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商贸学院教育学院,武汉
西方历史上,多次曾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导致连绵不绝的战争。宗教信仰的区别代表价值观的不同,而底层价值观造就个体的生命意义,于是产生一呼百应,为同样信仰的人战死沙场的现象。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宗教集权专制逐渐转向人人皆知的“上帝已死”科学时代,人生意义从死后上帝裁判转为个人意识形态的塑造。此时教育的重要凸显而出。它可将众人的力量进行汇集,形成团结一致的观念,塑造较为相似的底层价值观,在诸多问题上高效达成一致见解,共同推进社会的发展。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提出儒家学说,对中国人的一言一行均产生重要影响。但儒家文化的发展脉络与西方宗教存在极大的差异。不同于耶稣诞生之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真人真事,而且还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在孔子学生帮其整理的《论语》中,大量是有关如何因材施教的经验(傅佩荣,2012)。在后续岁月中,少数民族曾统治中原地带一时,但没多久都逐渐被汉化,形成潜意识层面的儒学文化圈。
而当时中原地区的农耕生产方式,则加深儒家文化对各民族的影响力,逐步形成庞大的文化共同体。儒家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度和更新迭代的能力,可将诸多不同类别的文化融为一体并形成相互促进的局面(费孝通,2010)。但笔者认为道家文化同样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后续将对此进行相应探讨。
文化共同体是指在多元价值观影响下,人们虽有各自的人生追求,但在具有高包容度的社会下,价值多元的个体或群体各有各的精彩,由此形成一个美美与共的共同体,拥有同一发展使命,彼此促进、携手向前。只有进行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才能既守住民族之根本,又能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与现代化高度接轨。
如何既守住民族之根本,又能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与现代化高度接轨,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代际传承的关键。有关基于共同体意识目标下,学前教育阶段的中国传统文化代际传承议题,如下问题有待研究:
(1)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认知特点为何?
(2)学前教育阶段幼儿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认知发展特点为何?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促进幼儿发展共同体意识?
(3)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结合开展学校教育,实现中国文化之代际传承,形塑文化共同体意识?
以下将对上述议题进行分析,并探寻相应解决方案。
皮亚杰指出同化与顺应是认知发展的主要方式:同化是指当遇到和原有知识有关的内容时,个体将其纳入原有结构进行扩充;顺应是指现有知识无法满足环境需求时,个体将吸收新知识,重整内在知识体系,以适应环境(皮亚杰,1981)。
学前教育阶段幼儿大致分布于3~7岁区间。尽管皮亚杰通过“三座山”实验发现:此阶段的幼儿认为其他方位的幼儿与自己看到的山景是一样的,难以换位思考,具有“自我中心”特征(皮亚杰,1981)。但发展心理学家托马塞洛(Tomasello)基于维果斯基发展观进行研究后发现:幼儿几个月可追随他人目光以形成联合注意(jointing-attention);1岁多可用手的指向(pointing)告诉他人正在寻找的东西之位置;3岁左右开始将重要他人(先是抚养者,后为同伴)逐步内化为第二人称对自身进行督促;4岁左右可与人商量规则进行合作;5~6岁形成鸟瞰能力(bird-eye-view),可在他人缺场的情况下,进行角色转换,替代他人角色履行相应义务(Tomasello,2019)。
由此可见,维果斯基学派对于社会认知发展方面的论证较为完备,用皮亚杰的理论研究幼儿文化价值观代际传承现象不太适宜。由此本研究采用维果斯基派理论对学前教育阶段幼儿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之认知发展特点进行分析,再基于文化共同体意识目标下,对学前教育阶段中国传统文化代际传承之教育议题进
行探究。
从两千多年前延续至今,儒家和道家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思想(陆玉林,彭永捷,2019)。儒家文化一向崇尚“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鼓励大家好于学习:当面临与现有知识系统相匹配的内容时,则将其纳入现有系统之中,呈现图式扩增的效果;当自身经验无法解决当下问题时,则可吸收新知识,重整图式架构,形成新的知识系统。儒家文化价值观促使个体按照同化和顺应的方式学习新知识(皮亚杰,1984)。但究根揭底,这些知识的习得和运用都源于儒家“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底层价值观之驱动,并基于儒家文化价值观脉络而形成有序的知识体系。
并非所有知识体系都按照统一的价值观进行归类匹配,也存在事物两极属性出现于同一知识体系的认知模式。此时,道家认知可将阴阳、正反、有无等两极特征共存于同一知识体系中,形成架构灵活的动态知识网络。当面临不同情境时,个体的认知结构可根据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做出不同形式的调整,以完成当下任务。经过文化的积淀,中国人普遍同时拥有儒家和道家两大认知模式,以双轨思维并存之方式帮助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中吸收大量知识,再按照情境要求灵活提取所需内容以解决相应问题。例如:在群体之中时,因受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价值观影响,则按照内在道德要求,尽力高品质实现自己的角色义务(陈舜文,邱振训,2011); 而当一个人自处时,受到道家“顺其自然,无为而为” 之核心价值观影响,则可尊重事物发展规律,超越个人得失视角,让思想在宇宙中翱翔。
中国人普遍承继“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吕坤维,2019),“内团体和谐”是最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特征(Oyserman et al.,2002)。两千多年以前,以农耕方式生存的中国人,相比个人播种收割,通常以家族为单位进行运作,因为采取合作模式更可能实现好收成。这种生产方式导致家族利益超过个人利益,合作是个人生存的基础,由此形成相依型人际关系模式。而对于道家文化崇尚者而言,不少人将技艺培养至炉火纯青,隐身于市集之中,以独立自主的方式生存。也正因为这种自由自在、专注于事情本身的状态使人以真诚的态度与他人相处,体现道家之“和”,呈现独立型人际关系模式。由此可见,儒道哲学所造就的生产方式导致关系模式的差异,形成中国人“进则儒,退则道”的情境切换关系模式。
启动效应是社会心理学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Elliot Aronson et al.,2021)。其理论背景为:人的知识结构是一个网络架构模型,知识按照类别归属的方式组成一个多维知识网络,关系越紧密的知识在网络模型中的距离则越近(彭聃龄,2023)。每个人的价值观系统则也呈现出相应的组织特征,按照底层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表层价值观的方式依次分层形成架构,当底层价值观有所变化时,整个价值观体系都会跟着发生变化(莱德利 等,2012)。而儒家和道家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思想,形塑了两种价值观体系同时并存于认知系统中。当读到道家知识时,则可启动道家价值观;而读到儒家知识时,又可启动儒家价值观。个体据此依据情境在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之间切换,以更好地解决当下的问题。
中国的山水园林、风景名胜、文学、艺术、建筑、医学、娱乐(说书、相声、中国象棋)、体育(太极、少林功夫)、饮食等都具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持续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文化价值观具有系统式和零碎式2种代际传承方式。系统式即指文化价值观以一种逻辑架构清晰、组织层次分明的知识体系进行代际传递,例如:学习过哲学史的学生,可形成不同文化价值观体系,在与他人交流过程中,可按照脉络解构对方的观点,推测对方所持的信念,以达到更好的沟通效果。一位系统学习过建筑发展史并拥有良好中国哲学素养的学生,相较于只学过建筑建造知识的学生,极有可能更好地设计出既有古风特征、又能与时俱进的建筑。零碎式是指文化价值观以一种非体系、非组织且碎片化、七零八散的知识形式进行代际传递。例如:未系统学习过哲学的学生,在与他人交流时,可能较易从表层含义进行解读,无法掌握精髓,由此造成沟通上的误会,形成交流障碍。
原型是将同一类事物提取核心特征后,形成的具有代表特征的表象。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多种感觉器官与外界接触,知觉事物的特征,形成表象。而同一类事物由于细节的差别,极有可能导致表象的差别化。由此将同类事物的表象之核心特征提取后,成为原型。文化价值观的传递常包含抽象概念,幼儿较难理解其含义。但道家思想中的原型与日常接触之物紧密相关,当听到道家语句时,幼儿对概念进行加工,将所传达的内容与相应原型建立联结,运用原型所具有的特征来理解其中含义。
《道德经》被誉为中国人的管理圣经:“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韩鹏杰,2019)。上述内容借用“水”对管理经验进行生动形象的传达。水是幼儿出生之后最常接触的所需品。以水作为原型,将管理用比喻的方式进行描绘,借用水的特征举一反三至相关经验,帮助幼儿理解《道德经》所蕴含的人生智慧。
大自然比人类存在的时间更为悠久,人类的生存资源始于大自然。两千多年前,对于将农耕作为基本生产方式的中国人来说:大自然是生存之母,对其中的一草一木都有浓厚的感情。
隐喻是指采用比喻的方式,对要说明的道理进行形象生动的阐述,使晦涩难懂的哲理变得浅显易懂。《庄子》提到某颗大树因不具备当柴火、做家具等用途,被人置之不理,由此长得郁郁葱葱,得以颐养天年。此寓言借用大自然中的树进行绘声绘色的隐喻,以传达“无用之用之为大用”的道家文化信念(傅佩荣,2018)。如果直接抛出此文化价值观,可能会让人难以理解。但因借用大自然之物进行隐喻,可让读者对“无用之用之为大用”有更深的领悟。
综上所述,道家采取借用原型表达概念,运用大自然进行隐喻的方式传达哲学思想,使幼儿可明白其中含义,将价值观内化为生存与发展的智慧。
社会互动促进幼儿心理机能的发展(瑞内·范德维尔,2017)。3岁左右,幼儿可逐步将重要他人内化为第二人称(Tomasello,2019),对自己进行监督。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处事为人智慧,可帮助幼儿习得多样的应对方式。但此时幼儿习得的知识常常是七零八散的碎片化状态,尚未联结成有序的组织架构。4岁左右,幼儿逐渐与人协商规则,按照协约处理事物(Tomasello,2019)。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互动方式的刻画,可让幼儿了解更多人际模式,逐步扩充人生经验,开始将这些内容进行有序联结。5~6岁,幼儿知道角色间的差别,并可根据需要承担不同义务(Tomasello,2019)。中国传统文化多是古代圣贤总结的生存与发展之道,对于解决不同情境下的问题具有丰富的经验,可帮助幼儿发展出因地适宜的应对方式,实现角色的灵活切换。据此幼儿逐步把习得的文化价值观归类,形成架构分明、内容有序的价值观体系。
文化觉察是指个人或群体对自身及他人/其他群体所持的文化特征有所觉察,从潜意识上升到意识层面(迈克尔·科尔,2018)。基于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视角,文化通过历史的积淀,存在于群体的潜意识深处,以基因的形式代代相传,原型为其中之一(申荷永,2012)。文化以社会规范、民风习俗、建筑、山水园林、医学、文学、艺术、娱乐、服装等诸多形式产生影响,均在潜移默化之中形塑幼儿的价值观。中国历史悠久,哲学论著蕴含丰富的原型。幼儿的文化基因与生俱来,在接触到原型时,相应文化价值观即被启动。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促使幼儿了解祖先的思想,明白群体行事风格的历史根源,从第二人称视角对自身文化价值观进行觉察,使深层信念从潜意识上升至意识层面,提升幼儿对自己及他人的觉察力。
基于定义,概念是具有共同属性的事物总称;基于形成过程,概念是人类经验的总结(彭聃龄,2023)。对常出现的事物提取显性特征之后,成为概念的组成部分。依据启动原理,对幼儿进行概念激活,具有视觉显性特征的事物属性立刻浮现于记忆系统。但道家文化价值观不仅重视事物的外显属性,同时非常强调内隐属性即空或无的功能。《道德经》有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通谓之玄,玄之又玄,众秒之门。”;第十一章又提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牗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韩鹏杰,2019)。以上清晰说明具有视觉隐性特征的事物属性之重要功能。以道家价值观脉络组成的概念体系,不仅包含事物的外显特征,也强调事物的内隐功能,可使幼儿在关注视觉显性特征之时,同时意识到隐性特征的作用,形成更全面的概念架构。
元认知是对认知的认知,包含对认知的知识、对认知的监控、对认知的体验3个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认知的监控(钱欣琳,2022)。大班幼儿可在不同角色间切换(Tomasello,2019)。但所有角色都涵盖相应情境条件,《庄子》曾提到有人因美德被称赞,皇帝有所耳闻之后想封其为官员,但此人深知人言具有两面效应,为以防后患,从而婉言拒绝的寓言。由此可知,道家思想可使人不盲从于当下情境,从宏观层面对问题进行全盘把握,对自己的思考过程和思考内容进行监控,灵活调整行事的思路方针。道家价值观通过作用于元认知,可帮助幼儿对自身的社会认知过程进行宏观和微观调控,以提升决策的准确度。
发散思维是沿着不同方向思考,产生多个问题解决方案的思维活动,具有流畅性、变通性、独特性等特征(彭聃龄,2023)。《道德经》曰“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黑。”,“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韩鹏杰,2019),以上论述将事物的两极特征兼容并存,强调凡事均有阴阳两面,使幼儿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促进发散思维的发展。《庄子》“大鹏和小鸟”的寓言则提供感官上的巨大差异(傅佩荣,2018),使得幼儿扩展认知图式,可基于不同身份角色进行体验,体会大鹏和小鸟志向的区别,由此提升发散思维的品质。
综上所述,道家思想从如下三个因素影响幼儿的认知能力:第一,帮助幼儿形成全面的概念架构;第二,促进幼儿元认知的发展;第三,提升发散思维。
纵观中国历史,道家文化是促进中国人创造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理解《庄子》之创造力作用机制呢?以下基于《庄子》价值观培养幼儿创造力的心理机制角度进行探究。
(1)思考独立性
《庄子》顺延《道德经》中凡事具有两极特征的观点,提倡个体独立思考。《庄子》中提到“真正儒生”这则寓言:到处都是自称信仰儒家学说者,但当需要接受考验时,大街上空得只剩一人(傅佩荣,2018)。由此学习《庄子》可使幼儿不盲从他人观点,基于不同角度对事物进行分析,使幼儿习得独立自主的思考习惯。
(2)视野宽广度
《庄子》不仅提倡从多个视角看待问题,还强调提升视野宽广度的重要。《庄子》提到“大鹏之展翅高飞”的故事(傅佩荣,2018),其中所描绘“大鹏之大”类似“神龙见首不见尾”,强调事物体积之大,以此提升心境辽阔程度。由此在阅读《庄子》时,可启动形象思维,扩增认知图式,以此提升创造力。由此培养幼儿的启示为:教师可以多带幼儿欣赏大自然风景,觉察人类世界的多姿多彩,赏析各式各样的智慧结晶。
(3)兴趣专注度
《庄子》提倡对兴趣的高度专注,以达到“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的状态。如“庖丁解牛”:尽管大王在场观摩,庖丁还是全神贯注地解剖牛,将技艺发挥至极致。因而权威的评价不是他养成鬼斧神工的原因,关键在于对兴趣的高度专注。由此对幼儿培养的启示为:教师可观察幼儿的兴趣所在,创设良好环境、拓展幼儿探索兴趣的途径。
(4)理性与感性之平衡度
《道德经》曰“天地皆为刍狗”,意指上天对待世间万物如出一辙的态度(韩鹏杰,2019);《庄子》也曰:“道在粪便之中”(傅佩荣,2018),均体现出道家思想的理智。但同时道家还提倡感性。庄子与惠子谈论“鱼之乐”的片段(傅佩荣,2018),说明面对人世间的情感,道家并非持逻辑推理的理智态度,而是遵循内在的感受,借物抒情。由此道家价值观可帮助个体在需要调动情感之时,创造出打动人心的作品;在需要进行理性分析之时,则收回自己的情感。因而对培养幼儿创造力的启示为:教师可对过于感性的幼儿运用道家思想进行理性培养,而对过于理智化的幼儿运用道家思想进行感性培养,以达到理性与感性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效果。
综上所述,道家文化价值观可从独立思考、视野宽广度的培养、兴趣专注度的提升、理性与感性的平衡四个方面提升幼儿的创造力。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全球贸易越加发达。贸易不仅将各国所需物资进行交换,促进发展效率;同时深化各国之间的合作,实现共同富裕。伴随“一带一路”政策的施行,中国力争与更多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汉语简体字日益流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加入学习中文的行列,以提升语言沟通的效率,建立长久、稳定的贸易关系。即便因时代需求存在“汉语热”现象,仍然要考虑如何减轻贸易合作方的汉语学习压力,让其以最少的时间学会最多的贸易汉语。简体字以笔画少,提升使用效率,占据贸易合作方最少认知消耗,从而具有诸多贸易合作的优势。因汉语简体字的普及,使文化、方言各异的人群可进行友好交流,迅速实现不同区域间的互动,让旅游、教育、贸易等变得欣欣向荣,使得各地区间齐心协力拓宽产品生产链,打造上游、中游、下游的一体化发展,带动各路产业。
学前教育阶段的幼儿处于语言的高速发展期。社会文化互动促进幼儿心理的发展,语言起到重要作用(瑞内·范德维尔,2017)。幼儿从单字学习到熟悉词汇,再到掌握语法,习得简单句、复杂句、短文、长文等越来越复杂的内容,认知能力随之成长(瑞内·范德维尔,2017;彭聃龄,2023)。中国地大物博,方言众多,教育的推广使得大家均能使用汉语简体字实现便利的沟通。来自五湖四海的幼儿在家采用方言,在学校又可通过汉语简体字进行互动。文化间的差异使幼儿在互动中形成疑问,在试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使用汉语简体字通过沟通的途径拓展原有认知结构,将不同文化纳入图式,往更高阶认知水平发展。由此可知,对于学前教育阶段的幼儿,汉语简体字具有学习支架的功能(瑞内·范德维尔,2017)。
在汉语简体字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可透过如下方面促进幼儿社会认知的发展:
幼儿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可提升文化觉察,将传统文化中的人生智慧转化为现代社会中的“知行合一”;同时又可提升对他人动机的觉察力,更好地实现社会互动。中国地大物博,属于多民族国家。当与其他民族相处时,在汉语简体字此语境下,幼儿可大方地介绍自己民族的文化特点及各类文化特色产品、风景名胜,让对方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有所了解并产生兴趣。透过相互交流,达到彼此学习的效果,实现多文化间的
经验借鉴。
社会规范往往随着时代的需求更新迭代。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可以习得祖辈的生存及发展智慧,促使年轻世代能根据新时代的变化推进社会的发展,达到文明进化的效果。汉语简体字的统一可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在发展方向上达成整体共识,协商合理的社会规范,达到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效果。
对幼儿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可促使幼儿借鉴古代先贤的智慧,掌握更多样的社会协约,习得更丰富的分工图式,提升彼此间的文化默契度。因而汉语简体字便于各民族之间更高效地展开合作,实现多元分工。
文明的历史越悠久,积淀便越深厚,相应的文化知识体系易呈现出涉及面广、门类丰富、内容甚多等特征。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且至今存在的文明古国之一,文化硕果累累,数不胜数。如何在学校开展适宜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既能实现良好的代际传承效果,又能符合现代社会之需求,至今尚未定论,以下将从不同层面对此议题进行探讨。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学生必须学习大量知识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虽工业和信息的全球化导致绝大部分人的基本生存已不成问题,但因竞争的加剧,如何进行适宜的文化教育则成为重要议题。基于学校教育的角度,则需要改变所有内容都需要学、所有知识都必须教的教育理念,并且不宜用考试的方式让学生以被动的态度参与到课程中。相较而言,问题导向的文化教育模式则以对主题进行探究的方式,提出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问题,启发幼儿思考并主动进行钻研。
“最近发展区”理论指出:当学生具备相应基础,在社会支持系统的促发下,可进一步提升能力(瑞内·范德维尔,2017)。而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是推动学生进步的关键因素。由此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校教育分为通识型和兴趣型。通识型即对学生进行文化知识普及方面的教育,如儒家、道家等价值观体系。兴趣型教育则是将爱好相同的学生组成团体,围绕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主动探究发展历程,总结过往经验,提取核心议题协商讨论,分工合作进行解决。
以中国头饰在全球的市场营销为例,还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头饰,持续出现巧夺天工之作,材质多样、种类繁多、形状各异、发展历史悠久。如果学校想举行文化类的兴趣团体,则可把喜欢头饰的同学们招募在一起,研究如何扩展中国头饰在全球的市场份额。然后在教师的带领下,将此主题划分为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问题,通过解决相应问题的方式逐步实现学习目标。例如:教师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启发:
(1)古代文化知识:中国头饰在古代有哪些样式?具体材质和特征为何?制作工艺及制造过程为何?
(2)现代文化知识:现代中国头饰有哪些样式?具体材质和特征为何?制作工艺及制造过程为何?
(3)文化传承议题:现代中国头饰延续古代头饰的哪些特征?哪些特征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消失?发展出哪些新特征?其中缘由为何?
(4)现代市场调研:龙头现代中国头饰制作商家具有怎样的文化传承及革新特点?企业优势为何?品类开发、制作工艺、营销方式等方面具有哪些特征?
(5)市场评估与分析:你觉得目前的中国头饰能满足市场哪些需求?还有哪些需求尚未被满足?如何将目前的头饰品类、材质、形状进行调整,可能可以满足更多的市场需求?
(6)文化共同体意识下的产品创造:如何结合海外文化的特征,开发新产品以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
(7)文化共同体意识下的营销策略:如何对中国头饰进行海外市场宣传,让更多群体产生亲切感,由此扩大海外市场份额?
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1)对于以上问题,学生实行任务分工、收集信息,再进行汇总和讨论;
(2)教师在学生所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提供更多资讯,帮助学生扩大视野,从更宽广的角度进行探究;
(3)教师在学生汇总的内容之上,进行提纲挈领的总结,并指出存在思考漏洞的地方,进一步督促同学们深度探讨;
(4)邀请每个组进行成果分享,展现集体智慧。
如此可通过解决当代发展议题之方式,启发学生思考和创造,基于文化共同体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代际传承。
中国象棋源于古代帝王征战,两军对垒时的谋略规划图。现实中的江山转化为象棋图谱,而帝王及其军队则转化为棋子与对方一决高下。不同类别的棋子,拥有不同的行走方式。例如:象走田字格,并有限制区域;马跳日字格,兵只能前行竖走。每个规则都有其文化特征。
大班幼儿具有鸟瞰(Bird-eye-view)能力,可扮演不同角色,根据情境承担相应义务(Tomasello,2019)。因而大班幼儿已拥有下棋的能力,中国象棋从如下因素影响大班幼儿社会认知的发展。
在古代,生存资源的获取途径主要为:靠战争的方式,获胜者夺取资源获得更佳的发展机会;或靠家族生产的方式,根据家族成员的位阶高低进行劳动成果分配。如何不以战争的方式,采用智谋获取和平尤显宝贵,以此演化出《孙子兵法》谋略:“即便有打仗的能力,也绝不轻易出兵。以花费国库最少的钱,尽量不动用人民一分一毫,采用运筹帷幄的方式解决问题,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陈曦,2011)。中国象棋是对战争情境的模拟,可帮助幼儿习得从战略高度思考全盘局势,从战术角度调配和运营资源,高效分析当下形势,依时事而定对策的能力,将谋略转化为文化共同体意识。
中国象棋可从如下因素影响幼儿的社会认知能力:
(1)大局观
在中国象棋中,车是攻击力最强、所涉路程最远的棋子,所到之处,几乎片甲不留,可谓是帝王最得意的将相。但如果帝王面临危险,则意味着此局结束。由此再好的棋子,还是得放弃。大班幼儿在下棋过程中,可更早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和“凡事从长计议”等道理,形塑大局观。
(2)深谋观
中国象棋的每类棋子都有不同的运行模式及功能,在两军对垒时可形成千变万化的局势。由此需要长远的规划,以一步看百步的心态,反复推算局势的发展,形成相互呼应的态势,选择最为适宜的途径,逐渐把控形势,关键时灵活应变。如此循环往复,则可培养幼儿深谋远虑的能力。
(3)过程观
输赢是显而易见的结果,但对于下棋者,需要聚焦的是过程。当对方棋子落下,轮到自己时,需对整个局势进行把控,推算步骤之间的关联,根据对方的运行模式预测应对方式,从而选择最佳走法。幼儿通过多次模拟运算,形成专注过程的处事态度。
(4)隐形观
“枪打出头鸟”,“谁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都在强调“才不外显”及“谋不外露”等行事风格的重要。中国象棋的下棋步骤中,有被称为“先礼后兵”的方式——刚开始大大咧咧,实则步步精心,稍不留意,则大势已去。所以“隐形观”不仅强调保存实力、低调行事的重要,也注重“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由此下棋帮助幼儿知晓人生百态及人性善恶,掌握默默培育实力的长久生存与发展之道。
(5)规划观
棋盘上的棋子既需要各司其职,又需要相互配合。任何一步,都可能造成局势的改变。运营棋子相当于规划组织的未来发展,根据局势的状况合理调配资源,以达到提早谋划的效果。幼儿在单步下棋和全局考量之间来回权衡,逐渐习得灵活规划的能力。
(1)观棋法
幼儿通过观察他人下棋进行学习,思考如何摆出多种棋局,及如何采用各式各样的应对方式,从而习得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样例。
(2)未结局棋法
从古至今,有诸多未解棋局。此类棋局让下棋者左右为难、难以决断,似乎任何决策都难以推动局势。如此具有挑战的棋局可开阔幼儿的眼界,拓展认知图示,通过思考对策而提升下棋水平。
(3)多人交手法
幼儿可与不同段位、不同年龄的人下棋,体验形式多样的下棋方式,习得种类丰富的棋谱,品味决策间的差异,再逐步形成自有风格。
综上所述,幼儿可通过下中国象棋提升社会认知能力,逐渐具备组织、运营文化共同体的能力。
幼儿可通过阅读古代经典著作习得先贤经验,不同书籍呈现给读者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社会角色及其互动方式。因而阅读的典籍越多,角色切换能力可能越强。由此笔者提出“多维人生视角”此概念:通过阅读习得多种人格特质,随着情境的需要发挥出能解决当下问题的人格特长。笔者认为此因素是典籍促进幼儿发展的关键心理机制。
阅读过《三国演义》的幼儿,可习得多种优秀人格特质:遭遇人生困境时,学曹操豪迈一笑,重整旗鼓;面临巨大痛苦时,学关羽边忍受刮骨之痛边冷静下棋;看到微薄资源时,学诸葛亮智摆空城计,吓退上万军马;在遭遇人生不济,长期寄人篱下时,学司马懿能屈能伸,垂垂老矣再坐拥天下;千军万马追击时,学张飞大喝惊呆众人,智保己方力量。
综上所述,“多维人生视角”是指采用阅读方式习得多种人格特质,并能依据情境的变化因地适宜发挥人格特长,创造性地解决当下问题,提升文化共同体意识。
文化共同体不仅要形成一致的发展共识,还需共同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如何运用文化培养新世代的创造力,则是基于文化共同体意识目标下中国传统文化代际传承的核心议题。以下将从理论机制和实践应用两方面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如何促进幼儿创造力的发展,前面以道家文化为例,做了初步探索。但具体机制为何,其中的心理运作过程尚未做详细探究,未来研究可从如下角度进行。
(1)思维层面
创造力的发展源于个体思维能力的增强。当个体可在更短的时间内想出更多的好点子,则对后期的创造实践提供坚实的脑力基础。由此未来可对:基于维果斯基发展观视角,社会文化价值观如何促进幼儿思维的发展进行系统研究。
(2)心智层面
个体创造力常受到群体互动的影响,当达到更高的心智发展水平,则可从群体习得更多的智慧,有助于自身创造力的发展。由此未来可对:基于维果斯基发展观视角,社会文化价值观如何促进幼儿心智的发展进行系统研究。
(3)元认知层面
当个体可从自动思维的过程中抽身出来,对自己的思维过程及思考内容进行监控和适时的调整,则有助于个体发展出更灵活的应对模式,从而导致创造力的提升。由此未来可对:基于维果斯基发展观视角,社会文化价值观如何促进幼儿元认知的发展进行系统研究。
(4)认知图式层面
认知图式是指个体所习得的知识内容及存储架构。个体的认知图式的改变,是产生新思想和新认知模式的基础。由此未来可对:基于维果斯基发展观视角,社会文化价值观如何促进幼儿认知图式的发展进行系统研究。
(5)人格层面
当个体具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可专注于当下事物,并具有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则更为容易产生创造思想和创造行为。由此未来可对:基于维果斯基发展观视角,社会文化价值观如何促进幼儿人格的发展进行系统研究。
(6)感知觉层面
感知觉的效果会显著影响个体创造力的发展。由此未来可对:基于维果斯基发展观视角,社会文化价值观如何促进幼儿感知觉的发展进行系统研究。
(7)记忆层面
记忆的品质可显著影响个体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否能产生新的创举,则受到记忆系统中知识存贮模式、加工特征、提取效应、工作方式等方面的影响。由此未来可对:基于维果斯基发展观视角,社会文化价值观如何促进幼儿记忆力的发展进行系统研究。
(8)情绪层面
好奇、审美等积极情绪可促进个体创造力的发展。由此未来可对:基于维果斯基发展观视角,社会文化价值观如何促进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进行系统研究。
测量工具有助于研究者和实践者了解具体心理机制运作因素及其运作效果。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创造力促进效果测评工具有待开发,可分为如下两个方面。
(1)创造力测量工具
基于维果斯基发展观视角,幼儿发展分为不同阶段。可基于学前教育阶段的发展特征,开发相应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创造力促进效果测量工具。
(2)教学创造力测量工具
教师需掌握何为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幼儿创造力发展的核心因素,才能据此设计创造力开发教案,以作为因材施教的根据。由此开发教学创造力测量工具,可作为教师的创造力教学指导和效果反馈工具,帮助教师提升运用文化精髓进行创造力教学的能力。
适宜的玩教具可促进幼儿创造力的发展。一方面可依据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幼儿创造力发展的理论机制进行玩教具开发,另一方面则可研究如何运用经典玩教具开发幼儿的创造力(例如前文提到的中国象棋)。
(1)玩教具开发
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幼儿玩教具设计之中,据此研究如何进行相应玩教具的开发。
(2)中国经典玩教具应用
将中国经典玩教具融入幼儿创造力开发的课程之中,具体研究如何运用经典玩教具促进幼儿创造力的发展。
依据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幼儿创造力发展的理论依据,开发相应课程,以从教学实践的角度帮助幼儿成长。
(1)课程设计
如何依据幼儿身心发展特点,设计生动、形象、有趣的中国传统文化创造力开发系列课程,并撰写相应教材,是未来研究重点之一。
(2)活动设计
以下将古代建筑和诗歌作为载体,以黄鹤楼为例,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①古代建筑的创造力开发活动——以黄鹤楼为例
古建筑是祖先智慧的结晶,代表古代劳动工具的开发水平、能工巧匠的高超技术、不同时代的审美风格,是将文化价值观转化为创造能力的展现。古代建筑透过现代技术的维持,保留至今,为后人传承祖先智慧留下参照。
笔者以古建筑黄鹤楼为例,对创造力研究进行未来展望,提出研究假设:促进幼儿对黄鹤楼的了解及喜爱,则可提升幼儿的创造力。
研究方案1:运用问卷法,计算文化认同与创造力的相关系数;
研究方案2:运用问卷法,先自编对于武汉风景名胜黄鹤楼的喜爱程度问卷,再自编建筑方面创造力问卷,计算两者相关系数;
研究方案3:运用实验法,相较于仅背诵黄鹤楼相关诗词的对照组,要求实验组谱曲,更能激发学生在音乐方面的创造力;
研究方案4:运用实验法,相较于仅背诵黄鹤楼相关诗词的对照组,要求实验组改编诗歌,更能激发学生在文学方面的创造力;
研发方案5:运用实验法,相较于仅背诵黄鹤楼相关诗词的对照组,要求实验组采风绘制相应图画,更能激发学生在绘画方面的创造力;
研究方案6:运用实验法,相较于仅背诵黄鹤楼相关诗词的对照组,要求实验组动手实践黄鹤楼平面拼图、搭建黄鹤楼3D模型,更能激发学生在建筑、物理方面的创造力;
研究方案7:运用实验法,相较于仅背诵黄鹤楼相关诗词的对照组,要求实验组对黄鹤楼3D模型进行零部件进行改造,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研究方案8:运用实验法,相较于仅背诵黄鹤楼相关诗词的对照组,要求实验组对黄鹤楼3D模型搭建流程图进行优化,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研究方案9:运用实验法,相较于仅背诵黄鹤楼相关诗词的对照组,要求实验组亲手设计黄鹤楼零部件进行搭建,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研究方案10:运用实验法,相较于仅背诵黄鹤楼相关诗词的对照组,要求实验组对黄鹤楼建筑进行详细文字描绘及绘画,再开展互换游戏(看图说话,看文绘图),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研究方案11:运用实验法,相较于仅背诵黄鹤楼相关诗词的对照组,要求实验组借鉴黄鹤楼建筑风格设计现代建筑,并向同学介绍自己的设计思想,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研究方案12:运用实验法,相较于仅背诵黄鹤楼相关诗词的对照组,要求实验组将黄鹤楼画成简笔画,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研究方案13:运用实验法,相较于仅背诵黄鹤楼相关诗词的对照组,要求实验组将黄鹤楼画成国画,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研究方案14:运用实验法,相较于仅背诵黄鹤楼相关诗词的对照组,要求实验组使用毛笔创作有关黄鹤楼的诗歌,形成毛笔字作品,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研究方案15:运用实验法,相较于仅背诵黄鹤楼相关诗词的对照组,要求实验组设计及制作与黄鹤楼有关的周边产品或文创产品,并向同学介绍自己的设计思想,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研究方案16:运用实验法,相较于仅背诵黄鹤楼相关诗词的对照组,要求实验组设计游览黄鹤楼的旅游路线及导游介绍语,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研究方案17:运用实验法,相较于仅背诵黄鹤楼相关诗词的对照组,要求实验组将黄鹤楼诗歌改编为故事,并进行角色扮演,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研究方案18:运用实验法,相较于仅背诵黄鹤楼相关诗词的对照组,要求实验组制图向同学讲解黄鹤楼的物理知识,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研究方案29:运用实验法,相较于仅背诵黄鹤楼相关诗词的对照组,要求实验组将黄鹤楼3D模型的零部件数量减至最少,并将稳固度提升至最佳,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②古代诗歌的创造力开发活动——以黄鹤楼为例
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差别在于:语言将祖先的智慧进行代际传递,推动文化的发展(迈克尔·托马塞洛,2017)。
诗歌是诸多文化中都存在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吟诵与古建筑有关的诗歌时,可以与古人形成跨越千年的思想交流,看到代代历史之相近,人性之纷繁复杂,过程之百转千回,情谊之两肋插刀,真假之虚实难辨,心胸之豁达宽广。而这一切蕴含于诗歌之中,只需寥寥数行文字,即可表达丰富的内容。伴随品味与思考,幼儿见证古物之巧夺天工,知会人物心情之复杂。以下由黄鹤楼为例,对相关古诗词活动促进幼儿创造力发展的研究进行未来展望。
第一,通过开展黄鹤楼实物与古诗词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的活动,幼儿习得创作建筑古诗词的能力。据此提出研究假设: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掌握相应古诗词越多的幼儿越擅长短时间作诗,语言表达能力
越好;
第二,通过开展黄鹤楼实物与古诗词描绘的历史事件之间之联系的活动,幼儿习得如何用诗歌进行精简含蓄的表达。据此提出研究假设: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掌握相应古诗词越多的幼儿越擅长对他人观点进行总结提炼、命名能力更强;
第三,通过开展黄鹤楼实物细节与古诗词之联系的活动,促进幼儿建筑设计能力。据此提出研究假设: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掌握相应古诗词越多的幼儿设计建筑的点子越多;
第四,通过开展黄鹤楼实物与古诗词描绘的人事物相联系的活动,提升幼儿的心智能力。据此提出研究假设: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学过古诗词越多的幼儿对他人的动机觉察力更强。
中国古籍包含《易经》、诸子百家哲学论著、《诗经》等抽象言论著作,也包含《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生动形象描绘的著作,还包含《史记》等真实历史记载传,诸多优秀作品,数不胜数。如何运用古籍开发幼儿的创造力,未来可对前文提出的“多维人生视角”概念做进一步探索,开发相应教学辅导材料及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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