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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道德信念

道德信念通常指一个人对责任、正义、对错等基本道德价值的内在认同与取向（吴侨峰，彭凯平，2019）。其形成既依赖认知结构在长期发展中逐步成熟，也依赖持续参与社会化过程所积累的互动经验（Piaget，1932；Kohlberg，1969）。日常互动中，一旦面临具体的道德决策场景，道德信念便会成为个体判断和选择的重要依据。电车难题这类经典道德困境中，一个人的反应会明显受到个体已有道德信念的影响。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指出，随着认知阶段的推进，道德能力会逐步走向遵循普遍伦理原则的更高阶段（Kohlberg，1969）。吉利根的关怀伦理理论指出，道德发展不能只靠理性判断，情感关怀与人际关系同样十分重要（Gilligan，1982）。后续研究还发现，当个体身处群体之中，常会主动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与群体的道德规范趋于一致（Raafat et al.，2009；Shamay-Tsoory et al.，2019）。道德趋同，指的就是个体在道德观念、判断或行为上，因社会互动、文化等因素而逐渐向群体靠拢的倾向。这种趋同有时表现为被动地从众，有时则是对群体价值观念的主动内化（Haidt，2001；Shamay-Tsoory et al.，2019）。尽管现有研究大多肯定了道德信念对个体发展和群体生活的重要性，但它在人际互动中的动态变化，尤其是道德趋同背后的心理加工路径与神经机制，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1.2 协商

协商是社会互动中一种基本的交往形式，日常的人际沟通、司法程序乃至国际政治谈判，都有它的参与（Coleman et al.，2014）。从本质上看，协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多方参与者通过表达各自立场、交换信息和不断调整认知，逐步走向某种共识（Raiffa，1982）。在这个过程中，道德信念既左右着个体立场的坚定程度，也影响着他在妥协、让步和说服时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以国际气候谈判为例，各方对代际正义、生态责任等核心道德价值的侧重点往往不同，这可能使谈判陷入僵局；而有效的协商机制可帮助各方在坚守核心道德底线的前提下寻求共识，从而为达成实质性、可执行的共识创造可能（华启和，2012）。

厘清道德信念改变的心理机制和神经基础，对把握协商的本质、评估协商效果有重要意义。在协商互动中，道德信念的趋同可能会以两种明显不同的面貌出现。一种叫策略性妥协，也就是外在行为上的顺从（公共服从）——个体表面上与群体步调一致，内心却未必真正改变。另一种则是深层的信念重构，即内在信念真正发生了转变（私人接受），个体将群体的道德观念内化为自己的观念。把这两种模式区分开，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理解信念改变的持久性，以及它对群体决策的实际影响程度。策略性妥协和深层信念重构，作为社会影响的两个不同层次，在态度改变和从众的研究中早有讨论（Kelman，1958；沈晓敏，2006）。最近几年，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用设置虚假协商条件的方法，来系统考察这两种趋同模式之间的差异。通过对比真实协商与虚假协商中参与者的行为表现和神经活动，研究的核心在于识别出驱动私人接受（而不仅是公共服从）的神经机制，从而加深对协商如何推动道德信念重构的理解。

1.3 理论及实践意义

目前，这一领域日益倾向于把行为实验和功能性近红外光谱（fNIRS）超扫描技术结合起来，通过设置真实协商、虚假协商与无协商等不同条件，系统考察社会互动中道德信念趋同背后的神经机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认知努力、感知说服力以及权力结构等变量，试图揭示它们如何调节个体信念改变的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区分公共服从和私人接受这两种趋同模式。利用协商双方的脑间同步性数据，研究者尝试建立一个双通路神经模型：一条是社会情感加工通路，涉及共情、信任形成等过程；另一条是认知加工通路，涵盖认知冲突检测与元认知监控。

这条研究路径如果能够推进，有望更清晰地揭示真实协商中道德信念改变的神经机制，从而为个体在协商中发生深层信念重构找到直接的神经证据。这方面的研究，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理论与实践价值。第一，它可以用来评估人工智能（AI）代理在协商中的可信度，帮助我们判断AI真正推动的是深层共识，还是仅仅达成了表面顺从的策略性妥协。第二，有助于优化民主协商机制。通过识别与深层信念重构相关的脑区活动，研究者可以筛选出更高效的协商策略。第三，这类研究也能提升公共沟通策略的实效，比如依据双通路模型设计干预方案，推动公众价值观的实质性整合。总体来看，通过比较不同协商条件下道德信念趋同在行为和神经机制上的差异，这类研究将为建立更有效、更合理的社会互动机制提供科学基础。

2 道德信念趋同的研究现状与神经基础

2.1 从行为研究到神经基础的探索

早年的道德心理学研究，大多聚焦于静态的、非交互的情境，关心的是个体怎样依据自己已有的道德原则做出判断（Greene et al.，2001；Haidt，2001）。这些传统模型通常默认道德判断源于个体内在相对稳固的信念系统，对信念在互动中可能发生的变化关注较少。信念随互动情境而动态调整的这一层面，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在行为研究层面，真实互动可能带来更持久的态度改变，但这种效应是否适用于道德议题尚无定论。双加工理论很早就指出，认知努力在信念改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Petty & Cacioppo，1986）。国内学者也发现，社会互动中的认知加工方式对道德判断有明显的调节作用（范宁等，2022）。不过，这些研究大多还是依靠主观量表，缺少来自神经层面的交叉验证，因此很难把信念趋同的内在机制充分阐明。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神经层面的研究开始逐步揭示一些关键脑区在个体道德判断中的分工。比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被证实与冲突调节有关（De Neys，2006），前扣带回（ACC）参与监测道德冲突的出现（Van Veen et al.，2009），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则更多地卷入情绪驱动的道德服从（Greene et al.，2001）。这些发现为搭建认知—情感双路径模型打下了基础，但对于社会互动中多个脑区如何协同、如何动态激活，还没有充分阐明。

额下回（IFG）在道德趋同中可能扮演着双重角色。有研究推测，左侧IFG的脑间同步有助于口语交流中的协调和相互理解，支持深层的信息整合（Sobeh & Shamay-Tsoory，2025）；右侧IFG的脑间同步则与模仿行为和信息抑制关系更大，容易引发从众心态并抑制创造性（Pick et al.，2024），从而把个体推向表面的顺从，而不是真正的价值内化。左右侧IFG在脑间同步上的这种功能分化，或许可以作为区分公共服从（右侧IFG同步较高）与私人接受（左侧IFG同步较高，且与dlPFC等脑区协同）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2.2 协商在社会互动中的神经同步研究

即便在非道德任务里，协商也能够引发脑间的神经同步。在fNIRS超扫描研究中，脑间神经同步通常被视为衡量互动质量和认知协调程度的重要神经指标（Jiang et al.，2012）。比如在经济博弈和合作任务中，研究者就发现参与者在互动时颞顶联合区（TPJ）的同步会明显增强（Tang et al.，2016）。还有研究发现，脑间神经同步不仅反映了社会互动的神经基础，也与共情水平、合作动机、意图推断能力等心理概念有关（吴伊荷等，2024）。在师生互动、团队合作乃至亲密关系等不同场景中，脑间同步的强度通常与行为表现和沟通质量呈正相关。由此可见，用fNIRS来研究自然情境下的社会互动，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操作层面均具有可行性。但到目前为止，道德情境下的神经同步机制尚未得到充分系统探索，也很少有研究去操纵协商的真实性。这就导致我们很难做出因果推断，信念改变的机制也一直不清晰。

有研究发现，共识导向型对话能诱发神经同步，而且这种同步效应还会迁移到对新刺激的加工上。这意味着，对话可能从底层重构了个体的认知和信息处理方式（Sievers et al.，2024）。这项基于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的脑间同步分析发现，共识对话会使群体成员后续的神经活动一致性显著提高。fMRI的优势在于空间分辨率高，而fNIRS在自然对话的情境保真度上具有一定优势（Pinti et al.，2020）。这样看来，fMRI揭示的神经同步泛化效应，为信念的深度内化提供了间接证据；而fNIRS则能实时追踪互动过程中脑间同步的动态变化。综合这些技术特点，当前领域更倾向于将fNIRS作为重要的神经影像手段，用来捕捉协商过程中的实时神经动态，再与行为指标相互配合，共同揭示信念改变的本质属性和持续强度。

2.3 未来可能方向

当前道德信念趋同研究主要存在三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神经机制的动态性研究较为缺乏。背外侧前额叶（dlPFC）被证实参与冲突监控，前扣带回（ACC）负责监测道德冲突，腹内侧前额叶（vmPFC）与情绪驱动的服从有关（Greene et al.，2001；De Neys，2006；Van Veen et al.，2009）——这些脑区在个体道德判断里的角色已经较清楚，可它们在自然的协商语境中如何协同，目前仍缺乏实证证据。要解释多个脑区如何通过人际互动促成信念趋同，现有模型尚难以充分解释，特别是缺少对神经模式如何动态整合的理论说明。

第二个难题在于，认知路径和情感路径的研究长期彼此割裂。已有模型把过多的权重放在了认知加工上，对共情、归属需求这些社会情感因素关注不够。虽然颞顶联合区（TPJ）的脑间同步被认为参与了意图理解和共情激发等社会认知过程（Tang et al.，2016），但它与dlPFC这类认知控制网络之间是如何交互的，依然模糊。更复杂的是，额下回（IFG）很可能兼具双重功能：既参与深层的信息整合，又卷入模仿和从众。换句话说，它在认知路径与情感路径之间可能存在一种竞争性的互动，而这方面的系统探索才刚刚开始。

第三个难题出在方法上。fMRI虽然空间精度高，但生态效度不足，很难用它来捕捉自然对话里的神经动态。fNIRS超扫描在情境真实性的保持上有明显优势，可在道德议题里的应用还处在早期摸索阶段。而行为测量本身则更为棘手：策略性的服从和深层的信念内化，表面上看起来都是趋同，仅凭行为指标难以有效区分（Schkade et al.，2007），很难判断一个人到底是真心接受还是只是口头配合。

针对这些难题，未来的研究有望在多模态整合中从三个方向推进。第一，揭示神经机制的动态过程：用fNIRS超扫描实时记录真实协商中dlPFC、ACC、TPJ、vmPFC和IFG的脑间同步模式，观察它们在信念趋同过程中如何动态变化。第二，尝试建构一个整合认知加工和社会情感加工的双通路神经模型，重点关注dlPFC脑间同步（反映认知控制）与IFG脑间同步（尤其是左右侧分工）之间的动态平衡或相对强度。如果高dlPFC同步能指向深层信念重构，高右侧IFG同步则关联策略性妥协，这个模型就可能阐明认知与情感两条路径如何共同决定趋同质量。第三，借助虚假协商条件来探索区分公共服从与私人接受的神经标记。虚假协商中vmPFC的单脑瞬时激活可能只是策略性妥协的信号，而真实协商中dlPFC与左侧IFG的持续同步则更可能对应着深层的信念重构。一旦在这条路径上取得突破，有望突破传统行为测量的局限，从神经层面为区分两类趋同模式提供实证依据，也将使社会神经科学与道德心理学结合得更为紧密。

3 双重趋同模式的神经标记：一个理论假说

3.1 关键脑区的协同机制

从已有研究积累和理论推演来看，不同协商条件下特定脑区的神经同步或激活模式，很可能构成区分信念趋同质量的重要依据。

在真实协商中，dlPFC大概率会出现持续且较高水平的激活。这背后反映的，应该是深度的信息加工和认知控制，而这两点对于整合相互冲突的信息、推动信念重构可能至关重要。ACC则很可能出现快速、短暂的激活峰值，如同瞬间亮起的信号灯，提示道德冲突被监测到了，认知调整的需要也由此产生。dlPFC与TPJ之间的脑间同步预计会明显增强，而且这种增强的幅度或许还能预测信念的内化程度。TPJ在观点采择和理解他人意图中起重要作用，它与dlPFC的协同同步，很可能体现了认知与情感两条通路的整合，从而推动深层的信念改变。此外，左侧IFG也可能表现出明显的脑间同步，这与它促进信息交换和相互理解的功能相符，并有可能预测更高程度的道德信念趋同。

虚假协商则是另一种情况。由于缺少真实的互动对象，脑间同步预计会大幅减弱，甚至可能难以检测，此时分析的重心就只能放在单脑激活模式上。vmPFC可能呈现出相对短暂或起伏较大的单脑激活，这更像是表面顺从或社会适应行为的神经表征，而非深层信念的改变。右侧IFG也可能出现瞬时的高单脑激活，同样与表面顺从相关联。至于无协商条件，它主要扮演任务基线的角色，用其单脑激活数据排除非社会互动因素的干扰。一旦把真实协商、虚假协商和无协商三组条件放在一起做系统比较，不同脑区的激活特征差异将更加清晰。

3.2 脑间同步比值

在这个脑区协同框架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潜在神经标记——dlPFC与右侧IFG脑间同步的比值。具体来说，可以先算出每对协商者在关键频段（比如0.01–0.1Hz）的dlPFC-dlPFC脑间同步平均值，再算出右侧IFG-右侧IFG脑间同步的平均值，然后用前者除以后者：Ratio=Mean（INS_dlPFC）/Mean（INS_右侧IFG）。 比值大于1，意味着dlPFC之间的同步比右侧IFG之间的同步更强。按照目前的推测，这个相对强度很可能是预测道德信念趋同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Pick等人（2024）的研究已经给出了一条重要线索：左侧dlPFC脑间耦合的增强与群体创造力正相关，而右侧IFG耦合则与模仿等从众行为正相关，二者在功能上的分化较为明显。

进一步推演，较高的dlPFC脑间同步，应该与更深层的认知重构和道德信念的内化（私人接受）相关联，它反映的是整合新观点时所需要的认知灵活性和深度加工。而较高的右侧IFG脑间同步，则更可能对应表面的道德趋同（公共服从），其背后可能是模仿或从众心态，而非内心信念的转变。因此，更高的dlPFC/右侧IFG同步比值，有望正向预测道德信念改变的持久性和深层内化程度，也就是指向更高质量的私人接受。反过来，较低的比值，可能关联短暂而不持久的信念改变，即表面顺从（公共服从）。另外，较高的右侧IFG同步本身，预计会与公共服从正相关；而左侧IFG同步，则很可能与dlPFC协同作用，共同推动私人接受。这个理论构想如果能在实证中得到支持，将为双通路神经模型提供关键的神经证据，也直接回应了如何区分策略性服从与认知性转变这个理论难题。

4 总结与展望

协商中的道德信念趋同，很可能不是一个单线条的过程。它同时涉及认知控制和社会情感加工，两者交织在一起。目前的研究已经大致描绘出dlPFC、ACC、vmPFC、TPJ和IFG这几个关键脑区各自的角色，尤其值得重视的一条线索是：左右侧IFG的功能分化，很可能构成了区分公共服从与私人接受的重要神经基础。 脑间神经同步作为衡量互动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正在把这一领域从过去静态的个体脑功能定位，逐步推向一个动态的人际神经互动模型。不过，神经动态性不足、认知与情感路径彼此割裂、方法学效度存在局限，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致使我们对信念趋同的本质认知尚不透彻。接下来，研究需要借助fNIRS超扫描这类生态效度更高的技术，深入系统地考察认知努力、说服强度和权力结构等社会心理变量如何发挥调控作用。 通过多模态的设计，逐步建立起一套能区分表面顺从和深层内化的神经标记体系。如此一来，社会神经科学和道德心理学就有可能实现更深层次整合，为评估AI协商的可信度、改进民主协商机制以及提升公共沟通的实际效果，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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