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北京;2. 北京联合大学儿童及青少年学习与心理发展研究所,北京;3. 北京市徐悲鸿中学,北京
近年来,学校出勤问题(school attendance problem, SAP)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家庭的和谐稳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1]厌学、拒学(School Refusal)、上学困难、不登校等概念本质上都属于学校出勤问题。全球大约17.8%的儿童/青少年存在学校出勤问题。[2]美国教育部将拒学现象列为十大教育问题之一。[3]日本文部科学省对2021年日本青少年不上学人数调查显示,在排除生病等原因外,不上学天数超过30天的中小学生为244 940人。[4]国内陈玉霞等学者在拒学研究结果中发现,广州市中小学生拒绝上学行为的检出率为22.5%。检出率随着年龄增加呈现上升趋势,小学阶段(8~12岁)处于较低水平(4.5%)。进入中学阶段陡增(24.6%),约1/3的学生有拒学行为。到高中阶段,拒学行为的检出率高达37.6%。[5]
当孩子面临出勤困难时,家庭作为共同体也受到影响。这不仅是对孩子的挑战,也是对家庭心理韧性和抗风险能力的考验。家庭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在适应过程中扮演双重角色,体现在家庭资本既能带来“福”,同时也潜藏着“祸”。家庭资本中的“福”,指的是家庭所拥有的资源和优势,能够成为家庭适应过程的支持,促进家庭的适应和加快复学的进程;而家庭资本中的“祸”,指的是家庭资本给家庭适应的整个过程带来的阻碍和挑战。拥有不同程度的家庭资本的家庭在面临出勤困难时会发挥出不同程度的复原力。本研究将研究问题确定为:
(1)拥有不同程度家庭资本的家庭是否在家庭适应过程中存在差异?
(2)家庭资本是如何影响学校出勤困难青少年家庭适应过程的?
(3)家庭资本对不同家庭适应类型的适应策略和复学结果有何影响?
青少年出勤困难问题始终是各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已有大量文献界定拒学相关概念以及从时间维度梳理了拒学相关概念(逃学、学校恐惧症、分离焦虑、拒绝上学、拒绝上学行为、学校出勤问题)的历史演变过程。[4,6],在此基础之上,不少学者在界定拒学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青少年学校出勤困难的影响因素。[7-9]也有部分临床心理医生和学者从临床视角来界定青少年不上学行为的现象、表现及治疗。[10-12]
部分研究者将拒学分为主动拒学和被动拒学。主动拒学指学生拒绝上学但仍有学习兴趣和能力,无明显社会功能损伤;被动拒学则指学生因无法适应学校教育,承受巨大压力,导致心理或身体不适,且家庭无法提供更多成长支持。[13]刘丽秋针对具体案例得出学生不去上学的三种类型,分别为短暂偶发型、间隔反复型、持久困难型。[14]短暂偶发型指拒学不超过一周的偶然情况;间隔反复型,又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型”,指每次拒学持续不超过一周,但会间隔性反复,可能持续两三年;持久困难型则指拒学持续一个月至一年甚至更久。
近年来,研究者们已经将拒学这一概念扩展到了学校出勤问题(School Attendance Problem),学校出勤问题包含了拒学(School Refusal),旷课(Truants),退学(School Withdraw)和学校排斥(School Exclusion)等多种形式。[15]因此,本研究将这一概念本土化,用学校出勤困难来形容学生不上学现象。
影响青少年出勤困难的因素众多,目前国内外大部分研究主要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等三个维度来分析影响因素。
从个人因素来看,身体素质欠佳是一个重要因素,包括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先天性心脏病、癌症等慢性疾病和精神疾病。[16]此外,还有研究者发现,在有此类行为的学生中一般还会出现焦虑、抑郁障碍、躯体化、强迫症状、恐怖等心理问题。[17]也有研究表明,个人特质也是影响学校出勤的因素。性格胆小、敏感、行为退缩的儿童更易出现出勤困难,最终可能导致拒学行为。青少年时期,自我意识迅速发展,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失衡,如对外在形象和能力的不自信,也可能导致不愿意上学。[18]
从家庭因素来看,家庭环境、家庭教养方式、家庭氛围、亲子关系等都会影响孩子的上学行为。有研究发现青少年问题行为与家庭环境相关,家庭环境质量越差,越容易出现问题行为。[19]在家庭环境调查的各方面中,家庭成员亲密度、情感表达、家庭成员自主独立性、家庭矛盾的发生与否、家庭知识性文化普及、组织性和控制性也是青少年产生拒绝上学心理的影响因素。[20]
从学校因素来看,王晓雪等人研究147例拒绝上学青少年,排在所有拒绝上学原因的前三位的是学习压力大、考试频繁作和业过多与只愿居家(上网、睡觉)。[21]转学、学习困难、考试不及格、严厉管教、校园暴力、刻板规章和枯燥教程等学校内的事件都是出勤问题的诱因。[22]另外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影响青少年成长,中国教育调查委员会数据显示,师生互动对青少年身心健康至关重要。[23]
本文从家庭资本的理论视角来分析出勤困难青少年的家庭适应过程,其理论来源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资本理论。家庭资本的概念最早源于社会资本理论。家庭资本是个体天生拥有的、无法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的先赋性因素。从家庭资本对子女各方面的影响也因此可以细分为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24]2004年,美国学者弗雷德·卢桑斯(Fred Luthans)提出心理资本作为第四种资本形式,强调个体积极心理状态对成长和绩效的影响。[25]心理资本是指可以帮助个人成长、提高个人绩效的一种精神资源。[26]文化资本是由布迪厄提出的,将其划分为三种形式,涉及到家庭成员的知识、技术、能力及其家庭所拥有的文化物品和教育资格。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从功能的角度出发,把为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的各种社会结构要素的组合界定为社会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主要是从“社会闭合”和“社会网络资源”两个视角展开。其中,“社会闭合”是由科尔曼所提出的,是指代际之间的互动和家校之间的互动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社会网络资源”是布迪厄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所提出的,强调家长的社会网络中蕴含的资源对子女教育获得和社会再生产的影响。[27]
本研究采用海报的形式在各大社交网络平台和社群公开招募研究参与者,涵盖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在个案的选取上,符合理论饱和原则,选取具有鲜明差异的个案。基于以上原则,最终选取了8位学校出勤困难已经达到一个学期以上的中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的呈现时均作匿名处理,保护研究参与者的个人隐私,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个案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Table 1 Information about study participants
化名 |
性别 |
地区 |
出勤困难时年级 |
出勤困难持续时间 |
母亲职业 |
父亲职业 |
父母婚姻状况 |
凌雪 |
女 |
安徽 |
高一 |
两年半 |
小学教师 |
小学教师 |
— |
文博 |
男 |
河南 |
初一 |
四年 |
个体户 |
个体户 |
— |
杨阳 |
男 |
北京 |
初三 |
三年 |
企业技术人员 |
大学教师 |
— |
子玉 |
女 |
北京 |
初一 |
两年 |
科研人员 |
企业主管 |
— |
雨彤 |
女 |
四川 |
初一 |
四年 |
个体户 |
个体户 |
— |
嘉煜 |
男 |
河北 |
初三 |
三年 |
中层管理人员 |
超市收银员 |
— |
俊辰 |
男 |
江苏 |
高一 |
两年 |
会计师 |
— |
— |
博宇 |
男 |
北京 |
初三 |
三年 |
企业员工 |
— |
离异 |
以下是对研究对象学校出勤困难后的基本情况描述。
(1)凌雪
凌雪因无法达到父母的期望,导致亲子关系紧张,最终拒学。经诊断,凌雪患有焦虑、抑郁、恐惧和强迫等症状。休学期间,父母对凌雪缺乏理解和沟通,过度的责骂加剧了双方的沟通障碍。尽管如此,凌雪仍渴望获得父母的认可,并试图通过控诉行为试图获得父母的重视和陪伴。
(2)文博
文博在初中阶段遭遇了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认同危机,失衡引发了文博的自我怀疑和情绪失控,最终导致无法上学。虽然在父母的积极支持与鼓励下两次尝试复学,但终因没有做好充分地身心准备,都以失败告终。目前,文博仍然无法重回学校。
(3)杨阳
杨阳因患有强迫症而在学业和人际关系上频繁受挫,表现为过分追求完美的结果。休学期间,杨阳再度陷入痛苦和焦虑之中,但在家庭持续的关心和支持下,加之其对学习并无抵触情绪。最终,杨阳顺利回归学校。
(4)子玉
子玉因教师重视成绩和严格管理而受心理创伤,加上缺乏同伴支持,最终无法上学。休学期间,在药物和心理治疗下,父母不断学习和反思,给予持续陪伴和帮助。最终,子玉成功复学,身心健康显著好转。
(5)雨彤
雨彤在初中时期因无法承受教师长期的消极评价,最终休学并确诊抑郁症。转入新学校后又因网络诈骗受创,对学校产生强烈抵触情绪。经治疗和父母陪伴,雨彤参加中考并进入职业高中,但在校状态仍不稳定。
(6)嘉煜
性格内向敏感的嘉煜在初中阶段因沉迷游戏导致成绩下滑,引发自我怀疑并休学。休学后入读本地高中,但因无法承受压力再次拒学。休学期间,父母焦虑并积极寻求专业治疗,尽管嘉煜有所好转,但问题未完全解决。
(7)俊辰
俊辰在初中阶段因受到英语老师的严厉批评和人际矛盾受挫,出现断续的上学行为。高一下学期,俊辰被诊断为抑郁症和焦虑症并选择休学。休学期间,俊辰生活作息昼夜颠倒。尽管在父母的鼓励和支持下重返学校,但仍表现出间歇性的拒学行为。
(8)博宇
初二下学期,博宇因青春期逆反心理和居家学习,并沉迷游戏,导致成绩下滑并拒学。休学后被诊断为焦虑症并出现惊恐发作。尽管亲子关系有所改善,博宇身心状态好转,但仍未返校。
本研究主要以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和实物收集法进行资料的收集,并以备忘录作为辅助资料。累计访谈时间2998分钟,受到疫情限制,访谈都是以线上通话或腾讯会议的方式进行,具体如表2所示。本研究的资料分析采用情境分析法和类属分析法,对单个案研究采用情境分析法,跨个案研究采用类属分析法,为确保参与者的隐私,对所有受访者个人信息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表2 访谈资料一览表
Table 2 In-depth interview data
访谈对象 |
访谈日期 |
访谈方式 |
访谈时常 |
凌雪爸爸 |
2021.10.27 2022.06.15 2023.01.02 |
腾讯会议 |
01:46:04 00:17:30 00:38:43 |
文博 |
2022.02.28 2022.06.16 2022.06.20 |
腾讯会议 电话通话 微信通话 |
01:39:05 00:21:36 00:38:51 |
杨阳 |
2022.03.01 2022.12.15 |
腾讯会议 |
02:26:49 00:06:49 |
子玉 |
2021.10.27 2021.11.30 2022.06.15 2022.12.16 |
腾讯会议 |
03:18:11 01:33:13 00:23:43 00:06:25 |
雨彤 |
2022.12.17 |
腾讯会议 |
02:57:08 |
嘉煜 |
2021.11.02 2022.06.15 2023.01.02 |
腾讯会议 |
02:20:41 00:19:34 01:19:06 |
俊辰 |
2021.11.03 2022.03.22 2022.12.04 |
腾讯会议 |
02:07:11 00:48:41 00:57:37 |
博宇 |
2022.06.17 2022.12.30 |
腾讯会议 |
01:31:15 02:08:37 |
“我的孩子还能上学吗?”这是大多数出勤困难青少年父母关注的问题。通过跨个案分析显示,从出勤困难到复学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本研究将8个个案家庭心理历程分为四种类型:稳定复学型、自洽平稳型、持续卡滞型和动荡复学型。如图1所示,家庭适应过程涉及青少年身心状况和父母支持理解两个维度,并根据这两个维度将结果划分为四个象限。
稳定复学型的家庭是指,学校出勤困难青少年的家庭适应状态良好。杨阳和子玉的家庭适应过程属于稳定复学型。稳定复学型的孩子之所以能够顺利回归学校,是当孩子出现问题时,父母不是一味地斥责,而是愿意且积极地去改变教育策略以及采取干预措施。今天儿子去学校报到了,在学校“待”住了(杨阳妈妈);孩子已经整整恢复上学满一年了,青春期的孩子状态越来越好,热爱学校,也能直面成长中的各种问题(子玉妈妈)。
自洽平稳型的家庭是指,学校出勤困难青少年的家庭适应状态平稳。文博和博宇的家庭适应过程属于自洽平稳型。这个类型的孩子由于身心状态并未准备好没有回归到学校,但是已经寻找到更适合自身成长的道路。与此同时,父母对孩子不上学的态度也给予更多的宽容和理解。我是准备今年6月份,我们这里有些考试,参加单招,通过专科,还有成人自考本科,我准备这个路径继续学,学海无涯(文博本人)。我说你也不用太担心,九月份也去不了,你就过好自己的生活,按照你自己的节奏走就行了(博宇妈妈)。
持续卡滞型的家庭是指,学校出勤困难青少年的家庭适应状态复杂。凌雪和嘉煜的家庭适应过程属于持续卡滞型。这个类型的父母始终无法对孩子不上学给予释然,孩子的身心状态也持续糟糕,无法回到学校。上次就是一提到回自己学校,他就害怕。他一想到那个学校,他就进去不了(凌雪爸爸)。刚刚跟他谈了一下,发现这个孩子他还是非常倔强的,他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就是跟认了死理一样,这会就倔在那,怎么都不回去,意思就是说早就想好了,死活不会去上学(嘉煜爸爸)。
动荡复学型的家庭是指,学校出勤困难青少年的家庭适应状态动荡。雨彤和俊辰的家庭适应过程属于动荡复学型。孩子们由于创伤太过严重以及父母对孩子回到学校太过于心急,导致孩子在是否上学上反复横跳。他现在在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吧,他确实那种恐惧,紧张,害怕这种情况又出来了,然后我当时就把他带出来了(雨彤妈妈)。
图1 家庭适应过程的结果类型
Figure 1 Types of outcomes in the family adaptation process
在学习中,个体的学习动力受积极情感(如成就感、归属感)或负面情感(如挫败感、痛苦)影响。繁重、高难度、高强度的传统教育模式可能让孩子感到被“学习和学校拒绝”。[28]有部分出勤困难的青少年无法适应传统的教学模式,这类父母基于自身优渥的家境会更多的考虑国外的教育体系。国际学校提倡个性化学习,采用多元化教学,氛围轻松,父母更愿意选择此类学校帮助孩子重返校园。然后就转学,就转到了国际学校,希望有一个新的环境,相对于国内的体系会相对的轻松一些。使得她能够就是回到原来的状态(凌雪爸爸)。
根据8组家庭的历程,家庭疗愈与注能的方式有两种取向。
第一,向外探寻。当孩子无法像同龄人一样上学,反而在家过着“晨昏颠倒”的生活,这对家庭是巨大挑战。父母内心复杂,困惑孩子为何突然改变,愤怒孩子为何如此脆弱,感到绝望和无助。[29]然而,他们并未放弃,而是急切寻求治疗和干预,包括医院检查、心理治疗和外部资源。首先是医院检查治疗,我们到了六院找了最好的精神科的医生,心理门诊部的主任我也是找了(子玉妈妈)。然后10月8号我们就去医院,去回龙观医院,确诊强迫症(杨阳妈妈)。在进行基础的心理治疗的同时,父母也有通过各种途径寻求心理咨询的资源,希望给孩子那阴霾的日子带来阳光,能够更好地帮助孩子恢复。他不上学了,我就开始找咨询师(杨阳妈妈)。后来正好我有一个中学同学是在河南的一个大学学心理学的,应用心理学,他以前学医的,我就赶紧跟他联系,后来他就一步一步教我(子玉妈妈)。休学后的青少年们由于长期居家不出门,父母害怕孩子与社会脱轨为此感到焦虑,不断地寻求外部资源,以帮助孩子更好地与家庭内和家庭外的人建立社会链接,避免自我封闭。我叫了个校外的体育老师,就给他们上体育课,在我们的小操场(杨阳妈妈)。我还在这群里找了两个大学生,男大学生跟他年龄差不太多,但是又能起一定的引导作用的,跟他聊。还找了一个陪伴姐姐,就这样陪,至少他也没那么封闭,有个姐姐能愿意跟他聊天(杨阳妈妈)。
第二,向内生长。出勤困难青少年的父母不仅寻求外部资源,还向内求索,通过阅读和心理课程自我学习,提升自我,了解自身和孩子的需求。那本书是李旭博士的那本书,让孩子爱上学习,确实收获良多(凌雪爸爸)。她爸爸现在几乎把所有教育的书都买了回来学习(子玉妈妈)。
出勤困难青少年的父母经过或长或短的修炼均逐渐转变了教育期望和教养方式。
一方面,教育期望,从狼性到佛性。近年来,“鸡娃”式教育备受关注,强调外在成绩和奖项,忽视内在体验与自我发展。这种观念在出勤困难青少年的家长中也较为普遍。我和妻子所在的学校教师子女高考都考得特别好,上清华的,上浙大的,出国留学的,再加上我们亲友当中学业优异的也比比皆是。那时年轻气盛,觉得我们孩子也应该这样,甚至要更胜过一筹才好(凌雪爸爸)。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高期望源于残酷现实下的利他动机和熟人社会中的利己动机。面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赢者通吃”文化促使家长重视教育,希望孩子拥有美好未来。同时,熟人社会推动了精神层面的“利己”动机,既体现在追求面子和虚荣,又涉及自我实现和责任感。[30]出勤困难孩子的父母对教育有高期望,可能源于熟人社会的比较或“利己”动机。他们逐渐反思这些期待是满足自我需求还是孩子需求,开始尊重孩子的主体性,意识到孩子是独立的个体。原先我有一个比较挣扎的点,就是要不要把孩子复学作为我们的目标。但是现在我也有自己的判断,我觉得复学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个目标去努力的话,可能我们所有的东西会有变形的(子玉爸爸)。
另一方面,教养方式,从拒绝到接纳。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是指家长在抚养和教育子女过程中所持有的行为倾向、行为模式,以及教养态度的综合。[31]戴安娜·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根据“父母要求”(干预孩子选择的程度)和“父母回应”(对孩子的回应程度)两个维度,将教养方式分为专断型、权威型、放任型和忽视型。结合这一理论,出勤困难青少年的家长更倾向于权威型和专断型教养。一方面,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选择高度干预,期望严格,要求程度极高;另一方面,“父母回应”处于模糊状态,家长以让孩子接受自己想法为目的进行回应。[32]受“学历至上”观念影响,出勤困难青少年的父母不理解孩子的拒学行为,甚至打骂,忽视情绪需求,急于复学。经过博弈,父母逐渐反思,放下姿态,接纳孩子,关注其内在需求。这一转变成为孩子好转的关键,也促进了家庭的治愈。之前在孩子分享的时候会敷衍让孩子去学习,现在会同理孩子,和孩子深入沟通。沟通的过程也是一个消化负面情绪的过程,孩子的情绪应该被接纳(子玉爸爸)。
良好的亲子关系反映个体素质和社会支持,能提升青少年心理资本和亲社会行为,对出勤困难青少年的心理发展至关重要。[33]出勤困难的青少年由于认知偏差和情绪管理能力不足等原因与父母缺乏良性的沟通,使得亲子关系持续恶化。他爸有几次拿皮带抽他,你知道孩子他不会服软,他就会觉得你有本事把我抽坏抽死了。他就是这性格,就不会服软。(俊辰妈妈)。沟通是一座桥梁,连接了彼此的内心,亲子沟通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34]亲子沟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至关重要。父母积极求助、反思,持续沟通并无条件接纳孩子,给予安全感有助于青少年更好地恢复。之前在孩子分享的时候会敷衍让孩子去学习,现在会同理孩子,和孩子深入沟通。沟通的过程也是一个消化负面情绪的过程,孩子的情绪应该被接纳(子玉爸爸)。第一个就是我告诉他,吃穿住用目前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包括今天我还打电话跟他说,无论什么时候,家就是你的一个港湾,就是你的一个避风港(嘉煜爸爸)。
通过对上述影响因素的分析和总结,研究者发现学校出勤困难青少年复原的过程与结局类型与家庭资本息息相关。结合结论中青少年学校出勤困难类型与复学历程中可以看到,家长配合的背后是有家庭资本作为支撑的,不同家庭在资本拥有量上存在显著的差异。[35]
家庭资本是通过延续有形的家庭资本和无形的地位优势来影响子代教育获得,实现教育及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36]具体而言,家庭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这四种资本各自具有其独特的功能——分别具有学校出勤困难家庭适应的物质基础、精神期待、外部资源和内部资源的功能,并在出勤困难青少年的家庭适应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呈现出“福”“祸”相依的状态。
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不仅仅能够为孩子的发展提供更丰富的资源,将会为其子女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物质投入。[37]家庭经济状况愈好,其经济资本、心理资本、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存量愈多。对于学校出勤困难青少年家庭来说,经济资本丰富的家庭可以为子女提供额外的教育和医疗支持。出勤困难家庭经济资本具体可以表现在教育资源投入和疗愈成本等。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学校出勤困难青少年家庭将为子女提供更多的物质投入。
家庭文化资本影响教育期待与学业成就。家庭文化资本的充裕程度,通常与家长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呈正相关,其中高学历家长倾向于把教育目标定得更高。对孩子适度的期待能激发学习动力,过度则会导致学业焦虑。特别是那些面临学校出勤困难的青少年,家庭文化资本带来的影响更为复杂。在文化资本雄厚的家庭中,家长过高的期望可能会给孩子带来额外的学业和心理压力,也可能无法理解孩子在学业上遇到的挑战。高学历家长的“光环”给孩子带来更大压力,易导致出勤困难。相反,文化资本较低的家庭支持有限,对出勤困难的接纳度较低。但文化资本的积累可能为孩子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更多理解和支持。
学校出勤困难青少年家庭在社会资源引入上主要体现为青少年寻求外部资源,例如转学到新学校、获得优质心理治疗资源等。也有研究者将家庭社会资本分为家庭内部社会资本和家庭外部社会资本,内部社会资本是指父母与子女的沟通、交流和陪伴;外部社会资本是指父母、子女与其他家庭的父母、子女之间的交流。[38]这一点在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家庭外部社会资本存量高的学校出勤困难青少年父母会通过自身的社会网络为孩子提供更广泛的社会支持系统,包括主动与有相似经历的家庭建立链接、社区资源和专业服务的获取。
家庭心理资本是一种重要的保护性因素,它能够帮助家庭减少诸如离异、家庭亲密度低,以及家庭经济困难等家庭风险事件对青少年的威胁。首先,对于出勤困难青少年的家庭而言,通过对家庭环境的改善和心理资本的培育,可以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预防学习和心理障碍。[39]其次,家长自身所隐含的心理资本也能为青少年带来积极影响,如希望和自信,帮助他们渡过难关。[40]学校出勤困难青少年的家庭中,在父母不断地理解和接纳孩子,并进行有效的亲子沟通时,孩子们也在接纳父母,不断地作出改变。因此可以通过对其进行心理资本的介入,来协助青少年建立希望,培养其乐观精神,提升其自我效能,增强复原力。[42]
在家庭适应过程中,家庭资本的“福”与“祸”具有流动性,四个家庭在“福”与“祸”之间动态转换。
稳定复学型。此类家庭中,父母最初对孩子的学业期望过高,给孩子带来压力。但当发现孩子停滞不前时,父母及时反省并调整教育方法,改善亲子关系,实现从“祸”到“福”的积极转变。
动荡复学型。这类家庭的孩子在父母的关心下状态好转,但父母急于让孩子复学,未给予足够缓冲时间,导致孩子在压力下反复拒学,表现出从“福”到“祸”的微妙变化。
自洽平稳型。面对孩子出勤困难,父母最初焦虑指责孩子,导致困境加剧,但通过自我反思,接受孩子不上学,认识到学校并非唯一途径,孩子也在停学期间积极努力,体现了从“祸”到“福”的动态变化。
持续卡滞型。父母对孩子抱有高期望,难以接受心理问题和拒学事实,逼迫孩子陷入困境,同时也缺乏理解和包容。这类家庭中的“福祸”转换并不明显,而是处于一种持续的僵持状态。
通过对文本资料的分析,研究根据以下维度分别对每个个案家庭的家庭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得分进行评估,如表3所示。
表3 家庭资本评分维度
Table 3 Dimensions of family capital score
家庭资本 |
评分维度 |
经济资本 |
1.家庭物质财富积累情况(3.5) 2.对子女的教育投入(3.5) 3.对子女的其他投入(3) |
文化资本 |
1.家庭中的文化实体和文化环境(3.5) 2.家庭成员的个体文化修养(3.5) 3.父母具有的资格证书或文凭(3) |
社会资本 |
1.通过社会关系可获得的资源(4) 2.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女的沟通、交流和陪伴(3) 3.父母、子女与其他家庭的父母、子女之间的交流(3) |
心理资本 |
1.家庭成员自我效能感(2.5) 2.家庭成员的归因方式和处事态度(2.5) 3.家庭成员的心理韧性(从逆境、挫折和失败中恢复的能力)(2.5) 4.家庭成员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实现预定目标的动机状态(2.5) |
其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每一项满分为10分,家庭资本总分满分为40分。通过研究者和两位专家的共同按照标准进行赋分(三人评分具有一致性),得到图2中个案家庭资本得分,我们得到稳定复学型、自洽平稳型、持续卡滞型和动荡复学型个案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得分。
经济资本的分值反映了家庭的物质条件和对子女在出勤困难所需的经济投入能力。经济资本分数较高的家庭,在出勤困难的整个过程中,可以为家庭提供更多的适应优势,具体表现在优质教育资源和医疗支持的引入上。文化资本的得分体现了家庭的教育期望和丰富的教育资源,高文化资本家庭的孩子可能要承受更多父母催促他们重返校园的压力,但也有可能获得更多理解。社会资本的分数揭示了家庭的社交网络和获取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雄厚的家庭,可以为子女谋求更广泛的社会支持系统。心理资本的得分反映了家庭成员的心理韧性,起到缓冲和保护作用,帮助家庭更好应对挑战,为青少年提供稳定的情绪支持和正面榜样。
图2 学校出勤困难青少年家庭资本得分
Figure 2 Family capital score for youth with school attendance difficulties
四种学校出勤困难青少年类型的家庭资本得分为:稳定复学型>动荡复学型>自洽平稳型>持续卡滞型。杨阳和子玉的家庭资本得分最高,均属稳定复学型,这类家庭在经济支持、社会资源和父母心理资本上得分较高,青少年更易适应并回归学校。持续卡滞型家庭资本得分最低,缺乏经济投入和社会资源,父母对孩子拒学的态度未转变,导致复学效果不佳或过程反复。
当家庭成员具备较强心理韧性和高接纳度,伴随着高经济投入、优质外部资源和教育支持,学校出勤困难青少年的身心状况和出勤情况更易改善。同时,家庭若能正确处理家庭资本中的潜在“祸”,便能实现“祸”向“福”的转化,帮助家庭顺利渡过危机。
家庭资本得分的高低与出勤困难青少年家庭的适应过程密切相关。稳定复学型家庭在所有资本维度上得分较高,说明家庭资本综合优势有助于青少年顺利复学。相比较而言,持续卡滞型和动荡复学型家庭在某些资本维度得分较低,限制了其处理问题的能力,导致家庭在整个适应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和挑战更多。
各类型家庭适应过程的阶段性特征,揭示了家庭面对青少年出勤困难的心理变化和适应机制。从焦虑无助到复学稳定,从崩溃绝望到自洽平稳,从愤怒斥责到持续卡滞,从迷茫无助到动荡复学。这些阶段既体现了家庭内部的动态调整,又指出了外部支持系统的重要性。教育工作者要认识到这些阶段性的特征,对家庭进行相应的扶持和干预,帮助家庭平稳过渡和适应。
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方法,丰富了家庭资本理论在青少年学校出勤困难家庭适应过程中的应用。研究结果支持了家庭资本理论中的不同资本维度对帮助家庭克服适应困难的潜在影响,进一步揭示了为何有些家庭能够帮助孩子重新回归学校或选择其他成长路径,而有些家庭的适应过程相对曲折。
本文探讨了家庭资本对学校出勤困难青少年家庭适应的影响,尽管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局限。首先,样本数量和地区有限,可能影响结果的普遍性。其次,因疫情影响,访谈均在线进行,缺乏非言语信息和实物资料。资料分析中,研究者的主观性可能影响编码过程的准确性。此外,由于缺乏测量工具,家庭资本评分可能存在主观误差。这些不足为未来研究提供改进方向,有助于为出勤困难青少年家庭提供更有效的支持与干预策略。