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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题缘由

幸福感是大学生健全人格的重要体现，也是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追求幸福感，不仅是个人的目标，同样也是组织、社会、国家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让人民更加幸福，是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生动体现，也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奋斗目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开展工作的核心任务，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是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应围绕学生这一中心，关心学生，爱护学生，不仅使他们增长才智、提升能力，还要化解他们的心理矛盾，回应他们的合理诉求。如何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导，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亲和力、感召力，大力提升大学生的幸福感、责任感、使命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要求和根本目标。因此，研究提升大学生幸福感，对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学者们主要基于个体、家庭、学校、社会等视角，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提升路径等展开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微妙而又难以把握。Evans和Mccoy（1998）指出，人一生中约90%的时间是在建筑中度过，这意味着现代人在生理和情感上更远离自然。有学者将自然联结缺失视为一种危机，并称之为“自然缺失症”，这种自然缺失状态不仅会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导致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的出现。Mayer和Frantz（2004）指出，自然联结是人们在情感和经验上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并感到归属于自然的程度。高水平的自然联结能够促使个体更多地参与户外活动，Kjellgren和Buhrkall（2010）发现，存在压力、倦怠综合征的受试者在自然环境中待半个小时，即使只是听鸟鸣、流水等自然之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压力（Alvarsson et al.，2010）。总之，增强与自然的联结感，更多地亲近自然，是提高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除了外部的自然环境可以改善抑郁情绪，个体内部的心理能量同样重要。

Frankl（2005）发现，在神经官能症患者中，约 20%的患者表示缺乏生活意义。因此，对个体开展生命意义认知的引导尤为重要。然而，当前高校课程体系中，生命教育相关内容仍较为欠缺，致使许多大学生无法正确认识和理解生命的真谛和意义。生命意义感指个体对自己生存的重要性的认识，理解并追求生命存在的目的与意义，以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Steger et al.，2006）。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能正向预测幸福感水平，生命意义感高的个体容易体验到幸福，当个体找不到人生意义，便会感到空虚、压抑，最终导致心理疾病的发生（李旭，卢勤，2010）。因此，有必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寻找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从而提高大学生的幸福感。

基于以上研究可推测，增强自然联结感，提高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是提高幸福感的重要措施。这与园艺疗法的核心理念有共通之处，即通过观赏及从事简单的园艺活动，去学习和体验自然，感受生命的成长与消逝，与自然亲密 共处，促进身心健康（Mayer & Frantz，2004）。园艺疗法起源于古埃及时期，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它将植物学、园林设计、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结合起来，具有改善睡眠质量、舒缓紧张情绪、缓解压力和抑郁等功效。张蕾等人（2021）通过16周的园艺疗法干预，证明园艺疗法对大学生的抑郁、焦虑及生命意义感具有时间累积效应的干预效果。

2 研究目的与假设

（1）研究目的。检验三个变量与性别、年级、专业、是否独生、家庭所在地等人口统计学变量是否存在关联；检验自然联结、生命意义感与幸福感的关系。

（2）研究假设。自然联结、生命意义感与大学生的幸福存在显著相关，并且均正向预测幸福感。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样本来源为云南省某高校在校学生。采用便利抽样法，以班级为单位统一施测。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050份，回收有效问卷1050份，问卷有效率100%，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 1 研究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N=1050）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 sample (N=1050)

3.2 研究工具

（1）自然联结量表

本研究采用李娜和吴建平（2016）修订的中文版自然联结量表来测量大学生的自然联结水平。该量表共有14道题，其中3道题（4、12、14）为反向计分题，采用李克特5点记分法，得分越高，自然联结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712。

（2）生命意义感量表

本研究使用王孟成和戴晓阳（2008）修订的中文人生意义问卷来测量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水平。该问卷共10个条目，包含2个分量表，分别是“拥有意义”和“寻求意义”量表，每个分量表有5个条目，采用李克特7级计分，得分越高，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α系数为0.75。

（3）幸福感量表

本研究使用的幸福感量表，综合多个成熟量表维度编制而成。其中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维度参照Watson D等人（Watson D et al.，1988）编制的积极与消极情绪量表（PANAS） 。该量表由 Li C等人（Li C et al.，2017）引入国内青少年相关研究并验证了中文版的适
用性。

量表积极情绪维度由第40、43、45、47、48、50、51、53这些题目构成。采用李克特式计分方式，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积极情绪越强烈，如感到兴奋、感兴趣、热情等积极情感体验越频繁。

量表消极情绪维度由第41、42、44、46、49、52这些题目构成。同样采用李克特式计分，得分越高，意味着个体的消极情绪越强烈，例如感到害怕、内疚、敌意等消极情感体验越明显 。

生活满意度维度选用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由Diener，E等人（Diener E et al.，1985）编制，量表包含5个题目（39题），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法，从“强烈反对”到“强烈赞同”。得分越高，说明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主观认知和满意程度越高，涉及个体对生活的整体评价，包括对生活各方面（如家庭、工作 / 学习、人际关系等）的满意
程度 。

3.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收集，采用 SPSS 27.0 统计软件系，开展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组间差异检验、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等数据处理工作。

4 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Harman’s One-factor Test）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共有7个主成份的特征根值大于1，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7.78%，低于40.0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4.2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本研究大部分测量指标的峰度、偏度均在±١以内，可认为各项指标分布均没有严重偏离正态分布，后续的统计分析采用参数统计方法是适当的。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量表指标描述统计结果

Table 2 Describes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scale indicators

4.3 各量表指标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关联分析

本部分主要检验性别、民族、家庭所在地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与核心研究变量的组间差异，并计算效应量。

根据《心理学论文写作规范（第二版）》（中国心理学会，2016）的建议，“方差分析可作为特例来对两个分组的研究数据进行均数差异检验，同时η٢指标也可作为对两个分组的研究数据进行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后效果大小的指标来使用”。

故本研究统一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显著性检验，以η٢为效应量度量值。根据Cohen（1988）所提出的η٢的判断准则，0.059>η٢≥٠.٠١ 为低等程度关联，0.138>η٢≥٠.٠٥٩ 为中等程度关联，η٢≥٠.١٣٨ 为高等程度关联。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性别与各研究指标的关联性。结果显示，性别与自然联结、生命意义感存在显著关联（p<0.001），与幸福感无显著关联（p>0.05）。从具体得分来看，女生的自然联结得分（M=54.81，SD=7.09）显著高于男生（M=52.72，SD=7.73），关联强度为低等（F=20.819***，η٢=٠.٠١٩）；男生的生命意义感得分（M=51.17，SD=9.77）显著高于女生（M=48.95，SD=7.97），关联强度为低等（F=16.375***，η٢=٠.٠١٥）；而男女大学生在幸福感得分上差异较小（男生 M=69.33，SD=11.21；女生 M=67.98，SD=10.87），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F=3.957，η٢=٠.٠٠٤），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 3 各量表指标的性别差异

Table 3 Gender differences in Indicators of each scale

注：***表示 p<0.001。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民族与各测量指标之间的关联性。结果发现，民族（汉族 vs 少数民族）与自然联结、生命意义感、幸福感均无显著关联（p>0.05）。汉族大学生（n=773）与少数民族大学生（n=277）在自然联结量表上的均值完全一致（均为 M=53.77），SD分别为7.53和7.39，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00，η٢=٠.٠٠٠）；生命意义感方面，汉族大学生得分（M=49.77，SD=9.04）略低于少数民族大学生（M=50.86，SD=8.75），但差异未达到显著标准（F=2.982，η٢=٠.٠٠٣）；幸福感维度上，汉族大学生得分（M=68.87，SD=11.05）与少数民族大学生（M=68.04，SD=11.06）同样无显著差异（F=1.162，η٢=٠.٠٠١），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 4 各量表指标在不同民族上的差异

Table 4 Differences of each scale indicator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是否独生与各研究指标的关联性。结果发现，是否为独生子女与生命意义感、幸福感存在显著关联（p<0.05），与自然联结无显著关联（p>0.05）。独生子女（n=198）的生命意义感得分（M=51.24，SD=9.36）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n=852，M=49.79，SD=8.86），关联强度为低等（F=4.242*，η٢=٠.٠٠٤）；幸福感维度上，独生子女得分（M=71.03，SD=11.97）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M=68.10，SD=10.76），关联强度为低等（F=11.418***，η٢=٠.٠١١）；而在自然联结方面，独生子女（M=53.87，SD=8.17）与非独生子女（M=53.75，SD=7.33）得分差异极小，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047，η٢=٠.٠٠٠），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表 5 各量表指标在是否独生上的差异

Table 5 Differences in the indicators of each scale regarding whether one is an only child or not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01。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家庭结构与各测量指标之间的关联性。结果发现，家庭结构（完整 vs 不完整）仅与幸福感存在显著关联（p<0.001），与自然联结、生命意义感无显著关联（p>0.05）。家庭结构完整的大学生（n=925）幸福感得分（M=69.11，SD=10.87）显著高于家庭结构不完整的大学生（n=125，M=65.24，SD=11.84），关联强度为低等（F=13.600***，η٢=٠.٠١٣）；自然联结维度上，家庭结构完整组（M=53.90，SD=7.50）与不完整组（M=52.79，SD=7.34）得分差异不显著（F=2.421，η٢=٠.٠٠٢）；生命意义感方面，两组得分（完整组 M=50.16，SD=8.93；不完整组 M=49.34，SD=9.29）同样无显著差异（F=0.905，η٢=٠.٠٠١），统计结果如表6
所示。

表 6 各量表指标在不同家庭结构上的差异

Table 6 Differences of each scale indicator among different family structures

注：***表示 p<0.001。

采用单因素方差检验家庭所在地与各测量指标之间的关联性。结果发现，家庭所在地（城镇 vs 农村）仅与幸福感存在显著关联（p<0.001），与自然联结、生命意义感无显著关联（p>0.05）。来自城镇家庭的大学生（n=274）幸福感得分（M=71.15，SD=11.56）显著高于来自农村家庭的大学生（n=776，M=67.77，SD=10.67），关联强度为低等（F=19.332***，η٢=٠.٠١٨）；自然联结维度上，城镇组（M=53.91，SD=8.55）与农村组（M=53.72，SD=7.08）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128，η٢=٠.٠٠٠）；生命意义感方面，城镇组（M=50.65，SD=9.56）与农村组（M=49.85，SD=8.75）得分差异同样不显著（F=1.596，η٢=٠.٠٠٢），统计结果如表7所示。

表 7 各量表指标在不同家庭所在地上的差异

Table 7 Differences of each scale indicator in different household locations

注：***表示 p<0.001。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不同专业类型与各测量指标之间的关联性。结果显示，专业类型（文科类 vs 理工科类 vs 艺体类）与自然联结、幸福感存在显著关联（p<0.05），与生命意义感无显著关联（p>0.05）。自然联结维度上，理工科类学生得分最高（n=594，M=54.27，SD=7.49），文科类学生次之（n=187，M=53.81，SD=7.50），艺体类学生最低（n=269，M=52.64，SD=7.38），组间差异显著且关联强度为低等（F=4.409*，η٢=٠.٠٠٨）；幸福感维度上，理工科类学生得分最高（M=69.67，SD=11.39），文科类学生次之（M=67.87，SD=11.19），艺体类学生最低（M=66.95，SD=9.94），组间差异显著且关联强度为低等（F=6.216*，η٢=٠.٠١٢）；生命意义感方面，三类专业学生得分（文科类 M=48.90，SD=9.32；理工科类 M=50.10，SD=8.87；艺体类 M=50.78，SD=8.92）差异不显著（F=2.417，η٢=٠.٠٠٥），统计结果如表8所示。

表 8 各量表指标在不同专业上的差异

Table 8 Differences of each scale indicator among different specialties

注：*表示 p<0.05。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家庭氛围与各测量指标之间的关联性。结果显示，家庭氛围（良好 vs 一般 vs 低支持）与生命意义感、幸福感存在显著关联（p<0.001），与自然联结无显著关联（p>0.05），且其对生命意义感和幸福感的关联强度在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中最高。生命意义感维度上，家庭氛围 “良好” 组得分最高（n=797，M=50.80，SD=9.07），“一般” 组次之（n=234，M=47.99，SD=8.24），“低支持” 组最低（n=19，M=44.53，SD=8.02），组间差异显著且关联强度为低等（F=12.823***，η٢=٠.٠٢٤）；幸福感维度上，“良好” 组得分最高（M=70.47，SD=10.52），“一般” 组次之（M=63.35，SD=10.83），“低支持” 组最低（M=57.74，SD=8.55），组间差异显著且关联强度接近中等（F=51.407***，η٢=٠.٠٨٩）；自然联结方面，三类家庭氛围学生得分（良好组 M=53.89，SD=7.68；一般组 M=53.64，SD=6.80；低支持组 M=50.42，SD=6.90）差异不显著（F=2.040，η٢=٠.٠٠٤），统计结果如表9
所示。

表 9 各量表指标在不同家庭氛围上的差异

Table 9 Differences of each scale indicator in different family atmospheres

注：***表示 p<0.001。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父亲文化程度与各测量指标之间的关联性。结果显示，父亲文化程度仅与幸福感存在显著关联（p<0.001），与自然联结、生命意义感无显著关联（p>0.05）。幸福感维度上，随着父亲文化程度提升，大学生得分呈逐步上升趋势：父亲文化程度 “专科及以上” 组得分最高（n=147，M=71.25，SD=12.03），“初/高中” 组次之（n=588，M=69.03，SD=10.72），“小学及以下” 组最低（n=315，M=66.73，SD=10.90），组间差异显著且关联强度为低等（F=9.290***，η٢=٠.٠١٧）；自然联结维度上，不同父亲文化程度组得分（小学及以下组 M=53.30，SD=7.51；初/高中组M=53.90，SD=7.40；专科及以上组 M=54.27，SD=7.77）差异不显著（F=1.039，η٢=٠.٠٠٢）；生命意义感方面，三组得分（小学及以下组 M=49.13，SD=8.87；初/高中组 M=50.37，SD=8.88；专科及以上组 M=50.84，SD=9.44）同样无显著差异（F=2.590，η٢=٠.٠٠٥），统计结果如表10所示。

表 10 各量表指标在不同父亲文化程度上的差异

Table 10 Differences in the indicators of each scale among father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注：***表示 p<0.001。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母亲文化程度与各测量指标之间的关联性。结果显示，母亲文化程度与大学生的自然联结无显著关联（p>0.05），与生命意义感、幸福感存在显著关联（p<0.05）。生命意义感维度上，母亲文化程度 “专科及以上” 组（n=132，M=50.82，SD=9.35）得分最高，“初/高中” 组（n=476，M=50.60，SD=8.78）次之，“小学及以下” 组（n=442，M=49.25，SD=9.02）最低，组间差异显著且关联强度为低等（F=3.150*，η٢=٠.٠٠٦）；幸福感维度上，同样呈现“文化程度越高，得分越高”的趋势：“专科及以上” 组得分最高（M=71.37，SD=12.48），“初 / 高中” 组次之（M=69.50，SD=10.53），“小学及以下” 组最低（M=66.93，SD=10.91），组间差异显著且关联强度为低等（F=10.981***，η٢=٠.٠٢١）；自然联结方面，不同母亲文化程度组得分（小学及以下组M=53.58，SD=7.39；初/高中组 M=53.74，SD=7.39；专科及以上组 M=54.49，SD=8.17）差异不显著（F=0.757，η٢=٠.٠٠١），统计结果如表11所示。

表 11 各量表指标在不同母亲文化程度上的差异

Table 11 Differences in the indicators of each scale among father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01。

4.4 自然联结、生命意义感与幸福感的相关性
分析

分析自然联结、生命意义感与幸福感间的关联性，计算自然联结、生命意义感与幸福感得分的 Pearson 积差相关系数，结果显示，大学生的自然联结、生命意义感与幸福感均呈显著的相关关系。根据邱皓政（2013）的总结：0.1 以下为微弱相关，0.1~0.39 为低度相关，0.4~0.69 为中度相关，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自然联结与幸福感存在低度相关（r=0.27，p<0.01），生命意义感与幸福感存在中度相关（r=0.51，p<0.01）。统计结果如表12所示。

表 12 研究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12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the research variables

注：**表示 p<0.01。

4.5 自然联结、生命意义感与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以幸福感为因变量，自然联结和生命意义感为自变量，检验自然联结和生命意义感对幸福感的预测程度。统计结果如表13所示。

表 13 自然联结、生命意义感对幸福感的回归摘要

Table 13 Summary of the return of natural connection and the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to happiness

自然联结与生命意义感的容忍值均= 0.848（≥0.1，无共线性风险），VIF 均 = 1.180（<10，共线性判断临界值），表明两个自变量之间关联较弱（数据中二者相关系数 r=-0.390，为低度负相关），不会相互干扰对幸福感的预测效果，回归模型系数估计可靠，无多重共线性问题。

模型整体R٢=٠.٢٦٨，调整 R٢=٠.٢٦٦，表明自然联结和生命意义感联合起来可解释幸福感 26.6% 的变异，属于中等偏下预测力（心理学研究中 R٢≥٠.٢ 为有实际意义的预测效果），说明两个变量是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仍有其他变量（如社会支持、家庭氛围等）共同作用于幸福感。F=191.262，p<0.001，表明回归模型整体极显著有效，即“自然联结+生命意义感”的组合能够可靠预测幸福感，排除偶然因素干扰。

生命意义感标准化系数 β=0.477（p<0.001），是两个自变量中预测力更强的因素，表明在控制自然联结的影响后，生命意义感对幸福感呈极显著正向预测—— 生命意义感每提高1个标准差，幸福感水平显著提高 0.477 个标准差。这与 Steger[1][2]生命意义感理论一致，大学生对生命目标的清晰认知（如明确人生价值、有生活追求）能直接提升幸福感，且影响力远高于自然联结，印证了 “生命意义感是主观幸福感核心驱动因素” 的研究结论。

自然联结标准化系数 β=0.087（p=0.003），虽预测力弱于生命意义感，但仍呈显著正向预测—— 自然联结每提高 1 个标准差，幸福感水平提高 0.087 个标准差。大学生与自然的情感联结（如常参与户外活动、关注自然环境）能正向促进幸福感，但影响程度较弱，可能因自然联结需通过 “情绪放松”“压力缓解” 等中介路径间接作用于幸福感，而非直接预测。

由以上内容可知，自然联结和生命意义感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幸福感，其中生命意义感的预测力（β=0.477）远高于自然联结（β=0.087），二者共同解释幸福感 26.6% 的变异，且模型无共线性问题，结果可靠。

5 研究结果与讨论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自然联结与生命意义感均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幸福感，且二者共同解释了幸福感26.6%的变异量。这一发现与Steger等人（2006）提出的生命意义感理论一致，表明个体对生命目标的明确认知和意义追寻是提升主观幸福感的核心因素。自然联结虽预测力较弱，但其通过情绪调节和压力缓解等中介机制对幸福感仍具有积极作用（Mayer & Frantz，2004）。此外，园艺疗法作为一种结合自然接触与意义建构的干预方式，在提升大学生幸福感方面显示出良好的效果，尤其是在缓解抑郁情绪方面具有持续效应，这与张蕾等人（2021）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是否独生、家庭氛围、父母文化程度等）对幸福感的影响虽显著，但效应量普遍较低，说明个体幸福感更易受内在因素影响。因此，高校在推进“五育并举”教育实践中，应加强对“自然教育”和“生命教育”的融合，通过园艺疗法等体验式活动，增强学生与自然的联结感，引导其探索生命意义，从而全面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6 结论

本研究验证了自然联结、生命意义感对大学生幸福感的正向预测作用，证实针对性园艺疗法干预可有效提升幸福感、缓解抑郁情绪。建议高校将自然教育、生命教育纳入常态化心理健康教育体系，通过多元干预策略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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