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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现代化逐渐成为世界学界的一个重要议题，产生了大量相关理论成果。在此背景之下，尽快实现现代化，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尤其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共识和紧迫任务。

但是在笔者看来，发展中国家与其追求现代化，不如直接追求终极价值。

1 主张的理由

与其追求现代化，不如直接追求终极价值的主张，从现代化的方面说，有三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现代化”是一个不清楚的概念。迄今为止，全球学界关于现代化的研究已有近100年的历史，但关于“什么是现代化”的问题，却还是众说纷纭，各持己见。

这些不同观点去掉明显经不起推敲的，可概括为5种。

（1）现代化就是工业化。最早提出这种见解的似乎是中国学者，在1933年由《申报月刊》发起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张素民明确说：“就国家社会言，现代化即是工业化。凡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即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胡秋原也说:“所谓现代化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机械化的意思。”[1]西方学者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有类似的说法，如戴维·波普诺说:“现代化是指发生在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主要内部社会变革。”[2]

（2）现代化是多种“化”。这种观点认为工业化不是现代化的全部，现代化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化”，只是不同学者的概括又有不同。丹尼尔·勒纳的概括是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新闻参与；[3]王勇的概括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世俗化；[4]方雷的概括是工业化、社会化、法制化和民主化；[3]黄德发的概括是城市化、市场化、知识化、服务化、公平化和福利化；[5]陃正的概括是工业化、城市化、科学技术化、社会的民主化和人的现代化。[6]

（3）现代化是现代科技的应用。胡福明说:“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是现代化的实质。”孙立平也说社会现代化是指人们利用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全面改造自己的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3]

（4）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强调现代化的最终要求是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使之具备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李秀林也认为“社会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3]

（5）现代化就是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前沿报告》（1998年）中的社会学综合报告认为，“现代化”一词的含义缺乏清晰性和确定性，随着发展社会学在我国的兴起，现代化理论成了发展社会学的一部分，而“现代化是什么”的问题也就转变成了“发展是什么”的问题。[3]张宪文的回答是把现代化视为社会发展的大系统，“它是由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城市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生活方式现代化、社会结构现代化、组织管理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这八个基本系统组成的”。[3]

以上五种观点，应该说都有一定的依据和道理，但相互之间又差异颇大，并且难以进行全部的通约统合。这就让人无所适从，不知在实践中，究竟该实现哪种说法的现代化。

由于“现代化”这个词的本义是指在现代出现的变化，又由于在现代出现的变化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或几种，而是很多种，于是越是对现代化做更多规定性的界说，就似乎越是显得更有道理和更具全面性，从而就有资格成为人们对现代化认定的首选。但是即便如此，人们对现代化的认定还是会有问题。因为“现代”和“现代化”是在不断变化的，而这就是笔者的主张的第二个理由。“现代”是一个相对性的时间概念，它相对的是现代之前的时代和现代之后的时代。由于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现代、前现代和后现代，这就意味，100年前人们所说的“现代”，对当下人来说就已经不是现代，而是前现代。而100年前人们所说的“现代化”，对当下人来说，也只是前现代的各种变化，而不是现代的各种变化，比如在当代才有的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之类，尽管也属于代表社会进步的变化，却不可能被概括在100年前的“现代化”的含义之中。这就是说，在某个时刻，人们对现代化界说得再全面，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不全面。这时，如果还想继续维持现代化概念的全面性，就得不断地往里面添加新的内容，使其规定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庞杂。这就说明，现代化就是一个永远都说不全面或不能全部说清的概念。既然如此，人们不论是按“现代化”的哪种固定解释去追求现代化，都会有所缺失。

最后，第三个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现代化”不属于目的价值。凡是被人追求的东西，都是目的之物，即有价值的东西。但是，目的之物的价值并不都是同等的，而是存在等级差异。亚里士多德对此早有洞见：有的东西被设为目的，是“因它物而值得欲求”；有的东西被设为目的，是“既因自身又因它物而值得欲求”；有的东西被设为目的，只是“因自身而值得欲求”，更确切地说，是“始终因其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值得欲求”。

显然，在上述三种目的中，“那些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目的，而只是追求另一目的的手段。或者说，它们形式上是目的，实质上是手段，并且是纯粹的手段。例如我们耗时费力地锻炼身体就并不是为了锻炼本身，而是想通过锻炼使身体变得健康。而“那些既因自身又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虽然不是纯粹的手段，但也不是纯粹的目的，而是手段和目的的混合物，既有手段的性质，也有目的的性质，一方面它因是某种手段的目的而被追求，另一方面它又因是实现另一目的的手段而被追求。对“另一目的”而言，它仍然只是手段，只不过不是纯粹的手段。例如健康作为锻炼的目的，也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为了能够活得长久，并且活得长久也不是最终目的，因为活着的人总还是要有所追求。只有“始终因其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才是最终的目的，亦即真正的目的或纯粹的目的，我们追求它就是为了它本身，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在它之后并成为它值得欲求的原因。因此，真正而纯粹的目的性价值，就是终极价值。终极价值不可能是多个，只能是一个。因为若是多个，相互之间必然又会有手段与目的或谁比谁更重要的关系。由此可知，有价值的东西存在三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是：手段价值、手段/目的价值（简称“工的价值”，其中的“工”即工具，代表手段，“的”代表目的）、目的价值。

据此判断，现代化作为有价值的东西，最多属于工的价值，而不可能属于目的价值，因为我们实现现代化，肯定不是为了现代化本身，而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认为这会对我们有利。其实，人追求任何东西，最终都是为了自己。

既然现代化不是终极价值，就不应该把它作为目的来直接追求，而应直接追求终极价值这个真正的目的。相对于终极价值来说，现代化作为在现代出现的各种变化，其实不一定都是值得追求的变化或好的变化，例如被有些人提到的“文化世俗化”就十分可疑，还有也是在现代出现的殖民化、资本跨国扩张化和列强争霸世界等变化，更难说是好的变化。这就说明，对现代的所有变化不加区分地一概追求，就不会都有利于终极价值的实现。此其一。其二，即便是那些一致被认为值得追求的属于现代的变化，由于往往在现实中通常会存在多种不尽相同的表现形式，如民主化的表现形式在英、法、美等先发展国家均有不同，而对现代化的直接追求又不可能为此提供评价标准，这就会出现不知该学习其中哪一种的选择难题。其三，追求终极价值所需要的各种手段或曰“工具”，并不都在现代化的既定外延之中，不仅传统中会有，而且还可以在当下根据想象创造发明，因而如果直接照学、照搬世上已有的现代化，那些不属于现代化却同样有利于终极价值的工具，就会受到无视或限制。

相反，直接追求终极价值就不会出现上述弊端。这时，终极价值就是最高评价标准。于是，只有那些有利于终极价值实现的东西或变化才值得肯定。并且，面对一种值得肯定的属于现代的变化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同样可以用终极价值做出评价结论，这就是其中只有最有利于终极价值实现的那种表现形式，才是值得我们模仿或选用的最好形式，这就可以避免盲目择定和不断试错，能够快速而有效地追求终极价值。不仅于此，既然是直接追求终极价值，那么，所有有利于实现终极价值的工具，不管它是属于传统、现有还是将有，也都能根据终极价值加以认定，而不会被无视或限制。

问题是终极价值究竟是什么？又能否得到确证？

2 终极价值的确证

人们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就是不提追求终极价值，也有客观原因，这就是在终极价值上难以取得共识。

终极价值即至善。至善对个人来说就是幸福；至善对社会来说，就是社会终极价值。在专制社会，社会终极价值是专制者的权力和利益，与其他人的幸福不仅无关，而且相互排斥，是对立关系。如皇权作为帝王国家的终极价值就排斥大众的幸福。在人人当家作主的民主社会，如果人们对幸福有一致的看法，个人幸福就会同时成为社会的目的，亦即社会终极价值，二者形成统一的关系。只不过实际情况是，对于幸福是什么的问题，始终存在多种不一样的说法，并且还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才导致民主国家的人们也就总是不能确定社会的终极价值是什么。

不过这个问题并非不可解决。

以往既有的幸福观，不算非理性的以来世幸福为至善的宗教幸福观，可归为九种，分别是以生命为至善的幸福观、以个人快乐为至善的幸福观、以公众的最大功利为至善的幸福观、以道德为至善的幸福观、以知识智慧为至善的幸福观、以自由为至善的幸福观、以“五福齐全”为至善的幸福观、以社会进步为至善的幸福观、以实现个人潜能为至善的幸福观。[7]这些幸福观由于在方法上，都是主张者根据自己的认定提出的，所以，虽然每种被指认的至善都是一种可以得到普遍肯定的善，却都无法证明它同时还是至善，也无法否定其他人主张的至善就不是至善。这才导致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

然而，只要想到至善作为最高或最终的善，必然是能涵括其他一切善的善，从而具有完全综合性的特点，就可以发现上述九种幸福观所说的那些至善，没有一个具有完全综合性的特点，全都是片面的善，全都不够资格充当至善，自然也不是幸福之所在。即便看似具有全面性的“五福齐全”的幸福观也不是，因为它至少也未能包含知智、自由、社会进步、实现个人潜能这些具体善。

既然至善必须具有完全综合性的特点，那么，只要我们找到了能涵括其他所有善的善，也就找到了真正的至善。而能达到或符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唯有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8]马克思说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其含义是指人的“全部才能的发展”不受任何分工限制。[9]这个观点与潜能幸福观以发挥人的潜能为至善的意思差不多，同样不能包含其他的各种善。可是，只要我们不拘泥于马克思的解释，而是赋予其新的涵义，就能使这个命题跃升为民主社会的个人和社会的终极价值。这就是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解释为，在个人自主自愿的前提下，不断提高人的各种需求的满足程度。

世界上的所有具体善物，都是因为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求才成为善物的。换言之，没有哪个善物不对应于人的某种需求。这就意味，人自主自愿地追求自己的全面发展，即各种需求的满足程度的不断提高，就是在追求所有的善，其中自然也包括前述九种幸福观所看重的生命、快乐、福利、知智、自由、道德、社会进步和个人潜能的实现或曰才能发展等。于是，人的全面发展就具有了至善的完全综合性特点，能够涵括所有善物。

真正的终极价值作为人的纯粹目的或终极目的，还应当具有现实可行性，不能只存在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彼岸；还应当具有永久可欲性，不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被彻底实现。否则，都难称“终极”。由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可以通过在现实社会中全面提升人的需求的满足程度来实际地追求，所以它具有现实可行性；又由于人的需求没有止境，这样的追求可以持续而无限地进行，所以它也具有永久可欲性。

3 终极价值的追求

当既是社会也是个人的终极价值已被找到并得到确证，我们就可以将它作为真正的目的直接追求，并根据“是否对于追求它最有利”为评价标准，来选取用于追求它所需要的各种工具，这其中也包括对属于现代化的各种变化及不同变化形式的筛选。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高度抽象的命题，具有笼统性，在实际操作中，还不能直接用它作为选用工具的标准，这就需要对它进行一定的分解，使之具体化。其方法是根据人的四个需求层次，即在世需求、生活需求、交往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将这个终极价值分解为对应这四层需求的四大指标，即康寿、富裕、和谐和自由。[10]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来说，人的在世需求，就是个人保全生命的需求。保全生命一方面是指保护生命的完好无损性，另一方面是指保持生命的长久性，因而人的在世需求的满足状况是康寿，即健康和长寿。人的生活需求就是个人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物质生活需求包括吃、喝、住、行、性之类，文化生活需求包括休闲、游玩、娱乐、竞技、求知、益智之类。由于满足生活需求的对象不是物质财富，就是精神财富，因而人的生活需求的满足状况就是富裕，即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充裕。人的交往需求即个人在社会中进行各种人际交往活动的需求，直接包括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组织、个人与社会（国家）的交往活动，间接包括人与自然的交往活动，因为这种交往活动，也折射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于只有和谐的交往关系才能使人际交往产生有利于相互交往者的结果，因而人的交往需求的满足状况就是和谐，即融洽、温馨而有序。人的自我实现需求是指个人发掘发挥其潜质、才能，以实现其人生价值的需求，其基本形式是创造性活动。由于只有当人在自由的时空中，自主自愿而免受阻限地活动，才能充分发掘自己的才能，因而人的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状况是自由，可让人在相对最大的时空中，自主、自愿且无所阻限地进行创造。

有了终极价值的四大指标之后，就可以评选出哪些工具才是最有利于满足人的在世需求、生活需求、交往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同时可知，只要一个社会能够不断地提高人们的康寿度、富裕度、和谐度和自由度，就是在不断地提升人的各种需求的满足程度，不断地推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自然也是这个社会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变得越来越好，从而总是现代的好社会。

参考文献：

[1]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233，327．

[2]［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下册）［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618．

[3]郭德宏．什么是现代化？［J］．新视野，2000（2）．

[4]王勇．论现代化的几个“前提假设”［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1）．

[5]黄德发．什么是现代化?［J］．中国农垦经济，2001（1）．

[6]陃正．什么是现代化［J］．世纪评论，1998（1）．

[7]韩东屏．追问幸福［J］．伦理学研究，2015（5）．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83．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48．

[10]韩东屏．论终极价值［J］．河北学刊，2013（1）；韩东屏．关于自由的价值思考［M］//价值论研究（第2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5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