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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作为一种严重影响个体社会功能的心境障碍，它具有显著而持久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和快感缺失等临床表现，伴随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自杀率及高致残率等特点，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Miret M et al.，2013）。抑郁症患者中，大学生群体占比最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过往的研究表明，大学生抑郁症的发生率高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Ibrahim et al.，2013），1995年到2015年元分析显示中国大学生的抑郁症平均检出率高达23.8%（X.-Y. Lei et al.，2016），而2009年到2019年的元分析显示平均患病率为24.71%（王蜜源 等，2020），呈现出较明显的上升趋势。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智能手机的高度普及使用改变着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习惯，但是也伴随许多手机使用问题的产生，进而对大学生的情绪产生影响。无手机恐惧作为一种个体在无法使用手机时表现出的焦虑、恐惧心理的状态（King et al.，2010；Olivencia-Carrión et al.，2018），会变现出更容易查看手机（Anshari et al.，2019），更容易导致手机成瘾和问题性手机使用等情况（Kaviani et al.，2020），也会对大学生的学业成绩造成不良影响（Gözümi et al.，2020）。基于自我拓展理论，智能手机被视为自我的延伸，当个体与智能手机分离会诱发自我的减弱，进而导致焦虑。研究表明倾向于用手机进行自我拓展的个体在无法使用手机时，会产生更多的如孤独、焦虑等消极情绪（Hoffner et al.，2016），也更容易诱发抑郁等情绪（Chiou et al.，2015；Elhai et al.，2018；陈春宇 等，2018）。据此，无手机恐惧与大学生抑郁之间应该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且无手机恐惧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抑郁水平。

生命意义感由对生活的目的、价值、可理解性的知觉与体验组成，是一套帮助个体更好的理解自己的人生的信念与价值观（Park，2018）。生命意义感包括生命意义体验与生命意义寻求，而生命意义体验强调个体当下对生命意义感的理解和感知，以及对自己生活目标与价值的感知程度（Steger et al.，2006）。已有研究发现，智能手机成瘾等问题性手机行为与生命意义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张秀阁 等，2019），无手机恐惧水平较高的个体可能存在不合理的手机使用时长等错误的手机使用习惯，导致他们在生活中较少地去思考生活的目的与价值，降低构建生命意义的主动性，使得自身的生命意义体验程度较低。同时，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缺乏的个体罹患抑郁的风险增加（Sinclair et al.，2016），其中的生命意义体验维度可以预测大学生的抑郁情绪（Mascaro & Rosen，2005）。因此，生命意义体验可能会在无手机恐惧对大学生的抑郁水平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领悟社会支持是作为一种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性因素，是指个体在社会中主观上感知到的、被尊重、被理解、被认同和支持的心理体验（Sarason et al.，1991）。大量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与个体的心理与身体健康呈正相关（Cohen & Wills，1985；Uchino，2009），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抑郁水平（武运筹 等，2023）。社会支持缓冲假说认为，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可以有效缓冲某些风险因素对个体的负面影响，缓解了情绪障碍或疾病的进一步发展（Cohen & Wills，1985）。关于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的相关研究也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可能是一类保护性因素，且与问题性手机使用呈现负相关，即领悟社会支持水平更高的青少年在使用智能手机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更小（H. Lei et al.，2018；Yeh et al.，2008）。因此，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这种保护性资源可能缓解无手机恐惧、生命意义体验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探究无手机恐惧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生命意义体验的中介作用，以及领悟社会支持在其间发挥的保护作用，为后续大学生抑郁的干预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具体研究假设如下：（1）无手机恐惧正向预测大学生抑郁；（2）无手机恐惧通过生命意义体验进而作用于大学生抑郁；（3）领悟社会支持在生命意义体验与大学生抑郁的路径上起到调节作用。

2 研究工具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浙江某高校学生群体为对象，随机抽取500名大学生，通过问卷星进行在线问卷发放，共回收500份问卷。剔除各变量表标准化得分在正负三个标准差之外、答题时间过长或过短、不认真作答等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463份（有效率92.6%）。其中，男生165人，女生298人，平均年龄为19.62（SD=3.46）。

2.2 研究工具

2.2.1 无手机恐惧量表

采用中文版无手机恐惧量表（Nomophobia Scale for Chinese，NMP-C）（任世秀 等，2020）来测量无手机恐惧水平。此量表对耶尔德勒姆和科雷亚（Yildirim & Correia，2015）编制的无手机恐惧问卷（NMP-Q）进行翻译和修订，共分为四个维度：害怕无法获得信息（例如“不能在我的手机上获得新闻会让我感到紧张”）、害怕失去便利（例如“如果我不能使用我的手机，我会害怕陷入困境”）、害怕失去联系（例如“当手机不在身边导致无法与家人或朋友保持联系时，我会很着急”）和害怕失去网络连接（例如“当手机不在身边导致我与网络脱离时，我会很紧张”）。量表共包含16个题项，每个维度各4题。量表采用7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分数越高代表无手机恐惧水平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51。

2.2.2 生命意义感量表

采用生命意义感量表（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MLQ-Ｃ）（王鑫强，2013）来测量生命意义感。此量表根据Steger（2006）编制的生命意义感问卷进行修订，分为生命意义体验（MLQ-P）和生命意义寻求（MLQ-S）两个分量表。其中，生命意义体验维度5题（例如“我的生活有很明确的目标感”），反向计分1题（“我的生命没有很明确的目标”）；生命意义寻求5题（例如“我正在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共10题。量表采用7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分数越高代表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生命意义体验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55，生命意义寻求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1，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66。

2.2.3 领悟社会支持问卷

采用国内学者姜乾金翻译Zimet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来测量领悟社会支持。此量表包含朋友支持（例如“我的朋友能真正地帮助我”）、家庭支持（例如“我的家庭能够切实具体地给我帮助”）、其他支持（例如“在我的生活中有些人关心我的感情”）3个部分，每个部分各有4 个条目。量表采用7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分数越高代表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
为0.952。

2.2.4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采用中文版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用于评估近期抑郁症状的频度，在国内研究中使用广泛。量表共20个条目，涵盖抑郁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与人际问题四个维度。其中，抑郁情绪维度7题（例如“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积极情绪维度4题（例如“我对未来充满希望”，为反向计分题），躯体症状维度7题（例如“我的睡眠不好”），人际问题维度2题（例如“人们对我不友好”）。量表采用4点计分（0表示“偶尔或无”，1表示“有时”，2表示“经常”，3表示“持续”），总分越高代表抑郁症状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7。

2.3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26.0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使用SPSS宏程序PROCESS检验中介模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的数据均来自大学生的自我报告，为排除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共有9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3.84%，低于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各主要变量的平均数（M）、标准差（SD）和变量之间的相关矩阵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无手机恐惧、大学生抑郁、生命意义体验两两间均呈显著相关，其中，无手机恐惧与大学生抑郁呈显著正相关，与生命意义体验呈显著负相关，大学生抑郁与生命意义体验呈显著负相关。领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体验呈显著正相关，与大学生抑郁呈显著负相关。

表 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注：N=463；*p<0.05，**p<0.01，下同。

3.3 生命意义体验的中介模型检验

采用海耶斯（Hayes，2018）编写的SPSS宏程序PROCESS 中的模型4，对以无手机恐惧为自变量、大学生抑郁为因变量，生命意义体验为中介变量的模型予以检验，其中性别为控制变量，各变量均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生命意义体验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无手机恐惧可以显著负向预测生命意义体验（β=-0.16，
p<0.001），同时正向预测大学生抑郁（β=0.31，p<0.001）。放入中介变量生命意义体验后，无手机恐惧对大学生抑郁仍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7，p<0.001），同时生命意义体验也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抑郁（β=-0.31，p<0.001）。采用矫正偏差的Bootstrap检验表明，生命意义体验的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值为0.05，95%置信区间为［0.01，0.09］，占总效应的16.13%，且无手机恐惧的直接效应也显著，直接效应值为0.26，95%置信区间为［0.18，0.35］，占总效应的83.87%。这表明生命意义体验在无手机恐惧与大学生抑郁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表 2 生命意义体验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2 Mediating model test of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3.4 领悟社会支持在中介作用中的调节分析

采用海耶斯（Hayes，2018）编写的SPSS宏程序PROCESS的模型14检验生命意义体验在无手机恐惧和大学生抑郁之间中介作用后半路径是否受到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结果如表3所示，领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体验的交互项对大学生抑郁的预测作用显著，即领悟社会支持调节了生命意义体验在无手机恐惧与大学生抑郁之间中介作用的后半路径。判定指数Index为-0.02，95%置信区间为［-0.04，-0.01］，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相较于高领悟社会支持的学生群体，生命意义体验在低领悟社会支持的群体中对大学生抑郁的作用更大。

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3 Moderated mediation analysis

为了探究生命意义体验与领悟社会支持交互效应的实质，本研究进行了简单效应检验，将生命意义体验按平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分为高生命意义体验组和低生命意义体验组，再取不同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共同绘制交互效应图如图1所示。结果发现，在低领悟社会支持群体中，生命意义体验对于大学生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simple slope = -0.31，t = -5.65，p<0.001）；在高领悟社会支持群体中，生命意义体验对于大学生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不显著（simple slope = -0.09，t = -1.83，p>0.05）。

图 1 领悟社会支持在生命意义体验与大学生抑郁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

Figure 1 Moder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进一步分析无手机恐惧对大学生抑郁的条件中介效应发现，无手机恐惧对大学生抑郁的直接效应值为0.26，95%置信区间为［0.18，0.34］。根据表4可知，在低领悟社会支持群体中，无手机恐惧通过生命意义体验为中介对抑郁的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5；高领悟社会支持群体中的间接效应不显著，效应值为0.02；并且，不同领悟社会支持效应值存在显著差异，95%置信区间为［-0.04，-0.01］。相较于高领悟社会支持群体，生命意义体验在低领悟社会支持群体中对大学生抑郁的作用更强。

表 4 不同领悟社会支持下生命意义体验在无手机恐惧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

Table4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on nomophobia and depression under different level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得到了实证支持。“无手机恐惧→生命意义体验→大学生抑郁”这一中介路径的后半段受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形成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4 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无手机恐惧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一方面，阐述了无手机恐惧“如何起作用”，即通过生命意义体验的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抑郁；另一方面，剖析了“何时作用更大”，即中介效应在不同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下的差异，表现为生命意义体验在低领悟社会支持的群体中的中介效应更大。

4.1 领悟社会支持在中介作用中的调节分析

无手机恐惧对大学生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表明高水平的无手机恐惧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学生抑郁的风险，这与以往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结果一致（Sharma et al.，2019；程鑫，2024），揭示了手机等数字设备的不当使用导致的无手机恐惧症状是当代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相较于中学生，大学生更能自主自由地使用手机，随之而来的手机依赖、问题性手机使用等现象也逐步增多。当出现人机分离的情况时，无手机恐惧水平较高的个体常常表现出特定的行为集群，如强迫性地查看手机以确保连接、对电量耗竭极度担忧、甚至在社交与睡眠时间也难以脱离手机（刘艺，崔文香，2024）。这些行为不仅反映了深层的手机依恋与错失恐惧，也可能从两个方面侵蚀个体的心理健康：一方面，它们挤占并替代了个体从现实生活、深度思考和稳固人际关系中获取意义感的宝贵机会；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就会引发现实社交疏离和睡眠紊乱，直接构成抑郁的风险因素。因此，这提示着未来除了关注大学生的抑郁情绪症状，也需要重视并正确正向引导个体重构健康、自主的手机使用行为模式，通过降低无手机恐惧程度来缓解学生的抑郁情绪。

4.2 领悟社会支持在中介作用中的调节分析

本研究揭示了生命意义体验在无手机恐惧与大学生抑郁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这意味着无手机恐惧不仅能直接诱发抑郁，还会通过侵蚀个体的内在意义系统间接损害心理健康。这一结果验证了意义补偿模型（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的观点：当个体过度沉溺于手机虚拟世界时，碎片化信息会瓦解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目标感，导致生命意义感降低（Steger et al.，2006）。

首先，研究发现无手机恐惧显著负向预测生命意义体验，这一结果支持了“体验-寻求”模型。其内在机制可从错失恐惧理论（Fear of Missing Out）得到解释：高无手机恐惧个体常伴有不当手机使用习惯，过度关注即时信息与虚拟互动，这种“虚假补偿”行为挤占了其对生活目标进行深层思考的时间，导致个体陷入存在主义真空。其次，生命意义体验能显著负向预测抑郁水平（商士杰，白宝玉，2022），印证了其作为抑郁保护因子的功能（李虹，2006）。从社会互动角度看，高水平的无手机恐惧使学生陷入“持续在线”的错觉，替代并削弱了真实社会支持的建立。相比于虚拟连接，面对面的人际互动才是价值确认与意义共享的核心来源；缺乏这种真实联结会导致个体在面临压力时缺乏情感缓冲，进而加剧生命意义感的缺失与抑郁情绪（Mascaro & Rosen，2005）。

因此，教师需要重视从“意义重构”层面进行干预。引导学生识别不合理的手机使用行为，通过价值观澄清、叙事练习等活动增强其生命意义体验（Mascaro & Rosen，2006），从而缓解无手机恐惧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冲击。

4.3 领悟社会支持在中介作用中的调节分析

本研究发现，无手机恐恐惧经过生命意义体验对大学生抑郁的中介作用的后半段路径受到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在低领悟社会支持系统中，无手机恐惧通过生命意义体验对大学生抑郁的间接效应显著，这表明当大学生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资源时，生命意义体验的丧失将成为诱发抑郁情绪的关键风险因子。根据科恩和威尔斯（Cohen & Wills，1985）提出的“缓冲效应模型”，社会支持能够为个体在压力环境下提供必要的保护机制。然而，对于低社会支持群体而言，这种保护机制的缺失使其在面对内在意义系统的崩塌（如由无手机恐惧导致的虚无感）时，缺乏有效的心理缓冲和情感替代来源。这种“内在意义真空”与“外在资源匮乏”的叠加，使得间接效应被显著放大，进而加剧抑郁风险。

在高领悟社会支持群体中的间接效应不显著，这一发现揭示了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心理资源”的代偿作用。对于高社会支持的大学生，即便因过度依赖手机而经历了短暂的生命意义缺失，其感知到的来自亲友、导师及同辈的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也能及时弥补这种心理缺位。在这种情况下，良好的社会联结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保护性因子，阻断了消极心理体验向抑郁症状转化的逻辑链条。这种“抵消效应”使得间接效应在统计学上变得不显著，充分证明了高水平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免疫”功能。它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无手机恐惧影响机制的理解，即生命意义体验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取决于个体所拥有的社会支持水平；同时也强调了在心理干预中，提升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是阻断由“意义感缺失”引发抑郁症状的有效防御手段（Bhattacharya et al.，2019）。

因此，需要着重识别并重点关注高无手机恐惧且低领悟社会支持的学生群体，可以从正确引导手机健康使用、强化社会支持系统与提升生命意义体验多维度进行干预。例如教师可通过构建高质量的寝室文化和朋辈互助网络提供关键的心理代偿，通过外部支持有效发挥“安全阀”作用；在学生面对内在意义危机时，从外部阻断其向抑郁症状的演化，实现心理危机预防的关口前移。

本研究对无手机恐惧、生命意义体验、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抑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和验证，为大学生的临床干预和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实证支持。也启示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者、教育工作人员，一是要注重对学生手机使用行为的正确引导，降低过度使用手机导致的问题；二是要积极通过干预的手段有效提高生命意义体验，进而降低大学生的抑郁水平；三是要积极关注低社会支持的学生群体，通过提升生命意义体验降低抑郁水平，减轻消极情绪的困扰。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本研究为横向研究，无法做出因果推论，未来研究可考虑采用纵向追踪设计进行进一步探索；其二，本研究对大学生所处年级与年龄阶段未加以探索，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究年龄阶段或年级特点对无手机恐惧和抑郁的影响。

5 结论

（1）无手机恐惧对大学生抑郁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2）生命意义体验在无手机恐惧和大学生抑郁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3）领悟社会支持在生命意义体验与大学生抑郁之间起调节作用，低领悟社会支持群体中生命意义体验对大学生抑郁的作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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