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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这一常见的心境障碍，长久以来一直在侵袭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近年来，随着心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阈下抑郁作为一种介于健康与临床抑郁症之间的心理亚健康状态，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Barker E T et al.，2018）。阈下抑郁指的是个体虽然表现出一定的抑郁症状，但并未达到临床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其症状程度较轻，但持续时间较长，且容易被忽视。若不及时进行干预，阈下抑郁极有可能发展为临床抑郁症，给个体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困扰和功能障碍（Cuijpers P & Smit F，2010）。在对205例诊断为轻度或亚综合征抑郁的人群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阈下抑郁的人群在一年以后发展成重度抑郁障碍的概率为对照组的5.5倍（Lyness J M et al.，2006）。在大学生群体中，阈下抑郁的发病率高达40.8%，这一数字远超一般人群，显示出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严峻性（张睿 等，2022）。由于社会对阈下抑郁的认知不足，这一群体往往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导致问题不断恶化。这不仅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业成绩和社交能力，还可能对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探讨大学生阈下抑郁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可以更好地预防和干预阈下抑郁。研究表明，负面情感体验与焦虑（李波 等，2003）、抑郁（Andrews B et al.，2010）等多种心境障碍密切相关（钱铭怡，刘鑫，2002）。羞耻感，作为一种负面的自我情感体验，源于个体对自我价值的否定和贬低（Lewis M，2008），是一种重要的情感变量。近年来，随着羞耻感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在阈下抑郁中的作用也逐渐凸显出来。羞耻感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还可能通过一系列中介机制间接影响阈下抑郁的发生，个体在经历羞耻感后，产生相对剥夺感，可能会削弱个体对来自他人的尊重和支持的感受，进而降低对社会支持的领悟和利用能力，最终加剧抑郁症状的出现（韩磊 等，2017）。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广东省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三所学校1302名大学生。

1.2 方法

1.2.1 抽样方法

2024年3月12日至20日，采用方便抽样法对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三所学校的大学生进行在线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以华南农业大学最多（735人，56.45%），其次是华南师范大学（304人，23.35%），广东工业大学最少（263人，20.20%）。

1.2.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使用由钱铭怡等人在2000年编制的羞耻特质量表（钱铭怡 等，2000），该量表包含29个项目，涵盖了个性羞耻、行为羞耻、身体羞耻和家庭羞耻四个维度，4个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8、0.87、0.82和0.88，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3。于林露编制的阈下抑郁量表，四个维度共30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5级计分方式，从“完全不符合”（1分）到“完全符合”（5分），其中有4项反向计分，四个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92、0.903、0.874、0.825。马皑编制的相对剥夺感量表，共包含4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6级计分方式，从“非常不同意”（1分）到“非常同意”（6分），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7。姜乾金在2001年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姜乾金，2001），共包含12个项目，三个维度共12个项目，采用李科特7级评分法，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
为0.95。

1.2.3 质量控制

（1）经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后进行问卷发放，宣读指导语，调查对象自行作答。（2）同一微信号仅可填写1次。（3）对回答时间过短的问卷进行剔除。

1.2.4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6.0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采用Mplus 8.3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采用Bootstrap法（5000次重复取样），对相对剥夺感和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以p<0.05作为检验水准。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共收集1302份问卷，有效问卷1196份，有效率91.86%。其中，男生536人（44.82%），女生660人（55.18%）；平均年龄（19.33±2.60）岁；其中大一370人（30.94%），大二364人（30.43%），大三246人（20.57%），大四216人（18.06%）；生源地为农村537人（44.90%），城镇659人（55.10%）；其中独生子女351人（29.35%），非独生子女845（70.65%）。

2.2 共同方法检验偏差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共有12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其中，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33.02%，这一数值低于40%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

2.3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羞耻感、相对剥夺感、领悟社会支持、阈下抑郁的均值、标准差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4个研究变量之间两两相关显著（p<0.01）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N=1196，r）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al analysis of variables (N=1196, r)

注：**p < 0.01。

特质羞耻与相对剥夺感（r=0.37，p<0.01）和阈下抑郁（r=0.58，p<0.01）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关系（r=-0.30，p<0.01）。相对剥夺感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r= -0.26，p<0.01），与阈下抑郁呈显著正相关（r= 0.47，p< 0.01）。领悟社会支持与阈下抑郁呈显著负相关（r= -0.43，p < 0.01）。

2.4 结构模型检验

采用Mplus8.3，以特质羞耻为自变量，相对剥夺感和领悟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阈下抑郁为因变量，构建链式中介模型并对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拟合可接受（χ2 = 660.47，df = 84，χ2/df = 7.86；RMSEA = 0.08；CFI = 0.95；TLI = 0.93；SRMR = 0.05）。如表2和图1所示，特质羞耻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相对剥夺感（β= 0.42，p<0.001）；特质羞耻（β= -0.17，p< 0.001）和相对剥夺感（β= -0.24，p< 0.001）均可显著负向预测领悟社会支持；特质羞耻（β= 0.47，p< 0.001）和相对剥夺感（β= 0.31，p<0.001）均可显著正向预测阈下抑郁，领悟社会支持可以显著负向预测阈下抑郁（β= -0.21，p< 0.001）。

采用Bootstrap法，抽样5000次，对相对剥夺感和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若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上下限之间不包括0，则中介效应显著。相对剥夺感在特质羞耻和阈下抑郁之间发挥中介作用（95%CI = ［0.100，0.164］），效应值为0.130，占总效应的19.85%。领悟社会支持在特质羞耻和阈下抑郁之间发挥中介作用（95%CI = ［0.018，0.055］），效应值为0.034，占总效应的5.19%。相对剥夺感和领悟社会支持在特质羞耻和阈下抑郁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成立（95%CI = ［0.013，0.032］），效应值为0.02，占总效应的3.21%。总间接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
28.25%。

注：***p <0.001，所有路径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

图 1 链式中介模型路径图

Figure 1 Path diagram of the chain mediation model

表 2 中介效应值与效果量

Table 2 Mediation effect sizes and effect sizes

3 讨论

本研究考察大学生羞耻感与阈下抑郁之间关系的中介机制，结果支持假设，羞耻感与阈下抑郁之间的关联可以通过相对剥夺感和领悟社会支持的多重中介作用进行解释。该结果为大学生阈下抑郁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实践指导和策略思路。

3.1 相对剥夺感在羞耻感与阈下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相对剥夺感可以传递羞耻感对阈下抑郁19.85%的效应，即相对剥夺感在羞耻感与阈下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由Festinger的社会比较理论（Festinger L，1954）可知，当个体经历羞耻感时，往往伴随着自我价值感的贬损（Tangney J P et al.，2007），这会触发向下社会比较的补偿机制（Fergus T A et al.，2010）。大学生群体正处于社会定位敏感期，在学业成就、外貌条件、社交地位等维度的比较中，相对剥夺感可能成为调节自我认知失调的“心理缓冲带”——通过将自身处境归因为外部环境的不公平（Smith H J & Pettigrew T F，2015），暂时缓解因羞耻引发的自我攻击，但这种防御性认知却使个体陷入“剥夺感—消极预期”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阈下抑郁的情绪积累（李莉红 等，2020）。此外，相对剥夺双路径模型为此提供了更精细的解释框架（Walker & Pettigrew，1984）。研究结果提示，大学生群体的相对剥夺体验更可能通过情感路径而非认知路径产生影响：羞耻感诱发的负面情绪唤醒放大了对“应得”与“实得”差距的敏感性（差距感知效应），这种情绪驱动的相对剥夺体验具有更强的抑郁预测力。这一发现与情绪主导型相对剥夺模型相吻合，说明情感路径（如羞耻感触发的愤怒）可能在心理病理化过程中优先于认知路径（如差距评估）发挥作用（Osborne D et al.，2015）。

3.2 领悟社会支持在羞耻感与阈下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持传递羞耻感对阈下抑郁5.19%的效应，即领悟社会支持在羞耻感与阈下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由社会支持缓冲模型（Cohen S & Wills T A，1985）可知，当大学生体验羞耻感时，其内在的自我污名化倾向会激活社会退缩行为，导致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不足，进而削弱情绪调节的“安全网”作用。具体而言，低领悟社会支持者更易陷入“羞耻孤岛”困境，既因害怕负面评价而回避社会联结，又因缺乏支持性反馈而加剧对自身缺陷的反刍，这种双重压力最终促进了阈下抑郁的发展。同时有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负向预测阈下抑郁（Roohafza H R et al.，2014）。

3.3 相对剥夺感和领悟社会支持在羞耻感与阈下抑郁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表明，羞耻感对阈下抑郁的效应还可以通过相对剥夺感与领悟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而传递。本研究发现的链式中介路径表明，羞耻感对阈下抑郁的影响可通过“相对剥夺感—领悟社会支持”的递进式损耗路径实现。具体而言，当个体的羞耻体验引发对自身劣势地位的消极归因（即相对剥夺感）时，这种认知偏差会进一步干扰其对社会支持资源的有效感知：一方面，过度聚焦于“被剥夺”状态可能使个体忽视环境中真实存在的支持信号（如同伴关怀或师长鼓励），形成支持可得性的认知盲区；另一方面，将自身处境归因为外部环境的不公可能泛化为对人际关系的普遍怀疑，进而削弱主动寻求或接纳支持的行为动机。以往研究结果显示，相对剥夺感可降低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影响其领悟社会支持水平（Krokavcova M et al.，2008）。这种认知与行为的双重受限导致支持系统原有的情绪缓冲功能失效，使得羞耻感经由“剥夺感加剧—支持感衰减”的连锁反应，最终转化为持续的阈下抑郁状态。

3.4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揭示了羞耻感影响阈下抑郁的多层次传导机制：通过整合相对剥夺感与社会支持的双中介路径，构建了“认知偏差—资源损耗”的链式模型，不仅拓展了社会比较理论在心理病理学中的应用边界，还为理解情绪驱动型认知与支持系统动态交互提供了新视角。

实践层面，研究结果为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方向性指引。首先，需开发整合认知重塑与社会支持增强的双路径协同方案，而非单一维度的干预策略；其次，高校心理健康服务应重视羞耻感向相对剥夺感的转化节点，通过早期干预阻断恶性循环链；最后，在数字化社交背景下，需重新审视传统支持系统的有效性，探索虚拟与现实支持资源的整合路径。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验证跨文化情境下该模型的适用性，并基于动态评估方法优化干预的时效性靶点，以期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支持。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羞耻感、相对剥夺感、领悟社会支持均为阈下抑郁的预测变量。大学生的相对剥夺感和领悟社会支持在羞耻感与阈下抑郁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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