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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大规模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我国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据统计，截至2020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达4177万人（国家统计局 等，2023）。他们因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外出务工而与父母分离，多由祖辈或其他亲属代为监护。这一现象引发了社会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广泛忧虑。早期研究多从亲子分离、监护不力、情感支持缺失等视角展开，使得“留守儿童”与“问题儿童”几乎被画上等号，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式的缺陷叙事（Wang & Mesman，2015）。

这种“缺陷视角”不仅主导了早期学术研究（范方，桑标，2005；凌辉 等，2012），也在媒介选择性聚焦留守儿童负面事件中不断强化（陈世海 等，2012）。这一标签忽视了儿童自身的能动性与群体内部的巨大异质性，且可能通过歧视知觉的中介作用，对留守儿童的自我认同产生消极影响。

然而，学术研究中亦存在着一种不同的声音。多项元分析和大样本调查得出的研究结论存在明显分歧。Fellmeth等人（2018）的系统综述虽确认了父母迁移对儿童健康的负面影响，但效应量整体较小。Wang和Mesman（2015）的元分析则发现，中文发表的留守儿童研究中存在显著的出版偏倚，且研究间异质性极高。这表明留守儿童群体内部存在显著异质性，不宜以整体均值掩盖个体差异。更有研究发现，部分留守儿童在独立性、责任感及心理韧性上展现出良好的适应能力（Du，2022），未来取向和社会支持等保护因素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Su et al.，2017）。这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在相似的与父母分离和逆境中，是什么保护了他们？

解答这一问题，关乎打破“留守儿童=问题儿童”的刻板印象，更关乎未来干预体系的设计方向。相比反复追问他们为何出现问题，更具建设性的提问是：他们如何保持健康？这一转向提示研究视角可以从缺陷模型向优势力量模型转换，将焦点从识别风险转向发掘和培育保护因素与心理韧性。

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个体的发展嵌入在相互影响的多层环境系统中。本文采用该框架，将保护因素按个体、家庭、学校、社区四个层次及其协同机制进行系统梳理，为构建精准干预提供整合性理论支撑。

1 被问题化的留守儿童

早期留守儿童的研究深受依恋理论与家庭压力模型的影响，将焦点置于亲子分离所引发的风险与负面结果之上，形成了一种以“问题化”为核心的缺陷叙事。依恋理论指出，与主要照顾者之间稳定、安全的情感联结是儿童心理健康的基础，而留守所导致的“依恋中断”则被视作心理问题的根源（范方，桑标，2005）。在此框架下，大量研究系统梳理了留守儿童面临的几类核心风险：一是反复的亲子分离使其长期处于忧伤与孤独的情感状态之中（许程姝，邬志辉，2024）；二是替代监护普遍存在重养轻教倾向，祖辈等照顾者受限于精力与教育理念，难以满足儿童深层次的情感与心理需求（马艳春 等，2026）；三是学校与社区层面的支持系统相对薄弱，难以为家庭功能的缺失提供有效补偿（张进清，2023）。基于上述风险认知，大量研究集中报告了留守儿童在孤独感、焦虑、抑郁及行为问题等方面的劣势（刘霞 等，2007；赵景欣 等，2013）。

2 积极适应的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留守儿童不仅没有表现出预期的问题，反而展现出良好的适应能力。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群体内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相当比例的儿童在核心自我评价和同伴关系的支撑下，依然表现出良好的社会适应（沈瑶瑶， 崔丽娟，2024）。范兴华等（2025）的三年追踪研究进一步揭示，那些能够以积极视角看待父母外出务工及其留守生活的儿童，其幸福感不仅没有下降，反而随年龄增长保持稳定提升，呈现出钢化效应。上述研究表明，留守经历并不必然导致心理适应困难。相当比例的留守儿童在核心自我评价、同伴关系，以及积极认知视角的保护下，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社会适应与心理韧性。这一发现挑战了将留守儿童一概问题化的刻板印象，提示群体内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由此，研究的核心问题需要从“为什么会出问题”转向“如何保持健康”。这一范式转换将我们的目光引向心理韧性与保护因素（Masten，2001）。为系统性地解答究竟是什么保护了他们，本文引入生态系统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下面，本文将从个体、家庭、学校、社区四个层面，逐层解析这一多层次保护因素系统的构成与作用。

3 守护之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保护因素的生态系统

3.1 个体系统：认知特质与应对能力

保护因素的最内层，根植于个体自身的特质、认知和技能中。

（1）认知—情绪特质。适应良好的留守儿童往往具备较高的情绪调节能力，面对与父母离别的悲伤时能够有效管理和平复自己的情绪（Ding et al.，2023）。他们能够从积极的角度理解父母外出务工的意义，将其视为为了家庭更好的未来，这种积极诠释生活的能力极大地缓解了被抛弃感（Zhao et al.，2026）。此外，他们还倾向于采取积极的逆境信念，将成功归因于自身努力，而把暂时的困难归因于外部、可变的环境因素（赵景欣 等，2013）。

（2）人格与动机。一系列积极的人格特质和内在动机构成了留守儿童心理适应的重要个体资源。核心自我评价（涵盖自尊、自我效能感、情绪稳定性和控制点）较高的儿童，更能主动应对挑战（Yu et al.，2024）。对未来抱有乐观态度、拥有清晰目标感，是另一项重要的保护因素。Su等（2017）的纵向研究表明，高未来取向是预测留守儿童后续心理适应水平的关键个体指标之一。与此相关但侧重不同，个人成长主动性强调个体主动寻求自我提升的倾向，具备高个人成长主动性的儿童不会被动等待，而是主动寻求改变和成长的机会（范兴华 等，2025）。正如Du（2022）的研究中一名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所回忆的：“我不想再继续过贫穷的生活，决心通过努力读书改变命运。”这一叙述体现了意义寻求在逆境内驱力建构中的核心作用。

（3）应对能力。仅有积极的认知还不够，还需要行动的技能。发展良好的留守儿童更倾向于采用问题解决式的积极应对方式，例如面对学业困难时主动求助于老师或同学，而不是回避或拖延（李潇潼 等，2025）。他们甚至能够对留守这一角色本身进行积极重构，将其视为锻炼独立性和责任感的独特机会（蒋凌霞，2012）。这种能动性的获得，有助于增强其对生活的控制感，使其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控生活，而非被动承受者（马娟 等，2025）。

3.2 家庭系统：情感联结与远程支持

虽然在空间上分离，家庭依然是对留守儿童影响最深远的微环境。关键在于情感联结的质量，而非物理存在的数量。

（1）亲子沟通的情感联结功能。现有研究表明，亲子沟通的质量较物理共处状态更能预测留守儿童的心理适应。父母与孩子之间高频率、有深度的沟通，其保护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物理分离带来的负面影响（Liang & Leeuwen，2024）。有效的沟通不止于询问生活琐事或学业成绩，更重要的是能够进行情感层面的交流，分享彼此内心的感受与困惑。手机等通信工具为远距离亲子互动提供了可能，使父母得以维持情感支持的可及性，从而在物理分离的条件下保持心理联结（蒋亚丽，2025）。因此，当父母双方即便分隔两地，也能通过这种持续的远程关怀保持一致的情感联结时，无疑会进一步巩固孩子内心的稳定感和秩序感。

（2）监护人的“安全基地”功能。监护人是父母功能在现实中的延伸。一个温暖、接纳且能有效监督的监护人（比如开明的祖父母），可以为留守儿童提供一个替代性的“安全基地”。研究发现，积极的教养行为能切实减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反，如果监护人表现出高专制、高拒绝等消极教养行为，反而会加剧留守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Wu & Qi，2025）。因此，监护人的保护功能不仅体现为基本生活照料，更在于提供有效的情绪回应与情感支持。

（3）家庭叙事与凝聚力。家庭如何向孩子解释“分离”这件事，对儿童的适应至关重要。研究发现，当整个家庭把暂时的分离理解为大家是在为共同的目标打拼时，这种积极的集体叙事会自然增强家庭的凝聚力，让孩子感到自己是这个奋斗共同体中重要的一员，从而减轻分离带来的孤独感和被抛弃感，并产生一种自豪感和责任感（肖莉娜，2022）。

3.3 学校系统：教师关怀与同伴支持

对于留守儿童而言，学校和同伴是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微系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家庭功能的不足。

（1）教师角色的保护功能。教师是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其角色往往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师生关系。教师的情感关怀与积极期望——即皮格马利翁效应——对留守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保护性作用。具体而言，教师支持（包括学习支持、情感支持和交往支持）能够提升留守儿童的学习毅力、开放性、学校适应和交往能力，并降低其消极情绪水平（雷万鹏，李贞义，2020）；反过来，教师对留守儿童的负面评价则可能引发行为问题的自我实现预言（王卫东，李家童，2025），这一发现进一步凸显了积极教师支持的关键意义。

（2）同伴友谊的支持。对于长期缺乏父母陪伴的留守儿童而言，高质量的同伴友谊有助于他们抵御孤独、获得情感滋养。积极的同伴关系不仅提供了归属感和情感宣泄的渠道，还在父母缺位时起到补偿亲情缺失的作用（赵景欣 等，2013）。通过与同伴的互动，留守儿童得以学习社交技能、建立信任并获得支持。研究表明，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利于留守儿童行为规范的养成和积极社会行为的发展（沈瑶瑶，崔丽娟，2024）。

（3）学校归属感与课外活动。对于家庭功能弱化的留守儿童而言，学校归属感是抵御孤独、焦虑与抑郁的重要保护因素。研究发现，留守儿童感知到的学校归属感（尤其是认同感和学校依恋）与其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杨青 等，2016）；良好的学校环境可以通过提升心理资本与生活满意度，促进留守儿童亲社会行为（银小兰 等，2023）。此外，参与课外活动是提升学校归属感的有效途径，其中体育活动尤为突出。纵向研究表明，体育锻炼不仅能够提升留守儿童的心理韧性，还能与亲社会行为形成双向促进的良性循环（Huang et al.，2025）。总体而言，学校归属感与课外活动共同构成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网络。

3.4 社区系统：社会支持与文化资源

生态系统的最外层虽然更为宏观，但其影响同样潜移默化且深远持久。

（1）社会支持网络。在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中，邻里与亲属所构成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是家庭功能的重要延伸。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父母缺位时所获得的邻里保护，主要体现在情感关怀、生活照料、急难援助、道德示范和学业支持五个方面，且具有及时性与持续性的特点（杜云素，2024）。此外，实证研究还表明，社区邻里关系的融洽程度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保护性影响（满小欧，曹海军，2018）。

（2）安全的社区环境。通过整合农村社区内外的各类支持资源，充分发挥其乡土性与可及性优势，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安全保障、人际交往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支持行动（邓纯考，2013），构成了培育其心理韧性的重要外部条件。

（3）民间信念与文化价值。乡土社会中的民间信念与文化价值观，理论上构成了滋养留守儿童精神世界的深层土壤。乡土文化中的集体情感、地方认同与传统伦理，可能为留守儿童提供非实体化的情感支撑。然而，目前直接探讨乡土信念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保护作用的实证研究仍相对有限，这一领域有待未来进一步探索。

4 从静态到动态：保护因素的作用机制与模型整合

如果仅仅停留在罗列各个层面的保护因素，那我们的理解仍是静态且割裂的。真正让这些因素起作用的，是它们之间动态交互的机制。

4.1 心理韧性的关键作用机制：缓冲、补偿与挑战

心理韧性研究中，解释保护因素作用机制的核心模型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缓冲模型、补偿模型和挑战模型。

（1）缓冲模型（Buffering Model）

缓冲模型是最为常见的机制。在该模型中，保护因素本身未必直接改善发展结果，而是通过削弱风险因素的负面影响来发挥作用。例如，对于父亲外出的留守儿童而言，母亲对子女日常活动的了解程度（即母亲知晓）本身可能并不直接降低自伤行为，但当儿童面临压力性生活事件时，高水平的母亲知晓能够显著缓冲压力对自伤行为的消极影响（Bai et al.，2024）。此外，高质量的远距离亲子沟通也有助于改善亲子关系，从而缓解亲子分离带来的负面冲击（Liu & Leung，2017）。

（2）补偿模型（Compensatory Model）

在这一模型中，保护因素并不依赖于风险环境，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积极力量，直接对发展结果产生正向影响。研究发现，自尊是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子。例如，一项针对留守儿童的研究显示，即使在遭遇负面生活事件的情况下，高自尊与高心理韧性的个体仍表现出更低的攻击行为（Zhang et al.，2023）。这一发现表明，自尊、心理韧性等个体积极心理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留守而缺失的家庭情感支持。

（3）挑战模型（Challenge Model）

该模型认为，适度的压力暴露不一定会造成伤害，反而有可能激发个体潜能，增强其应对能力，使其在面对后续压力时表现出更强的韧性。这一现象被Rutter称为“钢化效应”，即成功应对适度逆境的经验会增强个体对未来挑战的心理准备和应对能力（Rutter，2012）。在留守儿童研究中，这一机制有所体现。范兴华等（2024）的研究发现，个人成长主动性较高的留守儿童能够将日常压力事件转化为自我提升的契机，表现为压力与心理适应之间的负向关系在高个人成长主动性条件下显著减弱。这提示在个体具备相应心理资源的条件下，留守环境中的适度压力可能成为激发韧性的契机，而非单纯的伤害来源。

4.2 因素间的交互与累积效应

在现实生活中，缓冲、补偿与挑战三种机制往往共同发挥作用。单一保护因素的作用有限，而多个保护因素的叠加能够产生更强的“累积保护效应”，甚至形成一条跨层次的“保护因素链”。例如，一个具有高未来取向与积极归因风格的儿童（个体因素），其主动沟通行为更可能获得远方父母的情感回应（家庭因素），而良好的亲子互动又易赢得教师的关注与同伴的支持（学校因素），从而可能形成“个体—家庭—学校”之间的良性循环。研究证实了保护因素的累积效应：在个体内部，元分析研究明确揭示了家庭与学校的累积发展资源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作用，远大于单一因子的作用（白慧慧 等，2022）。Gao等（2019）则发现，心理韧性和自尊这两种个体层面保护因素的叠加，其对正向社会适应的中介效应远超单一因素的贡献。这些发现共同表明，无论是在个体内部还是跨生态层次，保护因素的组合与叠加均能带来更为显著的保护效果。

5 反思与展望：走向优势力量为本的干预与研究

将研究视角从缺陷转向优势，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理解，也推动了干预实践与研究方向的相应转变。

5.1 现有研究不足

在充分肯定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也必须正视其不足。首先，留守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仍然混乱。留守时长、留守起始阶段（如婴幼儿期、学前期或青春期）、父母外出类型（一方或双方外出）、与照顾者的沟通质量等关键变量在不同研究中差异较大，导致研究结果难以比较和整合。其次，尽管近年来纵向研究有所增加，但能够覆盖从童年到成年的多波次长期追踪研究依然匮乏。现有研究多依赖回顾性横截面数据（石智雷，张槊，2025），难以揭示早期保护因素对成年后发展轨迹的动态影响。再者，现有研究大多在汉族聚居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开展，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保护因素及文化特异性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其跨文化效度还有待检验（谢婷婷 等，2026）。最后，对同时享有良好远距离亲子沟通、尽责照顾者及充分学校支持的多重保护性资源个体，现有研究仍相对匮乏。这一群体恰恰是提炼保护机制核心经验的关键切入点。

5.2 未来研究方向与启示

针对上述不足，未来研究需要在范式、方法与内容三个层面上寻求突破。

在研究范式上，应倡导以人为中心的分析视角。现有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往往掩盖了群体内部的异质性。未来可采用潜在剖面分析等方法，精准识别出适应困难组、行为冲动组和适应良好组等不同亚群体，探究适应良好组儿童独特的保护因素配置模式，为精准干预提供依据。

在研究方法上，需推进密集纵向设计与质性研究的融合。横断设计难以揭示动态因果关系，未来应开展覆盖童年至成年的多波次追踪研究，捕捉保护因素的累积效应与敏感期效应。同时可引入生态瞬时评估，在日常生活流中捕捉一次通话或一次鼓励如何即时影响儿童情绪与行为。质性研究则能深入倾听儿童自身的声音，理解他们如何能动地建构留守经历的意义。

在研究内容上，应深化对文化特异性与宏观系统的探索。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保护因素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谢婷婷 等，2026），未来需关注不同民族文化中的独特保护资源。此外，应超越微观系统，系统考察社会政策、城乡二元结构、数字鸿沟等宏观因素如何塑造留守儿童的韧性空间。

上述研究方向为干预实践提供了明确的启示。干预的核心不应是单纯修补过去的创伤，而应着力于培育儿童及家庭、学校、社区等多层次系统中已有的优势资源，构建“个体—家庭—学校—社区”四位一体的支持网络。

在个体层面，应注重培养留守儿童的心理韧性与积极认知能力。可通过心理健康课程、团体辅导等方式，提升其未来取向、积极归因风格和核心自我评价，帮助他们将留守经历中的压力重构为个人成长的契机。

在家庭层面，重点不是劝说父母放弃外出务工，而是通过远程亲职教育提升他们远距离情感沟通的能力。指导父母在有限的通话时间内进行深度情感交流而非事务性询问，让每一次通话都成为高质量的情感联结时刻。同时，也应关注监护人（尤其是祖辈）的养育理念更新，帮助他们在生活照料之外，更好地满足儿童的情感与心理需求。

在学校层面，应将教师的情感关怀能力纳入培训体系，尤其要重视教师对留守儿童家庭处境的理解与共情——即帮助教师建立家庭自我概念，使其能够从留守家庭的实际困境出发，避免刻板印象与标签化，以更具包容性的态度与学生互动。同时，鼓励教师与留守儿童建立稳定的结对关怀关系，并通过丰富的课外活动和积极的班级氛围建设，系统性地增强每一个留守儿童的学校归属感。

在社区与公共政策层面，应推动资源投入从单纯的经济资助转向支持基层儿童工作队伍建设。建立留守儿童家庭动态评估档案，精准监测其保护因素与风险因素的变化趋势，并据此整合学校、社区与家庭资源，构建形成闭环的社会支持网络。此外，可依托村级儿童之家、邻里互助小组等形式，为留守儿童提供日常陪伴与情感支持。唯有各层次协同发力，才能真正织密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支持之网。

6 结论

长期以来，“留守儿童等于问题儿童”的刻板印象不仅遮蔽了该群体内部的巨大异质性，也忽视了无数儿童在逆境中展现出的能动性。本文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梳理出个体、家庭、学校、社区四个层面的保护因素：个体层面包括积极认知与自我效能，家庭层面体现为高质量远程沟通，学校层面涵盖教师关怀与同伴支持，社区层面则包含邻里互助与文化滋养。这些因素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通过缓冲风险、补偿缺失与转化压力等机制形成动态交互，共同支撑起留守儿童的心理韧性。

超越缺陷叙事并非否认留守困境，而是更全面地揭示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多重可能。将研究目光从“为何受伤”转向“何以坚守”，意味着承认儿童是自己生命历程中的积极行动者。培育保护因素，意味着在每个留守儿童所处的生态系统中构建兼具情感支持与功能韧性的多层次支持体系。当亲子情感沟通有效补偿了物理分离的影响，当学校通过教师支持与归属感建设发挥替代性补偿功能，当社区提供稳定的非正式支持，留守状态对儿童心理健康的消极效应便可得到有效缓冲。系统性识别与培育保护因素，相较于反复聚焦风险与缺陷，可能是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积极发展的更有效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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