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心理学系,桂林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越来越多的动物以宠物身份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中国宠物数量正在快速增长,2023年中国宠物数量增至近2.0亿只(宠物行业蓝皮书,2023)。人们不仅将宠物看作是可爱的伴侣,甚至将其作为重要的家庭成员和心灵支柱(张苏华,2010)。宠物能带来陪伴,在精神上给人们带来健康益处(Dasha Grajfoner,2021),例如减轻消极情绪(Janssens,2021),增强主观幸福感(Xin et al.,2021)。但饲养宠物有益也有弊,宠物在给人们带来欢乐,缓解精神压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伤人、扰民、潜在疫病传播风险等社会问题(张苏华,2010)。现实生活中人宠冲突由于责任难划定,常常引发人际冲突和舆论冲突。不养宠的人往往会将自己预设为人宠冲突的受害者,包括人身伤害、粪便污染、噪声污染、惊吓到孩子的风险等;而养宠人也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自己的宠物并没有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却被当成伤人事件中责任过错方和潜在危险。在不考虑客观证据下,人宠冲突争论更多可能表现为人们对人宠矛盾事件的责任归因偏好。
归因偏好(Gilbert & Malone,1995)是指个体在解释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时所表现出的系统性错误,个体倾向于根据自己的角色类型(郭喨,2020)、情绪状态(Jones & Davis,1965)、与事件的卷入强度(马俊华,2009)等,对事件的原因作出合理化的解释。有研究表明,被认为对他人持有有害态度和意图的个人和群体往往会受到负面评价(Brambilla et al.,2012;Goodwin & Benforado,2015),被其他群体蔑视和贬损(Castano & Giner-Sorolla,2006),进而可能会产生归因偏好。事件的信息完整性也会影响归因偏好,相比于正确的解释,人们会接受第一个出现在脑海里令人满意的逻辑解释,因为这所需要的认知努力最少,因此个体在归因时倾向于将积极结果内归因(自我),将消极结果外归因(他人)(Shepperd,2008)。这些因素非常可能在人宠冲突事件影响个体的责任归因偏好。
综上,结合以往研究,我们认为养宠经历、情景模糊性是个体在人宠冲突事件中责任归因的主要影响因素。
与宠物的相处过程中,人们和宠物发展出了一种超越物种的友谊。鲍尔比(Bowlby,1980)提出的依恋理论最初是描述婴幼儿与主要照顾者(母亲)产生的情感依恋。但米汉(Meehan,2017)的研究发现,养宠人与宠物也可以产生依恋关系,养宠人会将宠物视为潜在的依恋对象,随着与宠物相处时间的增长,这种依恋关系越发的明显与深刻。心理亲属理论(Bailey,1988)认为养宠人不考虑实际遗传关系,在认知和行为上会把宠物视为家人、朋友(Carlisle-Frank & Frank,2006)。有研究认为养宠人更倾向于把自己的宠物看作重要他人(Kepeng Xu,2023),因此养宠人对宠物的态度更为积极。徐科朋等人(2023)指出养宠人更可能会将他们的宠物划分为内群体,进而表现出内群体偏好(Tajfel,1971)。内群体偏好是一种系统性地偏好自己所在的群体和群体成员超过外群体的现象(Masuda & Fu,2015)。
纯粹偏好理论(Baron,1992)认为,相比于外群体成员或者无明确群体身份的成员,个体更倾向于对相同群体身份的成员给予积极的社会评价(陈世平,崔鑫,2015)、优势的资源分配和更高水平的合作行为(Balliet,2014;Everett,2015)。例如,在一项拯救实验中,相比于家畜与野生动物,养宠人更倾向于拯救宠物(Kepeng Xu,2023)。麦考利夫(McAuliffe,2016)的研究也得出结论:内群体偏爱也会对责任划分产生影响,做出违规行为的内群体成员获得的负面评价更少,更容易被原谅。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个体将自己归属某一个群体之内,在主观上认为自己与群体内其他成员是一致的,会不自觉地对自己所属群体的产生积极认同,也就是内群体认同(Tajfel et al.,1979)。另一方面,个体能够推测他人的意图、信念等心理状态,进而预测他人行为,通常会对内群体成员的意图、动机等进行合理化地推测和解释,从而对内群体成员更加宽容(Baumgartner,2012;Fatfouta,2018)。
因此,本研究推测养宠人对人宠冲突事件的判断可能受到内群体偏爱的影响,这导致他们在责任归因上更倾向于保护而不是直接归咎于宠物,内群体认同发挥了中介作用。我们预测1:当面对人宠冲突事件时,养宠经历会影响对这类事件的责任归因。养宠人比非养宠人认为宠物的责任更少,更不应该受到惩罚。
当发生人宠冲突事件时,取证、举证对责任划分尤为重要。但现实情况是往往难以采集宠物伤害行为的照片或视频、缺少目击者陈述、缺少宠物标识信息等,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损害结果、因果关系(朱晓峰,2018),往往难以精准地进行责任划分(孙嘉慧,2023)。具体而言,每当发生人宠冲突事件,要么是宠物主动攻击他人,要么是他人主动挑衅宠物而被攻击(王鹤凝,2017)。虽然结果都是宠物攻击他人,但相应的责任主体却大不相同。若人宠冲突事件的因果关系清晰,责任主体明确,人们就会做出相对正确、理性的判断;若事件的因果关系混乱,责任主体模糊,人们就会根据自己的认知进行主观判断。
情景模糊性是指在一个情景中,人们对于事件的因果关系和责任归属的清晰度和明确度的程度(Phares & Wilson,1972)。人宠冲突中的责任模糊是指:一起宠物伤人事件的起因,不明确是宠物因自身问题先攻击他人,还是被他人激怒进而攻击他人。情景模糊性可能导致归因偏好的变化,当情景模糊性高时,人们可能会根据个人经验、情绪状态进行偏向性归因(Heider,1958),例如对宠物的认知。这种情况下,归因可能更加主观,容易产生偏见,将责任归咎于宠物或他人。因此,我们预测2:情景模糊性作为上述预测的调节因素,只有在情景模糊性高时,上述预测才成立。
越来越多的动物以宠物身份进入人们的生活,而宠物饲养既有益也有害。宠物能够提供陪伴,对精神健康有益,例如减轻消极情绪(Janssens,2021)和增强主观幸福感(Xin et al.,2021);但也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伤人、扰民以及潜在的疫病传播风险等社会问题(张苏华,2010)。在现实生活中,人宠冲突经常因为责任划分难以明确而引发人际冲突和舆论冲突。在没有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人宠冲突的讨论更多地体现了个体对事件责任归因的偏好(Gilbert & Malone,1995)。这种归因偏好指个体在解释自己或他人行为时的系统性错误,倾向于基于角色类型、情绪状态及事件卷入程度等因素,对事件的原因作出合理化解释(郭喨,2020;Jones & Davis,1965;马俊华,2009)。
结合前人的研究,本文认为宠物饲养经历和情境模糊性是影响个体在人宠冲突事件中责任归因偏好的主要因素,因此本研究的假设是:在情景模糊性高时,相较于非养宠人,养宠人认为宠物的责任更少。
(1)研究目的
检验宠物伤人文字材料的有效性,低模糊材料中责任是否清晰,容易归因;高模糊材料中责任是否模糊,难以归因。
(2)被试
招募被试N=28(男性6人,女性22人)。被试年龄21~26岁(Mage = 22.00;SD = 1.31)。
(3)工具及材料
被试阅读以下情景材料(材料顺序随机呈现),看完每则情景材料需回答相应的问题,检验实验控制是否有效。
(4)问题
根据材料所表达的信息,判断这起事件的起因容易吗?(1=非常难,4=不确定,7=非常容易)
(5)高模糊性材料(部分)
①白女士在市场购物时,被摊主的宠物猫咬伤了脚踝。
②陈先生带着拴好的宠物猫一同乘坐电梯,林先生后进入电梯,在电梯上行时,宠物猫咬伤了林先生。
(6)低模糊性材料(部分)
①张女士在家招待客人。张女士的宠物猫突然从沙发下跳出,跳到一位客人身上,并抓伤了客人的手臂。
②王先生养了一条宠物狗。某日,李先生因事登门拜访,推开门还未进入院子,宠物狗就跑向李先生并将其扑倒在地,导致他受到惊吓并且腿部受伤。
(7)分析及结果
采用SPSS进行分析,将高模糊材料问题得分与中值“4=不确定”进行单样本t检验,若得分显著<4,则材料模糊,难以判断起因。结果如表1所示,高模糊1、2、4、5、6显著<4,表明材料模糊性高,可用于实验。
表 1 高模糊材料—单样本t检验
Table 1 High ambiguity materials-single sample t-test
M |
SD |
t |
p |
d |
|
高模糊1 |
2.86 |
1.58 |
-3.83 |
<0.01 |
0.212 |
高模糊2 |
2.89 |
1.47 |
-3.97 |
<0.01 |
0.214 |
高模糊3 |
3.54 |
1.69 |
-1.46 |
0.157 |
0.193 |
高模糊4 |
2.86 |
1.82 |
-3.32 |
0.003 |
0.207 |
高模糊5 |
3.00 |
1.52 |
-3.49 |
0.002 |
0.209 |
高模糊6 |
3.11 |
1.73 |
-2.73 |
0.011 |
0.201 |
同理,将6组低模糊性材料问题得分与中值“4=不确定”进行单样本t检验。若得分显著大于4,则材料清晰,易判断起因。结果如表2所示,6组材料均显著大于4,表明材料模糊性低,可用于实验。
表 2 低模糊材料—单样本t检验
Table 2 Low ambiguity materials-single sample t-test
M | SD | t | p | d | |
低模糊1 | 5.82 | 1.47 | 6.57 | <0.01 | 0.251 |
低模糊2 | 5.36 | 1.55 | 4.65 | <0.01 | 0.222 |
低模糊3 | 5.18 | 1.66 | 3.76 | <0.01 | 0.212 |
低模糊4 | 5.71 | 1.41 | 6.43 | <0.01 | 0.249 |
低模糊5 | 6.04 | 1.35 | 8.00 | <0.01 | 0.277 |
低模糊6 | 5.46 | 1.86 | 4.18 | <0.01 | 0.216 |
将6组低模糊材料与5组高模糊材料(1、2、4、5、6)两两之间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不同水平间任意两组材料之间均显著,p < 0.01,表明高、低模糊材料操控有效。
对6组低模糊材料,5组高模糊材料(1、2、4、5、6)分别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检验内部一致性。除低模糊材料2×5、3×5差异显著外,其余结果均不显著,表明其余不同高、低模糊材料可用于同一水平检验。
综上,文字材料选用高模糊材料1、2、4、5、6;低模糊材料1、2、3、4、6用于正式实验。
(1)研究目的
研究养宠经历与情景模糊性对人宠冲突中责任归因的影响。
(2)被试
实验采用G*Power 3.1软件(Franz Faul,2007)计算实验所需样本量。设f= 0.25,α= 0.01,power = 0.8,所需要的样本量为128。最终招募被试150人(男性90人;Mage=25.86,SD = 7.97)。
(3)研究设计
采用2(养宠经历:养宠、非养宠)×2(情景模糊性:低、高)的混合实验设计,组间变量为养宠经历,组内变量为情景模糊性,因变量为责任评分。
(4)工具及材料
自制宠物伤人情景材料,两则高模糊材料,两则低模糊材料。
(5)研究过程
被试观看4则文字情景材料(顺序随机),每观看完一则情景材料后回答相应的问题。
①高模糊情景。白女士在市场购物时,被摊主的宠物猫咬伤了脚踝;王先生晚上散步走回小区时,被张先生的宠物狗咬伤。
②低模糊情景。张女士在家招待客人。张女士的宠物猫突然从沙发下跳出,跳到一位客人身上,并抓伤了客人的手臂;王先生养了一条宠物狗。某日,李先生因事登门拜访,推开门还未进入院子,宠物狗就跑向李先生并将其咬伤。
(6)问题
宠物毫无征兆(主动)地攻击被咬人(7点评分,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
(7)分析及结果
首先对高模糊材料进行方差分析,以养宠经历为组间变量,高模糊材料得分如表3所示。
表 3 高模糊材料得分
Table 3 High ambiguity material score
高模糊 | 养宠经历 | M | SD |
宠物得分 | 养宠 | 3.42 | 1.57 |
不养宠 | 4.36 | 1.50 |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养宠经历主效应显著,养宠人认为宠物责任(M=3.42,SD=1.57)小于非养宠人
(M=4.36,SD=1.50)。对低模糊材料进行方差分析,以养宠经历为组间变量,低模糊材料得分如表4所示。
表 4 低模糊材料得分
Table 4 Low ambiguity material score
低模糊 | 养宠经历 | M | SD |
宠物得分 | 养宠 | 4.01 | 1.93 |
不养宠 | 4.81 | 1.55 |
方差分析结果表示,养宠经历主效应不显著,p=0.242。
研究结果表明,在高模糊情境下,养宠经历影响责任归因,相较于非养宠人,养宠人认为伤人宠物的责任更少。而在低模糊情境下,养宠经历不影响责任归因,认为伤人宠物责任显著大于被咬人的责任。
与宠物的相处过程中,人们和宠物发展出了一种超越物种的友谊。鲍尔比(Bowlby,1980)提出的依恋理论最初是描述婴幼儿与主要照顾者(母亲)产生的情感依恋。但米汗(Meehan,2017)的研究发现,养宠人与宠物也可以产生依恋关系,养宠人会将宠物视为潜在的依恋对象,随着与宠物相处时间的增长,这种依恋关系越发的明显与深刻。心理亲属理论(Bailey,1988)认为养宠人不考虑实际遗传关系,在认知和行为上会把宠物视为家人、朋友(Carlisle-Frank & Frank,2006)。有研究认为养宠人更倾向于把自己的宠物看作重要他人(Kepeng Xu,2023),因此养宠人对宠物的态度更为积极。徐科朋等人(2023)指出养宠人更可能会将他们的宠物划分为内群体,进而表现出内群体偏好(Tajfel,1971)。内群体偏好是一种系统性地偏好自己所在的群体和群体成员超过外群体的现象(Masuda & Fu,2015)。
纯粹偏好理论(Baron,1992)认为,相比于外群体成员或者无明确群体身份的成员,个体更倾向于对相同群体身份的成员给予积极的社会评价(陈世平,崔鑫,2015)、优势的资源分配和更高水平的合作行为(Balliet,2014;Everett,2015)。例如,在一项拯救实验中,相比于家畜与野生动物,养宠人更倾向于拯救宠物(Kepeng Xu,2023)。McAuliffe(2016)的研究也得出结论:内群体偏爱也会对责任划分产生影响,做出违规行为的内群体成员获得的负面评价更少,更容易被原谅。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个体将自己归属某一个群体之内,在主观上认为自己与群体内其他成员是一致的,会不自觉地对自己所属群体的产生积极认同,也就是内群体认同(Tajfel et al.,1979)。另一方面,个体能够推测他人的意图、信念等心理状态,进而预测他人行为,通常会对内群体成员的意图、动机等进行合理化地推测和解释,从而对内群体成员更加宽容(Baumgartner,2012;Fatfouta,2018)。
具体而言,每当发生人宠冲突事件,要么是宠物主动攻击他人,要么是他人主动挑衅宠物而被攻击(王鹤凝,2017)。虽然结果都是宠物攻击他人,但相应的责任主体却大不相同。若人宠冲突事件的因果关系清晰,责任主体明确,人们就会做出相对正确、理性的判断;若事件的因果关系混乱,责任主体模糊,人们就会根据自己的认知进行主观判断。
情景模糊性是指在一个情景中,人们对于事件的因果关系和责任归属的清晰度和明确度的程度(Phares & Wilson,1972)。人宠冲突中的责任模糊是指:一起宠物伤人事件的起因,不明确是宠物因自身问题先攻击他人,还是被他人激怒进而攻击他人。情景模糊性可能导致归因偏好的变化,当情景模糊性高时,人们可能会根据个人经验、情绪状态进行偏向性归因(Heider,1958),例如对宠物的认知。这种情况下,归因可能更加主观,容易产生偏见,将责任归咎于宠物或他人。
(1)理论意义。责任归因理论扩展。①宠物饲养经历与责任感: 研究探讨了个体是否曾经养过宠物对其在冲突中如何分配责任的影响。宠物饲养者可能对于宠物行为问题有更高的责任感,因为他们可能更了解宠物的行为和需求。②情境模糊性的角色: 通过考察情境的模糊性(高、低)对责任归因的影响,研究可以揭示在不同情境下个体如何理解和解释宠物行为,以及他们是否倾向于将责任归因于宠物自身或外部因素。
(2)现实意义。①提供行为干预策略,了解责任归因的形成机制可以为开发宠物行为干预和培训策略提供理论支持。通过促进正确的责任归因,可以改善人宠关系,减少冲突和误解。②改善宠物福祉,深入了解责任归因的形成对于改善宠物福祉至关重要。正确的责任归因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满足宠物的需求,提升宠物生活质量。③研究结果可以为制定相关宠物保护和管理政策提供依据,促进社会对宠物责任和养育的更理性、更负责任的态度。
养宠经历与责任主体共同影响责任归因,相较于非养宠人,养宠人认为伤人宠物的责任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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