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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4年以来，“偷感”一词迅速跃升为青年群体的十大热词之一，成为理解Z世代生活方式与心理防御机制的新切入点。所谓“偷感”，并非指代道德意义上的“偷窃”，而是指个体在公共场域中刻意降低自身呈现频率、在追求目标时对外屏蔽真实进展、在面对他人探询时采用模糊化策略，从而表现出一种“偷偷摸摸”“小心翼翼”的心理状态与行为样态（朱永炀，2026；唐嘉桢，2026）。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界对“偷感”现象的探讨已初具规模。在表征样态上，研究普遍认为“偷感”体现在心理状态上的自卑胆怯与偷偷观望、社交活动上的害怕恐惧与偷偷隐身，以及行为模式上的闷声发育与偷偷努力（朱永炀，2026；项敏祎，2026）。在成因剖析上，学者们将其归结为现代透明社会的刺激催化、网络数字媒体的推波助澜、优绩规训引发的评价焦虑以及应对倦怠社交的自我保护需求（彭远春，梅立萍，2025；汪渝 等，2025）。然而，当前研究存在两点明显的不足：第一，研究方法多依赖于网络民族志、半结构化访谈及理论思辨（张玄益，2024），缺乏大样本的量化实证支撑，导致对“偷感”的测量停留在表层；第二，现有研究多将“偷感”视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变量，忽略了“偷偷隐身”（如坐在角落回避注视）与“偷偷努力”（如隐瞒复习进度）背后可能潜藏着截然不同的心理动机与认知基础。事实上，同为“偷感青年”，有的人是因为社交效能感低下而被迫退缩，有的人则是为了屏蔽外界干扰而主动选择的“目标导向型累积化实践”（彭远春，梅立萍，2025）。

为了突破这一同质性假设的局限，引入“以个体为中心”的聚类分析显得尤为必要，以便能够基于个体在一系列观测指标上的反应模式，识别出潜在的异质性亚群体。更为关键的是，探究是什么因素驱动了青少年走向不同的“偷感”亚型，需要深入到其核心的信念系统之中。根据Dweck的成就目标理论，个体的“能力观”（即认为能力是天生的固定特质，还是可以通过努力增长的）是预测其面对挑战时行为反应的基石（家晓余，2018）。持“实体能力观”的个体倾向于将表现视为能力的直接指标，极度害怕暴露不足，这可能促使其采取“偷感”策略以规避负面评价；而持“增长能力观”的个体更关注学习过程本身，“偷感”可能仅仅是其排除干扰的手段。与此同时，“自我效能感”作为个体行动的直接动力引擎，其在社交、学业和一般情境下的高低，必然决定了个体是选择“怯懦隐身”还是“蛰伏蓄力”（钟璐 等，2026；周萍萍，2025）。

基于此，本研究依托1117名青少年的有效样本，旨在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基于“偷感”的具体行为表现指标，青少年群体可以划分为哪些潜在的异质性类型？（2）不同“偷感”类型在自我效能感（社交、学业、一般）与能力观（实体、增长）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3）自我效能感与能力观如何异质地预测青少年落入特定“偷感”类型的概率？本研究提出两个研究假设：

H1：自我效能感（社交、学业、一般）在不同“偷感”潜在类型中存在显著差异，低效能感群体更倾向于归属高“偷感”类型。

H2：实体能力观在不同“偷感”潜在类型中存在显著差异，高实体能力观群体更倾向于归属于高“偷感”类型；而增长能力观的预测作用相对较弱或不显著。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法，通过线上方式发放问卷，共回收问卷1128份，剔除作答时间过短（低于100秒）、规律性作答及缺失值较多的无效样本后，保留有效问卷1117份，有效回收率为99.02%。

2.2 测量工具

2.2.1 偷感行为倾向量表

结合朱永炀（2026）、项敏祎（2026）等学者的质性研究结论，自编“偷感”行为倾向量表。量表包含两个维度：“空间与社交层面的退缩隐匿（偷感A）”（5题）和“目标与过程层面的屏蔽遮蔽（偷感B）”（5题）。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

信度检验结果显示，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8，各题项的校正项总计相关性（CITC）均大于0.4（范围在0.440～0.533之间），项已删除的α系数均未高于总体α系数。表明该量表信度质量高，内部一致性良好。

表 1 偷感行为倾向量表信度分析

Table 1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furtive mentality tendency scale

名称	校正项总计相关性（CITC）	项已删除的α系数	Cronbach α系数
6. 在公共场域中，我倾向于刻意降低自身的呈现频率，以规避他人的注意力	0.440	0.808	0.818
7.面临突发的公众关注（如被点名发言）时，我会体验到显著的拘谨与行为退缩	0.463	0.805
8.相较于在群体中进行自我表露，我更偏好保持缄默，避免成为视觉焦点	0.483	0.803
9.当感知到他人较长时间的注视时，我会诱发内在的紧张感并试图进行空间逃离	0.480	0.804
10.出于对负面社会评价的防御，我在人际互动中常表现出谨慎、拘束的退缩姿态	0.501	0.801
11. 在追求特定学业或发展目标时，我有意识地向外屏蔽自身的真实进展信息	0.523	0.799
12.即便达成既定目标，我也不愿公开表露此前的付出程度，以回避他人的过度审视	0.533	0.798
13.在公共学习空间中，我倾向于选择边缘或具有物理遮蔽性的位置进行专注活动	0.517	0.800
14.面对他人关于个人发展状态的探询，我习惯采用模糊化策略以隐藏真实实力	0.532	0.798
15.我认为将个体的规划与投入置于 “不透明” 状态，是一种有效规避外部压力的应对机制	0.512	0.800

注：标准化Cronbach α系数 = 0.818。

2.2.2 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改编版自我效能感量表，包含三个维度：一般自我效能感（4题）、学业自我效能感（4题）和社交自我效能感（4题），共12题，5点计分。

信度检验结果显示，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高达0.849，CITC值在0.465～0.540之间，信度极佳。

表 2 自我效能感信度分析

Table 2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self-efficacy

名称	校正项总计相关性（CITC）	项已删除的α系数	Cronbach α系数
16. 即使面临复杂的困境，我依然坚信自己具备妥善解决的潜能	0.519	0.837	0.849
17.在遭遇外部阻力或反对意见时，我确信自己有能力推进既定目标的实现	0.509	0.838
18.对我而言，维持对长期目标的追求并达成预期成果是相对可控的	0.518	0.837
19.我具备充分的自信，能够有效应对生活中突发的、非预期的事件	0.537	0.836
20. 我坚信自己具备有效掌握各类学科知识底层的认知能力	0.465	0.841
21.即便面对高认知负荷的学业挑战，我依然确信能够寻找到适宜的破解路径	0.533	0.836
22.在与他人的学业比较中，我对自身的学习能力持有稳固的积极预期	0.536	0.836
23.遭遇学业挫折或暂时性失败时，我能够迅速进行自我调节并恢复学习投入	0.540	0.835
24. 在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社交情境中，我均能与陌生个体保持顺畅的互动	0.513	0.837
25.我对自身建立并维系高质量同伴关系的能力具有高度的自信	0.536	0.836
26.面临人际冲突或意见分歧时，我确信自己具备促成建设性解决的社交技能	0.490	0.839
27.在群体互动的场域中，我敢于进行观点的自我表达，且不易受潜在负面评价的干扰	0.504	0.838

注：标准化Cronbach α系数 = 0.849。

2.2.3 能力观量表

参考Dweck的理论及国内学者（家晓余，2018；吴婉婉，2024）的量表，编制包含6个题项的量表。分为实体能力观（3题）和增长能力观（3题），5点计分。

信度检验结果显示，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70，CITC值在0.468～0.542之间，信度良好。

表 3 能力观量表信度分析

Table 3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the perception of Well-being scale

名称	校正项总计相关性（CITC）	项已删除的α系数	Cronbach α系数
29. 个体的能力水平是相对固定、难以改变的	0.515	0.735	0.770
30.个体的能力可以通过持续努力与练习得到显著提升	0.523	0.733
31.个体的聪明程度主要由先天因素决定，后天努力影响有限	0.468	0.747
32.通过持续学习与训练，个体能力能够不断发展与完善	0.542	0.728
33.失败仅代表暂时努力不足，并不意味着个人能力低下	0.520	0.734
34.如果一件事需要付出大量努力才能完成，说明我自身能力不足	0.511	0.736

注：标准化Cronbach α系数 = 0.770。

2.3 数据分析策略

使用SPSSAU（Version 2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通过描述统计与Pearson相关分析初步检验各变量间的关联；其次，采用K—均值聚类分析确定最佳的“偷感”群体分类；再次，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检验不同类型在自我效能感与能力观上的差异；最后，构建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自我效能感与能力观对类型归属的异质性预测作用。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与描述性统计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所有测量题项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6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1.34%，远低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在5点计分下，“偷感A均值”（M=2.933，SD=0.972）与“偷感B均值”（M=2.549，SD=0.904）均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说明整体样本的“偷感”倾向并不极端，但存在足够的变异度以供分类。在效能感方面，“社交效能感均值”最高（M=3.975），而“实体能力观均值”最低（M=2.753），“增长能力观均值”较高（M=3.329），这符合教育期望下青少年普遍认同“努力有用”的社会赞许性倾向。

表 4 描述统计值

Table 4 Describe statistics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增长能力均值	1117	1.000	5.000	3.329	0.888	3.417
实体能力均值	1117	1.000	5.000	2.753	0.933	2.667
社交效能均值	1117	1.000	5.000	3.975	0.917	4.250
学业效能均值	1117	1.000	5.000	3.503	0.995	3.750
一般效能均值	1117	1.000	5.000	3.516	0.999	3.750
偷感B均值	1117	1.000	5.000	2.933	0.972	3.000
偷感A均值	1117	1.000	5.000	2.549	0.904	2.600

3.2 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偷感A”与“偷感B”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0.371，p<0.01），表明两种“偷感”行为往往伴随发生，但中等程度的相关系数也暗示了两者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

在核心预测变量方面，“实体能力观”与“偷感A”（r=0.347，p<0.01）“偷感B”（r=0.397，p<0.01）均呈显著正相关；而“增长能力观”与“偷感A”（r=0.344，p<0.01）“偷感B”（r=0.356，p<0.01）也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看似反常的结果在后续的类型分析中得到了合理解释，即不同群体中增长能力观的作用方向可能存在异质性）。此外，三类自我效能感（一般、学业、社交）均与“偷感A”“偷感B”呈显著正相关（r在0.272～0.360之间）。相关分析仅提供了全局视角的基线信息，为进一步探究群体内部的差异化机制，必须进行聚类分析。

表 5 Pearson相关

Table 5 Pearson correlation

	平均值	标准差	增长能力均值	实体能力均值	社交效能均值	学业效能均值	一般效能均值	偷感B均值	偷感A均值
增长能力均值	3.329	0.888	1
实体能力均值	2.753	0.933	0.739**	1
社交效能均值	3.975	0.917	0.399**	0.275**	1
学业效能均值	3.503	0.995	0.417**	0.333**	0.398**	1
一般效能均值	3.516	0.999	0.396**	0.332**	0.406**	0.393**	1
偷感B均值	2.933	0.972	0.344**	0.347**	0.314**	0.360**	0.352**	1
偷感A均值	2.549	0.904	0.356**	0.397**	0.272**	0.307**	0.304**	0.371**	1

注：* p<0.05 ** p<0.01。

3.3 青少年“偷感”的潜在类型识别与群体画像

为科学划分群体，本研究以“偷感A（空间与社交退缩隐匿）均值”和“偷感B（目标与过程屏蔽遮蔽）均值”为指标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聚类产生的平均轮廓系数为0.469，三类群体在偷感A和偷感B上均呈现出极其显著的差异（F=782.290，p<0.01；F=1008.680，p<0.01），说明分类效果极佳。三类群体的频数分布分别为：cluster_1（409人，36.62%）、cluster_2（376人，33.66%）、cluster_3（332人，
29.72%）。

表 6 聚类类别基本情况汇总

Table 6 Summary of basic information for cluster categories

聚类类别	频数	百分比（%）
cluster_1	409	36.62%
cluster_2	376	33.66%
cluster_3	332	29.72%
合计	1117	100%

表 7 聚类类别方差分析差异对比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comparison based on cluster category variance analysis differences

	聚类类别方差分析差异对比结果（平均值±标准差）			F	p
	cluster_1（n=409）	cluster_2（n=376）	cluster_3（n=332）
偷感B均值	1.98±0.54	3.29±0.75	3.70±0.56	782.290	0.000**
偷感A均值	1.87±0.61	3.54±0.49	2.26±0.50	1008.680	0.000**

注：* p<0.05 ** p<0.01。

结合两个维度的得分特征，对三类群体进行精准命名与深度画像。

3.3.1 类别一：低偷感—坦荡开放型（cluster_1，占比36.62%）

数据特征：该群体在“偷感A”上得分极低（M=1.98），在“偷感B”上得分也极低（M=1.87），两项得分均远低于总体平均水平。

群体画像：这是一类几乎不具备“偷感”特质的青少年。在物理空间与社交场域中，他们不回避他人的注视，能够在群体中自如表达；在学业与发展目标上，他们不介意公开自己的规划、进展与付出的努力。他们呈现出一种坦荡、低防御的心理状态，面对外部评价具有较高的开放性和抗压性。作为占比最大的群体，这反映了在常态化教育环境下，多数青少年仍保持着传统的、阳光自信的成长姿态。

3.3.2 类别二：全方位隐匿—深度防御型（cluster_2，占比33.66%）

数据特征：该群体在“偷感A”上得分较高（M=3.29），在“偷感B”上得分也较高（M=3.54），呈现出“双高”特征。

群体画像：这是一类被“偷感”全面裹挟的青少年。他们不仅在物理空间和社交互动上表现出强烈的退缩与拘谨（高偷感A）；同时，在涉及个人发展的核心利益时，也极力采取“信息遮蔽”策略（高偷感B）。对他们而言，“偷感”不仅是一种社交策略，更是一种系统性的自我保护机制。他们试图在现实空间与信息空间同时“隐身”，以切断外界评价的锚点，规避潜在的负面社会评价，属于典型的“数字面具下的隐
身者”。

3.3.3 类别三：目标坦然—社交退缩型（cluster_3，占比29.72%）

数据特征：该群体呈现出一种极具张力的“分离模式”：在“偷感A（空间与社交隐匿）”上得分全场最高（M=3.70），但在“偷感B（目标与过程屏蔽）”上得分较低（M=2.26，接近中等偏下水平）。

群体画像：这是一类表现出“选择性偷感”的青少年。他们的“退缩”具有明确的边界：一旦处于公共空间或需要自我表露的社交情境中，他们会瞬间激发防御机制，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逃离倾向（极高的偷感A）；然而，当涉及学业规划、目标进展、真实实力等“硬性发展指标”时，他们反而表现出相对的坦然（较低的偷感B）。这种分离表明，他们的“偷感”并非源于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而是专门针对“人际凝视”与“社交曝光”的防御。他们属于“不怕被知道我很努力，但极度害怕被大家盯着看”的社交防御型隐匿者。这种模式呼应了文献中提到的“压力缓冲型间歇化实践”，即通过在社交场域的“隐身”来为自己积蓄心理能量，以便专注于实际目标的达成。

3.4 不同“偷感”类型的差异检验：效能感与能力观的作用

以识别出的3类潜在类型为分组变量，以自我效能感和能力观均值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在不同类型间均呈现出极其显著的差异（p<0.01），且偏Eta方（Partial η²）均大于0.10（范围在0.101～0.145之间），属于大效应量，说明类型类别对心理特质的区分力极强。

表 8 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8 ANOVA results

	Cluster_Kmeans_324440（平均值±标准差）			F	p
	cluster_1（n=409）	cluster_2（n=376）	cluster_3（n=332）
增长能力均值	2.93±0.87	3.67±0.79	3.43±0.82	80.775	0.000**
实体能力均值	2.32±0.78	3.16±0.91	2.82±0.91	94.819	0.000**
社交效能均值	3.60±0.95	4.25±0.82	4.13±0.81	62.503	0.000**
学业效能均值	3.03±0.98	3.86±0.87	3.69±0.92	88.179	0.000**
一般效能均值	3.06±0.98	3.84±0.87	3.71±0.95	76.765	0.000**

注：* p<0.05 ** p<0.01。

具体差异对比（结合均值）如下：

（1）实体能力观：cluster_2（M=3.16） > cluster_3（M=2.82） > cluster_1（M=2.32）。“全方位隐匿型”群体持有最高的实体能力观，他们最深信“能力是固定的”，因此最害怕暴露短板；“目标坦然—社交退缩型”次之；而“低偷感型”的实体观极低。

（2）增长能力观：cluster_2（M=3.67） > cluster_3（M=3.43） > cluster_1（M=2.93）。这一结果揭示了为何前文相关分析中增长能力观与偷感呈正相关——因为在高偷感群体内部，他们同样具有较高的增长观。这表明，当代青年的“偷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固步自封”，而是在相信能力可以增长的前提下，为了排除外界干扰而采取的一种“蛰伏策略”（夏天，汪明玉，2026）。

（3）自我效能感：三项效能感的得分模式高度一致，均为 cluster_2 > cluster_3 > cluster_1。

直觉上，我们往往认为“偷感重”是因为“不自信”（效能感低）。但数据表明，高偷感群体（尤其是cluster_2和cluster_3）实际上是自我效能感最高的人群。他们坚信自己有能力解决问题，但正是因为他们“有能力且对自我有高要求”，他们才更不愿意将未成型的努力过程暴露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外界目光中。他们的“偷感”不是源于怯懦，而是源于对自身发展主权的强烈掌控欲——“我不怕被看见我没能力，我怕你们看见我努力的过程来评判我”（彭远春，梅立萍，2025）。相反，“低偷感型”群体效能感最低，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处于一种“无欲无求”或“习得性无助”的状态，既没有隐匿的必要，也没有展示的动力。

3.5 自我效能感与能力观对“偷感”类型归属的异质性预测

为了进一步明确各心理变量对类型归属的具体预测力度，以“低偷感—坦荡开放型”（cluster_1）为参照项，将增长能力观、实体能力观、社交效能感、学业效能感、一般效能感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表 9 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基本汇总

Table 9 Basic summary of multicategoric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Cluster_Kmeans_324440	cluster_1	409	36.62%
	cluster_2	376	33.66%
	cluster_3	332	29.72%
	总计	1117	100.0

表 10 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汇总

Table 10 Summary of results from multi-clas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cluster_2	回归系数	标准误	z 值	Wald χ2	p 值	OR值	OR值95% CI
增长能力均值	-0.005	0.144	-0.034	0.001	0.973	0.995	0.750 ～ 1.321
实体能力均值	0.813	0.132	6.175	38.134	0.000	2.255	1.742 ～ 2.919
社交效能均值	0.367	0.104	3.515	12.354	0.000	1.443	1.176 ～ 1.770
学业效能均值	0.521	0.096	5.430	29.482	0.000	1.683	1.395 ～ 2.031
一般效能均值	0.391	0.094	4.136	17.108	0.000	1.478	1.228 ～ 1.778
截距	-6.892	0.518	-13.313	177.246	0.000	0.001	0.000 ～ 0.003
cluster_3	回归系数	标准误	z 值	Wald χ2	p 值	OR值	OR值95% CI
增长能力均值	-0.002	0.139	-0.013	0.000	0.990	0.998	0.760 ～ 1.311
实体能力均值	0.415	0.129	3.213	10.324	0.001	1.514	1.176 ～ 1.950
社交效能均值	0.291	0.099	2.938	8.632	0.003	1.338	1.102 ～ 1.624
学业效能均值	0.422	0.092	4.592	21.083	0.000	1.524	1.273 ～ 1.825
一般效能均值	0.378	0.091	4.146	17.191	0.000	1.460	1.221 ～ 1.745
截距	-5.098	0.473	-10.782	116.249	0.000	0.006	0.002 ～ 0.015

注：McFadden R 方 = 0.128，Cox & Snell R 方 = 0.244，Nagelkerke R 方 = 0.275。

模型整体检验显示，似然比检验卡方值为312.462（df=10，p<0.001），McFadden R²为0.128，Nagelkerke R²为0.275，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自变量对类型归属具有显著的解释力。

3.5.1 相对于cluster_1，预测cluster_2（全方位隐匿—深度防御型）的因素

①实体能力观（OR=2.255，p<0.01）：实体能力观每增加一个单位，个体落入cluster_2的概率是cluster_1的2.255倍。这是预测“全方位偷感”最核心的风险因素。

②学业效能感（OR=1.683，p<0.01）：学业效能感越高，越容易成为全方位偷感者。

③一般效能感（OR=1.478，p<0.01）与社交效能感（OR=1.443，p<0.01）：同样呈显著正向预测。

④增长能力观（OR=0.995，p>0.05）：未呈现显著预测作用。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单纯相信“能力可以增长”并不能直接导致这种极端的隐匿行为。

3.5.2 相对于cluster_1，预测cluster_3（目标坦然—社交退缩型）的因素

①实体能力观（OR=1.514，p<0.01）：依然是显著的正向预测因子，但OR值低于对cluster_2的预测。说明实体观对“社交防御型隐匿”的驱动力弱于对“全方位隐匿”的驱动力。

②学业效能感（OR=1.524，p<0.01）与一般效能感（OR=1.460，p<0.01）：显著正向预测。

③社交效能感（OR=1.338，p<0.01）：显著正向预测，但OR值在所有变量中最低。这非常符合逻辑：cluster_3的特征是“社交极度退缩（高偷感A）但目标毫不隐瞒（低偷感B）”，因此在控制了整体自信水平后，单纯的社交技能自信对他们选择这种“特定分离模式”的特异性驱动力相对较小。他们选择在空间上隐身，更多是出于对“人际凝视”的本能防御，而非单纯因为不会社交。

④增长能力观（OR=0.998，p>0.05）：同样不显著。

总结预测模型：“实体能力观”是开启“偷感”大门的“总开关”；而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则是决定“偷感”烈度与形式的“放大器”。高实体观+高效能感的组合，塑造了既有能力包袱、又深信能力不可变的矛盾体，最终催生了“全方位隐匿”的全面退缩；而高实体观+针对社交场域的特殊防御，则塑造了专注于边界感维护的“目标坦然—社交退缩型”。

4 讨论

4.1 青少年“偷感”的异质性样态：从“同质预设”到“三维画像”

本研究打破了将“偷感”视为单一维度的思维定势，通过聚类分析实证提取出了三类具有本质差异的亚群体。这一发现呼应了彭远春等（2025）提出的“偷感并非单一退缩行为，而是包含心理安全型、目标导向型、压力缓冲型等多重类型”的观点。

“低偷感—坦荡开放型”占比最多，说明大多数青少年在数字化生存中仍保持了较为阳光、坦荡的常态；“全方位隐匿—深度防御型”则对应了文献中描述的“表里不一的应对策略”“数字面具的隐身赋权”（汪渝 等，2025），他们不仅在现实空间退守，在信息空间也彻底“脱嵌”，是“偷感”现象中最需要心理关注的群体；“目标坦然—社交退缩型”则深刻体现了当代青年的理性计算，他们不拒绝展示发展目标，但坚决捍卫物理与社交空间的“不透明状态”，这是对“透明社会”的柔性反叛（张玄益，2024），也是“破茧偷感”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夏天，汪明玉，2026）。这种精细的划分为后续的差异化教育干预确立了靶点。

4.2 效能感与“偷感”关系的悖论重构：“高能者的隐身衣”

本研究的方差分析与Logistic回归结果揭示了一个极具张力的悖论：高偷感群体并非“弱者”，反而是“高自我效能者”。传统心理学往往认为社交退缩、行为隐匿是低自信、低效能的表现（覃江霞 等，2018）。然而，在当代的“内卷”语境下，逻辑发生了反转。

高自我效能感意味着个体对自身达成目标有极高的预期。当这种高预期遭遇外界高度不确定的评价标准、同辈竞争的“凝视”以及可能的“试错成本”时，个体会产生强烈的“损失厌恶”。此时，“偷感”就成了一种高级的“心理防御机制”和“智能减震系统”（夏天，汪明玉，2026）。他们选择隐匿，不是因为觉得自己“不行”，而是因为太想把事情“做好”，害怕过早暴露会打乱自己的节奏，或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如被贴上“卷王”标签遭人排挤）。因此，“偷感”实质上是高自我效能感个体在“高期待—高风险”环境下采取的“风险管理策略”。这启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偷感青年”视作需要被“纠正”的心理弱势群体，而应看到其行为背后的主体性挣扎与自我保护智慧。

4.3 实体能力观的底层驱动与增长能力观的“失效”

在能力观的作用机制上，本研究证实了“实体能力观”是预测“偷感”归属最稳健的变量（OR值最高）。这与Dweck理论的经典推论高度一致：深信能力固定不变的青少年，将他人的每一次探询、每一次目光交汇都视作对自身能力底牌的“刺探”。为了捍卫“我很有能力”或“我至少不差”的固定性评价，他们必须切断信息源，用“偷感”来制造能力上的“不可证伪性”（宋泽楷，吕文露，2025）。

令人意外的是，“增长能力观”在回归模型中失去了显著预测力。尽管在描述统计中高偷感群体也报告了较高的增长观，但在控制实体观与效能感后，增长观的作用消失了。这一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第一，在中国当下的教育生态中，“增长能力观”已经成为一种高度社会赞许的“政治正确”，几乎所有青少年（包括高偷感群体）在问卷上都会表现出较高的增长观，导致其区分度被稀释；第二，真正驱动行为选择的往往是底层恐惧（实体观），而非正面激励（增长观）。即使一个孩子相信能力可以增长，但如果他同时深信“现阶段我的能力是固定的且不足的”，他依然会选择“偷感”。这提示教育工作者，仅仅通过说教“努力可以改变一切”来消除“偷感”可能是无效的，必须直击其“实体能力观”这一病根。

4.4 “分离模式”的深层机制：边界感与社交防御

本研究发现的“目标坦然—社交退缩型”为理解当代青年社交提供了独特视角。回归分析显示，对于这一群体，社交效能感的预测OR值相对最低。这意味着，他们刻意在物理空间和社交场合保持低调、选择角落，并非因为他们“不擅长社交”或“害怕社交失败”，而是一种主动的边界划定。他们能够坦然面对目标与努力的曝光，却极其排斥空间的凝视。这反映出在数字时代，物理空间与社交场域的“可见性”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压迫感来源。他们的“偷感”不再是能力不足的代偿，而演变成为一种追求专注力与心理舒适的“社交节能模式”。

5 结论

基于1117名青少年的大样本实证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青少年的“偷感”现象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基于“空间与社交隐匿（偷感A）”和“目标与过程屏蔽（偷感B）”两个维度，可识别为三个潜在类型：低偷感—坦荡开放型（36.62%）、全方位隐匿—深度防御型（33.66%）、目标坦然—社交退缩型（29.72%）。

（2）不同“偷感”类型在自我效能感与能力观上存在大效应量的显著差异。高偷感群体并非低效能感群体，而是呈现出“高实体能力观+高自我效能感”的复杂心理特征（即“高能者隐身”悖论），因此H1未获支持，实际结果与假设方向相反。

多分类Logistic回归表明，实体能力观是预测青少年落入高偷感类型最核心的风险因子；一般效能感、学业效能感和社交效能感对高偷感归属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增长能力观在控制其他变量后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总之，面对“偷感”这一青年社会心态的新变体，社会、学校与家庭应秉持“理解、接纳、引导”的原则。通过消磨滋生偷感的物质与制度基础（朱永炀，2026），优化评价体系，最终引导青少年实现“低调而不失力量，内敛而富有张力”的健康发展（舒欣 等，2025），在数字时代的洪流中，既保有内心的宁静，又敢于在人群中绽放光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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