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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造力是指产生新思想和新产品的能力（彭聃龄，2019）。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智能算法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重复性劳动，同时，在复杂变化的环境下，个体也需要具备更高的，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创造力是时代所需，是个体适应未来社会的关键能力之一。创造力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型理论认为，创造力的发展是个体特征、家庭和学校经验、工作相关组织要素和社会文化背景，四个系统综合影响的结果。其中个体特征与家庭和学校经验相互作用影响创造力的发展（Yeh Y C，2004）。研究表明，高创造力的个体往往具有积极的人格特质（刘嫦娥，2001），这种特质使他们在面对挑战时，能够保持更为主动的态度，有效调动内在心理资源，从而使心理韧性增强以灵活适应环境（Oshio A et al.，2018）。此外，父母教养方式也会对个体心理资源的调动程度产生作用（黄紫薇 等，2020）。因此，本研究拟考察人格特质、心理韧性这两项个体因素，以及父母教养方式这一环境因素，对大学生创造力的影响。并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为培养个体创造力和促进个体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1 人格特质与创造力的关系

人格是个体所独有的、融合了思想观念、情感体验以及行为倾向的复杂且独特的心理模式，它塑造了每个人与众不同的内在世界与外在表现（罗彦红，石文典，2010）。自吉尔福特首次提出并运用“创造性人格”这一概念以来，众多学者便将研究焦点聚焦于相关人格特征与创造力之间的内在关联。在目前创造力相关的研究中，常用的人格维度主要是五因素模型（McCrae R R & Costa P T，1987）。研究表明，人格的不同维度与环境之间存在交互作用，这种作用会对创造力的展现产生促进或抑制效果（Anderson N et al.，2014）。

众多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人格特质在创造力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验的开放性作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征，被证实在创造力形成过程中能显著预测创造力水平，是一个关键的影响因子（Chang C C et al.，2015；Hunter J A et al.，2016）。这种开放性可以使个体打破常规，不会被单一的想法所局限，因而更易于提出新奇的见解（Feist G J，1998）。与内倾性相比，外倾性个体更乐于分享，愿意与他人共享新颖的想法，因此，外倾性也被认为是一种更具创造力的人格（Kandler C et al.，2016）。神经质具有逃避、情感不稳定等特点，并且研究发现，神经质与多种创造性相关的精神疾病密切相关，说明神经质也能预测个体的创造性（Clark R & DeYoung C，2014）。对于尽责性而言，一方面，已有研究表明，高尽责性个体倾向遵循规则、抑制冲动，这种行为表现会对进一步抑制个体的思想（Raja U & Johns G，2010）。另一方面，有研究发现尽责性与图形创造力的流畅性和灵活性存在显著正相关（Sánchez-Ruiz M J et al.，2011）。此外，部分研究还表明尽责性与创造力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在宜人性维度，高宜人性的个体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亲和、信赖、真诚和合作的倾向，他们通常擅长换位思考，而低宜人性的个体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往往表现出较差的共情能力。研究发现，敌对、傲慢等低宜人性特点，在科学家和艺术家中，通常与高创造力相联系（Feist G J，1998）。此外，宜人性中的诚实和幽默倾向与创造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Feist G J & Barron F X，2003）。在部分运用发散性思维测验进行的研究中，也发现适应性与创造性呈负向相关（Jauk E et al.，2013；Pretz J E & McCollum V A，2014）。

以往关于人格特质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开放性及外向性这两个维度，且现有研究普遍证实，这两个维度与创造力之间均呈现出高度一致的正向相关关系。然而，由于研究范围和测量手段的不同，在尽责性、神经质和宜人性三者与创造力的关系研究中并未达到一致的研究结论。据此假设H1：人格特质对大学生创造力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且不同维度预测程度不同。

1.2 心理韧性对人格特质与大学生创造力关系的中介作用

心理韧性在积极心理学的视角下，可以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心理资源，能帮助个体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Feldman R，2020）。以往研究表明，心理韧性的核心是对压力或逆境的积极适应（Bonanno G A et al.，2015）。有韧性的学生在克服伴随创造性努力而来的挑战时具有更多的心理安全感（Luthans F et al.，2004）。在调整负面事件影响和提升幸福感的方面心理韧性与创造力可能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人格是影响心理韧性的重要因素，一项以中国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发现，人格各维度与心理韧性之间均呈显著性相关，在人格的五个维度中，除了神经质负向预测心理韧性水平以外，其余四个维度均与心理韧性呈正相关关系（宋凤宁 等，2014）。在对人格特质与自杀意念关联性的研究探索过程中，有研究发现心理韧性在这一关系中发挥着中介调节的作用。具体而言，在大五人格中，开放性、外向性、宜人性以及尽责性均能作为心理韧性的保护性要素有效增强心理韧性的呈现水平。高心理韧性的个体在适应新情况或消极事件时，通常是灵活和足智多谋的（Oshio A et al.，2018）。相反，心理韧性低的个体往往容易受到压力或逆境的影响，他们的行为表现缺乏灵活性，难以从逆境中恢复（Causadias J M et al.，2012）。灵活的行为变化能力是创造力的关键因素。这种灵活性使个体能够以创新的方式思考并实现创造性成果。因此，人格的稳定性与积极性能影响心理韧性的发展从而对创造力产生影响。综合上述分析，由此提出假设H2：人格特质通过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预测大学生创造力。

1.3 父母教养方式对心理韧性影响大学生创造力的调节作用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养育子女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相对稳定且持续的行为模式，它不仅体现了亲子间的互动特性，还具有跨情境性（Darling N & Steinberg L，1993）。作为家庭环境中的核心要素之一，父母教养方式在子女创造力培养方面一直是研究热点（Morawska A & Sanders M R，2008；Wu H Y et al.，2014）。以往研究通常将情感温暖、鼓励自主性、展现接纳态度以及秉持权威引导等教养行为，界定为积极的教养方式；而将过度保护、采用专制手段、过度放纵以及表现拒绝态度等教养行为，归类为消极的教养方式（Dong Y et al.，2022；蔡雪斌 等，2022）。

研究发现，在那些高创造力个体的家庭中，往往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父母尊重孩子的独立自主，能够给孩子较多的情感温暖和理解（谷传华 等，2003）。另一方面，心理韧性作为一种心理潜能（刘丹 等，2010）[31]，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可以丰富个体内在的积极心理资源，从而为心理韧性的发挥提供更有利的条件，使心理韧性的潜能得以更好地发挥。在同等心理韧性水平下，拥有积极父母教养的个体，更有安全感，有更多的社会支持，并且其心理需要被满足，更愿意从事创造探索。而消极的教养方式会使个体对父母存有恐惧、逃避的内心活动，身边缺乏有力的情感支持（刘丹霓，李董平，2017），并且会形成更强烈的孤独体验（邓丽芳 等，2006），畏惧失败的心理较为突出，创造动机减弱，相应的创造行为也会减少。由此可见，即便个体具备了创造性思维所需的所有内在资源，若缺乏相应的环境支持，这些潜在的创造力也可能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提出假设H3：父母教养方式调节人格特质通过心理韧性影响大学生创造力的后半路径，相对于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心理韧性对大学生创造力的预测作用更大。

2 研究方法与对象

2.1 研究对象

选取江西省某大学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线上发放调查问卷，回收了问卷523份，其中13份由于信息不完整或填写不规范被剔除，最终有效问卷为510份，有效回收率为97.5%。其中，男生95人（18.63%），女生415人（81.37%）。被试年龄为17～25岁，平均年龄19.01岁，标准差0.96。发放问卷前，向受测者说明调查目的、内容、保密原则等，所有受测者均在知情同意前提下参与本次调查。

2.2 研究工具

（1）中文版心理韧性量表（CD-RISC）

采用于肖楠和张建新（于肖楠，张建新，2007）汉化修订的中文版心理韧性量表。该量表采用5级计分制，从0分（“完全不是这样”）至4分（“几乎总是这样”），得分越高代表心理韧性越高。包含坚韧维度、力量维度和乐观三个维度，总共有25个条目。经检验，此次测量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显示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CBF-PI-B）

采用王孟成等人（王孟成 等，2011）编制的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问卷采用6级评分标准，包含40个条目分为，神经质、宜人性、外向性、严谨性和开放性五个维度，每个维度均由8个条目进行测量。经检验，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6，0.88，0.82，0.91，0.87。

（3）威廉斯创造力倾向测量表（WCAP）

采用威廉姆斯编制的创造力倾向量表，该量表共50个条目，采用Likert7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学生相应的能力越高。此次测量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

（4）中文版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EMBU-c）

采用蒋奖（蒋奖 等，2010）等人修订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该问卷包含父亲版与母亲版两个部分，每部分均设21题，总计42题。两个版本题目内容相同，分为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三个维度。每个维度的测量题目数分别为：6个、7个、8个。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0，0.94，0.85。

2.3 数据处理

运用SPSS 26.0进行数据处理，采用PROCESS中的Model 4分析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Model 7分析父母教养方式的调节作用。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依据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评估，结果表明，特征值超过1的因子共有31个，首个因子解释的累计变异量占比为19.07%，低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研究数据未呈现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人格特质、心理韧性、父母教养方式和大学生创造力的相关分析

如表1所示，对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神经质与心理韧性、创造力和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维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其余四个人格维度则与情感温暖、创造力及心理韧性均呈显著正相关；心理韧性同时与创造力和情感温暖两者呈显著正相关；在父母教养方式的各维度相关分析中，仅有情感温暖维度与创造力呈显著正相关，而拒绝维度和过度保护维度与创造力相关不显著。基于上述结果，后续分析在父母教养方式中仅研究情感温暖的调节作用。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N=510）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ach variable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N=510)

注：M为平均数，SD为标准差。性别为虚拟变量，女生=0，男生=1，*p<0.05，**p<0.01，***p<0.001。

3.3 人格特质与大学生创造力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首先采用SPSS 宏程序 PROCESS 的模型 4检验心理韧性在人格特质与大学生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后，结果显示，（1）在以神经质维度为自变量的路径中，神经质能显著负向预测心理韧性（β=-0.56，p<0.001），心理韧性对预测创造力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64，p<0.001），神经质对创造力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15，p<0.001）；（2）在以严谨性维度为自变量的路径中，严谨性能显著正向预测心理韧性（β= 0.56，p<0.001），心理韧性显著正向预测创造力（β=0.49，p<0.001），严谨性对创造力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0.11，p<0.05）；（3）在以宜人性维度为自变量的路径中，宜人性能显著正向预测心理韧性（β= 0.40，p<0.001），心理韧性对创造力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49，p<0.001），宜人性显著正向预测创造力（β=0.15，p<0.001）；（4）在以开放性维度为自变量的路径中，开放性对心理韧性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0.60，p<0.001），心理韧性显著正向预测创造力（β=0.21，p<0.001），开放性对创造力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0.57，p<0.001）；（5）在以外向性维度为自变量的路径中，外向性对心理韧性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56，p<0.001），心理韧性显著正向预测创造力（β=0.47，p<0.001），外向性显著正向预测创造力（β=0.16，p<0.001）。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表明，人格特质的五个维度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CI均不含0。表明心理韧性在人格特质与创造力的关系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并且在人格五个维度上均起部分中介作用，如表2
所示。

表 2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2 Mediation effect test results

第二步，采用 SPSS 宏程序中的 PROCESS模型14，控制性别和年龄，以及对所有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后，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人格特质的每个维度下，神经质（β=0.13，p<0.001），严谨性（β=0.12，p<0.001），宜人性（β=0.11，p<0.01），开放性（β=0.09，p<0.01）和外向性（β=0.08，p<0.01），心理韧性与情感温暖的交互项均显著预测创造力，表明情感温暖的调节作用显著，且调节了中介模型的后半路径。

表 3 人格特质对创造力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3 The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personality traits on creativity

注：*p < 0.05，**p< 0.01，***p < 0.001。

图 1 情感温暖的调节作用图（神经质维度）

Figure 1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emotional warmth (neuroticism dimension)

简单斜率分析结果显示，在人格五个维度中，对于低情感温暖（M-1SD）的个体，心理韧性对创造力的正向预测均显著：神经质（Bsimple =0.47，t =8.01，p<0.001），宜人性（Bsimple =0.37，t =6.53，p<0.001），开放性（Bsimple =0.11，t =2.11，p<0.05），严谨性（Bsimple =
0.34，t =5.66，p<0.001），外向性（Bsimple =0.35，t =
5.96，p<0.001）。对于高情感温暖（M+1SD）的被试，在人格五个维度中，心理韧性对创造力的正向预测均增强：神经质（Bsimple =0.72，t =13.10，p<0.001），严谨性（Bsimple =0.58，t =10.36，p<0.001），宜人性（Bsimple =
0.59，t =11.35，p< 0.001），开放性（Bsimple =0.28，t =5.75，p<0.001），外向性（Bsimple =0.56，t =9.95，p<0.001）。以神经质维度为例，绘制简单效应分析图如图1所示。

4 讨论

4.1 人格特质对创造力的影响

人格特质各维度均对创造力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这支持了研究假设H1。具体而言，神经质显著负向预测创造力，可能是因为高神经质个体倾向于体验负面情绪（如焦虑、抑郁和愤怒），这些情绪会干扰注意力和认知资源，进而降低创造力（马靖雯 等，2021）。例如，他们可能会过度担忧和反复思考问题，陷入消极情绪循环，难以集中精力进行创造性思考。相反，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以及外向性则显著正向预测创造力。其中开放性是创造力的显著预测因子，这与以往研究一致（Chang C C et al.，2015；Hunter J A et al.，2016）。开放性不仅涵盖了个体对模糊情境的接纳程度及对个人成长的积极追求，还体现在对多元领域（如科学探索、艺术创作及美学鉴赏）的广泛兴趣上（Li D et al.，2015）。对经验的开放性，促使个体超越传统思维框架，灵活转换视角，进而激发新颖独特的创意构思（Feist G J，1998）。由此可见，可依据人格特质各维度预测大学生的创造力水平，并且可以通过有效的情绪管理及开放性培养，调节神经质与开放性的水平，从而提升创造力。

4.2 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心理韧性在人格特质与大学生创造力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人格特质通过影响心理韧性，进而影响大学生的创造力水平，支持了研究假设H2。具体而言，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和外向性这四个维度，显著正向预测心理韧性。相反，神经质这以为都则显著负向预测心理韧性，这与以往研究具有一致性（宋凤宁 等，2014）。因此，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以及外向性可以通过提高心理韧性进而提高大学生创造力水平。而神经质则会降低心理韧性从而降低大学生创造力水平。高严谨性的个体通常自律、有组织且追求成就。在面对困难时会主动担责、努力克服，不逃避。这种特质使他们在逆境中保持积极态度，能更好地应对在解决创造性问题中遇到的困难。高宜人性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乐观、自信大方、友好等特征，这些特征使他们更容易适应环境。外向特质的“社交性”与心理韧性作为积极的社会取向的概念非常吻合，同时高水平的动力和精力会提高应对环境的能力（Cederblad M et al.，1995）。对经验的开放性高的个体通常具有更强的探索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能够更好地应对挑战和逆境，这种特质使他们更愿意尝试新事物，并在面对困难时保持积极心态（白新阳 等，2024）。高神经质个体通常比较容易出现负面、低自尊、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反映出较差的心理韧性水平（Campbell-Sills L et al.，2006；Friborg O et al.，2005），因此难以面对和解决创造性问题。

4.3 父母教养方式的调节作用

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调节人格特质通过心理韧性影响大学生创造力的后半路径。具体而言，在高情感温暖环境中，心理韧性对大学生创造力的影响增强；在低情感温暖环境中，心理韧性对大学生创造力的影响减弱。父母的爱和支持，包括身体接触、言语鼓励、关爱和接纳，构成对子女的情感温暖。表现为父母对子女需求的积极回应，鼓励他们自由表达想法和积极地探索问题。这样的环境有助于个体创造力的培养和展现（Gralewski J & Jankowska D M，2020）。而在消极父母教养下，父母表现出更为严苛的要求标准，同时给予子女的回应是冷漠疏离的。父母过度的苛责要求，往往让孩子长期处于高压与紧张状态，而缺乏温暖、理解与积极反馈的回应，更是让子女在情感上孤立无援。因此，子女会逐渐丧失探索新事物的内在动力，思维活跃度与开放性受到严重抑制，难以充分激发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Baas M et al.，2019）。这一结论间接支持了罗杰斯的自主支持型教育理论，该理论强调培养创造性思维的关键在于营造兼具心理安全感与心理自由度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使个体能自由表达、探索新想法，不必担心负面评价或失败，从而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Rogers C R，1954）。

综上，本研究考察了人格特质对大学生创造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验证了创造力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型理论，为创造力的塑造与培养提供了视角，丰富了创造力作用机制的研究。同时，研究也存在如下局限：其一，研究群体单一，未来可扩大样本群体范围；其二，采用问卷调查法，难以确定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采取纵向研究或实验设计；其三，创造力的测量工具单一，未来可通过创造力任务或不同测量工具测量创造力。

5 结论

（1）大学生创造力受人格特质、心理韧性和父母情感温暖等因素影响。人格特质维度中，除神经质负向预测创造力外，开放性、严谨性、宜人性和外向性四个维度正向预测创造力。

（2）心理韧性在人格特质与大学生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高心理韧性有助于提高创造力。

（3）父母的情感温暖对创造力有调节作用，高情感温暖的家庭环境能增强心理韧性对创造力的正向影响。因此，通过培养积极稳定的人格特质、提高心理韧性和营造支持性的家庭环境，可以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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