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Journal Platform

1 引言

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是指个体在社会交往中感受到被拒绝、忽视或排挤的心理体验，这一现象普遍存在并常引发负面的情绪与行为反应（Williams，2007）。大量研究表明，社会排斥不仅损害个体的心理健康，还可能导致攻击行为、社会退缩以及亲社会行为的变化（Dewall et al.，2010）。系统探讨社会排斥的影响因素，对于理解其形成机制、设计干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张桂平与王茹（2016）将社会排斥的影响因素分为主体、客体与环境因素；李森与张登浩（2016）则归纳为环境因素与个人因素。此外，既有研究在排斥后行为结果上呈现出不一致，这表明社会排斥的影响并非单一方向，而是受多种因素的调节（Gerber & Wheeler，2009；William & Nida，2011）。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社会排斥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系统整合。

本文在既有分类基础上，构建“环境—个体”的双维框架：一方面考察文化、社会支持、金钱与药物等外部条件如何改变排斥的痛苦体验及其后续行为；另一方面分析拒绝敏感性、依恋风格、归因方式与愤世嫉俗等个体差异如何影响排斥信息加工。

2 环境因素

2.1 文化背景

文化背景是影响社会排斥反应的重要情境变量。Pfundmair等（2015）比较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排斥体验发现，来自更偏个体主义文化背景的个体在遭遇排斥时会表现出更强的心理痛苦与更显著的行为波动，而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排斥的负面反应相对较弱。其关键过程在于文化对自我构建方式和关系期待的塑造：个体主义文化更强调独立自我与个人价值，因此排斥更容易被解释为对自我价值的否定；集体主义文化则更强调关系义务与情境调适，使个体更倾向于在关系网络中重新定位自己。

近年的综述进一步指出，不同文化情境不仅影响个体对这些经历是否被界定为排斥，也影响其对排斥原因和应对方式的理解（Wesselmann et al.，2023）。因此，在讨论文化因素时，不能仅将其作为一个静态背景变量，而应将其视为塑造排斥意义建构与应对规范的宏观框架。

2.2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作为个体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的精神与物质资源，是缓解社会排斥负面影响的重要外部资源。DeWall和Baumeister（2010）研究发现，单纯的社会接纳提醒以及与实验者短暂而友好的互动，都可以降低排斥后的攻击行为，说明即便是微弱的接纳线索，也足以在一定程度上中断“排斥—敌意—攻击”的链条。

从机制上看，社会支持之所以能够发挥缓冲作用，是因为它直接指向社会排斥最核心的伤害——归属需求受威胁。Eck等（2016）在对排斥后恢复策略的综述中指出，接纳线索、关系提醒、宗教信念怀旧体验等策略之所以有效，关键在于它们能够帮助个体在排斥后重新获得联结感和意义感，而不仅仅是转移注意力。由此可见，社会支持并不是对排斥痛苦的外围修饰，而是干预排斥后果最具解释力的资源变量之一。

2.3 金钱与物质消费

关于金钱的研究提示，社会排斥后的应对并不总是直接回到人际领域，个体有时会转向象征性资源以修复受损的控制感和安全感。Zhou等（2009）通过六项研究发现，社会拒绝与身体疼痛都会增强个体对金钱的渴望，而接触金钱线索可以降低排斥后的痛苦体验。这说明金钱在心理上具有某种“替代性社会资源”的功能：当真实联结受损时，金钱能部分恢复个体的控制感。

不过，物质补偿并不必然具有积极结果。Lelieveld等（2013）进一步发现，对社会排斥进行经济补偿虽然能够降低不愉快体验，但这种缓解更多发生在短时层面，并不等同于真正重建社会联结。换言之，金钱能够缓冲心理痛苦，却未必能够修复关系。因此，金钱作为一种物质性资源，可以暂时缓冲排斥引发的控制感丧失和情绪痛苦，却不能治愈排斥。

2.4 药物线索

社会排斥研究的重要进展之一，是揭示了社会疼痛与身体疼痛在神经层面具有部分重叠。Eisenberger（2012）研究发现，前扣带皮层等大脑区域既参与身体疼痛，也参与社会排斥引发的痛苦体验，这为社会排斥提供了神经证据。DeWall等（2010）进一步发现，对乙酰氨基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社会痛苦的主观报告与相关神经反应。这类发现提示，排斥并非纯粹象征性的社会事件，它会以接近疼痛加工的方式进入个体的心理与生理系统。

但需要强调的是，药理证据更多说明社会排斥与疼痛加工系统存在重叠，而不意味着药物干预应被视为现实中的首选方案。Williams与Nida（2011）指出，社会排斥的后续反应包含痛苦、需要威胁、恢复尝试以及在恢复失败后的消极适应等多个阶段，因而真正有效的干预仍需回到社会情境与认知评估本身。药理线索在综述中的价值，更主要在于丰富我们对社会排斥机制的理解。

3 个人因素

3.1 拒绝敏感性

拒绝敏感性是指个体对潜在拒绝信号的高度警觉与过度反应倾向（Downey & Feldman，1996）。这一特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个体是否会把模糊社交信息迅速解释为排斥。Breines与Ayduk（2015）指出，高拒绝敏感性个体更容易产生自责型归因，这种归因方式会进一步放大排斥后的羞耻、无价值感与痛苦体验。

近年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调节作用。Lei等（2024）在青少年样本中发现，社会排斥不仅直接预测社会退缩，还会通过威胁自尊产生间接影响，而高拒绝敏感性会显著加剧这种过程。由此可见，拒绝敏感性并非简单地“让人更脆弱”，而是通过改变排斥信息的知觉阈值与解释方向，使个体更容易进入自我威胁和退缩循环。

3.2 依恋风格

依恋风格形成于个体早期与养育者的互动，表现为相对稳定的情感与行为模式。Yaakobi（2022）的研究发现，不同依恋风格的个体在社会排斥事件中采用不同的信息加工策略，依恋风格对排斥归因的调节作用显著，进而影响社会疼痛的强度。

依恋风格反映了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的期待、调节方式与安全感水平，因此也会影响其对社会排斥的理解和应对。Yaakobi（2022）提出，排斥后恢复并不取决于事件本身，还与个体如何归因以及依恋取向有关。对于依恋焦虑较高的个体而言，排斥更容易被体验为关系破裂的明确信号；对于依恋回避较高的个体而言，表面上的“冷静”并不意味着真正免疫，而可能表现为情感压抑与联结撤回。

Waldeck等（2025）的研究进一步显示，依恋焦虑与依恋回避都与更高的感知性排斥显著相关。这一发现揭示了依恋风格不仅调节排斥后的反应，还可能影响个体对排斥事件的感知。因此，依恋风格在社会排斥研究中兼具易感性因素与反应调节因素的双重角色。

3.3 愤世嫉俗

愤世嫉俗是一种关于他人动机不可信、社会交往不值得投入的稳定信念。它能够解释为何部分个体在排斥后并不会像经典理论预期的那样主动修复关系。Choy、Eom与Li（2021）发现，愤世嫉俗调节了社会排斥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低愤世嫉俗者在被排斥后更可能因为同理心而表现出亲社会倾向；高愤世嫉俗者则缺乏这种通过共情重建联结的动机。

这一发现为“社会排斥后亲社会行为的变化方向不一致”提供了稳定人格层面的解释。换言之，社会排斥并不自动激活关系修复倾向，只有当个体仍然相信他人值得联结、关系值得投资时，排斥才更可能转化为重新接近他人的动机。

3.4 归因方式与认知评估

在社会排斥的后续影响中，归因方式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排斥本身并不直接决定行为结果，真正影响行为走向的，是个体如何解释被排斥的原因。Yaakobi（2022）的三项实验表明，为被排斥者提供不同的可能原因会显著影响其痛苦恢复程度，说明归因不仅是事后解释，更是影响恢复进程的机制变量。

从理论上来看，内部、稳定且不可控的归因更容易诱发羞耻、自我否定和无助感，而外部、偶然或可控的归因则更可能减轻自我威胁，但未必减少对他人的愤怒。也正因为如此，同样的排斥事件有时会导向亲社会修复，有时会导向攻击或冷漠。将归因方式纳入综述框架，有助于把零散的“因素研究”整合成更具解释力的认知过程模型。

3.5 排斥类型与行为反应差异

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开始区分被拒绝（Rejection）与被忽视（Ostracism）这两类排斥。二者都属于社会排斥，但在信息清晰度与需求威胁侧重上存在差异：被拒绝往往包含明确的负性反馈，更直接伤害归属感；被忽视则带有模糊性与不可见感，更容易威胁控制感和有意义存在。Feng、Wang与Gao（2022）发现，被拒绝会提高个体通过口碑推荐重建关系的倾向，而被忽视则降低该倾向，说明不同类型的排斥会激活不同的心理需求。

最新的追踪研究也支持这一点。Zhang等（2024）通过三时间点追踪研究发现，被忽视与被拒绝均能预测后续自主感、能力感和关系需要的降低，而基本心理需求满足也会反向预测后续社会排斥体验，说明社会排斥与基本心理需求之间存在双向关系。由此来看，将“排斥类型”作为调节变量纳入整合模型，不仅能解释行为结果的不一致，也能推动社会排斥研究从“是否被排斥”走向“如何被排斥”的更精细的问题意识。

4 讨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社会排斥的影响机制可以概括为：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共同作用于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并通过认知评估过程塑造后续行为反应。该模型的理论优势在于，它既能解释排斥后的即时痛苦，也能解释为何不同个体会表现出攻击、退缩、重建联结或补偿性消费等不同路径。

具体而言，环境因素决定了排斥是否被缓冲、替代或强化。文化背景规定了排斥的意义框架，社会支持提供了恢复归属感的现实资源，金钱与物质补偿则在真实联结受损时部分替代控制感与安全感，药理线索则提示社会疼痛具有可被生理系统共同加工的特点。个体因素则决定了个体如何感知和解释排斥：高拒绝敏感性个体更容易从模糊线索中感到威胁，依恋不安全者更易感知并持续加工排斥经验，消极归因强化自我威胁，愤世嫉俗削弱关系修复意愿。

未来研究至少可以从三个方向推进。第一，应加强纵向与动态研究，区分短时排斥与长期排斥的不同后果。Williams与Nida（2011）已指出，长期排斥可能导致放弃修复、产生无价值感和抑郁化倾向，这与短时实验性排斥的机制并不完全相同。第二，应加强本土化与数字情境研究。线上冷落、群聊已读不回、社交媒体边缘化等都在改变排斥的表达形式（Wesselmann et al.，2023）。第三，干预研究应从单纯降低痛苦转向促进恢复，将社会支持增强、归因重构、自尊修复与情绪调节结合起来，形成多通道干预方案。

5 结论与展望

社会排斥并不是单一的负性社会事件，而是一种由情境、个体与认知评估共同塑造的动态过程。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分别从外部资源和内部易感性两个方向影响排斥后的心理与行为反应，而基本心理需求受威胁及其后续的认知评估，则是连接影响因素与行为结果的关键中介机制。只有将文化、社会支持、物质资源、拒绝敏感性、依恋风格、归因方式与人格特质纳入统一框架，才能更准确地解释社会排斥后为何会出现攻击、退缩、亲社会与补偿性消费等不同结果。未来研究应在更真实的社会情境中检验这一整合模型，并发展兼顾资源补充与认知重构的干预路径。

社会排斥的影响机制是一个多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环境因素如文化、社会支持、金钱与药物、与个人因素如拒绝敏感性、依恋风格、愤世嫉俗等共同塑造了个体在排斥后的心理与行为反应。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这些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在不同群体（如青少年、老年人、跨文化群体）中的表现差异。同时，应加强干预研究，探索如何通过增强社会支持、调整认知策略或利用物质与药理资源，减轻社会排斥的负面影响，促进个体社会适应与心理健康。

参考文献

[1] 张桂平, 王茹. (2016). 社会排斥的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心理科学进展, 24(5), 789-798.

[2] 李森, 张登浩. (2016). 社会排斥的成因与后果: 一个整合性框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4(3), 567-572.

[3] Breines J G & Ayduk O. (2015).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vulnerability to self-directed hostile cognitions following reje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3(1), 1-13.

[4] Choy B K C, Eom K & Li N P. (2021). Too cynical to reconnect: Cynicism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social exclusion on prosociality through empath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83, Article 111116.

[5] DeWall C N & Baumeister R F. (2010).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in buffering the effects of social exclu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8(2), 221-235.

[6] DeWall C N & Bushman B J. (2010). Social exclusion and aggressio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5), 294-298.

[7] DeWall C N, MacDonald G, Webster G D, Masten C L, Baumeister R F & Powell C. (2010). Acetaminophen reduces social pain: Behavioral and neural evide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7), 931-937.

[8] Downey G & Feldman S I. (1996). Implications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fo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6), 1327-1343.

[9] Eisenberger N I. (2012). The neural bases of social pain: Evidence for shared representations with physical pain. Psychosomatic Medicine, 74(2), 126-135.

[10] Eck J, Schoel C & Greifeneder R. (2016). Coping with or buffering agains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social exclusion on basic needs: A review of strategie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10(10), 548-567.

[11] Feng W, Wang & Gao L. (2022).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exclusion types on individuals’ willingness to word-of-mouth recommenda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 Article 807313.

[12] Gerber J P & Wheeler L. (2009). On being rejected: A meta-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rejection.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5), 468-488.

[13] Lelieveld G J, Van Dijk E & Van Beest I. (2013). Social exclusion and economic compensation: The effect of being excluded on spending and risk-tak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9, 191-199.

[14] Lei Y, Li M, Lin C, Zhang C & Yu Z. (2024). The effect of ostracism on social withdrawal behavi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5, Article 1411697.

[15] Pfundmair M, Graupmann V, Frey D & Aydin N. (2015). The different behavioral intentions of collectivists and individualists in response to social exclus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1(3), 363–378.

[16] Waldeck T L, Breitenstein J & Bernecker K. (2025). Attachment anxiety, attachment avoidance, and perceived social exclusion in everyday lif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42, Article 113290.

[17] Wesselmann E D, Ispas D, Olson M A, Swerdlik M E & Caudle N M. (2023). Exploring social exclusion: Where we are and where we’re going.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17(1), e12714.

[18] Williams K D. (2007). Ostracism.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8, 425-452.

[19] Williams K D & Nida S A. (2011). Ostracism: Consequences and coping.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 71-75.

[20] Yaakobi E. (2022). Recovery from ostracism distress: The role of attribu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 Article 899564.

[21] Zhang S, Luan X, Fu Y N, Feng R, Liang S, Liu S, Meng J & He Q. (2024).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xclusion and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through cross-lagged analysis. Scientific Reports, 14, Article 31849.

[22] Zhou X, Vohs K D & Baumeister R F. (2009). The symbolic power of money: Reminders of money alter social distress and physical pa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6), 7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