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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经济地位（又称为“社会阶层”或“社会地位”），是由个体的物质资源及其在社会中相对于他人的地位感知共同构成（Kraus et al.，2012）。社会经济地位通常由客观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和主观社会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SSS）两部分组成，并进行相应测量（Korndörfer et al.，2015；Piff et al.，2010）。随着社会阶层心理学的不断发展，当前的主流观点是在研究中综合考察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郭永玉 等，2015）。然而，鲜有研究探讨主观社会地位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亲社会行为关系间的潜在中介机制。此外，以往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研究多聚焦于成年人，针对青少年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探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以及主观社会地位在其间可能起到的中介作用，同时考察性别的调节作用，对培养和提升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现有研究发现，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存在结果不一致的现象（Yuan et al.，2019）。比如，有学者发现，低社会阶层个体比高社会阶层个体表现出更多慷慨、慈善、信任和助人的行为，这是因为低阶层个体更倾向于拥有平等主义价值观（Piff et al.，2010）。杜兰蒂等（Durante et al.，2017）发现，高社会阶层个体通常被认为能力更强但亲和力较低，而低社会阶层个体则被认为亲和力高于或等于能力。然而，其他研究发现低社会阶层个体并未比高社会阶层个体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Van Doesum et al.，2017）。高社会阶层个体比低社会阶层个体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赵华丽 等，2018），例如更多的志愿服务和慈善捐赠（Korndörfer et al.，2015）。因此，本研究将以中国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探讨社会阶层（家庭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主观社会地位）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并推测两者均正向预测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假设1）。

客观物质条件直接决定了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Kraus & Stephens，2012），对青少年而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具体指标包括家庭收入、父母教育水平和父母职业（刘广增等，2020）。主观社会地位则是个体基于与他人的社会地位比较而产生的对自己在社会中相对位置的高低感知（Kraus & Stephens，2012）。尽管客观和主观SES以相同的方式影响个体的心理功能和行为（Kraus & Stephens，2012），但两者仅呈中等相关（Adler et al.，2000；Goodman et al.，2001），且主观社会地位对个体行为的预测作用甚至强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Hu et al.，2014；Johnson et al.，2011）。家庭投资模型理论（Conger et al.，2010；Conger & Donnellan，2007）指出，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拥有更多发展资源（如经济资本、父母陪伴时间、积极的教养方式等），这些资源有助于亲社会行为的发展；而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发展资源相对较少，不利于亲社会行为的形成。实证研究发现，主观社会地位在老年人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Demakakos et al.，2008），并在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自尊之间也发挥中介作用（陈艳红 等，2014）。因此，本研究推测主观社会地位可能会中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假设2）。

性别也会为个体发展提供特定的预期角色行为框架，从而对人际互动等行为模式产生深远影响（Kraus & Stephens，2012）。比如，克罗斯和麦迪逊（Cross & Madson，1997）发现，相较于男性，女性会促进更具互依性的行为规范产生。实证研究也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具亲社会性（Loke et al.，2011；Zimmer-Gembeck et al.，2005），女性的亲社会行为更偏向关系性和共情性，而男性则更倾向于行动性和集体导向（Eagly，2009）。此外，男性青少年对自身在学校中主观社会地位的评价往往高于女性青少年（Joffer et al.，2019）。因此，本研究推测性别可能在社会主观社会地位的中介路径中起调节作用（假设3）。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与程序

采用方便抽样法，从中国四川省某高中抽取22个高一班级（整班抽取）。在统一发放问卷前，经过培训的研究生助理向学生说明研究目的，并强调自愿参与和保密原则。学生匿名完成自评问卷后交回。最终样本包括1173名青少年，其中男生482人（41.1%），女生691人（58.9%）。年龄范围为13至18岁（平均年龄15.01岁，SD=0.67）。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为评估家庭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本研究收集了青少年的五项数据指标：家庭年收入、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父亲职业及母亲职业。研究以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 2009；OECD，2012）为基准，并整合周春燕和郭永玉（2013）的方法来确定儿童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家庭年收入的六个测量等级从1=“5000元及以下”到6=“10万元及以上”。父母教育程度采用4级量表测量（1=“小学及以下”至4=“大专及以上”），父母职业等级采用10级量表测量（1=“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到10=“国家机关与社会管理者阶层”）（陆学艺，2002）。随后选取父母双方中教育程度与职业等级较高者作为代表变量。最终将三个变量的值转换为标准分，通过主成分分析计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刘广增 等，2020）。本研究中，青少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范围为-2.28至2.99。

2.2.2 主观社会地位

采用青少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胡牡丽 等，2012）。量表包含两个图形题项（评估其家庭在社会等级中的定位、评估其在学校环境中的等级定位），每一题项按1～10分计分，其中1表示主观地位最低，10表示主观地位最高。将两个题项得分取均值，分值越高代表主观社会地位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

2.2.3 亲社会行为

采用青少年亲社会倾向量表（寇彧 等，2007）。量表包含26个项目，分为六个分量表：公开的、匿名的、利他的、依从的、情绪性的和紧急的。采用5点计分方式，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将26个题项的得分取均值，分数越高表明亲社会行为越多。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2.2.4 数据分析

采用SPSS 26.0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主要分析手段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2.3 研究结果

2.3.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和亲社会行为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r =0.09～0.34，p < 0.01）。另外，性别与此三者变量均存在显著相关。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1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s of the main study variables

注：a性别采用虚拟编码（0=男生，1=女生）；* p < 0.05，** p < 0.01，*** p < 0.001。

2.3.2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Process宏程序（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如表2所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正向预测主观社会地位（β = 0.343，p < 0.001），主观社会地位也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β = 0.134，p < 0.001）。此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亲社会行为的直接预测效应不显著（β = 0.038，p > 0.05），主观社会地位的中介效应显著（95%CI = 0.018，0.078）。

表 2 主观社会地位的中介效应

Table 2 Testing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family SES on prosocial behavior

注：β值为标准化系数；* p < 0.05，** p < 0.01，*** p < 0.001。

2.3.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Process宏程序（Model 59）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如表3所示，性别不能调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预测亲社会行为的直接效应（β = - 0.005，p > 0.05），性别也不能调节主观社会地位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β = - 0.050，p > 0.05）。然而，性别能够调节主观社会地位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β = - 0.077，p < 0.05）。进一步的简单斜率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男生主观社会地位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强度要大于女生（β男 = 0.240，p < 0.001；β女 = 0.083，p < 0.05），但女生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始终高于
男生。

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3 Testing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s of family SES on prosocial behavior

注：β值为标准化系数；SES=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SS = 主观社会地位；性别采用虚拟编码（0=男生，1=女生）；* p < 0.05，** p < 0.01，*** p < 0.001。

图 1 简单斜率分析图

Figure 1 Simple slope analysis graph

4 讨论

本研究以家庭投资模型理论为指导，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探讨了青少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以及主观社会地位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社会地位均与亲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主观社会地位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强于客观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且性别调节了后半段中介路径。这是首个实证考察青少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亲社会行为之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作用机制的研究。研究结果支持了家庭投资模型理论（Conger et al.，2010；Conger & Donnellan，2007），提示我们在设计改善和培养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干预项目时，应注重提升青少年主观社会地位，并考虑性别因素影响。

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社会地位均能正向预测青少年亲社会行为，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1。研究结果验证了家庭投资模型（Conger et al.，2010；Conger & Donnellan，2007），并与现有的成人研究结果相一致（赵华丽 等，2018；Korndörfer et al.，2015）。本研究结果表明，较低社会阶层的青少年并未表现出比高阶层的青少年更具亲社会性，这与既往部分研究结果不一致（Durante et al.，2017；Piff et al.，2010）。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首先，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拥有更丰富的家庭经济资源、亲子共处时间、积极教养方式等促进亲社会行为发展的成长资本；相较之下，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青少年发展资本较为匮乏，可能阻碍其亲社会行为发展。其次，亲社会行为需要消耗个体资源，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在物质、社交和心理资源方面更为匮乏，这使得其实施亲社会行为的代价更高；而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拥有更丰富的物质、社交和认知资源，具备更强的亲社会行为能力与倾向（Korndörfer et al.，2015；Oakes & Rossi，2003）。最后，通过下行比较获得的心理优势会使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者表现出更多亲社会行为（Zheng et al.，2015）。

主观社会地位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这一发现支持了假设2。本研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呈中等程度相关，这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Adler et al.，2000；Goodman et al.，2001），表明家庭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主观感受的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来自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青少年更易形成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积极认知和信念，在获得高社会地位感知的同时，他们也更可能拥有更多心理、物质和社会资源，从而更具备能力和意愿表现出更多亲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青少年往往形成较低水平的社会地位感知，因而可用于亲社会行为的心理、物质和社会资源也较少。研究结果揭示，外部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必须通过内在自我认知过程（即主观社会地位）才能实现，当青少年具有较高的主观社会地位时，他们才更倾向于表现出更多亲社会行为。

本研究还发现，主观社会地位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受到性别的调节，这种调节作用体现在从主观社会地位到亲社会行为的后半段路径上，部分支持了假设4。具体而言，主观社会地位对男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强于女生，随着主观社会地位的提升，男生亲社会行为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女生，这表明主观社会地位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效应呈现出从男生到女生逐渐减弱的趋势。然而在此过程中，女生的亲社会行为始终高于男生，这一发现与既往研究一致（Loke et al.，2011；Zimmer-Gembeck et al.，2005）。这种性别调节作用，可能部分源于男女生在认知、动机、情感及社会行为方面存在的自我建构差异（Cross & Madson，1997）。相较于男生，女生对涉及助人决策的情境更为敏感，这种特质可能反映在其亲社会人格中（Loke et al.，2011）。比如，女性会表现出更强的共情关怀（Kret & De Gelder，2012；Skoe et al.，2002），从而促发亲社会行为。综上，男生的亲社会行为与其主观社会地位的关联更紧密，而女生的亲社会行为则可能与其社会认知和情感功能联系更为密切。

最后，相较于客观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相关更为显著，且能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重要中介作用。因此，主观社会地位是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发展的重要保护性因素。通过有效干预主观社会地位，有望提升亲社会行为水平。既往研究也发现，仅需短期社会阶层激活即可使受试者表现出长期处于特定社会阶层个体的行为模式（Kraus et al.，2013）。此外，在对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青少年进行干预时，应更重视男生的主观社会地位干预，因为男生比女生更关注自身社会地位，其主观社会地位与亲社会行为的关联性也更为密切。

本研究仍存在三重局限。首先，当前研究设计为横断研究，难以推断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数据或实验设计，以更准确地检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其次，研究数据未能涉及整个青少年发展阶段群体，因此将结论推广至其他研究对象和情境时需格外谨慎，未来研究要扩大样本代表性。最后，本研究基于中国文化背景开展，这些研究结果能否推广至其他文化环境仍需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1] Kraus, M. W., & Stephens, N. M. (2012). A road map for an emerging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6(9), 642-656.

[2] Korndörfer, M., Egloff, B., & Schmukle, S. C. (2015). A large scale test of the effect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 PloS One, 10(7), e0133193.

[3] Piff, P. K., Kraus, M. W., Côté, S., Cheng, B. H., & Keltner, D. (2010). Having less, giving m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5), 771-784.

[4] 郭永玉, 杨沈龙, 李静, 胡小勇. (2015). 社会阶层心理学视角下的公平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3(8), 1299-1311.

[5] Yuan, M., Li, W., & Kou, Y. (2019). Social clas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How and why social class affects prosocial behavior. Beijing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5), 37-46.

[6] Durante, F., Tablante, C. B., & Fiske, S. T. (2017). Poor but warm, rich but cold (and competent): Social classes in the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3(1), 138-157.

[7] Van Doesum, N. J., Tybur, J. M., & Van Lange, P. A. (2017). Class impressions: Higher social class elicits lower prosocia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68), 11-20.

[8] 赵华丽, 徐凤娇, 郭永玉, 舒首立. (2018). 亲社会行为的阶层差异: 施与受的双重视角.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6(5), 841-846.

[9] 刘广增, 张大均, 朱政光, 李佳佳, 陈旭. (2020).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 父母情感温暖和公正世界信念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6(2), 240-248.

[10] Adler, N. E., Epel, E. S., Castellazzo, G., & Ickovics, J. R. (2000).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wi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ing: Preliminary data in healthy, White women. Health Psychology, 19(6), 586-592.

[11] Goodman, E., Adler, N. E., Kawachi, I., Frazier, A. L., Huang, B., & Colditz, G. A. (2001).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social status: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new indicator. Pediatrics, 108(2), e31-e31.

[12] Hu, X., Li, J., Lu, X., & Guo, Y. (2014).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ocial class: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7(6), 1509-1517.

[13] Johnson, S. E., Richeson, J. A., & Finkel, E. J. (2011). Middle class and marginal? Socioeconomic status, stigma, and self-regulation at an elite univers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5), 838-852.

[14] Conger, R. D., Conger, K. J., & Martin, M. J. (2010). Socioeconomic status, family processes,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3), 685-704.

[15] Conger, R. D., & Donnellan, M. B. (2007). An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on the socioeconomic contex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8), 175-199.

[16] Demakakos, P., Nazroo, J., Breeze, E., & Marmot, M. (2008).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the role of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7(2), 330-340.

[17] Cross, S. E., & Madson, L. (1997). Models of the self: self-construals and gender.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2(1), 5-37.

[18] Loke, I. C., Evans, A. D., & Lee, K. (2011).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reasoning about prosocial-helping decisions: An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s study. Brain Research, (1369), 140-148.

[19] Zimmer-Gembeck, M. J., Geiger, T. C., & Crick, N. R. (2005). Relational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prosocial behavior, and peer relations: Gender moderation and bidirectional associations.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25(4), 421-452.

[20] Eagly, A. H. (2009). The his and hers of prosocial behavior: An examination of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ender. American Psychologist, 64(8), 644-658.

[21] Joffer, J., Flacking, R., Bergström, E., Randell, E., & Jerdén, L. (2019). Self-rated health,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in school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adolescen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MC Public Health, 19(1), 1-8.

[22] OECD, P. (2012). PISA 2009 Technical Report. Paris: OECD.

[23] 周春燕, 郭永玉. (2013). 家庭社会阶层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1(4), 636-640.

[24] 陆学艺. (2002). 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分析. 学习与实践, (3), 55-63.

[25] 胡牡丽, 王孟成, 蔡琳, 朱熊兆, 姚树桥. (2012). 青少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的初步编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 155-157.

[26] 寇彧, 洪慧芳, 谭晨, 李磊. (2007). 青少年亲社会倾向量表的修订. 心理发展与教育, 23(1), 112-117.

[27] Oakes, J. M., & Rossi, P. H. (2003). The measurement of SES in health research: current practice and steps toward a new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6(4), 769-784.

[28] Zheng, X., Peng, S., & Peng, X. (2015). Feeling better and becoming more benevolent: Impact of social comparison on prosocial behavior.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7(2), 243-250.

[29] Skoe, E. E., Cumberland, A., Eisenberg, N., Hansen, K., & Perry, J. (2002). The influences of sex and gender-role identity on moral cognition and prosocial personality traits. Sex Roles, 46(9/10), 295-309.

[30] Kraus, M. W., Tan, J. J., & Tannenbaum, M. B. (2013). The social ladder: A rank-based perspective on social clas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4(2), 8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