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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抑郁作为一种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受到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严重的抑郁甚至导致自伤或者自杀行为的发生（Huang Y et al.，2019；苏畅 等，2019）。由于生活、学习环境的变化，抑郁问题在新入学的大学生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杨槐 等，2013）。国内一项针对大学新生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41.4%的新生可能存在抑郁症状，其中23.6%的新生存在较为严重的抑郁症状（杨槐 等，2013）。相比于其他年级，大学新生群体抑郁症状的检出率更高（Alloy L B et al.，2006；Levens S M et al.，2016）。抑郁的人际关系理论指出不和谐的人际关系是诱发抑郁的重要因素（Stewart J G & Harkness K L，2016）。社会排斥是指个体在交往过程中受到忽略或排斥导致关系需求和归属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现象（Williams K D，2009）。作为人际交往中的挫折事件，被排斥个体会产生焦虑、愤怒以及沮丧等负性情绪体验，研究发现，社会排斥体验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抑郁水平（杜建政，夏冰丽，2008；Ernst M et al.，2018）。伴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居家隔离以及线上教学使学生之间的交流更少了，因而体验到的孤独感更加强烈。

大学生更少地与他人沟通，因而体验到更强烈的排斥体验。反刍思维是一种适应性不良的反应风格，指个体反复地思考某一负性事件所产生的原因而不去考虑解决问题（Nolen-Hoeksema S et al.，2007）。反刍思维往往伴随着负性情绪的产生，研究表明，反刍思维是抑郁的重要预测变量，高反刍思维的个体由于长时间沉浸在负性情绪体验中而容易表现出抑郁症状（Nolen-Hoeksema S et al.，2007；李大林 等，2019）。社会排斥的需要—威胁模型指出，被排斥者在反省阶段会采取负面的思维方式和消极的问题解决策略，表现出更高的反刍思维水平（Stewart J G & Harkness K L，2016）。因此，人际交往中的排斥体验可能通过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影响抑郁。

研究表明，一个变量可以同时起着中介和调节作用。个体所处的人际交往环境影响其反刍思维水平；同时，个体的反刍思维水平又调节着人际交往环境与其心理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消极认知特质，反刍思维是诱发环境或个人因素导致抑郁的催化剂，研究表明反刍思维调节被动网络使用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系。因此，反刍思维可能在社会排斥与抑郁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因此，反刍思维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模式对大学新生的抑郁水平产生影响，且两种模式并不冲突，因此本研究同时考察反刍思维在社会排斥体验与大学生抑郁症状关系中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本研究从大学新生抑郁问题出发，探究社会排斥对其的影响，并检验反刍思维在社会排斥与抑郁关系间的作用，以期对大学新生的抑郁状况进行预测和控制，对于提升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现实意义。

图 1 概念模型图

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diagram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深圳市某一市属高校选择大一新生进行问卷测量，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共发放问卷85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812份，有效回收率为95.53%。男生467人，女生345人，年龄在16～21岁，平均年龄为18.70±0.76岁。

1.2 研究工具

1.2.1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

采用章婕等修订的中文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章婕 等，2010）。该量表共20个题目，包括抑郁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与活动滞迟和人际关系四个维度，测量被试近一周内抑郁症状出现的频率。采用0～3的Likert 4点评分，0分“偶尔或无（<1天）”、1分“有时（1～2天）”、2分“时常或一半时间（3～4天）”、3分“多数或者持续（5～7天）”。其中积极情绪维度的4个题目为反向计分，通常使用16分为分界点（陈祉妍 等，2009），28分及以上表示有严重的抑郁症状（Radloff L S，1991），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抑郁症状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5。

1.2.2 社会排斥问卷（Social Exclusion Questionnaire for Undergraduate，SEQU）

采用吴惠君等编制的大学生社会排斥问卷。该问卷共19个题目，测量大学生的直接排斥体验和间接排斥体验，采用Likert 5点评分，1分 “从不”、2分 “很少”、3分 “有时”、4分 “经常”、5分 “总是”。例如，“我是失落时，得不到别人的劝解或安慰”。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排斥体验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系数为0.94。

1.2.3 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RRS）

采用韩秀等修订的反刍思维量表。该量表主要测量由负性生活事件引起的反刍思维状况，共22个题目，包含症状反刍、强迫思考和反省深思三个维度，采用Likert 4点评分，1分“从不”、2分“有时”、3分“经常”、4分“一直”。例如，“我常想我是多么孤独”，被试得分越高说明反刍思维越严重。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系数为0.93。

1.3 统计方法

使用SPSS 22.0软件和 PROCESS 程序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究变量间的相关关系。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9个，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16.01%低于40%的临界值（周浩，龙立荣，2004），说明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抑郁症状统计结果

本次调查中，大学新生在抑郁量表上总得分在15分及以下434人（占总人数53.57%），得分在16分及以上377人（占总人数46.43%），其中得分在28分及以上87人（占总人数10.71%）。根据计分规则，本次调查中有46.07%大学新生可能存在抑郁症状，其中10.86%可能存在严重的抑郁症状。

2.3 社会排斥、反刍思维和抑郁的相关分析

大学新生在社会排斥、反刍思维上的得分与抑郁上得分存在显著正相关（r值分别为0.49和0.50，p值均<0.01）；社会排斥得分与反刍思维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0.42，p <0.01）。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各变量相关系数值（r值，N=812）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of each variable (r, N=812)

注： **p<0.01。

2.4 反刍思维在社会排斥与抑郁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以社会排斥为自变量，抑郁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排斥正向预测抑郁（β= 0.49，p < 0. 001）。以社会排斥为自变量，反刍思维为中介变量，抑郁为因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社会排斥正向预测反刍思维（β =0. 42，p < 0. 001）；社会排斥和反刍思维均正向预测抑郁水平，且预测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β = 0.35，p < 0. 001；β = 0.35，
p < 0. 001）。

采用Bootstrap法，对反刍思维在社会排斥与抑郁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值为0.15，95% CI［0.114，0.183］不包括0，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反刍思维在社会排斥与抑郁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9.90%。

图 2 反刍思维在社会排斥与新生抑郁间的中介作用

Figure 2 The graph of mediation effect

2.5 反刍思维在社会排斥与抑郁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将年龄、性别作为控制变量，以社会排斥为自变量，反刍思维为调节变量，抑郁为因变量进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社会排斥×反刍思维对抑郁的回归具有统计学意义。

进行简单斜率分析，以一个标准差划分高低反刍思维组。在低反刍思维组，社会排斥体验与大学新生抑郁症状存在显著正相关（β= 0.24，p < 0. 001）；在高反刍思维组，社会排斥体验对大学生抑郁症状的影响依然显著（β= 0.41，p < 0. 001），且影响力度显著增强（βsimple由0.24增强为0.41）。即反刍思维作为认知风险因素加剧了社会排斥体验对大学新生抑郁症状的负性影响，如图3所示。

表 2 反刍思维在社会排斥与抑郁之间的调节效应

Table 2 The results of moderating effect test

图 3 反刍思维在社会排斥与新生抑郁间的调节作用

Figure 3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rumin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xclusion and depression

3 讨论

本次调查中，46.07% 的大学新生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得分达到筛查临界值，存在抑郁情绪倾向，其中 10.86% 的新生得分达到高风险水平，抑郁情绪表现较为显著。结果说明抑郁情绪倾向已成为影响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的重要问题，如何有效地改善大学新生抑郁状况，帮助大学新生走出抑郁困境，是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需要关注的问题。相关分析发现，大学新生社会排斥、反刍思维与抑郁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根据社会排斥的需要-威胁模型理论，当归属需求受到伤害时，个体会表现出焦虑、沮丧、抑郁等负面情绪，同时，长期遭受排斥的个体会表现出逃避、冷漠等消极应对方式（Williams K D & Nida S A，2011），提高个体的反刍思维水平。抑郁的人际关系理论强调，不良的人际关系是诱发抑郁的重要原因，社会排斥作为人际交往的挫折事件进而会导致抑郁症状的产生；同样，抑郁素质压力模型和易感模型也认为负性生活事件是造成个体抑郁症状的重要原因（邱炳武，王极盛，2000），当个体遇到负性生活事件时容易启动自我消极图式，从而引发对自我和世界的错误、歪曲的认知观念并进一步导致抑郁。反刍思维作为一种对负性事件的消极认知图式，对抑郁症状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因此，前人的相关结论在本研究中得到验证。

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加入反刍思维这一中介变量之后，社会排斥对抑郁作用的效应值由0.49下降到0.28，说明社会排斥不仅能直接影响个体的抑郁状态，还可以通过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人际关系的挫折不仅会直接导致抑郁情绪，还会产生对这一事件的负性反应图式，如反刍思维。大学新生在面对生活环境的变化无法适应，长时间沉浸在对挫折事件的反思当中而不能采取有效的方法走出这一困境时，会进一步发展成为抑郁症状（Cheng P et al.，2020）。因此，通过避免人际关系挫折、减少反刍思维等消极认知方式能有效降低大学新生的抑郁症状。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反刍思维作为抑郁症状的风险因子调节了社会排斥对抑郁的影响，即增强了“大学新生排斥体验越强，抑郁症状越明显”的关系模式。根据反刍思维的反应风格理论，高反刍思维的个体在面对困难情境时，会长时间沉浸在对负性后果的思考上，而不去采取积极的解决方法，助长了悲观、失落等负性情绪的产生，因而提高了抑郁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培养个体积极的思维反应方式、降低反刍思维水平，对于缓解由大学新生人际关系紧张诱发的抑郁症状具有积极意义。

由于研究条件限制，本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采用横断设计，不能得到时间进程中各变量关系的变化；采用问卷研究，难以做出严格的因果推论；样本的取样范围较小，限制了研究的生态效度。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可以采用纵向的数据收集方法或者实验法，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样本，以期得到更加可靠的结论。

本研究对于缓解大学新生群体的抑郁状况、引导他们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大学新生教育过程中，教师应该注意为新生营造良好的人际交往环境，避免因人际关系紧张，产生负性情绪和认知，进而导致抑郁症状。例如，以班级或宿舍为单位多组织一些新生团体活动，鼓励同学之间建立积极、健康的友谊。同时，引导学生建立积极乐观的心态，能够正确认识学习生活中出现的问题，避免个人长时间陷入消极逃避的情绪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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