and campaign style of Hillary Clinton and Donald Trump［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8，121：80-83．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7.09.020

[52] Nichols T．How America Lost Faith in Expertise［J］．Foreign Affairs，2017，96：60-74．

[53] Marcus G E，Mackuen M，Neuman W R．Parsimony and Complexity：Developing and Testing Theories of Affective Intelligence［J］．Political Psychology，2011，32（2）：323-336．

https://doi.org/10.1111/j.1467-9221.2010.00806.x

[54] Marcus G E，Neuman W R，Mackuen M．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Judgment［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55] Neuman W R，Marcus G E，Mackuen M B．Hardwired for News：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Attention［J］．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2018，62（4）：614-635．

https://doi.org/10.1080/08838151.2018.1523169

[56] Hoffman L．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s on Populism［J］．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2018，54：266-289．

https://doi.org/10.1080/00107530.2018.1458347

[57] Slade A．Reflective Parenting Programs：Theory and Development［J］．Psychoanalytic Inquiry，2007，26（4）：640-657．

https://doi.org/10.1080/07351690701310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