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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网络和移动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广泛普及，借助互联网和移动电子设备实施的欺凌行为日益凸显，网络欺负会对被欺负者造成巨大伤害，以往研究表明，遭遇网络欺负的个体往往学业成绩降低（Okumu et al.，2020），易表现出高抑郁症状（Landoll et al.，2015；Li et al.，2018）和自伤行为（王玉龙等，2020）。青少年这一群体规模庞大，大多数缺乏父母的监督，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在网络上，可能会面临更加严重的网络欺负问题。为探究恶意创造力与青少年网络欺负的关系，本研究提出假设：

H1：恶意创造力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

道德推脱与恶意创新行为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性。研究指出，道德推脱不仅与恶意创造性行为关系密切，个体更易表现出恶意创造性行为，其恶意创造力的水平也随之越高（张翔，2022）。因此，恶意创造力水平较高的青少年，其道德推脱水平也可能较高。据此提出假设：

H2：恶意创造力与道德推脱存在正相关关系。

国外学者波纳里Pornari和伍德Wood（2010）以中学生为被试，探究同伴关系与网络攻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的道德推脱程度越高，参与网络欺凌的可能性就越大。Wang等人（2017）通过纵向研究也发现道德推脱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负行为。因此，道德推脱水平较高的青少年可能表现出更多的网络欺负行为。据此提出假设：

H3：道德推脱与网络欺负存在正相关关系。

此外，道德推脱可能在恶意创造力与网络欺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高道德推脱的青少年可以弱化自身的道德准则，使网络欺负行为脱离道德规范的约束，进而实施更多的网络欺负行为。这意味着，恶意创造力可能通过提升道德推脱水平，进而增加网络欺负行为的发生概率。据此提出假设：

H4：道德推脱在恶意创造力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该理论强调，个体的道德自我调节机制可能因道德推脱而失效，从而导致不道德行为。在本研究中，恶意创造力通过提升道德推脱水平，使个体的道德约束力下降，进而间接增加网络欺负行为的发生。道德推脱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中介角色。

综上，本研究通过构建一个中介模型，旨在系统检验恶意创造力与青少年网络欺负的关系，以及道德推脱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揭示恶意创造力影响网络欺负的内在机制，并为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法，共发放问卷752份，经筛选后剔除无效问卷33份，剩余有效问卷719份，有效回收率为95.61%。其中，男生309名，女生410名。

2.2 研究工具

2.2.1 网络欺负量表

2017年，褚晓伟与范翠英对Topcu和Erdur-Baker设计的网络欺负量表进行了改进，这一量表被称为修订版网络欺负量表（RCBI）。它由14个问题组成，评分采用四点Likert量表，范围从“从未发生”到“三次或更多次”，用以评估被调查者过去六个月内在网络社交环境中的具体行为，包括是否曾经将他人从群组中移除或排斥。通过这种方式，量表旨在定量分析网络欺负的频率。在此次研究中，该量表显示出极高的信度，Cronbach’s α系数达到了0.90。

2.2.2 恶意创造力行为量表

在当前研究中，我们使用了由Hao等人在2016年开发的恶意创造力行为量表（MCBS），以评估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恶意行为的频率。这个量表由13个问题组成，评分系统是五级的，范围从1（“从不”）到5（“总是”）。例如，量表中的一个问题是：“我是否会尝试采用创新的方式去破坏事物”。此量表在以往的研究中已证实具有高度的信效度，如王丹和Jia等人在2022年和2020年的研究所示。在这项研究中，MCBS的Cronbach’s α
系数高达0.95。

2.2.3 道德推脱量表

本研究采用王兴超和杨继平修订的班杜拉道德推脱量表，量表分为道德辩护、委婉标签等八个维度，共26个评估项目。评分采用五点制，从1（“很不符合”）起步，至5（“符合”）。评分的高低反映了被试在道德推脱行为上的程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达到0.93。

2.3 程序及数据处理

为检验所提出的中介模型，本研究主要使用SPSS 2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具体包括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并通过PROCESS程序完成中介路径的检验。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周浩和龙立荣于2004年构建的Harman单因子检验法，旨在对潜藏的共同方法偏差作出精准评估，采用该方法共提取出5个公因子，首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8.58%，低于40%的临界标准。首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8.58%，低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结果

3.1 性别差异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恶意创造力、道德推脱、网络欺负进行性别差异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青少年恶意创造力和网络欺负的性别差异显著（t=3.79，p<0.001）。网络欺负（t=2.62，p<0.001）及其道德推脱（t=3.56，p<0.001）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结果发现：恶意创造力、道德推脱、网络欺负在性别变量上均差异显著。具体来说，男生的恶意创造力、道德推脱、网络欺负水平均显著高于女生。

表 1 恶意创造力、网络欺负、道德推脱性别差异

Table 1 Gender differences in malicious creativity, cyberbullying,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检验变量		均值（M）	标准差（SD）	t
恶意创造力	男	18.17	9.24	3.79***
	女	16.04	5.72
道德推脱	男	25.02	12.27	2.62***
	女	22.94	8.97
网络欺负	男	15.57	4.92	3.56***
	女	14.59	2.31

注：N=719。* p<0.05，** p<0.01，*** p<0.001下同。

3.2 各变量在学段上的差异分析

对恶意创造力、道德推脱、网络欺负在学段变量上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如表2所分析出的结果发现：恶意创造力、道德推脱、网络欺负在性别变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表 2 恶意创造力、网络欺负、道德推脱在学段上的差异检验

Table 2 Testing for differences in malicious creativity, cyberbullying,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across educational stages

检验变量		均值（M）	标准差（SD）	t
恶意创造性	大学	22.76	13.81	9.72***
	初中	15.82	4.76
道德推脱	大学	29.70	14.70	6.77***
	初中	22.69	9.14
网络欺负	大学	17.97	7.73	10.12***
	初中	14.44	1.66

3.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分析数据显示，各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详细数据如表3所示。

表 3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n=719）

Table 3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each variable (n=719)

	M	SD	1	2	3	4
性别	1.57	0.50	-
恶意创造性	16.95	7.51	-0.14***	-
道德推脱	23.83	10.56	-0.10**	0.69***	-
网络欺负	15.01	3.70	-0.13***	0.67***	0.53***	-

注：性别（男生=0，女生=1）与年龄为虚拟变量。*p<0.05，**p<0.01，***p<0.001。

3.4 中介作用检验

为检验中介模型的有效性，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程序进行验证。该程序通过重复取样5000次，确保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时，为了更精确地估计效应的大小和范围，计算了95％的置信区间。在分析过程中，选用海耶斯（Hayes，2013）提出的Model 4来进行具体的统计分析。

在进行数据处理过程中，我们对各个变量实施了标准化处理，以此消解因量纲差异而产生的潜在影响，此流程涉及自变量、中介变量以及结果变量，在实施回归分析过程中，考量性别因素可能带来的隐性效应，我们实行了编码策略，其中男性记作“0”，女性记作“1”。

运用了Model 4对中介模型进行了分析，目的是为了评估道德推脱在恶意创造性与网络欺负之间的关联作用，研究成果清晰地显示出，恶意创新行为对道德责任的逃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β=0.69，p<0.001），此外，它在网络欺凌现象中也显示出正向关联（β=0.57，p<0.001），道德责任的逃避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β=0.13，p<0.001），详细内容关于那些发现的详情，可以在表4里翻查。

表 4 道德推脱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4 Testing of the mediation model of moral disengagement

	网络欺凌		网络欺凌		道德推脱
	β	t	β	t	β	t
性别	-0.08	-1.39	-0.08	-1.38	-0.001	-0.01
恶意创造性	0.57	14.98***	0.66	23.62***	0.69	25.31***
道德推脱	0.13	3.30**
R2	0.47		0.45		0.48
F	199.80***		290.25***		329.24***

注：*p<0.05，**p<0.01，***p<0.001，下同。

在研究道德推脱如何介导恶意创造性与青少年网络欺凌之间的关联时，观察到中介效应显著，具体数值为0.09，标准误差为0.04，95%的置信区间介于0.02至0.16之间，并不包含0，显示出强有力的证据。在青少年网络欺凌现象中，恶意创新的因子贡献了0.66的总体影响，精度误差为0.03，信心区间波动在0.61至0.72之间，其中，中介作用效应占全部效应的13.64%，表5中详细罗列了所有这些分析成果。

表 5 总效应、直接效应以及中介效应

Table 5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

	效应量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占比%
总效应	0.66	0.03	0.61	0.72
直接效应	0.58	0.04	0.50	0.65
间接效应	0.09	0.04	0.02	0.16	13.64

图 1 道德推脱在恶意创造力和网络欺负之间的中介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between malicious creativity and cyberbullying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中介模型，揭示了恶意创造力影响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恶意创造力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既能直接促使青少年实施网络欺负，也能通过提升道德推脱水平间接增加网络欺负行为，且道德推脱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这一发现整合了相关理论观点，并为理解恶意创造力在青少年网络欺负中的角色提供了新视角。

结果验证了假设1，恶意创造力与网络欺负呈显著正相关，并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支持恶意创造力作为网络欺负风险因素的观点。当青少年恶意创造的激情高涨，他们更易在网络世界里实施欺凌，这股情绪推动了更多恶念的滋生和恶意创造力的强烈释放。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恶意创造力与道德推脱呈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假设2。造成认知的改变，降低道德意识，使个体更易做出不道德决策和不良行为，会较多出现恶意创造性行为这一可能被认为是其符合逻辑的行为方式，其恶意创造力的水平也就会越高（张翔，2022）。个体可能借助道德推脱机制来缓解这些情绪带来的压力，这通常会导致他们的道德推脱水平升高。

结果还验证了假设3，道德推脱与网络欺负呈显著正相关。道德推脱正向预测青少年饮酒及攻击行为，同时在家庭暴力与饮酒及攻击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验证了假设4，即道德推脱在恶意创造力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分析了道德推脱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显示，在青少年网络欺负的情境中，恶意创造力和道德推脱之间存在一个部分中介的关系。

本研究还发现，网络欺负行为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学段差异。男生在恶意创造力、道德推脱和网络欺负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女生，这与以往研究一致。综上，恶意创造力作为青少年的一种负面特质，既能直接促使网络欺负行为，也能通过提升道德推脱水平间接增加网络欺负，两条路径共同影响其网络行为发展。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1）未来研究如需深入探讨青少年网络的欺凌现象，应拓宽研究范围，选取更广泛地区、不同类型学校及不同学段的青少年为被试；（2）采用自我评估的方法，可能受到社会期望等外部因素的干扰，进而对研究的真实性产生影响，未来的探索如需加强研究的可信度，不妨采纳多种评估手段。

结论表明，恶意创造力在青少年网络欺负中具有重要影响。针对青少年群体，建议家长与教育工作者关注其恶意创造力倾向，同时通过道德教育降低青少年的道德推脱水平，增强其道德责任感，从而预防和减少网络欺负行为的发生，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5 结论

本研究构建中介模型，揭示了恶意创造力对青少年网络欺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恶意创造力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呈显著正相关，能正向预测网络欺负；（2）恶意创造力与道德推脱呈显著正相关；（3）道德推脱与网络欺负呈显著正相关；（4）道德推脱在恶意创造力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为理解恶意创造力及其心理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

参考文献

[1] 程瑞, 卢克龙, 郝宁. (2021). 愤怒情绪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及调节策略. 心理学报, 53(8), 847-860.

[2] 褚晓伟, 范翠英. (2017). 网络欺负量表修订版在中国初中生群体中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5(6), 1031-1034.

[3] 褚晓伟, 周宗奎, 范翠英. (2020). 同伴拒绝与网络欺负的关系: 愤怒的中介作用和感知匿名性的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6(5), 584-593.

[4] 褚晓伟. (2020). 网络欺负中的旁观者效应 (博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5] 丁倩, 张永欣, 周宗奎. (2020). 相对剥夺感与大学生网络过激行为: 自我损耗的中介作用及性别差异. 心理发展与教育, 36(2), 200-207.

[6] 段东园, 张学民, 魏柳青, 周义斌, 刘畅. (2014). 暴力媒体接触程度对攻击行为的影响—规范信念和移情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0(2), 185-192.

[7] 贡喆, 彭杨, 王贤, 刘昌. (2017). 高恶意创造力者的注意偏向和冲动控制特征.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5(4), 613-617.

[8] 郭嘉程, 董柔纯, 许放, 徐旋, 牛更枫, 周宗奎. (2024). 社会临场感与大学生网络过激行为的关系: 双自我意识的并行中介及性别的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40(2), 176-186.

[9] 郝宁, 杨静. (2016). 创造力有其“阴暗面”. 心理科学, 39(3), 761-766.

[10] 何玲玲, 林佳丽, 贺伟婕, 熊春梅, 胡春梅. (2021). 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 心理月刊, 16(21), 59-61.

[11] 黎亚军. (2020). 亲子冲突对青少年网络欺负的影响: 链式中介效应及性别差异.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8(3), 605-610.

[12] 李慧, 黄夏宇, 常馨, 赵陵波. (2023). 父母教养方式与中职生网络欺负的影响: 道德推脱与同伴关系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31(1), 114-123.

[13] 李娇娇, 刘晓冰, 裴丹丹, 徐碧波, 尹锡杨. (2022). 情绪智力对大学生恶意创造力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4), 563-569.

[14] 刘广增, 张大均, 朱政光, 李佳佳, 陈旭. (2020).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 父母情感温暖和公正世界信念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6(2), 240-248.

[15] 牛更枫, 周宗奎, 孙晓军, 范翠英. (2015). 网络匿名性和同伴网络偏差行为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 自我控制的调节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6(11), 73-78.

[16] 孙洪礼, 张思敏, 孙卉. (2022). 大学生家庭功能与网络欺凌态度: 感恩的中介作用.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30(2), 281-285.

[17] 汪宇翔. (2018). 恶意创造力对欺骗行为的影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大学.

[18] 王彬钰, 贡喆. (2021). 攻击性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 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心理研究, 14(6), 558-564.

[19] 王丹, 王典慧, 陈文锋. (2022). 青少年心理韧性与恶意创造性行为倾向的关系. 心理学报, 54(2), 154-167.

[20] 王海燕, 唐春光, 符丽萍, 陈坤. (2021). 家庭暴力对青少年饮酒和攻击行为的影响: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四川精神卫生, (4), 363-367.

[21] 王星星, 钟瑶, 张媛. (2021). 自我损耗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复愈性环境的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19(1), 137-144.

[22] 王兴超, 杨继平. (2010). 中文版道德推脱问卷的信效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8(2), 177-179.

[23] 王玉龙, 张曼琪, 谭甘露, 林帆. (2020). 青少年网络受欺负与自伤的关系: 友谊质量与反刍思维的调节作用. 心理科学, 43(2), 363-370.

[24] 吴思佳. (2021). 社会排斥与恶意创造力: 愤怒与攻击性的中介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25] 夏培芳, 沙晶莹. (2021). 网络受欺负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7(3), 15-21.

[26] 夏锡梅, 侯川美. (2019). 情绪智力与中学生攻击行为的关系: 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2).

[27] 尹天子, 姚琴. (2021). 心理虐待与高中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 移情与道德推脱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10), 70-76.

[28] 张洁, 吴鹏. (2021). 父母教养方式与初中生网络欺负行为的关系: 观点采择、共情与道德推脱的中介. 心理研究, 14(6), 551-557.

[29] 张荣荣, 董莉. (2019). 校园欺凌中旁观者行为的作用机制. 心理技术与应用, 7(2), 118-128.

[30] 张文新. (2023). 欺凌的界定: 文化和发展的视角. 心理发展与教育, 39(4), 590-598.

[31] 张翔. (2022). 父母教养方式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 公正世界信念和道德推脱的链式中介效应 (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32] 钟瑶. (2018). 自我损耗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复愈性环境的调节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 陕西师范大学.

[33] 朱晓伟, 周宗奎, 褚晓伟, 雷玉菊, 范翠英. (2019). 从受欺负到网上欺负他人: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7(3), 492-496.

[34] Bandura A. (1990).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 W. Reich (Ed.). Origins of terrorism: Psychologies, ideologies, theologies, states of mind (pp. 161-191).

[35] Bandura A. (1999).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perpetration of in-human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3(3), 193-209.

[36] Bandura A. (1999).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perpetration of inhuman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3(3), 193-209.

[37] Bandura A. (2002). Selective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exercise of moral agency.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31(2), 101-119.

[38] Bandura A, Barbaranelli C, Caprara G V & Pastorelli C. (1996).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exercise of moral agen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2), 364-374.

[39] Bandura A, Barbaranelli C, Caprara G V & Pastorelli C. (1996). Multifaceted impact of self-efficacy beliefs on academic functioning. Child Development, 67(3), 1206-1222.

[40] Bandura A, Caprara G V & Zsolnai L. (2000). Corporate transgressions through moral disengagement. Journal of Human Values, 6(1), 57-64.

[41] Barber B K. (1996).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Revisiting a neglected construct. Child Development, 67(6), 3296-3319.

[42] Caprara G V, Fida R, Vecchione M, Tramontano C & Barbaranelli C. (2009). Assessing civic moral disengagement: Dimensional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7(5), 504-509.

[43] Chu X W, Fan C Y, Liu Q Q & Zhou Z K. (2018).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Examining hopelessness as a mediator and self-compassion as a moderator.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86, 377-386.

[44] Cropley D H, Kaufman J C & Cropley A J. (2008). Malevolent creativity: A functional model of creativity in terrorism and crime.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0(2), 105-115.

[45] Delgado B, Martinez-Monteagudo M C, Ruiz-Esteban C & Rubio E. (2019). Latent class analysis of school refusal behavior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yberbullying during adolescenc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46] Gao L, Liu J, Wang W, Yang J, Wang P & Wang X. (2020).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adolescents’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Student-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gender as moderator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16.

[47] Gini G, Pozzoli T & Bussey K. (2015). The role of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moral disengagement in peer aggression and bystanding: A multilevel analysi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43(3), 441-452.

[48] Hao N, Tang M, Yang J, Wang Q & Runco M A. (2016). A New Tool to Measure Malevolent Creativity: The Malevolent Creativity Behavior Scal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49] Jiang S Y, Liu R D, Ding Y, Jiang R H, Fu X C & Hong W. (2020). Why the victims of bullying are more likely to a-void involvement when witnessing bullying situations: The role of bullying sensitivity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7(1), 1-22.

[50] Kowalski R M, Giumetti G W, Schroeder A N & Lattanner M R. (2014). Bullying in the digital age: 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yberbullying research among youth. Erratum in: Psychol Bull, 140(4).

[51] Landoll R R, La Greca A M, Lai B S, Chan S F & Herge W M. (2015). Cyber victimization by peers: Prospective as-sociations with adolescent social anxie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42, 77-86.

[52] Li Y, Li D, Li X, Zhou Y, Sun W, Wang Y & Li J. (2018). Cyber victimization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insecurit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94, 10-19.

[53] Metcalfe J & Mischel W. (1999). A hot/cool - system analysis of delay of gratification: Dynamics of willpower. Psychological Review, 106(1), 3.

[54] Meter D J & Bauman S. (2018). Moral disengagement about cyberbullying and parental monitoring: Effects on traditional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via cyberbullying involvement.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38(3), 303-326.

[55] Moore C, Detert J R, Treviolk, Baker V L & Mayer D M. (2012). Why employees do bad things: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unethic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Personnel Psychology, 65(1), 1-48.

[56] Okumu M, Kim Y K, Sanders J E, Makubuya T, Small E & Hong J S. (2020). Gender-specific pathways between face-to-face and cyber bullying victimization,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among U.S. adolescents.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13, 2205-2223.

[57] Smith P K, Mahdavi J, Carvalho M, Fisher S, Russell S & Tippett N. (2008). Cyberbullying: Its nature and impact in secondary school pupil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9(4), 376-385.

[58] Spears B A, Taddeo C M, Daly A L, Stretton A & Karklins L T. (2015). Cyberbullying,help-seeking and mental health in young Australians: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healt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60(2),219-226.

[59] Spencer S J, Zanna M P & Fong G T. (2005). Establishing a causal chain: Why experiments

[60] Sun S, Fan X & Du J. (2016).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 meta-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net Science, 11(1), 61-81.

[61] Thornberg R & Wänström L. (2018). Bullying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altruism toward victims, blaming the victims, and classroom prevalence of bystander behaviors: A multilevel analysis. 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21(5), 1133-1151.

[62] Wang X, Lei L, Liu D & Hu H. (2016). Moderating effects of moral reasoning and gender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cyberbullying in adolesc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98, 244 -249.

[63] Wang X, Lei L, Yang J, Gao L & Zhao F. (2017). Moral disengagement as mediator and moderator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empathy and aggression among Chinese male juvenile delinquents.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48(2), 1-11.

[64] Xu X, Xia M & Pang W. (2022). Do all roads lead to rome? authenticity, openness to experience, and risk-taking relate to general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differently. Current Psychology, 42, 13424-13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