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江汉大学教育学院,武汉; 2.湖北经济学院,武汉
学业成绩作为衡量学生学习能力、教育成就及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核心指标(梁杨,2014;白荣,2014),长期受到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教育心理学与社会学研究表明,个人、家庭及学校因素均对学业成绩具有显著影响(胡咏梅,徐美琪,2025)。中学阶段作为教育分层的关键期,探究家庭背景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
随着经济发展,尽管区域不均衡与贫富差距依然存在,但大众整体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对教育发展与学业前途的关注度随之增强。然而,教育本是促进社会公平与阶层向上流动的核心渠道(李志峰,2013),不同家庭社会阶层带来的教育资源获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教育机会均衡发展(谢红荣,2017);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乡村教育振兴等政策,持续缩小该类差距。李春玲(2010)指出,高等教育扩张并未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化,反而加剧了城乡间的资源差异。有调查亦显示,城镇及父母从事管理职业家庭出身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约为农村及农民家庭出身者的5~6倍(郭永玉 等,2015)。
本土社会文化中存在‘寒门子弟更有求学奋进动力’的固有认知。然而实证研究却呈现相反结果(郑树明,2017):低社会阶层家庭子女的学业表现普遍不及高社会阶层家庭子女,后者在学习习惯、动机及投入程度上亦更具优势。范先佐(2020)指出,教育投资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特征,受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约束,部分低收入家庭难以持续承担课外辅导、优质教育配套等额外教育投入。
综上,家庭社会阶层作为影响学业成绩的关键因素,其作用于教育公平等社会议题已引发学界广泛关注。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深入探究其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家庭社会阶层通常由父母职业、受教育水平及经济收入等因素决定(陈继文 等,2015)。大量研究表明,家庭社会阶层较高的学生在学习动机、学习投入、教育资源获取及学业成绩等方面均显著优于低阶层学生。例如,王锦生(2024)发现父母学历水平正向预测子女学业成绩;付双双(2024)指出家庭社会阶层对初中生学业成绩具有直接正向影响。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家庭社会阶层对中学生学业成绩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社会认知视角指出,高社会阶层个体因拥有更多资源、更少受外部环境制约,倾向于将生活事件归因于个人努力与能力等内部因素;而低社会阶层个体因生活压力大、控制感弱,更倾向于外部归因(Kraus & Stephens,2012;Grossmann & Varnum,2011)。这种归因倾向会迁移至学习领域,形成学业归因。高阶层学生更倾向内归因,低阶层学生更倾向外归因(李莎,2020)。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学业归因可能在家庭社会阶层与学业成绩之间起中介作用。
家庭投资模型认为,高社会阶层家庭更有可能在子女的物质与情感上投入更多资源,如营造良好学习氛围、鼓励学习实践等(Davis-Kean,2005)。学习投入包括行为、认知和情感三个维度(蔡林,2020),其水平越高,学业收获越丰富(赵静 等,2020)。高阶层子女更愿意并有能力投入学习,进而获得更好成绩。因此,提出假设H3:学习投入在家庭社会阶层与学业成绩之间起中介作用。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当个体的自主、胜任与归属需求被满足后,其内在动机会被激发,从而更加主动地投入学习(吴才智 等,2018)。若学生将学业成败归因于自身可控因素(即内归因),其自主感更强,基本心理需求更易满足,进而更愿意积极投入学习。低阶层学生因倾向外归因,自主感弱,学习投入可能相应降低。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4:学业归因与学习投入在家庭社会阶层与学业成绩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即家庭社会阶层通过影响学业归因进而影响学习投入,最终影响学业成绩。
本研究采用问卷星线上发放问卷以及线下纸质问卷填写回收的方式,选取湖北省、广东省、山西省地区初中生群体作为研究被试完成问卷调查。本研究总共收集了1700份问卷,去除空白和无效问卷后得到了有效问卷1558份,其中,女生786人(占50.4%),男生733人(占47.1%),未填性别有39人(占2.5%)。
研究参照Kraus等人的研究,采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MacArthur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是一个有十层的阶梯图形,被试需要结合家庭具体情况,包括父母的职业地位、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综合评估家庭所处的地位。阶梯最底层为1,阶梯最高层为10,被试选择的阶梯等级越高则主观社会阶层越高。该量表被国内外多项研究使用(崔淼 等,2011),本研究中的重测信度为0.67(陈继文 等,2015)。
研究发现客观学业成绩与主观评价成绩之间相关显著,相关度为0.67,因此被试进行主观报告的方法能够提供有效的信息(Fuligni & Zhang,2004)。本研究采用学业成就自评问卷,要求学生根据实际情况自主评估其语数英三门学科的学习表现情况(文超 等,2010),使用1到5计分,学生的学业成绩用三科的平均分表示。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
研究采用中文版的多维—多向归因量表,选用其中成就归因部分的24题进行测量,其中内部归因12题(努力和能力),外部归因12题(运气和情境)。使用Likert5点计分,分维度计算分数,分数越高表示越倾向于该种归因方式。学业归因总分用内部归因的分数减去外部归因的分数,得分为正数则表示被试倾向内归因,分数越高内归因倾向越强(邓雪娇,2012)。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李莎,2020)。
研究采用中文版课堂投入调查表。原量表Wang编制于2004年,经过陈继文(2014)中文翻译修订后共包含20个题目,分为认知、情感、行为、不投入四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不投入维度反向计分,量表总分与学习投入程度成正比。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陈继文,2014)。
采用问卷调查法,线上与线下结合收集数据,统计分析采用SPSS17.0软件和Mplus8.0软件进行处理。使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控制共同方法偏差程度,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关系,采用Bootstrap法分析学业归因与学习投入的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自陈报告法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故按照周浩(2004)介绍的Harman单因素模型检验进行分析处理。数据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共有9个,第一因子能够解释的方差为21.079%,低于临界值40%,因此可判定问卷不存在明显的共同偏差问题。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家庭社会阶层与学业成绩显著正相关(p<0.001),与学业归因显著正相关(p<0.001),与学习投入显著正相关(p<0.001);学业归因与学习投入显著正相关(p<0.001)。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关系(N=1558)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s of variables (N=1558)
| M±SD | 家庭社会阶层 | 学业成绩 | 学业归因 | 学习投入 | |
| 家庭社会阶层 | 5.22±1.779 | 1 | |||
| 学业成绩 | 2.75±0.822 | 0.157*** | 1 | ||
| 学业归因 | 11.25±9.015 | 0.086*** | 0.287*** | 1 | |
| 学习投入 | 67.111±13.482 | 0.187*** | 0.393*** | 0.432*** | 1 |
注:*p<0.05 **p<0.01 ***p<0.001,下同。
研究参照方杰等(2014)提出的多层中介效应分析方法,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学业归因与学习投入在家庭社会阶层与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作用。具体来说:将所有变量做标准化处理,家庭社会阶层、学业成绩、学业归因和学习投入为潜变量,各变量对应的题目为指标,中介效应检验采用Bootstrap法,对数据进行重复抽样,共计5000次。
首先检验家庭社会阶层对学业成绩的效应,发现路径系数显著(β=0.322,p<0.001)。模型1拟合良好:χ2/df=6.937,CFI=0.993,TLI=0.955,RMSEA=0.062,SRMR=0.013。然后在模型1中加入学业归因这一中介变量,模型2拟合良好:χ2/df=4.232,CFI=0.994,TLI=0.969,RMSEA=0.046,SRMR=0.012。家庭社会阶层对学业归因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58,p<0.001),学业归因对学业成绩有显著正向影响(β=0.61,p<0.000),家庭社会阶层对学业成绩的直接效应不显著(p>0.05),学业归因在家庭社会阶层与学业成绩中的中介效应量为0.054,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为[0.029,0.086],表明学业归因的完全中介效应显著。接着在模型1中加入学习投入这一中介变量,模型3拟合良好:χ2/df=5.322,CFI=0.981,TLI=0.969,RMSEA=0.053,SRMR=0.035。家庭社会阶层对学习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21,p<0.001),学习投入对学业成绩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38,p<0.000),家庭社会阶层对学业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58,p<0.001),学习投入在家庭社会阶层与学业成绩中的中介效应量为0.065,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为[0.045,0.091],表明学习投入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最后在模型1中同时加入学业归因和学习投入这两个中介变量,模型4拟合较好:χ2/df=12.856,CFI=0.943,TLI=0.903,RMSEA=0.087,SRMR=0.05。路径模型图如图1所示,学业归因与学习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量为0.027,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为[0.013,0.044],表明学业归因与学习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具体链式中介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链式中介检验及偏差校正Bootstrap的95%置信区间
Table 2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Bootstrap’s chain mediation test and bias correction
| 效应 | 路径 | 效应值 | 效应量 | 95%置信区间 |
| 直接效应 | 家庭社会阶层→学业成绩 家庭社会阶层→学业归因→学业成绩 家庭社会阶层→学习投入→学业成绩 家庭社会阶层→学业归因→学习投入→学业成绩 | 0.169 | 53.65% | [0.088,0.249] |
| 中介效应 | 0.054 0.065 0.027 | 17.14% 20.64% 8.57% | [0.029,0.086] [0.045,0.091] [0.013,0.044] | |
| 总间接效应 总效应 | 0.146 0.315 | 46.35% 100% | [0.107,0.187] [0.244,0.386] |
注:所有数值通过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图 1 学业归因与学习投入在家庭社会阶层与学业成绩间的中介模型
Figure 1 Mediating model of academic attribution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between family social clas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本研究在社会阶层心理学与自我决定理论的理论框架下,系统考察了家庭社会阶层、学业归因、学习投入对中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家庭社会阶层能够正向预测中学生学业成绩;学业归因与学习投入在其中分别起中介作用,并形成链式中介路径。以下将对主要发现进行逐层讨论。
本研究发现,家庭社会阶层对中学生学业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假设H1得到验证。这一结果与社会阶层心理学领域的多数前人研究相一致(张晓 等,2009;闫艳,2022)。家庭社会阶层较高的学生往往拥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充分的物质保障以及更高水平的教育期望,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其学业成绩的提升。反之,低社会阶层家庭受制于经济条件与教育资源的限制,难以提供同样水平的支持,从而可能制约学生的学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家庭社会阶层对学业成绩的直接效应在加入中介变量后依然存在(在部分中介模型中),表明家庭社会阶层既可通过间接路径发挥作用,也保留了一定的独立影响。
研究发现,学业归因在家庭社会阶层与中学生学业成绩之间起中介作用(在特定模型中为完全中介),假设H2得到验证。这一结果表明,家庭社会阶层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塑造学生的归因倾向实现的。
前人研究指出,高社会阶层个体因资源充裕、控制感强,更倾向于将成功或失败归因于自身努力与能力等内部因素;而低社会阶层个体因生活压力大、控制感弱(Christie & Barling,2009),更倾向于运气、环境等外部因素。在学业情境中,内归因倾向会增强学生的自主感与责任感,使其更愿意为学业成败承担责任,从而激发持续的学习动力(吕宪军,王延玲,2002);相反,外归因倾向可能削弱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降低其对学习的主动投入(谢春琼,沈彬,2019)。因此,归因方式成为连接家庭背景与学业表现的重要心理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学习投入在家庭社会阶层与中学生学业成绩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3得到验证。这一发现支持了家庭投资模型的核心观点(王迎香,2023)。
高社会阶层家庭更倾向于在子女教育上进行物质与情感投资,如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表达较高的教育期望等(赵如婧,2024)。这些行为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包括行为上的时间与精力投入、认知上的策略使用以及情感上的积极体验(Yorke,2000)。而学习投入已被大量研究证实是学业成绩的重要预测变量(张竹等,2021)。低社会阶层学生可能因家庭经济压力、父母时间精力有限等因素,学习投入水平相对较低,进而影响其学业表现。本研究中学习投入为部分中介,说明家庭社会阶层除通过学习投入影响成绩外,还存在其他独立作用路径。
本研究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学业归因与学习投入在家庭社会阶层与中学生学业成绩之间构成链式中介路径,假设H4得到验证。这一结果揭示了家庭社会阶层影响学业成绩的深层心理机制:家庭社会阶层→学业归因→学习投入→学业成绩。
该路径符合自我决定理论的基本框架(Ryan & Deci,2000)。根据该理论,当个体的自主、胜任与归属等基本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时,其内在动机将被激发,从而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主动投入。具体到本研究情境中,高家庭社会阶层的学生更倾向于内归因——即认为学业成败源于自身的努力与能力。这种归因方式增强了学生的自主感与胜任感,使其基本心理需求得到满足,进而激发出更高的学习投入水平(包括行为卷入、认知策略运用与积极情感体验),最终促进学业成绩的提升(刘选会等,2017)。反之,低社会阶层学生倾向于外归因,将学业结果归因于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其自主感与胜任感被削弱,学习投入水平随之降低,学业表现因此受限。
这一链式中介路径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它不仅整合了社会认知视角(归因机制)与家庭投资模型(投入机制),还将自我决定理论应用于教育分层研究领域,为理解家庭背景如何“透过心理机制影响学业表现”提供了更为完整的解释框架。
本研究的链式中介机制表明,家庭社会阶层通过“学业归因→学习投入”的链条影响学业成绩。这揭示了两大干预节点:其一,归因是“阀门”——低阶层学生若将失败外归因于运气或环境,将丧失控制感,削弱投入意愿。归因训练需帮助他们在具体任务中识别可控因素(如策略、努力),重建掌控感。
其二,学习投入是“引擎”——内归因激发的自主感必须转化为每日的行为卷入与认知策略,才能真正提升成绩。这意味着心理干预必须配套学习方法指导与情感支持,使“愿意学”落地为“坚持学、会学”。对低阶层学生而言,学校应扮演补偿性角色:通过归因反馈、习惯培养与情感滋养,切断“低阶层→外归因→低投入→低成绩”的恶性链条,代之以“内归因→高投入→高成绩”的良性循环。教育正是在这一链条的每个节点上,超越家庭出身,成为社会流动的真正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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