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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丽新世界》《别让我走》和《使女的故事》三本反乌托邦小说近年来在国内研究热度持续上涨，尤其是极权主义作为反乌托邦小说中经久不衰的话题深受众多学者青睐，如浦立昕（2011）、方幸福（2015）等，并分别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弗洛姆社会性格与社会无意识等角度探讨。但针对三者共性的研究则相对平淡，除上海外国语大学晏凯（2019）就三本反乌托邦小说中的生育政治进行研究外，国内外学者对三本书其他方面的针对性研究相对较少。《美丽新世界》《使女的故事》《别让我走》三本反乌托邦小说诞生于1932年、1985年与2005年，各自代表了其所在时代的特征。分析统治阶级权力运行机制与被统治者需求层次的关系上，根据时代背景、作者角度、国家地缘等因素上各有异同，但其权力模型大同小异。三本书出版的时间顺序渐次呈现了统治阶级权力运行方式演变的时代化与现实化，了解其权力运行机制有利于我们总结资产阶级世界剥削人民的方法论，了解规训手段的共性与特点，从而在社会建设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鉴于此，本文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切入点，探析三部反乌托邦小说中统治阶级权力运作模式。

2 压抑的情感——规训的开始

对归属与爱的需求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中高级需求。这种情感需求不仅包括亲情、友情与爱情，也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兴趣与成就以及人的感知力。对归属与爱的剥夺体现在精神上控制其思想，使被压迫者失去生活情感上的支撑与对生活的热情，从而进一步剥夺其更高层次需求。

归属与爱两个情感概念在三部反乌托邦小说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异化。一般认知中归属即世俗意义的家、学校和社会群体等，爱则普遍引申为亲情、爱情与友情等感情。而在本文讨论的三部小说中则被人为地赋予了特殊含义。《美丽新世界》中新世界人在营养液中由政府集体培养，没有家与家人的概念，归属也不复存在；《别让我走》中克隆人同样为集体培养长大，尽管黑尔舍姆这个孩子们心中的乌托邦在童年时期尽可能实行人道主义教育，也无法掩盖最终剥削的本质；《使女的故事》则是将自由人的家剥夺，归为国有后重新分配给上层阶级。而爱在三部小说中的呈现形式也有不同程度的扭曲与抑制，在《美丽新世界》与《使女的故事》中爱成了社会违禁品，而性则相对来说更容易获得；《别让我走》中对克隆人爱的需求则主要表现为漠视，无论是对克隆人将缺失的亲情投射在导师身上却在成人后被告知“我在窗下看你们的时候会感到厌恶”，还是有关真爱可延迟捐献的传言被告知从未有过的绝望，都体现了人对这群非真正的人情感需求的漠视，甚至认为他们的情感并非真实情感。

2.1 伦理身份的混乱

当政治权利被剥夺，自我就不再为自我，而变成了国有的物质资料。个人与国有界限的模糊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归属的异化，即伦理身份的混乱。对 “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大体概括被统治者身份过渡的心情。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单一的娱乐方式、有限的阅读材料，以及对可见新世界从胚胎培养到生命终结始终贯穿着对自我个性的泯灭教育。在《使女的故事》中，基列国女性的地位在建立政权的短短几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傲视群雄的女强人变成了社会的弱势群体，被剥夺了家人、身份、财产与工作。使女作为各个主教家的代孕工具，被剥夺了原有的姓名，统一以“of+大主教姓氏”为称呼。她们变成了国有资源，其职责是成为国家的精子容器和婴儿制造机器。

“我们的用途就是生育，除此之外，别无他用。我们不是嫔妃，不是艺妓，也不是高级妓女……充其量我们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圣洁的容器，能行走的圣餐杯。”（《使女的故事》）

而在《别让我走》中身份的概念则更为模糊。如果说使女的故事是从自由到毁灭，那克隆人则从一开始就生在围栏的废墟中。尽管与《美丽新世界》相似，克隆人都是培养而非胎生，没有家人与归属，但相比新世界人对野人的蔑视，石黑一雄笔下的克隆人对自己原型则始终抱有羡慕，对自身命运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剪不断理更乱的身份归属是三位主人公痛苦迷茫的来源，也是统治阶级为其精心设置的陷阱。

2.2 性爱界限的模糊

通俗概念上爱与性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而在三本乌托邦小说对两性关系的呈现方式更多的是性爱分离。性是麻痹与抑制思想的甜蜜素，爱是起义与暴动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因此抑制多余的情感对于麻痹思想控制人民是极有效的手段。

在《使女的故事》中性是受到严厉压制的。基列国统治者将性定义为制造婴儿的手段，并禁止了自体性行为和其他与生育无关的性事，但作为人性中无法剔除的欲望途径依然存在，只是比从前更加隐秘。奥芙格雷德作为使女需要履行为所在主教家传宗接代的使命，但如果难以怀孕也可以暗中借助其他男人，这作为使女和夫人们之间的共识被默许。被高压束缚已久的奥芙格雷德选择让尼克帮助她怀孕，而在于他保持肉体关系的过程中渐渐从开始的坚定斗争寻找家人到最后的麻木顺从，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男权下虚假的温柔乡。

而在《美丽新世界》与《别让我走》中，对于性关系则成开放态度，但本质上并无不同，一个是用压制的欲望做诱饵，通过控制性资源（即女性资源）来激发“天使军”的斗志，后两部小说则是通过性的开放麻痹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别让我走》中黑尔舍姆的监护者常常将性与捐献（Donation）穿插起来讲，并且无论是在黑尔舍姆还是在村舍，性的话语和实践从来没有受到压制。相反它是开放的。这种表面的开放遮蔽了内在的约束，它不断地强化克隆人和正常人的二元对立和划分（浦立昕，2011）。而相对开放的性关系也从侧面暗示黑尔舍姆学生对爱与性教育的缺失。在文中凯西、露西以及大多数孩子都没有在恋爱期间建立稳定的一对一的性关系，换句话说学生们性关系的建立更依靠生理性与动物性而不是靠世俗道德约束。监护者用性来强化普通人与克隆人的差别，也借性的开放模糊爱的概念。

3 笼中的尊重——人权的压制

尊重需求既包括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在小说中尊重需求的缺失主要表现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正当权利的剥夺，并以法律、教化等手段将其行为合理化，包装剥削的本质，洗白压迫的原因，洗脑被统治阶级接受命运。目标就是：“让人们热爱他们无法逃避的社会使命。”而统治阶级对人权的压迫主要表现为平等权、生殖权和隐私权。

3.1 层级分明的阶级

三本小说中统治者针对被压迫者都采取了分阶层管理的方式，通过划分三六九等将有限的社会资源根据各阶级进行分配，并通过强制手段让被统治者无法挣脱所在阶级的限制。《美丽新世界》中新世界婴儿不再是胎生而是通过克隆手段集中培养，将人分为五个等级，每个等级又分为高等与次等。《别让我走》中按照生殖差异分为克隆人与正常人，克隆人无法生育，在主体上也属于从属地位，只作为存储器官的容器。《使女的故事》中则各将男女分为不同等级，但男性中除了大主教、天使军外，大多数职业都作为仆人存在，并未呈现。阶级压制的效用主要体现在女性层级中，从高到低依次是主教夫人、嬷嬷、使女、马大、经济太太、荡妇。

3.2 生殖话语的剥夺

生育政治问题是反乌托邦小说中中心思想之一。在《美丽新世界》中新世界人均为集体培养而非自然胎生，女性或被雌体雄化或须终身采取避孕手段，被国家剥夺了生育权。新世界人被教导唾弃“母亲父亲”的存在，认为小家是野蛮文明的遗迹，但潜意识里无法抹去对母爱的向往，如对“小瓶儿”即怀育自己的培养器的依恋；在《别让我走》中克隆人在被制造之初也被采用特殊方式使他们不能生养；使女们则是被基列政权强制生育，如若生下孩子就要被分配到下一家，且孩子只属于主人家，本质也是生育权力意愿的剥夺。无论是禁止生育还是强制生育，都始终无法摆脱科技与权力的干预。

3.3 无处不在的监视

隐私会滋生秘密与反叛，因此统治阶级尽可能压制底层群众的隐私权，通过各级之间相互检举揭发实现政权的稳定。《美丽新世界》中高等阿尔法伯纳德和赫姆霍兹思想上的叛逆被同级察觉并迅速传播，最终会回到主宰者耳朵里；《别让我走》中克隆人即使是在乌托邦一般的黑尔舍姆也无时无刻不遭受着各级学生与监护者的监视；《使女的故事》中的监视则更为苛刻，在一个更为复杂完整的社会结构里，邻居、朋友、上下级、同事之间的检举让人无法开口，生怕自己不经意的话会引来灭顶之灾。

4 自我的泯灭——物化的完结

自我实现的需求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高级需求，人们追求实现自己的能力或者潜能，并使之完善化。目的在于断绝一切控制之外自我实现的可能，从文化上塑造人的思想，从肉体上否定人的主体，从精神上断绝人的希望，最终完成对被统治阶级的物化。

4.1 社会教育的过滤

埃里克·弗洛姆在他的人学理论体系中创造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 和社会无意识（Social Unconscious）（方幸福，2014）。极权社会通过对被统治者社会性格的培养与社会无意识的渗透从根源上为他们限定了自我实现的空间与思想发展的可能。

社会性格的培养是在思想上牵制被统治阶级自我实现的潜在可能，培养出适于国家机器支配的性格。反乌托邦小说中的国家机器尽量通过教化、法律等抑制个体性格，甚至去个性化，鼓励和发展符合社会某种需要的社会性格（方幸福，2014）。在《美丽新世界》中主要是通过睡眠教育、嗦麻和禁书等方式，使人们的思想受限于在国家的暗示下。在培养低阶层德尔塔婴儿时，甚至采用巴甫洛夫的狗实验法，即通过电击低阶层婴儿，让他们本能地痛恨鲜花和书本，从而厌恶自然，顺从地待在工厂做工。通过这些极端科学方法从源头上就切断了人类思想的发展空间与自我实现的可能，培养出各阶层单一且顺从的性格；在《别让我走》中针对克隆人的教化主要是监护者在课堂上灌输捐献光荣概念以及对黑尔舍姆围墙外世界的恐惧。而在《使女的故事》中，由于基列政权建立不久，无法从出生开始对公民洗脑，原教旨主义者选择了更极端的手段企图强行将原有的生活从被压迫者脑海中剔除，如建立了感化中心让所有使女们共同审判无辜的使女，反复诵读“八福词”达到洗脑的功效，目的在于让使女心甘情愿地献身所谓国家利益，完成这场“合法的性侵”。

社会无意识的渗透指一个社会中最大多数成员因受社会压抑而不能意识到的那部分经验。除了在课堂与教化中心接受的显性概念，社会氛围的暗示以及所见所闻的潜移默化也足以成为一种惯性。在《别让我走》中表现为对捐献与完结的模糊化处理。

“导师们刚刚开始给我们正式讲性教育的话题时，他们总是把这些事跟捐献混在一起来说……对于性我们大家都很担忧，同时也很兴奋，自然也就会将其他的信息推到背景中，不大上心。”（《别让我走》）

那个声音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讲述道：“阿尔法孩子穿的是灰色的衣服。他们比我们更加勤勉工作，因为他们聪明绝顶。我是贝塔，真是太开心了……” “在他们醒来之前，它们会再重复上四五十遍，然后星期四再进行一次，星期六再进行一次，总共一百二十遍，一周三次，连续进行三十个月。然后接着上更高级的课程。”（《美丽新世界》）

儿童依靠直觉生活，每一件小事都在规训他，塑造他，使他们成为合乎期待的成品。语言具有微不可查的权力，观念是难以挣脱的枷锁。社会无意识从出生之起便开始渗透，在空白的纸面落下他们本不愿承受的笔画。

4.2 主体存在的否定

社会教育的过滤是对被统治阶级在思想上的驯化，而对主体存在的否定则是对被压迫者肉体身份的剥夺。对主体的否定一方面表现在人在极权与唯科学主义下的异化；基列政权只关注使女子宫能否生产“利益”而不在乎其他价值，由此奥芙弗雷德与其子宫形成一种悖论关系: 子宫原是身体附属器官，现在却凌驾于肉体、精神、思想、人格乃至生命之上，成为占据“中心”位置、压迫人存在的异己力量，主体在专制权力的驱使与异化下沦为丧失人格的 “非人”（汪汉利，2019）。《美丽新世界》中本应由人所主导的科学技术反过来主导了人，人成了科学技术的异化品（李增、刘英杰，2010）。同样在《别让我走》中克隆人的诞生也是人类欲望异化的产物，本质上并不属于真正的人类。

另一方面姓名权的剥夺也让她们成了不折不扣的附属品。使女原有的名字被废除，被冠以所在主教家的姓氏，姓名的出让代表着权力的过渡；在《别让我走》中，克隆人的姓只由一个字母做代码，这就展示了一种对克隆人身份的稀释和缩减，一种非人化。国内学者安捷曾提出这是对克隆人的双重杀害，即从肉体和名字上被杀害了两次（安捷，2021）。

4.3 无法选择的未来

对希望的泯灭是物化的最终目的，是被统治阶级自我实现愿望破灭的标志。克隆人希望延期几年捐献遭拒绝；新世界人有了自己的思想就要被流放，野人也不堪精神重负自杀；使女们的起义一次次被镇压，奥芙弗雷德的反抗也不了了，最终他们的意志只是昙花一现，几朵海上的泡沫永远无法掀起波澜。

“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不是一个短暂的暴力过程，而是一个缓慢的理性化进程。” 被统治阶级生命短暂，作为社会发展的耗材，从麻木到自我意识的觉醒，再到宣传自由思想需要时间。因此在人类的洗脑统治下，被统治阶级既不具备奋起反抗的群体自发性，也没有充分的时间让有觉悟的领导者去传播思想意识，反抗斗争的不可能是必然的结果。（吕日文，2018）

5 双线的斗争——人物与现实

5.1 主体的反抗

面对极权被统治阶级并非完全为人鱼肉，人权的废墟中依然闪烁着可贵的反叛精神。凯西在得知有可能推迟捐献与爱人共度几年后毅然前往母校监护人家中寻求方法，但克隆人的反抗只是人类控制范围内微不足道的波澜，出生以来的教化使他们无法越过叛逆的藩篱。使女奥芙弗雷德的女友莫伊拉在原教旨主义者的强压下多次逃离又被抓回遭受非人虐待，但她与奥芙弗雷德前期对自由的向往与叛逆行径是全书的高光时刻。最直白的反抗当属《美丽新世界》中的独白：

“可是我不要舒服。我要神，我要诗，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至善。我要罪愆......不消说，还有变老、变丑和性无能的权利；时时为着不可知的明日而忧虑的权利；感染伤寒的权利；被各种难言的痛楚折磨的权利。”（《美丽新世界》）

约翰的自白至今仍振聋发聩，他无法认同于这个极权社会，最终的自杀也可视为对这个社会的拒绝与反叛（李增、刘英杰，2010）。而后两部则以更委婉哀伤的方式表达着对极权统治的不堪重负与无可奈何。按照出版时间顺序看，反而是19世纪的《美丽新世界》更直白狂放地宣泄着人的情感，而越接近当下，表现的形式则越隐晦委婉，赋予人物的决心也更加微弱，三本书转变态度的众多细节无不可联系到当下的严峻的政治社会环境。无论是《别让我走》的结尾凯西在爱人离去后独自故地重游的潸然泪下，还是使女的故事注定悲剧的开放式结局，都体现了个人意志对抗国家意志时的渺小。

5.2 落笔即斗争

人物的思想与情感是作者内心在文字上的自我投射，是作者借人物之口对现实的反抗。在写作《美丽新世界》前赫胥黎夫妇曾游历二战前的欧洲，在亲历墨索里尼控制下的意大利，深感极权主义的危害，受此启发创作了这本反乌托邦经典之作；《使女的故事》尽管讲述的是虚拟社会基列的女性悲剧，但每件惨状都曾在人类历史中真实存在。结尾针对基列国女性生存的学术会议中，众多科学家对她们苦难的漠视，甚至开起黄色玩笑，“暗示一些美国作家、学者对历史缺乏应有的尊重，故意将沉重的历史话题转换成荒诞不经的笑谈”（汪汉利，2019）；《别让我走》的创作背景在克隆羊多莉培育成功后，科学上的成就也极大地影响了文学界的创作，作者以克隆人的视角向人类预知了唯科学主义造成的人性危机（李增、刘英杰，2010）。正如萨特所说：“写作是对生活的反抗。”这一句句的呐喊与表白正是人类自由与民主思想的结晶和真实写照，用利刃一般的笔尖刺破现实的混沌蒙昧。人类的赞歌是勇气的赞歌，只有记录下历史的真相，曾经的恶才不会被时间洗刷，我们才会有推翻过往黑暗的可能。

6 结尾

在乌托邦小说中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需求压制总体呈此规律：压制人对归属与爱的需求，剥夺尊重的权利，最终通过对自我实现的泯灭完成对被压迫者的物化与控制;且越是高层次的需求压制力度越强，或表现程度越为单一。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本文讨论的主要为反乌托邦小说中统治阶级对被压迫者中高级需求的剥削，但并不意味着被统治阶级的生理与安全等较低级需求就得到了保障，而只是统治者因利益给予的所谓施舍与暂时性保护。《别让我走》中克隆人器官的撷取需要长期保存在本体，因而监护者在他们捐献前首要任务是保护其身体健康；使女被“层层保护”，统治者美其名曰是守卫她们不被侵犯，实则只是保护子宫这个器官，当婴儿降生后使女便毫无用处，弃之不理；而《美丽新世界》中对死亡的态度也侧面反映了新世界人感知的退化和对生命的漠视。活着与生活是两个概念，前者是作为麻木迟钝的动物拒绝一切生理需求以外的精神文化，而生活是即使清醒中痛苦也依然热爱。如果放弃情感、尊重与自我实现的价值，人便于动物无异，这也是统治者压制被统治阶级需求的本质目的——切除人的感官与思想，让人退化回动物，让他们变成国家机器一块易耗且沉默的砖。这并非简单的愚民政策，而是真正的剥削与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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