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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幸福作为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哲学层面被视为“最高的善”，具有内在的自成目的性与自足性。进入新时代，“让人民生活幸福”被提升至“国之大者”的战略高度，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价值追求，也成为衡量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核心标准。在这一背景下，“共同幸福”的理念内在地要求关注每一个群体的获得感，尤其是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老年人。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党和国家将增进民生福祉、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然而，要从根本上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能仅停留在物质保障与制度供给的层面，必须深入探究“幸福”在老年群体中的特殊生成机制与结构要素。

从以往研究来看，幸福感研究已形成了多维理论谱系。Diener提出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理论（Diener，1984）将幸福感操作化为情感体验与认知评价，成为实证研究的主流范式；Ryff进而提出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PWB）模型（Ryff，1989；Ryff & Keyes，1995），补充了自我实现、个人成长等发展性维度；Keyes则拓展了社会幸福感（Social Well-being）概念，强调个体与社会的联结（Keyes，1998）。这三种理论分别揭示了幸福感的“感受”“功能”与“关系”侧面，构成了理解人类福祉的“三维坐标系”。

然而，现有理论在解释老年群体的幸福机制时存在明显的“身心二元割裂”局限。 一方面，SWB等主观评价理论难以解释为何许多老年人在生理机能衰退、客观健康受损的情况下，仍能维持较高的幸福水平；另一方面，单纯强调生理健康的医学模式，往往忽视了心理调适、意义建构与社会融入对生理健康的反向塑造作用。这种理论上的碎片化，导致我们在应对老龄化挑战时，难以构建一种身心整合的系统性干预策略，从而制约了“健康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深度推进。

事实上，老年期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身心交互”特征：生理机能的衰退直接挑战心理状态的稳定，而心理功能的调适（如情绪调节、意义建构）又深刻影响着个体对身体变化的应对方式及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因此，要回应新时代“让老年人生活幸福”的政治号召与实践需求，必须在理论层面弥补现有研究的空白，构建一个整合生物、心理与社会维度的老年幸福感结构模型。

本文意在通过跨学科的理论整合，提出“身安心宁”的老年人幸福感结构模型。该模型以生物心理社会模型（Biopsychosocial Model）（Engel，1977）为方法论基础，融合SWB、PWB与社会幸福感的维度，并引入生命历程理论（Elder，1998）、社会情绪选择理论（Carstensen et al.，1999）与成功老龄化理论（Baltes & Baltes，1990；Rowe & Kahn，1987；Rowe & Kahn，1997）。通过阐释老年人幸福感中“身”与“心”的构成要素及其动态交互机制，从而为理解和提升新时代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也为国家相关民生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学术支撑。

2 理论基石：幸福感研究的多维谱系

2.1 主观幸福感：情感与认知的双重维度

Diener 将主观幸福感定义为“个体依据自定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包含情感与认知两个基本成分（Diener，1984）。情感成分涵盖积极情感（Positive Affect）与消极情感（Negative Affect）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反映个体在特定时期内体验到的情绪状态频率与强度。认知成分则体现为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生活总体质量进行的理性评估。

在老年人群体中，主观幸福感呈现出独特的年龄特征。研究表明，尽管老年人面临健康状况下降、社会角色丧失等多重挑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却呈现出“悖论性稳定”（Paradoxical Stability）——即情感体验的积极偏向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对维持（Carstensen et al.，1999）。这一现象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SST）为此提供了解释：随着年龄增长，个体感知到的未来时间变得有限，其目标优先级从知识获取转向情绪调节，从而表现出对积极信息的优先加工与对消极信息的选择性回避。

然而，SWB框架也存在明显局限：其一，它过度依赖个体的主观评价，忽视了幸福感的客观发展性维度；其二，它将幸福感简化为情感状态与认知判断的加总，未能揭示其深层的心理功能机制；其三，在老年群体中，身体健康状况对SWB的影响路径复杂，单纯的主观评价难以捕捉身心交互的动态过程。

2.2 心理幸福感：自我实现的发展性维度

Ryff的心理幸福感模型是对SWB享乐主义取向的重要补充与超越。该模型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实现论传统、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观以及生命全程发展理论，提出幸福感的六个核心维度：自我接纳（Self-acceptance）指个体对自我积极特质与消极特质的整体性接纳，包括对自身局限的正视与对生活经历的肯定；积极关系（Positive relations with others）强调与他人建立信任、亲密且互惠的人际关系的能力；自主性（Autonomy）体现为个体在思想、判断与行动上的独立性，不受外部社会压力的过度左右；环境掌控（Environmental mastery）指个体有效管理日常生活环境、把握机遇与应对挑战的能力；生活目标（Purpose in life）关乎个体对生命方向与意义的感知，体现为清晰的目标导向与价值追求；个人成长（Personal growth）反映个体持续学习、发展与自我超越的倾向。

Ryff的研究表明，在老年人群体中，环境掌控、自主性与自我接纳的得分往往高于年轻群体，而生活目标与个人成长则呈现下降趋势。这一发现揭示了老年期心理功能的“选择性优化”特征：老年人在某些维度上展现出成熟的心理优势，而在另一些维度上面临发展性挑战。值得注意的是，PWB的各维度与身体健康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有研究（Boyle et al.，2012；Kim et al.，2020）表明，较高的生活目标感与积极关系质量能够预测更低的死亡率、更慢的阿尔茨海默病进展以及更好的睡眠质量，即使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学特征与基线健康状况后，这种保护效应依然显著。

2.3 社会幸福感：个体与社会的联结维度

Keyes提出的社会幸福感理论将研究视角从个体内部拓展至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层面，提出社会整合、社会贡献、社会认同、社会实现与社会和谐五个维度。该理论强调，幸福感不仅是个体心理状态的总和，更是个体在社会结构中位置与功能的反映。

在老年学领域，社会幸福感的重要性尤为突出。随着退休、丧偶等生命事件的累积，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发生显著转变，社会网络结构面临重构。护航模型（Convoy Model）（Antonucci & Akiyama，1987）将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络描绘为三个同心圆结构：最内圈由最亲密的亲属与朋友构成，提供核心的情感支持与工具性支持；中间圈包含关系较密切但非最亲密的社会联系；外圈则由基于工作角色等正式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组成。该模型强调，社会网络结构在生命全程中保持相对稳定，但成员构成与支持功能会随生命阶段而动态调整。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进一步解释了老年期社会网络“质升量降”的现象：老年人主动缩小社交网络规模，将有限的认知与情感资源集中于最具情绪意义的关系，从而实现情绪幸福感的优化。这种“有目的的社会选择”并非被动的社交退缩，而是基于时间知觉变化的主动适应策略，体现了老年人在社会功能领域的能动性与智慧。

2.4 理论整合

SWB、PWB与社会幸福感三种理论构成了幸福感研究的“三维坐标系”：SWB关注“感受如何”（情感与认知评价），PWB关注“功能如何”（心理潜能的实现），社会幸福感关注“关系如何”（个体与社会的联结）。三者之间存在理论张力：SWB的享乐主义取向与PWB的实现主义取向在哲学根基上存在分歧；社会幸福感的宏观视角与SWB、PWB的微观视角在分析层次上存在差异。

然而，在老年人群体中，三种理论具有显著的互补性。SWB解释了老年人在面临多重丧失时仍能维持积极情感的“悖论”；PWB揭示了老年人在自我接纳与环境掌控方面的独特优势；社会幸福感则阐明了社会网络重构对幸福感的保护作用。本文的理论整合正是建立在对三种理论互补性的充分认识之上，试图在“身”与“心”的框架下实现它们的系统融合。

3 “身”之安：生理基础与环境嵌入

3.1 生理健康的本体论地位

“身安”是老年人幸福感的物理基础与前提条件。在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框架下，身体健康并非孤立存在的生物学事实，而是嵌入于心理体验与社会环境之中的多维结构。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老龄化定义为“发展和维护老年健康生活所需功能发挥的过程”，强调“功能发挥”而非“无疾病状态”作为健康的核心指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2）。这一定义将身体功能从纯粹的医学范畴拓展至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估领域。

对于老年人而言，身体健康的评价标准具有显著的情境依赖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与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IADL）构成了评估老年人躯体功能的核心指标体系（Katz et al.，1963；Lawton & Brody，1969）。ADL涵盖进食、穿衣、如厕、洗澡、移动等基本自理功能，IADL则涉及购物、做饭、理财、服药管理等更复杂的生活技能。这些功能的保全不仅意味着生理层面的独立，更承载着深刻的心理意义——“不求人”的尊严感与自我效能感。

从幸福感的理论视角看，身体功能对SWB的影响遵循“期望-现实差距”机制，即当老年人的身体功能状态低于其主观期望时，会产生失控感与无助感，进而降低生活满意度；反之，当身体功能维持在可接受范围内时，即使存在客观的健康问题，主观幸福感仍可保持相对稳定。这一机制解释了为何主观健康评价与客观健康状况之间常出现“分离现象”——即客观健康指标恶化时，主观幸福感未必同步下降。

3.2 环境安全的结构性保障

“身安”不仅依赖于个体内在的生理状态，更受制于外在环境的支持程度。环境的适老化程度直接影响老年人的行动自由与安全体验（王亚菲 等，2022；刘彬 等，2022）。居家环境的适老化改造（如安装扶手、防滑地砖、夜灯感应、去除门槛等），虽属微观层面的技术干预，却承载着对生命尊严的结构性保障。

从理论上看，环境安全通过两条路径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一是直接路径，即通过降低跌倒、意外伤害等风险，减少健康威胁带来的焦虑与恐惧；二是间接路径，即通过支持“原居安老”（Aging In Place），维护老年人对熟悉生活环境的掌控感与归属感（Khakzand & Rakhshani，2022）。环境压力理论（Environmental Press Theory）指出，当环境对个体的要求（Environmental Press）超过个体的应对能力（Competence）时，会产生适应不良与心理压力；反之，当环境支持与个体能力相匹配时，则促进适应与幸福。因此，适老化环境的本质在于实现“环境压力”与“个体能力”之间的动态平衡。

3.3 身体自主性的尊严维度

身体自主性是“身安”概念中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维度。它指个体对自身身体的控制能力与决策权力，涵盖行动自主、医疗自主与生活方式自主等多个层面（曹胡月，余林，2022）。在老年期，身体自主性的丧失往往比身体功能本身的衰退更具心理破坏力——失能不仅意味着生理依赖，更意味着自我认同的危机与社会角色的边缘化。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为理解身体自主性的心理价值提供了理论支撑。该理论提出，自主性（Autonomy）、胜任感（Competence）与归属感（Relatedness）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其中自主性需求在老年期尤为突出。当老年人能够自主决定日常生活安排、医疗方案与社会参与方式时，其内在动机被激活，幸福感得以提升；反之，当自主性被剥夺，无论是由于身体失能还是制度性忽视，即使物质条件充裕，幸福感也会显著受损。

4 “心”之宁：情感调适与意义建构

4.1 情感体验的情绪调节机制

“心宁”首先体现为情感层面的平衡与稳定。在SWB框架中，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被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而非同一连续体的两极。老年人在情感体验上呈现出独特的“积极效应”（Positivity Effect）——即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更倾向于注意、记忆与评价积极信息，而对消极信息的加工相对减弱。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为这一效应提供了动机性解释：由于感知到未来时间的有限性，老年人将情绪调节目标置于知识获取目标之上，优先加工能够带来情绪满足的信息。第二代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刘海宁 等，2019）]进一步细化了这一机制，提出三种理论模型：积极效应理论（Positivity Effect Theory）强调老年人对积极刺激的注意偏向；认知控制假说（Cognitive Control Hypothesis）认为积极效应需要认知资源的主动投入，而非认知衰退的副产品；强弱整合模型（Strength and Vulnerability Integration，SAVI）则指出，老年人的情绪调节优势在可控情境下表现明显，但在面对不可控的持续性压力（如慢性疾病照护）时可能消失。

这些理论进展揭示了一个道理：“心宁”并非老年人情感功能的自然退化结果，而是基于时间知觉变化的主动适应策略。这种策略性情绪调节既是心理韧性的体现，也是幸福感维持的重要机制。

4.2 认知评价的意义建构功能

“心宁”在认知层面体现为生活满意度与生命意义感的维持。与年轻人不同，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评价更多依赖于“社会比较”与“时间比较”的整合：一方面，老年人倾向于进行“向下比较”（与境况更差者比较），从而提升相对满足感；另一方面，通过“时间比较”（与过去的自己比较），老年人可能感知到“知足常乐”的心态转变。

生命回顾理论（Life Review Theory）[24]指出，老年期是个体对一生经历进行系统性回顾与整合的关键阶段。成功的生命回顾表现为对过去经历的接纳、对丧失与遗憾的和解以及对生命意义的重新确认。这一过程与Ryff模型中的“自我接纳”维度高度契合：能够整合生命历程中的积极与消极经验的老年人，往往具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幸福感。

意义建构（Meaning Making）是“心宁”的关键机制。当老年人能够为自己的生活经历赋予连贯的叙事与深刻的意义时，即使面对疾病、丧偶等重大丧失，也能维持心理稳定。这一机制得到了压力过程理论的支持：意义建构作为一种认知应对策略，能够缓冲压力事件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将威胁性体验转化为可理解、可掌控的挑战（Pearlin，1989）。

4.3 社会融入的价值实现路径

“心宁”在社会心理层面体现为社会融入感与价值实现感。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认为，社会参与是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来源，因为社会角色为自我概念提供了结构性支持。对于老年人而言，退休后的角色丧失可能导致“无用感”与自我认同危机，而持续的社会参与则能够维持“被需要”的社会价值感（Havighurst，1961）。

然而，社会参与对幸福感的影响并非线性正相关。流畅理论（Flow Theory）指出，当活动难度与个体能力相匹配时，个体进入“心流”状态，产生最大的主观幸福感；若活动过于简单则导致厌倦，过于困难则引发焦虑。因此，“老有所为”的关键不在于参与的数量，而在于参与的质量——即活动是否与老年人的能力、兴趣与价值追求相契合（Csikszentmihalyi，1990）。

社会整合与健康连续模型（Social Integration and Health Continuum Model）进一步强调，社会融入不仅提供情感支持，更通过“社会控制”机制促进健康行为。当老年人嵌入于规范性的社会网络中时，社会期望与角色义务会激励其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遵守医疗建议，从而间接促进身体健康，形成“心宁”反哺“身安”的良性循环（Berkman et al.，2000）。

5 “身”与“心”的交互影响

5.1 从“身”到“心”的下行路径

身体健康状况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遵循多重路径。首先，躯体功能的丧失直接削弱自我效能感。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指出，自我效能感源于对自身能力的信念，而身体失能经验会系统性地侵蚀这种信念，导致习得性无助与抑郁情绪（Bandura，1997）。其次，慢性疾病带来的持续性疼痛与不适消耗认知资源，使个体难以维持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从而加剧负性情感体验（Eccleston & Crombez，1999）。最后，身体功能的下降限制社会参与机会，引发社会隔离与孤独感，而孤独感已被证实是预测老年人认知衰退与死亡率的重要风险因素（Berkman et al.，2000）。

压力过程理论为这一下行路径提供了解释框架。该理论区分了压力暴露路径与压力脆弱性路径：前者关注压力源（如疾病、丧偶、经济困难）对心理健康的直接冲击；后者关注个体资源（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应对策略）在压力应对中的缓冲作用。在老年人群体中，身体健康问题构成最主要的压力源之一，而心理资源的多与少决定了压力冲击的最终后果——资源丰富的老年人能够更好地适应身体变化，维持心理稳定；资源匮乏者则可能陷入“压力—脆弱性”的恶性循环。

5.2 从“心”到“身”的上行路径

心理状态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同样具有坚实的理论与实证基础。积极心理理论认为，积极心理健康能够减缓身体功能衰弱，降低心理疾病的发生风险，与全因死亡率存在关联（武剑倩 等，2023）。性格优势、心理弹性等心理因素能够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与心血管等生理通路影响身体健康。

行为中介机制是“心”影响“身”的另一条重要路径。持有积极心态的老年人更可能采取健康行为（如规律运动、均衡饮食、遵医嘱服药），避免风险行为（如吸烟、酗酒），从而改善健康（乐章，梁航，2020）。自我决定理论（Ryan & Deci，2000）]进一步指出，当老年人的自主性、胜任感与归属感得到满足时，其内在健康动机被激活，健康行为的坚持性显著增强。

6 启示与展望

基于“身安心宁”的老年人幸福感结构模型，提升新时代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不能仅依靠单一维度的干预，而必须构建一个覆盖生理、心理、社会环境及政策制度的立体化养老生态系统。这要求我们在理念上从“生存型养老”向“发展型享老”转变，在实践中从“碎片化供给”向“系统性整合”转型。

（1）“身安”层面

以筑牢生理基础、嵌入适配环境为重点，具体通过三方面推进：一是强化功能维护与健康管理，建立个性化ADL/IADL评估体系，定期评估老年人基本自理功能与复杂生活技能，及时识别功能衰退早期信号并开展康复训练，同时推行“功能发挥”导向的健康管理模式，超越传统“无疾病”目标，通过适度运动、营养干预和慢性病管理延缓功能衰退；二是推进环境适老化改造，在居家环境中实施防滑、扶手安装等安全化改造，降低意外伤害风险，减少健康焦虑，同时依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支持“原居安老”，让老年人在熟悉环境中维持掌控感与归属感，实现环境与个体能力的动态平衡；三是保障身体自主性，在医疗场景中充分尊重老年人的自主决策权，保障其知情同意权与选择权，在日常生活中鼓励老年人自主安排生活、选择社会参与方式，激活内在动机，避免自我认同危机与社会角色边缘化。

（2）“心宁”层面

重点聚焦情感调适与意义建构，具体通过三方面推进：一是注重情绪调节能力培养，善用老年人的“积极效应”，引导其关注积极信息、回忆美好经历，通过感恩练习等提升情绪状态，同时结合认知资源管理策略，在可控情境下发挥老年人情绪调节优势，为其应对不可控压力提供外部支持，弥补相关脆弱性；二是强化生命意义建构支持，通过结构化生命回顾干预，协助老年人接纳过往经历、和解丧失与遗憾，重新确认生命意义，在老年人面临重大丧失时，借助叙事疗法帮助其重构经历的意义，将威胁性体验转化为可掌控的挑战；三是优化社会参与质量，设计难度适中、契合老年人能力与兴趣的参与活动，使其进入“心流”状态，同时通过志愿服务、代际互动等方式，帮助退休老年人重建社会角色与“被需要”的价值感，缓解角色丧失带来的“无用感”。

（3）“身心整合”层面

核心在于实现心理与生理的双向促进、良性循环，具体通过三方面推进：一是通过社会整合促进健康行为，激活“社会控制”机制，依托社会整合与健康连续模型，将老年人嵌入社区健康小组等规范性社会网络，借助社会期望与角色义务激励其维持规律运动、均衡饮食等健康生活方式，形成“心宁”反哺“身安”的循环；二是干预心理因子的生理通路，通过正念训练等积极心理干预降低皮质醇水平、减少炎症反应，培育清晰的生活目标以延缓生理衰退，同时构建多层次社会支持网络，借助“压力缓冲”机制保护生理系统；三是优化行为中介路径，通过心理干预提升老年人积极心态，激励其采取健康行为、改善客观健康指标，针对吸烟、酗酒等风险行为，结合动机访谈等心理干预与社会支持，从心理层面阻断对身体的损害，推动身心良性互动。

展望未来，在“健康中国2030”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交汇点上，“身安心宁”模型不仅是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更是一种指向包容性社会的政策倡导。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通过纵向追踪数据量化“身”与“心”交互影响的具体路径系数，并探索数字技术（如AI情感计算、虚拟现实社交）在促进老年人身心整合中的应用潜力。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不仅保障老年人生存权利，更尊重其生命尊严、激发其内在潜能、支持其全面发展的社会，唯有当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在“身安”中享有自由，在“心宁”中感受价值，新时代的“共同幸福”才能真正从政治愿景转化为可触可感的民生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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