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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控制是支撑个体灵活适应性行为的核心认知机制（Wessel & Anderson，2024），核心是压制已激活的优势或主导反应，转而执行更具适应性的次要反应（Barkley，1997），对目标导向行为的顺利实现至关重要（Fosco et al.，2019）。

抑制控制的发展贯穿整个青少年期，个体的冒险决策、外化问题及社会适应能力均与抑制控制的成熟水平紧密相关。抑制控制水平低下与对立违抗性障碍、品行障碍、物质使用障碍及反社会行为等外化问题存在稳定关联（Lipszyc & Schachar，2010; Oosterlaan et al.，1998; Wright et al.，2014）。青少年期既是抑制控制能力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偏差行为与反社会行为的高发阶段（Moffitt，1993）。

本文旨在对青少年执行功能缺陷与偏差行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便更好地理解两者间的联系，为青少年偏差行为的早期预防与针对性干预提供客观依据。具体内容将围绕抑制控制的概念与测量范式、青少年抑制控制的发展轨迹与神经机制、抑制控制缺陷与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关联及作用机制、抑制控制的可塑性与干预路径四个层次展开。

1 抑制控制的概念与测量范式

1.1 概念内涵与结构

抑制控制不仅是自我调节的认知基础，也是执行功能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Posner & Rothbart，2000）。Wessel和Anderson（2024）提出的认知控制框架认为，抑制加工是调控人类认知动态变化的三类“通用控制机制”之一，对目标导向行为的顺利实现至关重要。Barkley（1997）从功能视角界定，认为抑制控制的关键是需要压制已激活的优势或主导反应，转而执行更具适应性的次要反应。

既往研究中，抑制控制常常与自我调节、认知控制、冲动性等术语存在模糊界定与混用现象，因此，明确抑制控制的概念边界显得必不可少。根据Nigg（2017）的理论框架：自我调节是涵盖范围更广的跨领域通用能力，指个体灵活、适应性地调控自身行为与内在状态的能力；而抑制控制仅指阻止预设反应或终止正在进行的反应的能力，是构成更复杂认知功能的基础单元。其中，冲动性与抑制控制的区分尤为关键：冲动性概念更为繁杂，特指在含情绪效价的刺激情境下的去抑制表现，同时包含了自上而下的控制能力与情境的动机背景；而抑制控制的定义不纳入动机变量，仅纯粹反映阻止反应的能力。Duckworth和Kern（2011）的研究发现，问卷法测量的冲动性与实验室任务测量的抑制控制之间仅存在弱至中等程度的相关，进一步验证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的构念。

在子成分层面，Dillon和Pizzagalli（2007）从神经生物学视角将其划分为行动抑制、思维抑制与情绪抑制三个维度，分别对应运动反应、认知内容与情感反应的主动调控。而Friedman和Miyake（2004）进一步将抑制控制拆解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反应抑制和干扰抑制。反应抑制是对已启动或即将发生的动作反应的即时终止能力；而干扰抑制是在冲突情境中排除无关信息干扰、聚焦目标刺激的能力。李文静和于晓（2025）在其研究中证实了二者的独立性与交互作用，指出干扰抑制与反应抑制既遵循不同的发展路径，又在高级认知活动中协同发挥作用。

1.2 反应抑制测量范式

反应抑制聚焦于对动作反应的主动终止，是抑制控制的子成分之一，其测量的经典范式包括停止信号任务与Go/No-go任务。

1.2.1 停止信号任务（Stop Signal Task，SST）

Logan和Cowan（1984）提出的赛马理论为该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该理论假设反应发动与反应抑制是两个相互独立、相互竞争的加工过程，哪一过程先完成则决定最终行为发生。该任务通过在常规反应试次中随机插入停止信号，以停止信号反应时（SSRT）量化个体抑制加工的速度，是测量反应抑制最经典的范式（Logan et al.，1984）。

Oosterlaan等人（1998）的早期研究显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与品行障碍儿童均存在SST表现缺损，共病群体的缺陷程度最为严重。Lipszyc和Schachar（2010）也发现，ADHD、强迫症与精神分裂症群体存在中等程度的SSRT缺陷，而对立违抗障碍/品行障碍群体的抑制缺损更多与共病ADHD相关。

1.2.2 Go/No-go任务

Go/No-go任务通过高频“反应”刺激与低频“抑制”刺激的设置，考察个体对优势反应的抑制能力，因变量包括No-go试次的错误率与反应时（Wright et al.，2014），其理论基础同样源于“赛马模型”。由于该任务中除了反应抑制外其他认知功能参与较少，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干扰，因此可以提高抑制功能测量的纯粹性与结果的说服力（Logan et al.，1984）。

Bezdjian等人（2014）的纵向研究发现，运动冲动性在儿童至青少年期呈持续下降趋势，且具有显著遗传基础。张静（2025）的研究进一步验证，加入奖励反馈的Go/No-go训练能够有效提升青少年的反应抑制能力，并产生跨任务迁移效应。刘新学（2010）采用该范式对比了两类青少年群体，发现工读学校（现称“专门学校”）学生的反应抑制能力显著弱于普通初中生，且该差异与攻击行为水平高度相关。Wright等人（2014）的研究也表明，Go/No-go任务表现可稳定区分外化行为问题群体与正常群体，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1.3 干扰抑制测量范式

抑制控制的另一个子成分——干扰抑制体现了个体在冲突情境中排除无关信息干扰的能力，主要反映了认知加工过程中的冲突监控与选择性注意控制。干扰抑制的经典测量范式包括Flanker任务、Simon任务与Stroop任务。

1.3.1 Flanker任务

Eriksen和Eriksen（1974）开发的Flanker任务，通过侧翼刺激与目标刺激的反应一致性操纵冲突水平，核心指标为冲突效应量，即不一致试次与一致试次的反应时差值，考察个体抑制无关干扰、监控认知冲突的能力。该任务以词汇或图形作为刺激材料，被广泛应用于认知冲突的脑机制研究（Ochsner et al.，2009），也常用于揭示注意网络的定向功能与执行功能加工特点。Mullane等（2009）系统综述了ADHD儿童在Flanker与Simon任务上均存在稳定的干扰控制缺陷。

1.3.2 Simon任务

Simon和Wolf（1963）首次发现了刺激-反应空间一致性效应，主要用于衡量个体在反应选择阶段，抑制与任务无关的空间信息的能力，核心指标为空间冲突效应量，反映个体对无关空间维度干扰的抑制水平。Cespón等人（2020）揭示了其任务背后知觉、反应与认知控制的多层神经机制，同时Leuthold（2011）从认知电生理角度总结了效应的时间进程，Stürmer、Seiss和Leuthold（2005）则区分了反应启动与抑制控制的不同加工阶段。

1.3.3 Stroop任务

Stroop（1935）的颜色词干扰任务，通过词义与字体颜色的不一致设置引发语义加工冲突，考察个体抑制自动化语义优势反应的能力，核心指标为Stroop效应量，是经典的语义干扰抑制测量范式。Morgan和Lilienfeld（2000）系统考察了反社会行为与执行功能指标的关联，结果显示反社会行为群体在Stroop任务上存在稳定的功能缺损。Schoemaker等人于2013进一步证实，Stroop类干扰抑制任务表现与外化问题的关联达到中等效应量，且这种认知缺损在发展早期便已显现，是外化问题认知内表型的可靠测量工具。

1.4 测量效度的争议

一直以来，不同测量方式的聚合效度是该领域的核心争议所在。Duckworth和Kern（2011）发现，自我报告法与行为任务法测量的自我控制相关较低。二者反映了同一构念的不同侧面，自我报告更多捕捉特质层面的、跨情境的自我控制倾向，而实验室任务更多反映状态层面的、特定认知加工的抑制效率。

Fine等人（2016）针对有涉罪记录的未成年人样本开展的追踪研究进一步指出，自我报告的自我控制对其短期、长期再次发生严重不良行为的风险预测因素的预测力显著优于实验室Go/No-go任务。相较而言，行为任务无法提供增量预测价值。这一差异可能源于冲动性本身就具有多维性，自我报告与行为任务刚好分别捕捉了特质层面与状态层面的不同成分（Leshem & Glicksohn，2007）。Smith等人（2007）同样强调笼统单一的冲动性定义会混淆其与问题行为的关联机制。总体而言，两类测量方式各有侧重，在研究与实践中需根据评估目的选择适配的工具。

2 青少年抑制控制的发展轨迹与神经机制

2.1 行为发展的轨迹

抑制控制的发展往往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儿童期持续提升，在青少年期经历快速发展，直至成年早期达到顶峰（Williams et al.，1999）。Fosco等人（2019）针对11～15岁青少年的纵向研究发现，基于SST的反应抑制呈曲线发展模式，在早期提升迅速，但至中期增速放缓。而父母报告的气质性抑制控制未表现出显著增长，这提示行为任务与主观报告对发展变化的敏感性可能存在差异。

Luna等人（2004）指出，从儿童晚期到成年期，工作记忆、抑制控制与认知灵活性往往会随年龄稳步提升。Luciana等人（2005）也证实，非言语工作记忆与执行控制在青少年期持续发展。Malagoli和Usai（2018）则进一步考察了性别差异，发现在14～19岁期间，男女在抑制与工作记忆的组织模式上逐渐分化，最终年龄与性别共同塑造着执行功能的发展面貌。Hobbiss和Lavie（2024）还指出了青少年抑制控制成熟与分心易感性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也是影响学业表现的重要认知因素。

2.2 双系统模型与发育异步性

Steinberg的双系统模型被认为是解释青少年冒险与抑制发展的认知神经理论之一。该模型认为大脑中存在两个发育不同步的系统：社会情感系统和认知控制系统。社会情感系统以边缘系统与伏隔核为核心，负责奖赏加工与感觉寻求，在青春期早期迅速成熟并在中期达到峰值；而认知控制系统以前额叶皮层为核心，负责抑制控制与理性决策，成熟过程更为缓慢，直至成年早期才逐步完善（Steinberg et al.，2008; Steinberg，2010）。随后，Steinberg（2017）进一步拓展该模型，强调了同伴情境下奖赏系统激活会放大青少年的冒险倾向。

Harden和Tucker-Drob（2011）的纵向研究为双系统模型提供了证据，该研究表明感觉寻求在青少年期呈倒U型曲线发展，而冲动性呈线性下降趋势，二者的发育差构成青春期中期青少年冒险行为的高发窗口。同时Casey等人（2008）提出的“加速—制动”模型也与之呼应，认为青少年期奖赏回路的“加速”与前额叶控制功能的“制动不足”共同导致了行为的失控。大脑结构的持续成熟为抑制控制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前额叶皮层的髓鞘化与突触修剪一直持续到青少年晚期，为认知控制提升提供了结构前提（Shaw et al.，2008）。前额叶—顶叶控制网络与边缘系统奖赏网络的协同发育，帮助青少年在探索社会环境、追求新目标的同时逐步提升调控能力（Crone & Dahl，2012）。而前额叶认知控制系统与边缘系统、奖赏系统的发育异步性，是这一阶段行为风险高发的神经基础（Casey et al.，2008; Steinberg，2010）。

当然，双系统模型也在不断完善。Casey（2015）指出，简单的二元对立还不足以解释青少年行为的复杂性，应该转向更精细的神经回路来寻求证据，深入关注不同脑网络之间的功能连接与动态交互。Pfeifer和Allen（2012）也提出，青春期的脑发育变化并非单纯的“不成熟”，而可能是具有适应意义的重组过程，奖赏敏感性提升同样会服务于社会学习与探索发展。

3 抑制控制缺陷与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关联及作用机制

3.1 抑制控制缺陷与偏差行为的关联

抑制控制缺陷被广泛认为是青少年外化行为问题的核心认知风险标记，两者之间的关联已经覆盖了外化障碍、反社会行为等多个层面。

3.1.1 临床外化障碍

针对临床群体的研究一致显示，外化障碍群体普遍存在抑制控制缺损的问题。Bonham等人（2021）针对对立违抗性障碍（ODD）/品行障碍（CD）儿童的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相比，ODD/CD群体存在显著的抑制控制缺陷。Schoemaker等人（2013）也证实，外化行为问题与执行功能缺陷密切相关，抑制控制是核心受损成分。Yang等人（2022）进一步验证，青少年期执行功能缺陷能够显著预测日后的外化问题，并且效应量十分稳定。

3.1.2 反社会与犯罪行为

在非临床的偏差行为与罪错群体中，抑制控制缺陷同样可以作为稳定的认知特征。刘新学（2008）系统考察了工读学校学生的执行功能，发现其反应抑制、工作记忆等成分均弱于普通初中生，且抑制控制水平与攻击行为严重程度显著负相关；后续对比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工读生的反应抑制缺损，为攻击行为的认知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刘新学，2010）。Fosco等人（2019）发现，青少年期抑制控制的发展轨迹与随后的犯罪行为存在显著关联，抑制控制发展缓慢的个体出现偏差行为的风险更高。但值得注意的是，Piehler等人（2012）发现，努力控制能够缓冲偏差同伴对物质使用的消极影响，高抑制能力的青少年即使接触不良同伴也更难陷入滥用。

3.2 双向作用机制

抑制控制缺陷与偏差行为之间不仅是单向的因果关系，更是双向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抑制控制缺陷会增加个体做出冲动决策、卷入偏差行为的概率。例如，不良的抑制控制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期的饮酒与药物滥用，是物质使用障碍的重要认知前因（Nigg et al.，2006）。

另一方面，长期的偏差行为（如物质滥用、暴力接触、高危生活方式）也会反过来损害前额叶皮层的功能，从而进一步加剧抑制控制缺陷，最终形成难以逃脱的恶性循环（Lydon-Staley & Geier，2018）。例如，我国法律明确禁止未成年人饮酒，现有研究证实，即便仅少量酒精摄入，也会延缓青少年前额叶认知控制功能的正常发育，形成不可逆的认知发展损伤（Jurk et al.，2018）。吸烟行为与感觉寻求、冲动控制的关联也存在着年龄差异（Lydon-Staley & Geier，2018）。

因此，青少年期物质滥用与抑制控制发展缺陷是互相强化的，抑制控制缺陷会提升物质过度使用的风险，而早期物质接触又会进一步损害认知控制能力，最终形成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Moffitt（2017）提出的反社会行为发展分类也印证了这一点：终身持续型反社会行为伴随持续的神经认知缺损，而青春期限定型反社会行为更多源于青春期成熟落差与同伴影响，认知缺损程度相对较轻并且具有可逆性。

3.3 多重中介作用路径

抑制控制缺陷除了直接影响偏差行为产生之外，还会通过多条中介路径进而发挥作用，核心路径包括决策、情绪与社交。

第一，冲动决策路径。抑制控制缺陷会削弱个体对即时奖赏冲动的压制能力，导致个体在做出决策时更加关注短期收益，对长期负面后果采取忽视，最终做出冒险行为与偏差决策。究其原因，青少年的奖赏系统往往处于高度活跃状态，抑制控制的不足会进一步提升即时奖赏的主观凸显度，从而增加危险饮酒、危险性行为、违纪行为等风险（Quinn & Fromme，2010; 刘金子，2025）。

第二，情绪失调路径。Ochsner等人（2009）认为，抑制控制也与情绪调节能力密切相关，低抑制控制个体在挫折、愤怒等负面情绪情境下，难以有效压制攻击冲动与过激反应，更容易出现身体攻击、言语冲突等外化行为。

第三，同伴易感性路径。抑制控制水平低的青少年对同伴影响的抵抗力更弱，易受到偏差同伴的煽动与同化，进而陷入群体违纪、物质使用等偏差行为。反之，高抑制能力个体即使身处不良同伴环境，也能保持较低的物质使用水平（Piehler et al.，2012）。

3.4 社会情境的调节作用

抑制控制缺陷对偏差行为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邻里、同伴、家庭等社会生态因素的调节下，呈现出“风险放大”与“保护缓冲”的双重模式。

Suarez等人（2025）基于低收入家庭样本的研究系统揭示了这一调节效应：儿童晚期的低抑制控制能够显著预测14岁时的反社会行为。该研究指出，居住在危险邻里、结交偏差同伴会显著放大这一风险，而良好的亲子关系则起到缓冲作用。例如，始于幼儿期的Family Check-Up家庭干预能够通过提升儿童晚期的抑制控制，间接减少青少年期反社会行为，并且在高风险环境中干预效果更显著。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长期的压力暴露会阻碍青少年抑制控制的正常发展，而温暖支持的家庭环境能够促进认知控制能力的提升（Suarez et al.，2025）。

相比于传统静态评估，Urben等人（2023）指出，经验取样法、实时评估等微观生态手段，能更精细地捕捉日常生活中自我调节与外化症状的动态关系，揭示情境波动对抑制控制效能的即时影响，相比于传统静态评估具有更高的生态效度与临床价值。

3.5 关联的异质性特征

抑制控制与偏差行为的关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行为亚型、发展阶段与群体类型上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

在行为亚型层面，反应抑制缺陷通常与冲动性攻击、物质使用等冲动型偏差行为的关联更强，而干扰抑制缺陷更多与注意涣散、规则意识薄弱相关。同时，不同类型的外化障碍也存在差异，ADHD群体的抑制缺损最为广泛，而单纯品行障碍群体的抑制缺损相对较轻，更多与共病ADHD相关（Lipszyc & Schachar，2010; Oosterlaan et al.，1998）。

在发展阶段层面，青少年早期抑制控制快速发展，此时的认知缺损对偏差行为的预测力更强；而青少年晚期的抑制控制趋于成熟，偏差行为更多受社会环境与生活方式的影响（Fosco et al.，2019）。

在群体类型层面，Moffitt（2017）提供了清晰的分类：终身持续型群体和青春期限定型群体。终身持续型反社会行为群体伴随稳定、广泛的神经认知缺损，包括抑制控制缺陷；而青春期限定型群体的抑制控制缺损程度较轻，且多为情境性，随青春期结束会逐步缓解。

4 抑制控制的可塑性与干预路径

4.1 自我控制策略的优化

陈雪飞等人（2023）强调，有效的自我控制不只是依赖意志力的“努力抑制”，还需要策略的正确选择与适配，比如前置性策略（如情境选择、注意转移）认知成本更低、长期效果更好，应优先于反应性的抑制策略。这也为青少年自我控制培养提供了新的思路：教育干预不应仅强调“单纯依靠意志力进行被动抑制”，更应教会青少年主动调控环境、分配注意和重构认知，从根源上减少抑制需求。

4.2 认知训练与运动干预

张静（2025）的研究证实，基于Go/No-go范式的自适应训练能有效提升青少年的反应抑制能力，加入奖励反馈可增强训练动机，提升训练效率与迁移效果，为学校场景下的认知干预提供了可操作方案。

运动干预是另一个更具生态性的提升路径。Wang等人（2026）为运动干预提供了循证依据：不同类型的身体活动均能改善儿童青少年的抑制控制，且存在最优剂量区间，其中有氧运动与正念运动的效果尤为突出。运动干预兼具生理健康与认知增益的双重价值，适合在学校体育与课后活动中广泛推广。

4.3 家庭与生态化干预

Suarez等人（2025）的研究证明，家庭层面的早期干预具有长效认知增益。Family Check-Up通过改善养育方式、提升家庭功能，能够促进儿童抑制控制发展，进而减少青春期问题行为。这提示我们，抑制控制培养不能仅聚焦个体认知训练，还需纳入家庭、学校与社区等多层生态系统的支持。

5 总结与展望

综上，抑制控制作为执行功能的核心成分，在整个青少年期经历了从快速提升到逐步成熟的发展过程。而抑制控制缺陷是青少年偏差行为的重要认知风险标记，二者通过冲动决策、情绪失调、同伴易感性等多条路径产生关联，且关联强度受到多种社会情境的调节。同时，抑制控制具有高度可塑性，策略学习、认知训练、运动干预与家庭干预均是有效的提升路径，但在迁移效应与长期效果上仍存在局限。

当前研究仍存在构念边界模糊、测量异质性高、发展研究不均衡、特殊群体精细化不足等局限，未来研究可在四个方向进一步拓展：第一，深化子成分研究，厘清反应抑制与干扰抑制的独立发展规律与交互机制，明确不同子成分与不同类型偏差行为的特异性关联；第二，明确因果与中介机制，基于长期的纵向设计与交叉滞后模型，进一步探索抑制控制与偏差行为的双向作用规律，同时系统检验决策、情绪、社交等多重中介路径，深化对二者内在作用机制的理解，从“描述关联”走向“解释机制”；第三，推动评估生态化，借助微观生态方法结合可穿戴技术，在真实情境中考察抑制控制的动态运作；第四，开发精准化干预，结合青少年认知发育特点与社会环境特征，设计分层分类的抑制控制提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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