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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持续高速增长，网络已深度嵌入社会生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显示，受COVID-19疫情及“线上学习”政策影响，大量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加速向网络空间迁移，屏幕使用时间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PIU）现象日益凸显，对其学业、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构成严峻威胁。

基于时间支配自由度较高、外部约束相对较少以及网络接入便利等特点，大学生被视为问题性网络使用的高危人群。谢东杰等（2023）通过元分析结果显示，疫情期间中国青少年网络行为问题（网络成瘾、智能手机成瘾）检出率为30.90%，远超疫情前（2006年至2017年）我国大学生的网络成瘾检出率为11.00%。疫情给大学生带来的压力和负面情绪等心理健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通过网络使用得以缓解，使用社交媒体可提升其幸福感。然而，网络使用和心理健康问题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恶性循环：网络使用对心理健康问题的缓解会进一步强化网络使用行为，由此可能导致个体产生过度和无节制的网络使用行为，加剧其抑郁、社交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

戴维斯（Davis）于2001年提出问题性网络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该模型认为问题性网络使用的认知症状先于情感或行为症状出现，并且导致了后两者，强调了认知在PIU中的作用。远端诱因（压力源、易感因素）通过近端诱因（适应不良认知）发挥作用。问题性网络使用会导致认知失调进而引发心理不适，为降低认知失调，个体会合理化问题性网络使用行为，从而形成适应不良认知，进一步导致个体的心理健康受损。这个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形成机制，并为认知行为干预（CBT）提供了一个框架。

近年来，潜在剖面分析为识别群体异质性提供了有效方法，能区分不同风险群体，从而为构建更精细、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方案提供依据。本研究尝试通过潜在剖面分析揭示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的类别特征，最终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分层、精准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以方便取样法对三所高校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发放，共收集有效问卷381份。被试年龄分布在18～23岁之间，平均年龄19.52岁。

2.2 研究工具

2.2.1 问题性网络使用量表

采用斯科特·E·卡普兰（Scott E. Capland）等于2010年编制，王冬梅等翻译的问题网络使用量表，包含15个题项，分为5个维度：网络社交互动偏好、情绪调节、认知性强迫思维、强迫性互联网使用、负面结果，在本研究中，整体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6。

2.2.2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是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拉德罗夫（Lenore Raloff）于1977 年编制，中文版由章婕翻译修订并制定全国城市常模，适用于一般人群抑郁倾向的评估。该量表由20个自评条目构成（4个反向计分项）。包括四个维度：抑郁情绪、积极情绪缺失、躯体症状与活动迟滞、人际。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8。

2.2.3 同伴关系量表

采用国内张亚莉（2008）翻译自阿舍尔（Asher）于1984年开发的儿童同伴关系评定量表。该量表适用于评价儿童青少年对自我同伴关系质量的主观感知，由16个项目组成（10个反向计分项），得分越高表明被试同伴关系越好。量表包含三个维度欢迎性、孤独性、排斥性。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4。

2.2.4 公正世界信念量表

由德国心理学家达尔伯特（Dalbert）于2000年编制，中文版由吴胜涛等人（2009）翻译修订。该量表用于评估个体主观相信世界是稳定、有序且公正的程度。由13个项目组成，得分越高说明个体越认为世界是公正的。量表包含一般公正世界信念、自我公正世界信念两个维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4。

2.3 数据处理分析

采用SPSS 26.0进行基本信息统计、共同方差偏差检验，并且在潜在剖面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分组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分作在各项指标上的差异。采用R语言4.3.2版本进行潜在剖面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尽可能排除因使用问卷法收集数据导致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分析结果发现初始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有12个，第一个主成分解释总变异量的25.10%。由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超过1个，且首个因子的方差解释力小于40%，本研究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的潜在剖面分析

3.2.1 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类型潜在剖面模型拟合研究

为了探索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的潜在类型模型，根据问题性网络使用的五个维度（在线社交互动偏好、情绪调节、认知性强迫思维、强迫性互联网使用、负面后果）得分构建潜在剖面模型，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由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模型拟合指标AIC、BIC、SABIC随着类别增加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但是下降幅度逐渐降低，熵值（Entropy）均大于0.8，LMR似然比检验、Bootstrap似然比检验均显著（p<0.001）。但是5类别模型和6类别模型均出现极小占比的类别，其中5类别模型中第5类潜在类型仅仅占比3.7%，6类别模型中第6类潜在类型占比3.8%，同时5类模型、6类模型中的标准误异常增大（5类别模型中PIU1标准误为0.545），一定程度上表明其估计结果不稳定，该模型可能是对数据中随机变异的过度拟合。同时5类模型中认知性强迫思维、强迫性互联网使用2个维度得分极高，超过最严重情况类别，其他因子与总体水平无差异，对仅仅10余例数据新增一个类别，模型解释力不高且实用性不强。因此基于模型稳健性、简约型及潜在类型的现实意义等方面综合考虑，本研究不采用5类、6类模型，采纳4类别作为最佳模型进行下一步的解释。4类别模型各项指标符合要求，各类别比例比较均衡（11.5%，36.1%，23.2%，29.2%），无极小类别，模型稳健。

表 1 问题性网络使用的潜在剖面分析拟合信息

Table 1 Fit indices for the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of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3.2.2 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类型命名与特征

问题性网络使用4类模型的潜在类型特征剖面图如图1所示，根据4个类别在问题性网络使用5个维度上的得分及剖面图形态，命名与特征如下。

（1）网络成瘾型（占比11.5%）

该群体在问题性网络使用5个维度上都处于最高水平，且剖面呈现明显的“上弧线”特征，在认知性强迫思维（M=20.53）、强迫性互联网使用（M=20.44）两个成瘾的核心维度上得分显著突出，高于其他维度得分，且问题性网络总分的平均分高达90.09，远远大于平均值59.19，表明该群体网络使用已经具备明显的认知和行为调节缺陷，并且伴随着严重的负面后果，这是需要重点开展心理干预的群体。

（2）习惯性过度使用型（占比29.2%）

该群体在问题性网络使用5个维度上都处于中等的水平，剖面呈现平坦特征，模式相对均衡，问题性网络总分的平均分72.83，高于平均值59.15。这说明该群体可能习惯性地依赖网络使用进行社交和情绪调节，有一定的自我调节缺陷，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后果，但是自我调节缺陷未明显超过其他因子得分，未达到认知渴望、行为失控的成瘾阶段，是预防性干预的主要目标群体。

（3）适应性使用型（占比36.1%）

该群体在问题性网络使用5个维度上都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剖面呈现平坦特征，问题性网络总分的平均分55.19，略低于平均值59.19。这说明该群体网络使用行为整体良好，问题风险较低，这是占比最大的群体，也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目标群体。

（4）健康掌控型（占比23.2%）

该群体在问题性网络使用5个维度上得分处于极低水平，剖面呈现明显的“下弧线”特征，在认知性强迫思维（M=5.55）、强迫性互联网使用（M=5.0）两个成瘾的核心维度上得分较低，且问题性网络总分的平均分仅为33.22，远远低于平均值59.19，说明该群体在问题性网络使用程度低，且在成瘾的核心维度上表现出较强的免疫力，几乎没有认知和行为的调节失控，对网络使用是完全自主控制的工具性使用模式，该群体可以从“韧性”的角度开展深入研究。

图 1 问题性网络使用的潜在类型特征剖面图

Figure 1 Characteristics of latent profiles for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3.3 不同潜在剖面组在抑郁、同伴关系、公正世界信念指标上的差异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不同问题性网络使用潜在剖面组在抑郁、同伴关系、公正世界信念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从网络成瘾型到健康掌控型，随着问题性网络使用程度降低，个体抑郁水平呈现出逐步降低的趋势，事后多重检验结果显示，网络成瘾型抑郁总分显著高于习惯性过度使用型、适应性使用型和健康掌控型，习惯性过度使用型抑郁总分显著高于适应性使用型和健康掌控型，适应性使用型和健康掌控型抑郁总分之间无显著差异。从网络成瘾型到健康掌控型，随着问题性网络使用程度降低，个体同伴关系得分呈现出逐步提升的趋势，事后多重检验结果显示，网络成瘾型同伴关系总分显著低于习惯性过度使用型、适应性使用型和健康掌控型，习惯性过度使用型同伴关系总分显著低于适应性使用型和健康掌控型，网络成瘾型和习惯性过度使用型同伴关系总分之间无显著差异，适应性使用型和健康掌控型同伴关系总分之间无显著差异。从网络成瘾型到健康掌控型，随着问题性网络使用程度降低，公正世界信念得分呈现出逐步提升的趋势，事后多重检验结果显示，网络成瘾型公正世界总分显著低于适应性使用型和健康掌控型，习惯性过度使用型公正世界信念总分显著低于适应性使用型和健康掌控型，网络成瘾型和习惯性过度使用型公正世界信念总分之间无显著差异，适应性使用型和健康掌控型公正世界总分之间无显著差异。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表 2 不同问题性网络使用剖面的抑郁情绪比较（M±SD）

Table 2 Comparison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cross different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profiles (M±SD)

注：（1）M±SD表示均数±标准差。（2）事后比较方法的选择依据方差齐性检验结果：若方差齐性检验p>0.05，则采用LSD法；若p<0.05，则采用塔姆黑尼（Tamhane’s T2）法。（3）符号“>、<”表示前者得分显著高于后者。未提及的组间比较差异均不显著（p>0.05）。

4 研究结论

4.1 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群体异质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将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简单视为一个从低到高的连续变量，可能掩盖了其内在的质性差异。潜在剖面分析识别出四个具有不同形态特征的类别，即“网络成瘾型”“习惯性过度使用型”“适应性使用型”与“健康掌控型”，各类别在认知、行为及情绪调节等方面表现出独特的剖面模式。这一结果与成瘾研究领域近年强调的“异质性发展轨迹”观点相吻合。尤其是“习惯性过度使用型”这一群体，在各项指标上均处于中等水平，该群体虽未达到明显的渴求与行为失控，但已初步形成依赖网络进行情绪调节与社交满足的行为模式，正处于从适应性使用向问题性使用演变的关键阶段。这提示在“健康使用”与“成瘾”之间，可能普遍存在一个易被忽略的“习惯性依赖”过渡阶段。因此，高校心理健康预防工作可以建立更精细的筛查机制，对这类群体早期识别，并通过心理教育、动机性访谈及自我调节训练等方式开展针对性干预，从而有效抑制其向网络成瘾状态的发展。

4.2 不同潜在剖面组在抑郁、同伴关系、公正世界信念指标上的差异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潜在类型在心理社会适应指标上的差异，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的风险与保护系统。随着个体从“健康掌控型”向“网络成瘾型”过渡，其抑郁水平逐步上升，同伴关系质量与公正世界信念则呈梯度下降，表明问题性网络使用往往与更广泛的心理社会适应困难相互交织，有效的干预不应局限于矫正网络使用行为本身，而应注重同步改善个体的现实社会支持系统，并增强其适应性的认知信念，从而在多个维度上提升其心理调节能力。

参考文献

[1] 谢东杰, 苏彦捷, 谢爱武, 王一伊. (2024). 后疫情时代我国青少年的网络行为问题风险及其应对策略. 应用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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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吴胜涛, 王力, 周明洁, 等. (2009). 灾区民众的公正观与幸福感及其与非灾区的比较. 心理科学进展, 17(3), 579-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