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南昌
社会交往过程中,个体对他人的评价不是完全在理性和主动思考之上,自动化无意识加工会干扰其判断过程。Greenwal和Banaji(1995)提出,社会群体评价包括两个独立的部分:一是有意识、可主动报告的外显态度;二是无意识状态下,自动激活,难以自我觉察的内隐态度。相较于外显评价,内隐态度能够快速信息加工阶段形成自动化联结。
社会分类理论指出,个体面对复杂社会刺激时,会自动提取性别、职业、年龄等突出线索快速归类。该加工模式能够提升信息处理效率,但极易触发刻板印象偏见。目标典型性(Target Typicality)指某一对象与所属群体原型特征的匹配程度:典型性越高,越容易激活对应群体概念,诱发刻板印象;典型性偏低则会弱化类别线索的激活程度(Bodenhausen & Peery,2009)。在职业刻板印象研究中,性别是衡量目标典型性的核心维度。传统认知将医生职业与理性、专业、高社会地位深度绑定,果断、独立等男性化特质与医生职业存在更强联结(宋广文,单洪雪,2010;王桢,管健,2024)。但随着医疗行业从业结构转变,女性医生群体规模不断扩张,公众最女医生的接纳度与熟悉度大幅度提升(王兵兵 等,2013)。在此背景下,性别作为医生群体典型判断线索的影响力是否稳定,仍缺乏直接实证证据支撑。除了群体类别线索外,人格特质是影响社会评价的另一个关键变量。印象形成理论指出,个体加工他人信息时,会同步整合“群体归属”与“个体特质”两类线索形成综合判断,带有情绪效价的特质信息具有加工优先权(Fiske et al.,2007)。积极特质(敬业、仁爱、热心等)会快速诱发正向评价联结;消极特质(冷漠、粗心、自私等)则自动激活负面认知。相较于抽象的群体标签,具体人格特质携带清晰情绪信息,在自动化社会判断中更容易占据主导地位。除了社会类别信息外,个体特质同样是影响社会评价的重要因素。印象形理论指出在加工也是影响社会评价的重要因素。同时,社会评价是多种信息协同竞争加工的产物。当“医生”这一职业类别线索与敬业、冷漠等个性化特质同步呈现时,两类信息会争夺认知加工资源,可能产生交互抑制或叠加强化效应(崔诣晨 等,2019;徐霄杨 等,
2019)。
现有研究多单独独立考察单一类别线索对刻板印象的影响,针对医生这类具有高专业性、历史性化便签的职业群体,当性别典型线索与人格特质同时启动时,个体内隐评价的加工逻辑尚不清晰:是性别刻板印象占主导判断,还是人格特质决定评价走向?二者是否存在交互调节作用?现仍尚未形成统一结论(陈莉,王沛,2015;贾磊 等,2016)。基于以上理论缺口,本研究采用词汇启动范式,操纵启动刺激中的医生性别(男医生、女医生,即目标典型变量)与人格特质词(正面特质、负面特质),两者类别线索对内隐态度的独立作用以及交互作用,据此提出三项研究
假设:
H1:目标典型性会显著影响个体对医生群体的内隐态度;男性医生与女性医生存在差异化的自动化评价。
H2:特质对内隐态度存在显著主效应,相较于负面特质,正面特质启动条件下个体对医生形成更积极的内应评价,反应时更快。
H3:目标典型性与特质之间存在显著交互作用,特质对内隐态度的影响桥强度随医生性别发生变化。
采用校园招募大学生90名被试,平均年龄27岁,其中2名因平均时间超过2000ms以及错误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被删除,最终有效数据为88名(男生42名,女生46名)。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无色盲或色弱,视力或矫正视力均正常,且未参加过类似实验,实验结束后获得一定实验报酬。
本实验采用2(目标典型:男性医生,女性医生)x2(特质类型:正面特质,负面特质)二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自变量1为目标典型,目标典型是通过操作医生目标任务人物性别信息,包括两个水平:男医生和女医生;自变量2特质类型,包括两个水平:正面特质和负面特质;因变量反应时;协变量被试性别。
实验材料为启动词和目标词。材料参考瞿晓萍、叶旭春(2018)医生刻板印象编制而成。
启动词由“特质词+医生群体标签”组;正面特质词(10个):热情、体贴、仁爱、认真、敬业、无私、稳重、干练、严谨、专注;负面特质词(10个):冷漠、粗鲁、自私、草率、马虎、粗心、急躁、妄断、拖沓、浮躁。
目标词判断词共24个词汇,积极词汇12个(自信、成功、希望、乐观、自由、善良、勤奋、纯洁、发展、果敢、关爱、喜悦),消极词汇12个(孤独、自卑、沮丧、病痛、贪婪、冷酷、无能、丑恶、阴险、善变、失落、消沉)。
实验流程由E-prime3.0软件编写完成。根据指导语对目标词进行分类;实验有一组练习测试和四组正式测试,练习测试为24个试次;正式测试为每组48个试次,共192试次。实验时间总时长约为15min。具体流程如下:首先,被试阅读指导语,随后,屏幕中央会出现一个黑色的注视点“+”500ms,接着出现启动词(如“温和女医生”“冷漠男医生”“温和男医生”“冷漠男医生”)250ms,随后掩蔽刺激“xxxx”出现250ms,最后出现目标词(连淑芳,2004;任娜 等,2012)。若目标词为积极词汇,被试按左边“A”键;若为消极词汇则按右边“k”键。整个实验过程数据由电脑自动采集,如图1所示。
图 1 启动范式流程图
Figure 1 Flowchart of the startup paradigm
各实验条件下被试反应时均值与标准差见表1。结果表明,无论是启动刺激为男医生还是女医生,正面启动组的平均反应时均短于负面特质启动组,表明正面特质信息加工更快。
表 1 四种水平下反应时平均值和标准差(n=88)
Table 1 The average valu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four horizontal reactions (n=88)
| 目标典型 | 特质 | |
| 正面(M±SD) | 负面(M±SD) | |
| 男医生 | 907.86±183.40 | 991.97±205.22 |
| 女医生 | 899.38±178.42 | 982.62±191.87 |
以目标典型性、特质为被试内自变量,反应时为因变量,展开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目标典型主效应不显著,F(1,87)=1.41,p>0.05,η2=0.02;男女医生带来启动的内隐评价无明显差异;特质存在显著主效应,F(1,87)=239.54,p<0.05,η2=0.73;正面特质加工速度显著快于负面特质;目标典型与特质交互效应不显著,F(1,87)=O.007,p>0.05,η2=0.00;特质的强度作用不受医生性别调节;目标典型与被试性别交互效应不显著,F(1,87)=0.02,p>0.05,η2=0.00;被试自身性别不会改变对男女医生的自动化评价。
表 2 两因素被试内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analysis of variance within two foctors
| SS | df | MS | F | |
| 目标典型性 | 6992.48 | 1 | 6992.48 | 1.41 |
| 特质 | 616140.03 | 1 | 616140.03 | 239.54*** |
|
目标典型*特质 |
16.31 | 1 | 16.31 | 0.007 |
|
典型*被试性别 |
108.18 | 1 | 108.18 | 0.02 |
注:*p<0.05,**p<0.01,***p<0.001。
本研究发现特质存在主效应,正面特质启动下被试反应时显著缩短,这该支持研究假设H2,契合印象形成理论的核心观点。特质携带清晰的情绪效价,属于高唤醒度个性化线索:当“敬业”“仁爱”等积极特质与医生标签同步呈现时,会快速激活公众对义务工作者的正向认知图式,降低认知加工负荷,提升分类速度;冷漠、马虎等负面特质与大众对医生固有积极期待存在认知冲突,个体需要消耗更多心理资源完成信息整合,最终表现为更长的反应时。这说明,特质是内隐评价的核心线索。
本研究未发现目标典型主效应,即被试对男医生与女医生的内隐评价无显著差异,假设H1为得到数据支持,该结果与传统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的部分结论形成对比(陈莉,王沛,2015),可从三方面解释:第一,医生职业具有高度专业性的属性,专业身份线索优先高于性别线索。医生的社会价值绑定专业能力、责任素养,个体加工相关刺激时会优先激活“专业从业者”群体表征,弱化男性、女性的性别分类信息,性别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被抑制。第二,随着医疗行业性别结构持续变化,女性医生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公众对女医生的接触频率与熟悉程度有所提高,传统“医生=男性”的刻板联结逐步淡化,现代社会反偏见规范深入人心,部分个体可能残留历史形成的微弱性别认知偏向,但自动化加工过程中,现代平等观念会自动抑制刻板印象的外显激活,最终表现为男女医生无差异化内隐评价。因此,本研究结果说明,职业身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覆盖或削弱性别类别信息的影响。
目标典型和特质类型之间不存在显著交互作用,假设H3不成立。该结果表明特质对内隐评价的促进/抑制作用具备独立性,不会随医生性别发生改变:无论启动刺激为男医生还是女医生,正面特质均会加快积极词汇加工,负面特质均会延长反应时。从社会加工双加工模型角度解释(徐霄杨 等,2019):性别属于概括化群体类别线索,特质属于个体化线索,二者分属两条独立加工通路。当职业身份高度突出时,个体认知资源向特质信息倾斜,类别线索的调节作用被稀释。本研究证明,针对医生这类高度专业化职业,本研究中青年大学生群体的自动化评价模式呈现出从性别群体归类向个体品质判断转变的特征,该规律有待更多群体样本验证。
本研究为理解职业群体内隐评价的不同来源提供初步证据,但仍存在四点局限。
第一,样本单一问题。研究仅选取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该群体与就医患者、医务从业者的职业认知、医患接触经验存在明显差异(刘峰,佐斌,2014),未来可纳入患者、医护人员、社会普通民众开展多群体对比研究。
第二,目标典型性维度操作有限。本研究仅以性别作为典型性操纵指标,未纳入权威感、亲和力、从业年限等职业原型特征,后续可多为量化目标典型性,细化刻板印象激活机制(陈海德 等,2020)
第三,数据维度单一。本研究仅采集内隐态度反应时数据,未同步收集外显自评问卷,无法对比内外显态度的分离、协同关系(杨阳 等,2022),后续可结合IAT、量表实现双重测量。
第四,情境变量缺失。未区别门诊、急诊、手术等不同医疗场景,场景是否会调节性别与特质有待进一步验证。
(1)特质显著影响个体对医生群体的内隐态度,正面特质条件下内隐评价更积极,信息加工效率更高;
(2)当医生职业身份被优先激活时,以性别为指标的目标典型性不会显著改变个体自动化内隐评价,传统医生性别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效应被削弱;
(3)目标典型性与特质不存在交互作用,特质信息对医生群体评价具备独立、更强的认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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