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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19世纪中期德国盛行的观念哲学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批驳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并将共产主义称之为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揭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途径。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种运动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本中阐述了运动的主体、目标和条件，为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借鉴。重新考察文本中蕴含的共产主义思想，聚焦共产主义运动何以可能，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推进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着重要启迪意义。

１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主体——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出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1]德国的思想家们所进行的争论始终停留在思想的层面，将德国的现实作为思想斗争的产物。无论是老年黑格尔派还是青年黑格尔派都认为宗教、观念和普遍的东西统治着这个世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成了德国现实的国王。在这种以一种观念批判另一种观念的斗争中，德国的思想家们企图通过纯粹观念的争论来解决德国的现实问题。共产主义运动在这种争论中更是毫无存在的余地，共产主义思想更是被各种虚假的社会主义所代替，德国的思想家们始终无法找到改变德国现状的途径，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更是无从谈起。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鞭辟入里的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同这些哲学家思辨的哲学争论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国的交往形式和交往关系入手，从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个人出发，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的考察中，找寻到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主体——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1.1 前提：“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现实活动的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德国思想家关于哲学的批判始终停留在宗教观念的批判，批判的出发点局限在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上，社会中存在各种政治道德观念都是关于宗教神学的观念，宗教的统治成了一切观念的前提，“一般人”被宣布成为宗教的人。与这种宗教的人的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的历史不是宗教和神学统治的历史，真正的历史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的历史。同时这个个人不是幻想中的个人，是从一开始为了生活必须从事生产生活资料的现实的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人站在了历史的开端，在满足存在所需的生活资料生产之后，现实的人又进行着延续自身生命、新的生活需要和自身发展的再生产。在对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形成的所有制进行分析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进一步的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1]，而社会结构和国家也是在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里所说的一定的个人，不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也不是施蒂纳的“唯一者”，而是从事生产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个人。而共产主义运动作为改变现状、真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实践运动，其运动主体首先是现实的个人，而非停留在幻想或意识观念中脱离现实的人。从事现实活动的人也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参与者和物质条件。

首先，现实的个人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参与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德国思辨哲学的实质——即德国的思想家认为通过观念批判就能改变德国现状。但在激烈的思想争论中，德国思想界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共产主义被各种思想所篡改，德国始终无法找到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式。从运动的构成要素来说，德国各种先知所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立足的是宗教的人、自私的人，没有找寻到真正的运动主体。现实的个人不同于宗教设想的人，是在现实中进行生产实践的个人，其实践活动创造着历史，现实的个人发展的需求推动着生产力的提高，推动着社会形态的演进。共产主义运动作为推翻剥削阶级、追求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运动，是真实的运动、是改变现状的运动、是需要通过长期斗争才能取得胜利的运动，运动的主体前提必须是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作为社会主体，在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才能真正成为共产主义者。

其次，现实的个人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条件。“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共产主义运动要实现社会发展阶段的跨越，必须借助现存的社会物质条件，在原有社会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共产主义运动，为进一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物质基础。现实的个人生产着物质生活本身以及物资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在满足个人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情况下，为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物资条件。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1]，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始终无法改变德国现状。立足现实的个人，从现实的物质生活出发，才能改变现状。但是，在思想的闪电击中人民园地之前，现实的个人只能是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提，现实的个人在没有接受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指导之前，并不具备推翻一切压迫和剥削、进行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的意识，只能是运动的参与者。“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 在变革现存社会状态的运动中才有其蓬勃的生命力和真实性的力量”[3]，而现实的个人要转变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主体，必须成为变革现存状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在掌握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进行，直至取得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

1.2 主体：“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关于意识的生产一节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的命题，“……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突出强调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所在——进行革命斗争和改变现状。在提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这个命题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将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提出了同德国思想家所不同的历史观。在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道：“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1]如何实际地推翻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社会关系，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实践，是革命的实践，并在实践基础上提出了新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产生以前，德国一些思想家们将历史称之为宗教的历史，历史是“神人”支配着的历史，宗教幻想的历史取代了现实的历史。这些脱离了现实和实践的历史观，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缺乏清晰和正确的认知，无法认清历史产生的根源，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旧历史观中提出了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者”的命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德国存在的各种历史观进行批判中提出的，主要集中在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以及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批判。在提出这个命题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率先批判了唯心主义历史观对于现实进行的颠倒性认知，宗教的历史始终是幻想和虚构的历史，脱离现实的历史犹如无根之木，停留在观念领域的历史观无法看清历史的真相，用虚幻的宗教迷雾掩盖了统治阶级的压迫。在对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于感性世界的错误认知，“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在费尔巴哈那里，感性世界被理解为单纯的直观，是先天存在、一成不变的世界，人的实践活动对于感性世界的改变并不是人的真正活动，人作为“人自身”，作为“抽象的人”，只将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人的实践活动对于感性世界的改变，没有真正认清人的本质，忽略了实践活动对于感性世界和人的至关重要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分析了人的实践活动对于感性世界的影响，将实践活动作为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正是人的实践为自然界带来了新的变化，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历史产生的根源。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个人怎样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一切社会关系的形成由人们的实践活动决定。因此，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真实世界和现实的个人统一的基础。共产主义者，也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在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和人的本质的清晰认知上，更加渴求改变现状，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所以，共产主义者首先是具备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践唯物主义者。

在对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阐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两个特点，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主体提供可能。首先，实践的唯物主义具有革命意识。共产主义运动是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运动，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必不可少具有革命意识。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是从实际出发改变社会，使世界革命化，鲜明的革命意识以及改变现状的强烈意愿与“共产主义”是相通的，也是其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主要原因。其次，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具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有着清晰认知，更是充分地认识到社会发展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从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出发，明确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更加清醒的将自身的实践活动投入到推动历史发发展的进程中，具有改变现状的意愿。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在不具备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革命意识之前，他们的实践活动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但在19世纪资本主义的剥削下，生存条件越来越少、改变自身的机会近乎渺茫。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具备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革命意识，将该改变自身现状的可能性寄托于革命的实践活动，自觉成为唯物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自觉加入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追寻共产主义社会中改变现状。

2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指引——共产主义社会的初步设想

一个运动的开展必定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者获得某种需要，共产主义运动也不例外，正是在一定目标的引领和激励下无产阶级才会联合起来进行革命。因此，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可能，必须具备明晰的目标指引。而这个目标就是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本中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初步设想，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中，分析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可能性。目标内容的具体性以及目标实现的可能性都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价值引领，正是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无产阶级积极主动参与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在无产阶级的联合中开展共产主义革命。

2.1 目的性：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初步设想

在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初步设想集中体现在对分工的批判中，当人意识到自身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在与周围人们往来中，人发现自身与他人的不同，由于性别、天赋和需要的不同，产生偶发性的分工，但当人们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分工成为真正的分工。随着对于与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分配，私有制也随之产生。在生产力得到一定的情况下，人们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质财富和劳动产品，分工就会摆脱最初为了共同利益进行的劳动分工，个人利益占据劳动分工的主要地位，个人利益开始与共同利益产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人占据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聚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在与政治权力的勾结下，逐渐成为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而普通大众在竞争中丧失优势逐渐落败，成为被统治的无产者，处于社会的底层。在这样的社会中，私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分裂的社会中，无产者为了生存下去，被一种强加的、异己的力量所控制，无产者的活动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劳动成了一种被迫的、不情愿的劳动，导致劳动的异化。在这个统治阶级占主导的社会中，无产者只有通过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改变自身的悲惨现状。“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1]在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消灭旧的社会形态和打破旧社会强加给无产者的枷锁，更要在革命中夺取政权。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化的前提下，无产阶级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针对私有制占主导的社会现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初步设想：“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几个特征：第一、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私有制的社会。共产主义运动同其他运动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于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的消灭，也只有在消灭私有制的条件下，异化的劳动得以消除，劳动不再是强加的劳动，而是成了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消灭私有制的前提条件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旧的社会形态无法适应较为发达的生产力，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旧的社会形态才会被新的社会代替，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情况下，无产阶级才能通过革命夺取生产资料所有权，成为社会的主人。同时，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一切源泉将会得到充分涌流，在异化劳动消灭之后，每个人不再局限在特定的活动范围内，成为一个自由发展的人。第二、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这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竞争不同，社会成为物资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调节者，避免了财富向少数人的聚集，使社会成员在共同劳动中能够同等享有社会发展成果，消除了贫穷产生的根源，社会调节着生产和分配，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本中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初步设想，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逐渐成为当时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指向。在之后的文本写作中，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得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更是在当代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建设的价值追求，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2.2 必然性：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历史必然性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独特优势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带来了目标引领，而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更是坚定了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信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取代中世纪开始。在中世纪，随着分工的发展，城乡分离，越来越多的农奴逃入城市，成为受手工业行会控制的劳工，而随着贸易和交通的发展，产生了第二次分离，商业和生产分离，商业贸易得到极大发展。但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工厂手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大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作，在随着航海大发现和交通的扩大，狭小的地方市场被庞大世界市场所取代，资本主义将全世界各民族卷入到了世界市场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工业资本渗入到各个地方，破坏了原有的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破坏着原有阶级的统治。伴随工业资本而来的大量生产力，在原有的封建私有制看来是破坏性的力量，但实质是旧的封建私有制已经成为现有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种破坏性的力量摧毁了封建主的原有统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的统治代替了封建主的统治，在资本主义开拓的世界市场中和发达的工业生产力中，资本主义迎来了自己的统治时代。但是，在资本主义取得统治之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在世界竞争中取得优势，先进的技术被局限在特定的范围内，生产力只能得到片面的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同现有的生产关系产生矛盾。因此，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已经成为桎梏的旧的生产关系会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昭示着共产主义运动胜利的必然性，指明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层面论述了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阐明了社会形态变更的规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垄断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尖锐矛盾：“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4]在资本垄断发展到一定阶段，绝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绝大部分劳动者劳无所得，劳动者的贫穷同资本家的富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长此以往，劳动者为了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只能通过革命的途径，资本主义社会也将灭亡。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中所指明的：“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两种不同的论证角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必然性，正是如此，才能让广大的无产阶级看到共产主义运动胜利的可能性，才能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性，吸引更多的劳动者投入到共产主义运动中。

3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开展

共产主义作为现实的运动，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取得胜利的。在19世纪中期，资本正在疯狂的寻求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随资本而来的先进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共产主义运动受到资本主义的强烈压制。在这一时期，开展共产主义运动，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即生产力的大幅增长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化，生产力的大幅增长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物资条件，世界交往的普遍化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力量联合的可能。在满足开展运动所需的条件后，无产阶级更需要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来将共产主义运动具体化，这一实践活动就是革命，“共产主义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5]，在革命中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夺取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

3.1 生产力的大幅增长

共产主义运动是改变现状的运动，是推动社会形态变更的运动，运动的开展需要有着充足的动力。生产力的大幅增长，无论在哪个时期，都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蕴含着共产主义运动所需的动力，涵盖着对于旧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同时，生产力的大幅增长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必备条件，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在生产力较低水平的社会形态中开展，而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旧的社会制度无法容纳新的生产力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具备一定的生产力水平要求。

生产力的大幅增长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条件：第一，生产力的大幅增长，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为共产主义运动开展提供物资条件。资本主义利用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财富控制了社会中的公共机关和国家暴力机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对共产主义进行全方位的围堵，并在思想领域严格控制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带来了诸多困难。但生产力的大幅增长，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斗争武器，使无产阶级不再是赤手空拳的进行斗争，也为无产阶级进行暴力斗争提供了可能性。第二，生产力的大幅增长，消除了极端贫困。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贫穷的普遍化只会导致争夺必需品斗争的扩大化和激烈化，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始终停留在观念中，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更是无从谈起。在生产力的大幅增长下，人们的必需品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才开始思考追求更加理想的生活状态，才有可能去接触共产主义思想、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第三，生产力的大幅增长和高度发达，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取得最终胜利的保障。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但贫穷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丰富的社会。因此，生产力的大幅增长为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提供物资保障。

3.2 世界交往的普遍化

生产力的大幅增长，推动着世界市场的形成，提供着更加便利的交通和联系方式，为世界交往的普遍化提供着前提条件。“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在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世界交往的普遍化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两个条件：（1）世界交往的普遍化为联合世界无产阶级成为可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将财富集中资本的所有者手中，大多人在资本的剥夺下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形成了贫穷的劳动者和富有的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对于中，从事一线生产的劳动者，渴望脱离长久贫穷的困境，在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引导下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主体，将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世界交往的普遍化为建立共产主义联合和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广泛进行提供了可能性。（2）交往的普遍化消除了共产主义的地域性。在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只有在取得政权的各民族共同行动才能建立，如果缺乏交往的普遍化，共产主义运动只能停留在特定范围内，是带有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地域性的共产主义面对强大的世界竞争以及资本主义势力的包围，无法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共产主义运动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胜利，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在20世纪，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论。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6]列宁“一国胜利论”是根据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存在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定国家内可行，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具体运作于俄国中，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地域性共产主义的验证，丰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理论的时代内容，指导着世界受压迫民族兴起反抗，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指引。

3.3 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1]共产主义革命独有的反阶级性，要求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具有同以往暴力革命不同的运动目标——即消灭阶级。以往的一切革命，在运动方式上采取暴力革命，但始终缺乏清晰的革命目标，只是将革命的胜利集中在取得生存环境的微小变化上，对于阶级的存在缺乏清晰的认知，革命目标不具有前瞻性和超越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吸收以往一切革命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跨越时代束缚的科学共产主义运动目标，将革命的矛头指向一切统治阶级，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指明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

如何取得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如何消灭统治阶级，是运动的首要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德国思辨哲学时将出发点立足于现实的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要将运动立足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独有的革命坚定性以及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进行斗争，共产主义运动的关键。无产阶级面对强大的反动统治阶级势力，必须采取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取得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但在共产主义运动胜利之后，是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还是需要经历一些其他发展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本中并未过多论述，更为具体的强调了运动的手段和目标。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必须用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指导无产阶级，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无产阶级就会陷入迷雾中，无法真正开展共产主义运动，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德国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因所在。因此，无产阶级在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必然取得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

4 结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指明了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所需具备的条件，为当时无产阶级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但随着时代发展和环境变化，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从兴起走向繁盛再到陷入低潮的过程。陷入低潮的共产主义运动如何再次兴起，需要结合时代科学分析运动所需的新条件。随着资本主义统治得越发巩固，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难度也随着上升。但面对低潮，放弃共产主义运动不可取，必须要坚守共产主义信仰，依据时代发展创新共产主义运动所需条件，为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积蓄力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刘增明．重新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共产主义［J］．理论月刊，2018（6）：25-30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5]石云霞．状况·理想·运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7，3（1）：32-44．

[6]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