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应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梅州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跨乡镇街道外出流动半年及以上,留在原籍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0~17岁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则是指留守儿童中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的儿童(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2023)。以往研究没有严格区分留守儿童户籍地是农村还是城镇。但是,农村留守儿童面临更严峻的结构性劣势,如经济资源匮乏、社会支持薄弱、监护模式单一,且现有城镇研究结论对其不适用,需针对性探讨其健康成长的独特机制,尤其是亲子互动模式对青少年积极发展的作用路径。
农村留守儿童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既特殊又弱势的群体,我国当前有4177万的农村留守儿童(国家统计局,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人口基金,2023)。该群体的积极发展程度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农村留守儿童发展存在哪些问题”:如孤独感(任玉嘉,李梦龙,孙华,2020)、焦虑与友谊质量(朱丽娟 等,2020),情感忽视与游戏成瘾(杨邦林,黄瑾,2020)等负性情绪带来的困境;也包括亲子分离带来的劣势(刘金华,吴茜,秦陈荣,2020;缪丽珺 等,2020);较少从亲子互动模式去探讨积极发展的内在机制。本研究聚焦亲子互动与积极发展的关系,并检验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以期为更好地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亲子互动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载体。根据依恋理论(Bowlby J,1982),稳定的亲子互动能提供安全基地,促进儿童探索行为。对留守儿童而言,亲子互动呈现时空分离与媒介化特征(宁宁,周正,2022),甚至是“爱而不亲”的模式(肖莉娜,2022)。研究表明,高质量的远程互动,如视频通话中的情感表达可部分弥补面对面互动的缺失(Rodosky S E et al.,2023),但低频或工具性互动如仅询问学业可能加剧情感疏离(Duineveld J J et al.,2017)。这种差异提示需细化亲子互动的质量维度,而非仅关注频率。
青少年具有积极的内在力量,可以促进他们自身的成长和自我实现,预防、减少不良的发展结果,是将负向的视角转变为关注并发展青少年发展潜力和资源的视角(Shek D T et al.,2019)。这一积极发展视角在亲子互动研究中得到充分验证:实证研究表明,高质量的亲子互动能激活青少年的内在发展资源,进而转化为适应行为(Zhou et al.,2024)。
自我概念作为个体对自我的认知评价,在家庭环境与儿童发展中起桥梁作用。社会比较理论(Festinger L,1954)指出,留守儿童可能因与父母分离产生“被抛弃”的自我表征(Kumari V,2020)。实证研究发现,亲子互动通过影响自我概念(如学业自我效能感、社交自我价值感),进而预测适应行为(Bureau J F,Deneault A A,&Yurkowski K,2020)。然而,现有中介模型多基于西方样本,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面临城乡身份认同冲突(范兴华 等,2023),其自我概念可能更具情境敏感性,需本土化验证。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设:
H1:农村留守儿童亲子互动正向预测其积极发展水平;
H2:自我概念在二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0%以上效应量阈值(Preacher K J & Hayes A F,2008)。
选取梅州市2所农村小学三至六年级学生作为研究被试,共发放问卷1400份。问卷当场收回,经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1382分,有效率为98.71%。其中留守儿童463名。
该问卷来自2014—2015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项目的学生问卷,选取其中亲子互动因子作为自变量。问卷共包含11个条目。分为父子交流、母子交流和亲子活动三个维度。所有条目均采用正向计分,将各条目得分加总后求平均分,分数越高表明总体亲子互动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显示出良好的信度。
自我概念量表取自儿童少年生活质量量表(吴汉荣,刘普林,蒙衡,2006)的其中一个维度。一共4个条目,采用4点计分。所有条目均为正向计分,总分越高,总体自我概念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5,表明信度良好。
极简版5Cs积极青少年发展量表(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very short from,PYD-VSF)(黄柳玥 等,2022),PYD-VSF中文版一共有16条目,采用5点计分,分为能力、自信、品格、关爱、人际五个维度。所有条目均为正向计分,加总后求平均分,分数越高,总体PYD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5,信度表现良好。
采用SPSS 25.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运用SPSS中PROCESS宏插件的Model 4 检验农村留守儿童自我概念在亲子互动和积极发展之间的中介作用,并通过Bootstrap方法估计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样本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23.05%,远低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为了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的现状,以性别和年龄为自变量,以积极发展总分及其五个维度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
表 1 积极发展总分(PYD)及其五个维度在性别上的独立样本t检验
Table 1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s of PYD and five dimensions by gender
项目 | 性别 | 个案数 | 平均值 | 标准差 | t | p |
能力 | 男 | 236 | 3.41 | 0.86 | 4.445 | <0.000 |
女 | 227 | 3.06 | 0.85 | |||
自信 | 男 | 236 | 3.60 | 0.92 | 1.893 | 0.059 |
女 | 227 | 3.44 | 0.95 | |||
品格 | 男 | 236 | 3.40 | 0.85 | 0.75 | 0.454 |
女 | 227 | 3.35 | 0.79 | |||
关爱 | 男 | 236 | 3.33 | 0.91 | -1.796 | 0.073 |
女 | 227 | 3.48 | 0.86 | |||
人际 | 男 | 236 | 3.38 | 0.83 | 2.409 | 0.016 |
女 | 227 | 3.19 | 0.87 | |||
PYD | 男 | 236 | 3.42 | 0.61 | 2.182 | 0.030 |
女 | 227 | 3.29 | 0.64 |
由表1可知,积极发展总分、能力和人际维度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自信维度呈现边缘显著差异,且均为男生表现更优;关爱维度呈现边缘显著差异,女生表现优于男生;品格维度性别差异不显著。
表 2 不同年龄的留守儿童在积极发展总分(PYD)及其五个维度上的差异比较
Table 2 Age differences in PYD and five dimensions by left-behind children
年级 | 个案数 | 能力 | 自信 | 品格 | 关爱 | 人际 | PYD |
三 | 111 | 3.47±0.82 | 3.71±0.86 | 3.53±0.82 | 3.56±0.83 | 3.55±0.82 | 3.56±0.61 |
四 | 119 | 3.16±0.93 | 3.37±0.97 | 3.31±0.89 | 3.39±0.95 | 3.12±0.87 | 3.26±0.70 |
五 | 101 | 3.22±0.84 | 3.52±0.97 | 3.41±0.82 | 3.40±0.94 | 3.30±0.82 | 3.37±0.58 |
六 | 132 | 3.12±0.85 | 3.50±0.92 | 3.28±0.75 | 3.27±0.82 | 3.20±0.84 | 3.27±0.58 |
F值 | 3.847 | 2.674 | 2.229 | 2.131 | 5.480 | 5.873 | |
P | 0.010 | 0.047 | 0.084 | 0.096 | 0.001 | 0.001 |
结果如表2所示,除了品格和关爱维度,积极发展总分(PYD)及能力、自信和人际三个维度得分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在四年级出现明显低谷,五年级总分短暂回升后,六年级再度呈现下降趋势。
对各个年级的积极发展总分进行两两比较。结果表明三年级的积极发展总分显著高于四、五、六年级学生(p值分别为0.000,0.024,0.000)。四五六年级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为了了解亲子互动、自我概念与积极发展的相关关系,对亲子互动总分、自我概念总分、积极发展总分及其五个维度分别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计算,如表3所示。
表 3 相关矩阵
Table 3 Correlational analysis results
项目 | 亲子互动 | 自我概念 | 能力 | 自信 | 品格 | 关爱 | 人际 | 积极发展 |
亲子互动 | 1 | |||||||
自我概念 | 0.262** | 1 | ||||||
能力 | 0.189** | 0.491** | 1 | |||||
自信 | 0.131** | 0.345** | 0.549** | 1 | ||||
品格 | 0.193** | 0.351** | 0.365** | 0.412** | 1 | |||
关爱 | 0.074 | 0.254** | 0.223** | 0.223** | 0.428** | 1 | ||
人际 | 0.240** | 0.482** | 0.553** | 0.482** | 0.407** | 0.313** | 1 | |
积极发展 | 0.233** | 0.540** | 0.747** | 0.743** | 0.705** | 0.595** | 0.798** | 1 |
根据表3数据分析可知,积极发展总分及其各维度之间呈现中度正相关,说明积极发展内部结构具有一致性。同时,亲子互动、自我概念、积极发展总分之间两两呈显著正相关。
为了进一步探讨亲子互动、自我概念对积极发展的影响,以亲子互动总分为自变量,以积极发展总分和自我概念总分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如表4所示。
表 4 回归分析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β | t | Sig | R٢ | Durbin-Watson |
积极发展 | 亲子互动 | 0.233 | 5.152 | 0.000 | 0.054 | 1.861 |
自我概念 | 亲子互动 | 0.262 | 5.827 | 0.000 | 0.069 | 1.978 |
将亲子互动总分作为自变量,积极发展总分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由表4可知,亲子互动对积极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可解释积极发展5.4%的变异(R٢=0.054)。
将亲子互动总分作为自变量,自我概念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从表4可知,亲子互动对自我概念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可解释自我概念6.9%的变异(R٢=0.069)。
由以上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可知能够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本研究采用分层回归对自我概念在亲子互动与积极发展之间的中介效应。
表 5 自我概念的中介效应
Table 5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concept
模型 | 第一步 | 第二步 | 第三步 | |||
因变量 | 积极发展 | 自我概念 | 积极发展 | |||
指标 | β | t | β | t | β | t |
亲子互动 | 0.233 | 5.152*** | 0.262 | 5.827*** | 0.099 | 2.444* |
自我概念 | 0.514 | 12.711*** | ||||
R٢ | 0.054 | 0.069 | 0.3 | |||
F | 26.541*** | 33.948*** | 98.683*** |
从表5可知,步骤1中,亲子互动对积极青少年发展(PYD)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33,p<0.001);步骤2中,亲子互动对自我概念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62,p<0.001);步骤3中,自我概念对PYD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514,p<0.001)。依据中介作用的判定标准,引入自我概念后,亲子互动对PYD的直接预测作用大小从0.233降至0.099,且仍具有显著性(p<0.05),表明自我概念在亲子互动与PYD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结果,构建以自我概念为中介变量的模型,如图1所示。
注:箭头上数字表示标准化回归系数
图 1 中介模型图
Figure 1 Mediation model diagram
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在SPSS软件中运用海耶斯(Hayes)开发的PROCESS插件程序对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在控制年级变量后,迭代5000次估计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结果如表6所示,亲子互动对积极发展的总效应为0.31(95% CI[0.19,0.43])。其中,自我概念的中介效应为0.18(95% CI[0.11,0.26]),占总效应的58.06%;直接效应为0.13(95% CI[0.03,0.24]),占比41.94%。研究结果支持自我概念的部分中介作用。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6 Test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效应值 | SE | LLCI | ULCI | 效应量 | |
总效应 | 0.31 | 0.06 | 0.19 | 0.43 | |
直接效应 | 0.13 | 0.05 | 0.03 | 0.24 | 41.94% |
中介效应 | 0.18 | 0.04 | 0.11 | 0.26 | 58.06% |
本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积极青少年发展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积极发展总分、能力和人际维度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自信维度呈现边缘显著差异,且均为男生表现更优;关爱维度呈现边缘显著差异,女性表现优于男性;品格维度差异不显著。这一发现与现有研究一致,表明性别在青少年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留守儿童在心理韧性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男生在面对压力时可能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Sun H L et al.,2025)。
此外,积极发展总分及能力、自信和人际维度得分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在四年级出现明显低谷,五年级总分短暂回升后,六年级再度呈现下降趋势。这可能与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心理压力和社会适应挑战有关。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留守儿童在学业压力、社会支持和家庭关系等方面面临更多挑战(吕利丹,梅自颖,2024),这可能导致其积极发展指标的下降。父母的长期缺席对留守儿童的认知能力和学业表现有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在小学阶段尤为明显(Tadesse et al.,2025)。
进一步的两两比较结果显示,三年级的积极发展总分显著高于四、五、六年级学生。这表明随着年级的升高,留守儿童的积极发展水平逐渐降低,可能与家庭支持的减少和学业压力的增加有关(Cui S et al.,2021)。这一结果与高(Gao)等学者的研究相呼应,他们指出,父母的迁移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学业成就有长期的负面影响(Tadesse et al.,2025)。
促进青少年发展是全球性公共议题(沈蕾 等,2024),农村青少年作为特殊且弱势群体,其发展状况关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本研究结果提示,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干预措施应关注性别差异及关键年龄阶段。在小学中期(四年级前后)提供心理社会支持可能有助于缓解积极发展下降趋势。四年级积极发展总分出现低谷,可能是因为学业难度增加和心理发展变化,导致学生面临较大的学习压力和情绪问题。此外,可根据男女生不同发展需求,设计性别差异化培养方案,如加强男生的关爱教育,提升女生的自信与能力训练。
相关分析表明,农村留守儿童的亲子互动、自我概念和积极发展之间两两呈显著正相关。亲子互动对农村留守儿童积极青少年发展的直接预测作用较弱(解释5.4%变异),对自我概念的解释力稍高(6.9%)。尽管回归分析的R٢值较低,但中介效应检验显示,自我概念在亲子互动与积极发展之间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58.06%)。
在心理学研究中,单一变量对复杂心理构念的解释力通常有限(Funder D C & Ozer D J, 2019)。积极发展受学校支持、同伴关系、社区资源等多重因素影响,亲子互动仅占其中一小部分,因此5.4%的变异解释符合预期。家长的关注度与学生积极发展现状存在偏差(李敏 等,2022),但这并不否定变量的理论意义。
中介效应的核心在于揭示作用机制,而非解释力强度(Hayes A F,2013)。即使直接效应较弱,若中介路径即亲子互动→自我概念→积极发展显著,仍能说明变量间的理论关联。本研究中,自我概念的中介效应(0.18)超过直接效应(0.13),表明亲子互动主要通过提升自我概念来促进积极发展,这一机制具有实践价值。
尽管亲子互动的直接预测力有限,但其通过自我概念的中介路径对积极发展的贡献不容忽视。在理论层面上,需整合多层面因素,如学校、社区、家庭构建更全面的积极发展预测模型(沈蕾 等,2024)。同样地,勒纳等学者(Lerner et al.,2019)强调,儿童和青少年的积极发展不仅受家庭因素的影响,学校和社区的支持同样重要(Lerner R M et al.,2019)。
在实践层面上,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可设计“亲子互动—自我概念”双路径干预方案,通过亲子沟通训练提升自我效能感。研究表明,亲子沟通质量对儿童的自我概念和心理健康具有显著影响。通过亲子沟通训练,既能显著提高儿童的自我效能感,促进其积极发展。此外,亲子沟通训练还可以帮助父母更好地理解孩子的需求和情感,从而建立更健康的亲子关系。
此外,家庭与学校的合作也至关重要。学校可以设立情感辅导热线,家长可通过电话了解孩子在校情况,及时给予远程情感支持,弥补亲子距离。同时,社区资源的利用也不可忽视,鼓励留守儿童参与社区组织的文化、体育活动,增强其社交技能,减少孤独感。
综上所述,通过整合多层面因素构建更全面的积极发展预测模型,并设计“亲子互动-自我概念”双路径干预方案,可以有效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积极发展水平。
(1)农村留守儿童的亲子互动正向预测其积极发展水平;(2)农村留守儿童的自我概念在亲子互动和积极发展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