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西昌
彝语中,把银称作“曲”,“曲”和“白色”同音,故彝语中“银”的称呼兼具了属性和颜色特征。历史上彝族地区就产出过大量金、银、铜、铁等金属,到了近代,茶马互市、鸦片买卖等各种商贸往来,导致彝区流通积聚了大量的白银。白银的大量积聚给彝族地区带来白银消费、白银加工制作业发展的机会。
位于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的瓦曲村,有大凉山“银饰第一村”的美誉。瓦曲村加工的银饰产品以头饰、领饰、耳环、耳坠、手镯、戒指等六大类为主,销售至凉山各地及成都、云南、贵州等地。凉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只要有彝族的地方,就能看到瓦曲村加工出来的银饰。”2016年底瓦曲村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实现了人均年收入5万元以上的发展目标。2019—2020年,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等国内新闻媒体对凉山瓦曲银饰进行了宣传报道,通过“非遗+扶贫”的方式,凉山瓦曲银饰不仅被国内外所看到,同时对凉山彝区巩固脱贫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自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中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将其提升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生产性保护”与“产业化延续”哪个利大于弊的问题也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两者间争论的核心就是,民间传统手工技艺能够得到真实性、整体性的传承?此外,当我们将非遗传承、创新性发展纳入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中,就意味着我们要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可参照范例的寻找与实践困境的反思上。
因此,此次调研是想通过凉山瓦曲村彝族银饰发展的轨迹与成效的追踪与探寻,一方面想清晰了解瓦曲彝族银饰技艺作为一种地方传统得以再生产的实践性过程;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中,在其他一些地方的同行面临技艺失传的背景下,瓦曲银饰产业逆势增长,从最初赖以糊口的手艺,变成如今帮助全村脱贫、有着国际化视野的特色产业,成长模式足以借鉴。
四川凉山瓦曲村有着较好的地理区位优势,位于越西县贡莫镇西南部,普雄河西的山脚下,距镇政府2.6公里,距越西普雄火车站3.3公里,与河东成昆铁路线和108国道隔河相望。
截止2022年底,全村辖2个村民小组,共364户1694人,其中脱贫户55户253人。现从事银饰加工与销售的村民达226户,667人,占全村总户数的62%。原瓦曲村村民合并为第一村小组,75%以上从事银饰加工制作;2015—2016年易地搬迁来村户组成另一个村小组,除部分居家留守的人学习银饰制作外,大部分青壮年仍以外出务工为主。2022年全村共有117人在外务工,从事建筑、服务、养殖种植等行业。
瓦曲村村民祖上并无银匠传承之说,那么制作银饰的技艺从何而来呢?阿说阿且,一个从昭觉比尔高山迁来的外来户,是他在30年前在把家传的手艺交给了村里年轻人。阿说阿且老人年逾60,出生成长在昭觉比尔则普乡。在瓦曲村银匠的心中,他留给大家的印象就是瓦曲村众多手艺人中的一个,但当有人问起谁最先开始银饰制作的时候,人们马上就能想起他。
瓦曲银饰技艺的定型与传承却不是只靠阿说阿且的私人传授,因为银饰品的精美与錾刻工具密切相关。于是瓦曲村尔工木几加入了进来。尔工木几,彝名叫威色木几,生于1925年,被村民尊称为尔工木几。尔工木几的儿子威色车布,在父亲的熏陶下,也成为一位手艺精湛的银匠,被尊称为尔工车布,他是瓦曲银饰村的开拓者。
20世纪80年代,阿说阿且和尔工木几父子互相取长补短一起打制银饰。到20世纪80年代末,尔工车布打制的银饰比阿说阿且打制的银饰更精美,名声也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初,尔工车布因生意越做越火,于是开始收徒成了瓦曲首家加工大户。此后,瓦曲陆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户,手下小工从三五人到二十多人不等,十天支付一次报酬。
2016年瓦曲村的55户贫困户253人全覆盖进行银饰制作技艺培训。现在瓦曲本村从事银饰加工的有56户,县内村外的有34户,州内县外的有127户(除会理、会东、普格、布拖四县外),省内州外的有3户(主要分布在成都),省外有6户(主要在云南丽江)。现有7名彝族传统银饰加工技艺州级传承人。
瓦曲村银饰制作多为家传、村里邻里互相传授,在传承方面打破了不外传、不传女的传统,但制作加工仍以家庭作坊为主。彝族银饰打制最初由一个人单独完成的工艺,适合小规模生产。除去徒弟不算,彝族银匠大多一人单干,雇工经营往往是雇自己带的徒弟,包吃包住给一定的工钱。工钱的多少,因人(雇主),因地(不同地区),因时(不同年份)而异,也与生意好坏,被雇人的技术好坏等因素有关。
销售方式也有固定和流动两种。固定的销售方式即在固定的地点销售。流动的销售方式则是没有固定的地点,不在一个地方销售,一般在县城、乡镇的赶场天,有一些人背一个小挎包,胸前挂了不少银饰,在街上走来走去,出售银饰。他们根据不同地方赶场日期的差异,变换地方销售。瓦曲银匠大多经历过流动销售,正是多年持续推销和跑动,才有了今天固定的销售渠道和客户群。
总体上看,瓦曲大多银匠仍处于一种即非农村又非城镇的半农村半城镇,或者说半农半工的状态,并没有完全从农村分离。中国城乡二元化刚分离的时候,他们的身份都是农民,银匠手艺与农业没有完全分离,但银匠进城后,一些人会完全脱离农村,成为专职银匠(他们的后代更易脱离农村),与农业完全分离。
近年来,许多掌握银饰制作技艺的工匠纷纷回归,回到普雄镇或越西县城开银饰店,一边制作银饰一边出售,自产自销。银饰制作技艺在彝族居住区又开始复苏,还辐射到了邻近的尔普、渣普、地各、青地等村落,也涌现了海来国忠、曲木克底等银饰制作大户。
瓦曲银饰传统再造,有一个鲜明的特色不能不提,那就是村落是分工的基础,而技术的传承,传统上也以村落为单位。就技艺的传承而言,这样的方式,在今天已经面临很大的挑战。相比而言,另一种分工目前仍在稳定延续——分散又联合的方式:各自分工协作,有的专门加工,有的专门拉丝,有的专门制作,有的专门销售,分工之细,一个首饰的各个部件都有不同的人制作。
这个分工方式,非常接近于1769年由英国发端的现代工业的流水线作业,即每一个生产单位只专注处理某一个片段的工作。但和机械化大生产不同的是,瓦曲银饰制作的分工基础,不是现代工厂,而是分散在以集市为中心,半径十多公里范围的彝族村寨和家户。这种具有瓦曲特色的分工、协作方式,过去主要靠五天一街的集市,现在网络普及后,加上公路交通的便捷,协作方式大大改变,效率也大幅提高,定制服务只需要微信发个图片过去就搞定。
瓦曲村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从购买材料、加工、销售都很完善,有一些村民在县城或者普雄镇上开了门市,还成立了瓦曲彝族民间传统银饰专业合作社、越西县银海首饰有限责任公司、越西古银庄首饰责任有限公司。随着彝族银饰文化传承方式的变化和制作从业人员不断增加,瓦曲村的彝族产业从小到大,初具规模。瓦曲村己初步建设成为集彝族银饰加工制作、销售为一体彝族银饰集散地。
2017年12月,彝族银饰制作技艺被列入凉山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瓦曲村在 2019 年被命名为“文化扶贫示范村”,2019年3月瓦曲彝族非遗手工银饰传统工艺工坊也被授予国家级“非遗扶贫工坊”。2021年8月18日,瓦曲村被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
近几年,非遗工坊带动了40多户当地加工大户走出瓦曲村,将瓦曲村的银饰批发、零售延伸到州内各县市及乐山、成都、昆明等地。同时,工坊结合文明实践站对群众就银饰加工技艺开展免费培训,将非遗和生产生活进行融合,将文化资源转变文化产业,每年培训约600人次,有效帮助村民增收致富。
瓦曲村在凉山州、越西县文化和旅游部门的支持下还筹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并成立了银饰加工专业合作社,目前有社员200多人,其中党员15人,还通过“1+1+1”(1名党员或村组干部+银饰大户或技师+贫困户和群众)的帮带机制,让支部、党员、群众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对群众进行银饰工艺培训,合格的推荐给大户社员使用,从业人员手艺熟练的一天能赚两三百块钱,手艺一般的人员一天能挣一百多块钱,这对促农增收巩固提升脱贫成效起到了积极意义。
瓦曲银饰制作模式,跟今天西南民族地区各地倡导的工艺(业)合作社,其实也有诸多共同之处,从侧面也说明,合作社的松散模式,值得进一步在农村推广和探索。当然,与城市小手工业相比,瓦曲银饰制作模式还在于始终没有脱离农业,没有脱离乡村,可进可退应变灵活。所以,它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城市小手工业的乡村道路。
此外,越西县政府着力实施“非遗+扶贫”战略,充分利用节日和非遗展演活动,从政府层面加大对彝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宣传,如2019“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的国内外杰出诗人们走进越西县乐青瓦曲村、文昌故里景区等地,开展社会历史调查及田野调查活动,并举办诗歌朗诵会。2019年第七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于10月17日—22日在成都举行。越西县有两个非遗+扶贫工坊已经到成都主会场参加展示、展演活动,其中一个就是乐青地乡瓦曲村的“彝族银饰工坊”。
2019年10月17日越西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和越西县普雄镇党委政府在普雄镇举行 2019 年第七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凉山州分会场越西县社区实践活动,400多名学校学生和部分村民参加这次非遗社区实践活动,现场体验和观摩了瓦曲彝族银饰的制作加工。
2020年6月19日,由四川省委两新工委主办、凉山州委两新工委协办的“两新联万村·党建助振兴”在越西县启动,由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和凉山州越西县文广旅局签约成功,合作共建“彩遗坊——彝族传统技艺助力脱贫攻坚”项目,其中就有彝族银饰制作技艺。
瓦曲银饰分工协作方式还有另外一点特别重要的启示。这种分工和手工传统,具有鲜明的定制特点,而且这种定制,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瓦曲银饰,特别是婚嫁胸饰可根据身高、身份、家庭条件、审美品位来做。所以,某种程度上,这种定制方式,就是对工匠精神具体而明确的诠释。而且,与很多现代发明的“工匠精神”不同,瓦曲的工匠精神,植根于凉山彝族传统礼俗文化中,源远流长。
时代在改变,市场在改变,瓦曲银饰也在改变。彝族银饰过去是云贵川彝族地区的民俗生活必备品,是多民族文化共同体构建中充满象征意味的一环,现在瓦曲已经踏出了这片区域,参与了更为广泛的文化构建。改变从创新开始,“远山soft mountain”品牌的建立,折射了时代的变迁。2017年龙红紫娓从伦敦时装学院毕业,创办了“远山”品牌,致力于将现代风格与民族传统工艺相结合,重新诠释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与凉山熟练工匠直接合作,赋予当地工匠全力,为当地创造更多经济机会。同时品牌也致力于推进历史叙事,为世界巧妙地翻译中华民族故事。
目前,以纯手工或半手工为主的瓦曲彝族银饰制作加工的产业链相对完善,但也由于手工规模的局限,产量受到限制。同时相对固定的销售渠道和销售对象,也导致瓦曲银饰产业发展不可能规模化大量制作生产。虽然瓦曲银匠从广东沿海地区引进了压片机、制版机,但拉丝、錾刻、焊接等仍以手工为主,瓦曲不同传承支系的焊接和錾刻手法均有细微不同,经验丰富的买家甚至可以通过焊接点判断该作品出自哪位师傅的手。因此,瓦曲银饰产业化发展中手工技艺传承保护与量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
在中国的非遗保护实践与近期的乡村振兴中,一直存在着两种立场的论争,即是要固守文化传统、坚持其对社会秩序的权威生产,还是要承认并遵循文化传统有着因袭于过往、创造于当下的过程性特质?从整体而言,非遗项目产业化对非遗保护,尤其是村民增收致富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与之同时,产业化背后可能存在的非遗技艺去语境化,以及过度商业化开发等后遗症。在《公约》的相关国际文书都曾明确表述过,非遗项目的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应当成为其遗产的主要受益者。在这个前提下,将非遗及其相关资源进行商业转化,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许多项目的保护实践中,我们看到的现象却是,“受益”被简化为经济利益的获得,文化遗产的传承屈从于消费市场的操控。2015年出台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以及学界近年的相关研讨结果,都指出文化遗产商业化尺度的把控难度,也呈现了推崇经济获利唯一性会为非遗保护带来的冲击与危害:简化模式的存在会造成文化遗产被过度消费,进而在消费资本的操控下,消解文化遗产传统的原真性。实际上,在《公约》的框架中,“受益”所指的本就是非遗在实现其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时,对相关社区的多层面影响。换言之,“社区受益”中的“益处”包含着多个层面的意义生产,比如对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生成、对文化认同感与自信感的提升等。
就瓦曲银饰发展现实而言,非遗保护实践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重要的平台与手段。因此,在乡村振兴的框架下,我们在讨论非遗的存续及其对所属社区的“益处”时,势必要慎思一味向消费市场倾斜的生产性转化、产业开发等举措可能带来的后果。
瓦曲银饰制作在早期兴起和发展时期,村民更多是为了解决生计、脱贫和致富,很少有传承彝族民间工艺和非遗的概念与意识。在调查中发现,时至今日,大部分瓦曲银匠对非遗的认知仍然模糊不清。
但不可否认的是,彝族银饰制作加工技艺让瓦曲村村民先于附近村落的村民脱贫,并实现了居家灵活就业。海来古日,一位听说障碍的残疾村民,因为银饰制作技艺,成了大户曲木吉古子的固定小工。每月的收入不仅可以供养2个孩子读书,还有足够富余。此外,瓦曲村的留守老人和妇女也能实现居家就业,通过居家制作银饰,兼顾了挣钱养家和照顾老人孩子的目的。
从经济视角看,更多制作机器的引入将会大大缩减制作时间、人工和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收入。但对彝族非遗手工技艺保护和传承而言,却是一种拆解和损害。
在金属工艺的设计开发创新方面,工艺与设计是两大核心要素,手工艺人通常精通手艺,但是对于设计方面缺少优势。高校学生擅长设计,但工艺的实践能力比较少,设计师不懂工艺、受到工艺技术的限制,设计出来的作品成功率低。如果可以理论结合实践,设计师自己懂工艺会自己动手制作,那么大量的优秀作品会涌现出来。毕竟做手艺没有实践很难掌握技术。有了实践平台,就可以培养有设计创新意识的年轻人加入传统手工艺的学习,传承手工艺文化的同时,还能解决就业难题。
凉山彝族银饰因其独特的民俗生活和信仰导致银饰品多为地方性消费,也就是说,有特定消费习惯的文化主体以自身持有的地方消费性知识去经营物质生活中的各类消费。就彝族银饰品而言,多为凉山当地彝族在婚丧嫁娶和日常生活中消费,真正流入和渗透到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的彝族饰品占比并不高,多为本民族成员中的生活消费。但伴随着30多年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迅猛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大面积的房地产开发,导致出现了全社会范围的怀旧——对旧时乡村和农家生活的浪漫化眷恋情绪,并将此类情绪求诸具有本土气息和民族特色的彝族银饰品。虽然都市居民里有较多人对舶来品和海外文化较为看重,但近些年来,随着政府推动的文旅活动和节日活动,重视传统文化、喜爱田园风光、追寻乡土之美和喜欢农家乐、乡村游的人群却在持续增长,尤其是受疫情影响,周边游和乡村游的人群大幅度增加。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日益成长的美术品市场和凉山地区旅游市场的发展促使彝族银饰开始了全球化的转型。
但随之而来的设计创新也成了瓦曲银饰产业发展的一大难题。地方性消费更多留恋传统的款式,尤其是婚嫁饰品;而凉山州外、其他民族的消费市场更看中多元化设计,既有民族特色,又要提升日常使用功能,并要弥补布拖银饰繁重的不足,要小而精,因此对款式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这一点来说,瓦曲银饰显然存在比较严重的短板,古朴却并不太精致,设计过于传统,镶嵌款式也显得有些过时。
瓦曲村村委会试图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增加集体经济收入,从而推动乡村振兴。但瓦曲大户各有各的销售渠道和稳定的客源,收入稳定,承担风险低。加入合作社,虽然由合作社出资购买银饰原料,但共享销售渠道和客户,却是不愿意的。此外,合作社给银匠们手工费,销售后的盈利再进行分红,收入却并不如自己制作销售。尤其是大户,本就雇有多位小工,一旦合作分红,收益将大大降低。而合作社在日趋成熟的瓦曲银饰市场,试图开辟新的销售渠道和客户,在以地方性消费为主的凉山地区,也是困难重重。
而之前因享受政策红利搬入越西县城非遗工作坊的瓦曲银匠,因搬迁安置点周边设施尚不成熟,消费人群少,政府承诺的部分扶持政策未落实到位,也导致收入减少。这些曾勇敢探索的银匠也打算3年店铺合同一满,就搬离非遗坊,在普雄镇上就近经营。
在瓦曲银饰制作技艺非遗保护与传承中,应坚持样本保护和活态生产相结合,使瓦曲银饰同时成为民众生产生活中的艺术精品和必需品。一则坚持非遗的本真性保护,保护瓦曲银饰制作技艺的同时,保护使其活态传承的相关文化社区;二则要坚持走凉山彝族银饰传统工艺的生产性保护之路,如开发旅游伴手礼、文创产品等,使传统非遗与现代生活有机对接,将非遗资源转变为文化产业经济。
正如云南斑锡赖庆国认为,“创新不是标新立异、割裂传统,而是要在保证传统工艺的精髓和本质‘不变味’的前提下推陈出新”。在产品研发上,瓦曲银饰不仅要注意银与其他材料、工艺结合共融的方式,还有兼具现代视觉感和满足现代需求,利用新的视觉艺术感表达传统的文化内涵。
目前瓦曲银饰尚未与高校建立稳定的实践合作关系,缺少创新性人才加盟。如果说文化自觉是一种“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了解文化的最佳途径便是言传身教,因此需要逐步推动民族文化教育进校园进社区,提高从业人员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意识。一是政府和瓦曲村委会应积极推动彝族传统银饰制作技艺主动进景区、进社区、进校园;二是培训瓦曲银匠,从而在意识上和行动上接受彝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彝族银饰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基础。一方面,保护手工艺不是短期行为,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代代做下去。仅有应急性措施还不够,还要有系统的法律、政策的规范和保障。提高管理水平,规范手工艺行业的工艺水平,扩大手工艺行业标准的宣传就显得极为重要,否则市场鱼龙混杂将会加速整个行业的消亡。
另一方面,传统民族文化的一个部分,要通过基础文化教育来增强年轻人对传统工艺的理解,少数民族地方的孩子在小学就应该更多地接触当地传统文化知识,树立起民族文化自信。通过手艺的传承以传播和发扬传统民族文化的精髓。只有加强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工艺内涵的理解,才能立足传统,使当代创新成为传统的延续。传统工艺需要传承和发扬,也需要顺应时代的创新,有年轻人的加入,在坚持古老传统的锻造工艺流程的前提下,让器型和设计风格上更为清新、现代。伴随而来的问题就是对手工技艺的立体运作体系,包括版权、知识产权加以全面的保护,有政策基础作为发展后盾,手工艺者才有更多动力实现保护、实现创新、实现产业化。
瓦曲银饰产业化发展和传统技艺传承保护应当积极借助外力,主动搭乘文化旅游的“便车”。在多元消费偏好和范围经济的驱动下,自然景观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已经进入长尾阶段,旅游者在消费中更倾向于理性消费和体验消费,以及偏好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产品。这从包含非遗元素的旅游产品和线路的不断涌现可以力证。同时,在移动互联网和电商平台的助力下,年轻一代的旅游消费群体已经成为非遗旅游产品消费的主力军,而各种非遗产品通过旅游场景塑造,又深度地触及和满足了年轻一代的旅游消费偏好。伴随着他们的消费偏好和情趣,非遗文创商品、旅游服务、娱乐活动等将按照市场的逻辑重构旅游产品体系。
同时,多元化的旅游市场需求,改变了“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消费习惯,代之而起的是“下马赏花”式的旅游休闲。非遗旅游融合顺应了旅游市场对旅游产品类型、产品质量和产品展现形式的需要,因此积极开展“瓦曲银饰制作体验 + 旅游”“非遗节庆 + 旅游”,将瓦曲银饰制作展演、体验与越西“尝新节”“文昌文化节”等节庆活动相结合,无疑将更好地满足旅游者文化体验的需求,从而倒逼旅游供给端向体验化、品质化方向发展。非遗与旅游融合形成的旅游产品,不仅具有层次丰富的体验感、内容精致的新颖感,而且创新重构新的文旅产业价值链,并加速促进非遗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
此外,还需要做好彝族银饰旅游纪念品的创意研发工作,打造具有民族特色和本土特色的彝族银饰产业品牌,成为消费者心目中的购买榜NO.1。
与此同时,传统的手工艺品在本地首先要巩固特色旅游产品的地位,更应设法在巩固凉山地区脱贫成果基础上辐射周边。另外,还要稳步推动彝族银饰文化与科技结合,利用数字技术、“互联网 + ”、云计算、 物联网等高新技术手段,形成 “文化创意”“文化科技”“文化网络”等新兴文化业态,完善彝族银饰市场体系,做大做强彝族银饰文化产品的研发、生产、展示、销售、反馈等渠道,扩大瓦曲银饰产品市场占有率。
瓦曲银饰品后期的销售也应建立专业的营销团队,能利用销售数据预判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的研发方向。互联网对于处在西南边陲的彝族银饰而言是最大化地促进与外界交流的方式。
总体来说,瓦曲银饰技艺传统的再生产和产业化发展,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是不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单纯的文化领域,这句话很有道理。但在文化向产业转化,也就是把民族文化变成一门生意时,这句话就要大打折扣。比如彝族刺绣这门工艺,可以脱离其传统的文化载体,而变成一门没有文化疆界的现代工艺。很明显,从对他们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越是依赖于民族的传统,依赖于民族的传统市场,产业化规模越小,难度越大。所以,某种程度上,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资源,也是局限,文化的传承与产业发展有着多面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细分民族文化的市场,应当知道一些领域,因为文化的特殊性,市场不可能做大;而另一些领域,因为其工艺的特殊性,可以剥离于民族文化的传统载体和传统市场,因而前景广阔。
当然,从传承民族文化的立场看,我们对于民族文化的产业转化,应当有审慎的态度。盲目的产业化,不仅会在市场上失利,民族的传统文化之根也会随之发生动摇。
就目前瓦曲银饰制作而言,手工艺个性化的发展并不需要大规模的产业化,也做不到像机器流水线一样的产业化。手工艺更需要定制性的产业化,定制才更符合目前市场对手工艺的需求,才能满足客户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定制化服务的成本更高,因为定制的服务不能形成制式化可复制的流程,使得运作成本和管理成本提高,但是就目前的发展来看,定制会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消费群体还需要进一步培养,同时也需要手工艺者创造特色,让产品的风格特征更明显,有手艺人的审美设计特征以及文化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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