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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介作为一种新的信息载体和环境，是人类用各种数字记录的对崭新世界的“共同知觉”。新的媒介环境为青少年追星提供了更多便利，其追星行为经历了从只能线下参加偶像演唱会、见面会等活动发展到通过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为偶像线上投票、打榜等方式的巨大转变。同时，在数字媒介时代出现的青少年追星失控、畸形崇拜偶像等乱象也严重破坏了追星生态，产生了新的教育危机。因此，聚焦数字媒介时代青少年追星的乱象，在数字热潮中深入分析其原因，把握数字媒介环境的作用机理，据此澄明新媒介环境对青少年追星乱象的教育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1 数字媒介时代青少年追星乱象的内涵与表征

1.1 数字媒介时代青少年追星乱象的内涵

数字媒介亦称“新媒介”，指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计算机使现存媒介的信息数字化，从而使文字、音像等各种信息得以转换和交融。人们熟知并使用的手机、微博等都是数字化技术的产物。通过数字媒介，人类实现了人与人、人与物的互联，实现了知识、智慧、经验、思想的代际传承。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营造了一种全新、全维、全模态的数字化媒介环境[1]。这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一种结构性的变化，人们处于一个数字媒介时代当中。在开放包容、动态多元的数字化环境中，追星是青少年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然而不良的追星乱象却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数字媒介时代的青少年追星乱象，是指以中学生为主体的青少年，把明星作为自己的偶像并运用手机、电脑、平板等新媒介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狂热追星，过度痴迷于屏幕前的偶像甚至为此做出某些偏激行为，因此破坏追星生态，损害自己和他人身心健康的现象。

1.2 数字媒介时代青少年追星乱象的表征

数字媒介已经渗透到青少年追星生活的诸多方面，不断影响和改变着个体的时空观念和感知方式。广大青少年在丰富追星体验的同时，也滋生了诸多追星的乱象并体现新的表征。

（1）追星泛娱乐化

在数字媒介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2]。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当下的追星环境更加宽松，追星手段更加多元、快捷，追星活动的娱乐性也不断增强。数字媒介将追星活动以更便利、更直观的形式呈现在公众的眼前，极大地刺激着青少年的感官和心灵，并在潜移默化中向其灌输“娱乐至死”“娱乐身边的一切”等极端思想，从而使青少年掉入泛娱乐化追星的陷阱。青少年对“抖音”“快手”等新型短视频平台的大量运用，其主要目的并非获取学习知识、新闻资讯，而是关注明星艺人的八卦新闻、娱乐表演；其崇拜的对象也逐渐从历史伟人、领袖、英雄楷模逐渐转变为流量明星、为博人眼球而故意扮丑出圈的各类网络红人等。国计民生新闻的关注度降低，而不断痴迷于追星的狂欢，这使得青少年越来越难以在追星的过程中保持理性。

（2）偶像崇拜快餐化

在数字媒介时代，偶像推陈出新的速度与青少年选择偶像的速度具有极大的关联。青少年对外界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也很高，这为其快速适应明星艺人“井喷式”增长提供了可能。数字媒介环境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借助新的数字媒介平台迅速参与到追星过程中。当外表、声音、形体等外部条件符合自己的审美标准时，青少年会快速抛弃自己当时所心仪的偶像，转而追随新的明星，并在后期不断更新，形成“三观跟着五官走”的扭曲价值观[3]。青少年在偶像的选择上遵循快餐的“速食主义”原则，这些“速食主义者”在对“食物”的选择上主要以外观为主，随着各类“食物”的推陈出新，当下热门的“快餐”随时可能被取代。他们对偶像的崇拜还停留在最浅层的视觉欣赏，却对明星的人格、内涵等内部特征缺乏深度了解，在追星时缺乏深度思考，过于肤浅和表面化。青少年快餐式的追星行为表面上满足了其对片刻式欢愉的追求，实际上却是其价值观偏离及追星畸形化的深刻体现。

（3）“饭圈”行为失控化

“饭圈”无疑是当前网络流行文化领域最热门的词汇之一，有粉丝圈或粉丝社群之意，也可用来形容那些组织结构、行为模式与流量明星粉丝社群相类似的事物。“饭圈”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暗含着贬低与谴责的倾向[4]。青少年在追星的过程中，将“饭圈”视作其在数字世界中所专属的精神家园，投入大量时间来完成所谓的“家庭工作”，如在微博、微信、QQ音乐等各个网络平台上为自己喜欢的偶像宣传、打榜、造数据、控评，想通过平台上优异的数据成绩和极高的明星排名来讨自己喜欢偶像的欢心，同时也让自己感受到“养成系”偶像的快乐。此外，由于“饭圈”信息的互通速度更快，青少年可以及时知晓偶像的工作行程、商业宣传活动等，从而在直播间为偶像疯狂刷礼物、购买偶像昂贵的数字专辑、在明星开设的网店肆意消费，为各种明星产品买单。当青少年的生活费难以支撑自己的追星消费时，甚至会通过网络贷款等手段来达到自己追星的目的。

2 数字媒介时代青少年追星乱象的原因分析

数字媒介时代青少年追星泛娱乐化、快餐化及失控化等乱象的出现并非无迹可寻。究其根源，不难发现其与数字媒体的不当宣传、偶像制造的商业化、追星机制的扭曲，以及青少年在线追星意识的淡薄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形成追星乱象的症结之所在。

2.1 数字媒体的不当宣传对青少年价值观的误导

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的形成期，追星是青少年情感满足的正常需要，也是其心理成长的里程碑。新媒体的出现是数字时代的标志，媒体的新闻传播活动是现代社会青少年追星行为的重要承担者。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媒介加大对某些新闻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新闻，能影响受众对这些新闻重要性的认知。数字媒介时代，偶像常常被视作价值观的代言人，因此，数字媒体对偶像的打造和宣传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尤为重要。然而，每个明星背后都与巨大的商业利益息息相关。为了吸引更多青少年粉丝为偶像“买单”，资本方大力打造各类头条网站、视频网站等虚拟平台，同时各大网络媒体不加筛选地对热门的明星偶像大肆宣传、炒作，获取明星隐私甚至丑闻并将其不断放大和迅速传播，这些宣传迎合了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以及对归属与爱的需要。伴随着“黑红也是红”的明星在网络平台的屡次露面，这些不当宣传已经严重导致了青少年价值取向的偏离，误导青少年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2.2 数字媒介时代明星偶像制造的商业化

数字媒介时代，明星偶像的制造与传播具有更迅捷的社会效应。德才兼备的明星偶像会使青少年“如沐春风”，而素质低劣的偶像却会使青少年“近墨者黑”。数字化的流量使得明星偶像主演影视作品的票房、各类真人秀等综艺节目的收视率、代言产品的销量等通过流量快速变现。这也成为资本家通过明星艺人获取源源不断的商业利益的途径。在利益的驱使下，资本家背离了道德与伦理，开设各类“造星工厂”批量化地生产偶像。他们通过各种粉丝福利，如开展粉丝见面会、音乐会、公开表白粉丝等活动来吸引更多粉丝为偶像买单，而粉丝流量也逐渐演变成“购买力”的代名词。明星偶像制造的商业化，使得通过“官方手法”流水线式地打造流量明星成为常态，严重影响了追星生态和青少年的健康发展。青少年往往被官方人设中具有“男友人设”“校草人设”的偶像所吸引，盲目跟随和模仿这一虚假制造的偶像的不当行为，影响自我的健康成长。

2.3 数字媒介时代青少年新型追星机制的扭曲

传统媒介时代，青少年追星模式相对单一和简单，追星门槛也较低，买一张门票便能听到偶像的演唱会。进入数字媒介时代，随着信息和媒介技术的发展，追星模式逐渐转移到数字媒介平台上，青少年追星的路径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往常的粉丝群逐渐演变成所谓的“明星后援会”，入群要求五花八门。譬如微博粉丝群要求粉丝要为偶像反黑、控评、创建多个微博账号并发布一定数量与偶像相关的微博，原本属于青少年的网络空间被偶像剥削。此外，即便同为粉丝，也被各类数字化的依据划分成三六九等，不同等级的粉丝话语权和各项权利都有所差别。投入金钱和精力在偶像身上越多的粉丝，其追星会更为便捷，这种利益化的追星机制扭曲了青少年的追星行为。为了实现和偶像的近距离接触，获得偶像的关注以及对自己爱意的回应，青少年会主动接受诸多不合理的追星要求，个体的情感体验被异化，默认互联网资本剥削自身的“数字劳动”。

2.4 青少年在线合理追星意识的淡薄

数字媒介时代，各类短视频平台、音乐平台、微博等是青少年追星的主阵地，也是青少年及时获取偶像信息、与偶像在线互动的主要桥梁。从最初的线下追星发展到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进行追星，青少年的追星守法意识淡薄。部分未成年追星族，因为所崇拜偶像的言行举止让自己心情不悦，或与其他明星粉丝发生争执互撕而在网络上发表攻击辱骂、恶意造谣的言论，甚至出现更为严重的追星违法行为。在网络世界中追星，粉丝隔着手机、电脑屏幕进行交流，人人都被隐藏在数字媒介的幕布后，而诸多网络追星平台未设置青少年模式，也不需要实名认证，因此给予了青少年极大的追星空间。即便他们在追星的过程中悬搁具体的社会身份，出现了违背道德底线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然而在调查取证困难、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受到法律处罚的概率极小。这也导致了部分青少年在网络中不能合理追星，而是在网络法律的边界中反复横跳。

3 数字媒介时代青少年追星乱象的教育对策

数字媒介时代中媒介技术的发展直接影响着现代教育的开展形式和教学质量。有效治理数字化时代青少年追星的乱象，需要充分发挥数字媒介给教育带来超高质量、超精准、超速率的优势，并将传统媒介与现代化数字技术相结合，共同运用到改善青少年追星乱象的教育教学当中。

3.1 明确大数据算法机制，加强价值观教育

当个体在超现实的数字空间中进行追星时，数字化界面将以“我”为信息中心，所有信息流动都围绕“我”的浏览轨迹、兴趣偏好不断巩固与强化，利用数据算法描摹“我”的画像并持续“投我所好”，推送更多符合“我”的兴趣的娱乐新闻，“信息茧房”便由此产生。[1]而“我”的浏览轨迹、兴趣偏好正是个体价值观的体现。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中，青少年的价值观是影响其对追星内容主动选择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在传统计算机课程实践中，应补充对大数据算法、算力等计算机制知识的拓展教学；在思想政治课堂上，加强对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青少年正确追星。

（1）加强对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青少年的价值观决定着其对偶像的行为和追星模式的选择，是影响其追星观的核心因素。加强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实践，对青少年的追星行为能够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5]因此，思政课应进一步深化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作用领域，引导和匡正青少年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数字时代有太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鱼目混珠”的公众人物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易产生误导，从而导致行为的失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是要以积极向上的价值准则来引导青少年，使他们接受主流的价值观体系[6]。通过教育和引导，使青少年在数字时代形成自己的判断力和辨别筛选能力，自我审视追星过程中的行为是否出现偏离，从而形成正确的追星观，避免追星失范行为。

（2）加强青少年对自身追星的理性认识和积极引导

数字媒介是青少年表达价值追求和精神追求的主要载体，而追星是青少年表达情感诉求的主要方式，是其心理需求的外显与具体化。因此，教育中，我们首先要引导青少年正确看待偶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指导其追星行为。其次，偶像消费行为在青少年追星过程中已无法避免，但由于其自主判断力和财务管理能力还不够成熟，因此不能对其消费盲目纵容，而应当通过教育使其进行更加合理的追星消费。例如，运用手机上的各类记账App让青少年记录追星消费,使其明确自己的费用支出情况并带领其做好总结，从而实现追星的适度消费。最后，要引导青少年学会甄别偶像的优缺点，合理辨别网络宣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据，在信息洪流中自主筛选积极向上的追星内容。在大数据算法的“积极配合”下，形成追星的良性循环并促进青少年的个性成长。

3.2 运用数字媒介途径，宣传正能量偶像

青少年处于“无人不网”“无时不网”“无处不网”的时代，数字媒介技术已成为变革教育的结构性力量。媒介是粉丝崇拜感产生的载体，也引导着粉丝崇拜感的维持或断裂。现代社会，大众媒介作为偶像与粉丝之间交流的载体，在粉丝对偶像崇拜感的变化中起到了宣传、崇拜和模仿的作用。是粉丝对偶像崇拜感形成最有效的形式。[7]因此，要充分运用数字媒介这一载体，弘扬社会主旋律，更多地向青少年宣传正能量追星榜样。

（1）学校要发挥宣传正能量偶像的主阵地作用

学校是开展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应当充分运用学校多媒体，播放老一辈革命家感人事迹的纪录片，增强青少年对英雄人物、时代伟人的敬佩和崇拜，为青少年树立真正应当效仿的明星。此外，学校应当发挥课间广播的重要功能，精选广播内容，让青少年在耳濡目染中形成对医生、科学家、体坛明星等人物的崇拜，加强正能量偶像的宣传，营造追星的积极态势。此外，学校的电子阅览室及机房应加强对正确使用数字媒介的环境营造，使学生能更合理、更科学地运用现代化的学习设备，学习并感受到榜样的力量，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2）加强网络与现实中偶像教育的合力

网络媒体是数字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更是青少年追星的主要媒介。为了促进青少年思想的健康发展，挑选并追寻正能量偶像，加强数字媒体的社会责任是最基本的保证。同时，现实世界是青少年生活的实质性场所，学校里老师的榜样行为、家庭中父母的角色模式，以及社会公众的追星氛围都无时无刻地影响着青少年追星行为的变化。因此，教育应当抓住网络与现实二者合力的契机，运用语言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等传统媒介开展家庭教育、课堂教学，传播社会正能量榜样。同时，新闻媒体通过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与现实中的偶像教育形成合力，扩大对青少年合理追星的教育引导，加强青少年对偶像选择的感悟与理解，帮助青少年建立以特质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和依恋，关注偶像的内涵物质与精神品质，促进自身的健康发展。

3.3 提高数字媒介素养，开展线下追星活动

青少年在追星过程中对数字媒介的过度依赖，使其越来越为媒介所奴役，成为容器人、信息动物。因此，提升青少年对媒介的认知和使用规律并运用数字媒介进行合理追星至关重要。

（1）开展数字媒介素养教育

数字媒介素养包括技术能力、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培养青少年的数字媒介素养有利于规范其追星行为。首先应加强计算机课程的开展，促进青少年正确操作电脑浏览明星信息、观看明星作品、理性参与线上追星活动。其次，通过给学生布置相应的课后作业提升青少年的信息收集和识别能力，帮助青少年有效辨别追星信息的真伪。最后，学校应开展网络素养教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民法典》为依据，通过开设普法教育专题讲座、法律知识竞赛等方式向学生普及法律知识，树立青少年对法律的敬畏和自觉遵守意识，明确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偷窥偶像行程、泄露明星隐私、故意在偶像影视作品下发表恶评等行为并不是健康的追星方式，有效引导青少年把握在数字世界中追星的尺度，明确行为红线，引导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展开活动[8]。

（2）加强线下追星活动的创建

从机械复制时代、信息时代到数字媒介时代，电子义肢与数字算法开始替代肉身的体验，青少年追星的身体体验被逐渐弱化。数字媒介技术异化了个体的感觉方式，青少年沉迷于互联网上所呈现的明星，而忽视实际生活中的各种“民星”偶像，继而导致个体交往亲密性与交往品质的下降。因此，学校可以通过组织学生观看优秀师生作品展、聆听各类专家学者讲座、参与校内外实践活动等方式提升青少年线下追星的体验感，从而转移对数字媒介的注意力，降低对数字媒介的依赖。在数字信息时代充分合理地运用传统媒介的优势，提高青少年追星的自主认知能力和现实体验感，实现青少年追星的健康化发展。

4 结语

综合而言，青少年追星行为是其特定年龄阶段心理发展的“附属品”,它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和过渡性的特点，而在数字媒介时代所出现的种种追星乱象也引发了人们对教育对策的思考。教育的作用在于引导青少年客观地看待追星这一事实，并通过提高青少年的数字媒介素养，使青少年明确大数据算法机制及追星乱象背后的资本操纵，向青少年宣传更多正能量的榜样明星，从而有效引导青少年运用数字媒介合理追星，营造健康的追星生态。

参考文献

[1]毛迎新，谭维智．数字媒介时代师生交互的特质嬗变、潜在风险与路向澄明［J］．开放教育研究，2022，28（5）：40-43．

[2]［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45．

[3]柏宏媛．新媒体视域下青少年追星乱象的理性分析与正确引导［J］．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21，41（9）：71．

[4]高寒凝．“数字劳工”们的战争：“饭圈”乱象与互联网时代的偶像工业生产机制［J］．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216（4）：163．

[5]杜尚泽．“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N］．人民日报，2021-03-07（1）．

[6]郭青，李奋生．“泛偶像”时代青少年榜样教育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36（1）：85．

[7]马晶．青少年追星现象的思想成因分析［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8（11）：199．

[8]毛奕峰，王岩．“饭圈”乱象及其意识形态批判［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41（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